焦虑之外的关怀

焦虑是现代化的症候，弥漫在各个群体之中。最近发生的一些公共事件，成为社会焦虑释放的窗口，也把焦虑打上了中间阶层的标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分化的必然产物，也被寄予了社会稳定器的厚望。按照国际流行的理论，橄榄型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形式，中间部分越大，就越具有稳定性。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目标。

尽管中间阶层的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是它们在各国形成的路径和在国内社会政治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有人喜欢将发达国家愤怒的中间阶级与中国焦虑的中间阶层进行类比，以说明全球化产生了共同的后果。认真想来，虽然这些现象类似，实则差异巨大。除了国情不同外，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发达国家中间阶级的愤怒来自他们收入减少带来的挫折感，中国中间阶层的焦虑则由于收入提高后对更高质量生活的期望。

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们中的每个家庭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大部分人通过勤奋的工作、精明的理财等合理合法的方式，在两代或者三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收入的快速增长。在他们中间，相当数量的是国家公务人员，他们更直接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因为如此，中间阶层在中国的转型发展进程中不仅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还承担着其他更为重要的责任。

一个责任是社会融合。中间阶层下面还有大量的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有人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中间阶层有期望，底层社会不绝望。中国的中间阶层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毕竟处于上升的阶段，相比底层社会成员来说，有着更扎实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他们有更多的表达渠道和更强的表达能力，能够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变为社会舆论，从而更主动地影响决策和政策。尽管物质条件的改善，使得越来越多处于中间阶层的家庭有能力走出国门寻求生活质量的提升，甚至选择离开，但是大部分的家庭依然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共同发展，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关注底层社会，推进社会的融合和团结，是中间阶层的道义性选择。从越来越多投身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中间阶层带给社会的希望。

另一个责任是社会动力。社会的过度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固化都会削弱整个社会的活力。有研究表明这两种倾向都在出现，中间阶层处于夹缝之中。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改革，打破利益的藩篱，中间阶层应该成为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对更高质量生活的期待，既是改革的压力，也是发展的动力。许多中间阶层来自体制内，更要少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多一些时代意识和担当精神，从自身做起，从改造周围小环境入手。只有中间阶层的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才能找到持续的动力，中国的社会才会真正成熟起来。

当下的中国，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是上升的和充满希望的。我们的周围，依然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是因为我们眼睛只关注于物质的满足，从而在相互攀比中失去了定向的罗盘，用精致的利己主义掩盖住了对时代精神的追求。多一些社会道义，多一些社会责任，多一些精神，肯定会让中间阶层更为强大，让这个社会更为健康更为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