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平面化与感性解放

感性和身体是同一的，它们与理性的关系是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被压抑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对二者的歧视，这种压抑同时使现代社会人群的生存产生了种种危机。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文化则主张感性的解放，它表现在身体的凸显、新感受力的提升、审美快感的泛化、审美和艺术的欲望化追求方面，所有这一切，都表征了当代文化的平面化的突出特征。

第一节 被压抑的感性与身体

这里的感性主要是指感觉经验，在西方理性主义者的眼中，感觉器官所产生的感性经验因为其常常改变而充满错觉，使人难以把握，具有不确定的特点，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相比之下，由于理性的抽象演绎，从概念到概念最终能够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果，所以理性的地位自然就比感性要高贵，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随处可见。古希腊理性主义奠基人柏拉图将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的思想综合后阐述了自己的思想：“感官所知觉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它是变化流动的世界，今日如此，明天变成别样（赫拉克利特）；它无非是现象、虚幻。真实的存在是常住不变和永恒的东西（巴门尼德）。因此，要取得真知识，必须认识事物常住不变的本质。只有思维、运用概念的思维，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存在；它认识本然的存在、在万变和繁杂中保持始终如一的东西，及事物的根本形式。”所以在灵魂的三个层次中，柏拉图设定了理性的崇高地位，它凌驾于意志与情欲之上，于是人们在《理想国》中见到柏拉图的理想社会：统治这个社会的是理想的哲学王，而代表感性的诗人则被逐出这个理想国。而近现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奠基人笛卡尔也是这样看待感性的：“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绝不完全加以信任。”可见，笛卡尔仍然延续着理性高于感性的观念，在他的影响下，整个近现代的形而上学都坚持着理性主义的路线，感性、经验始终被视为低一级的能力。到近代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也没有改变，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定义，就表明他仍然认为理念决定着感性的美的存在。

由于理性主义在西方雄霸了两千余年，感性也就一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在哲学思想中的处境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自身也发生着同样的遭遇，这样压抑的直接结果就是带来生活的痛苦情绪、情感，这方面反映最突出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在文学领域，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中的小职员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遭遇，深刻揭示出理性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在绘画领域，梵高的《向日葵》等一系列画作，以浓烈的色彩反映出内心世界的生命欲望，这是感性生命反抗理性现实压抑的外在表现；在音乐领域，勋伯格所创立的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序列音乐，力图以感性的创作形式来打破理性主义主宰下的整齐划一的古典主义音乐创作技法，对20世纪的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艺术与感性的密切关系，我们才在现代主义艺术中观察到大量的反抗理性压抑的作品，而当后现代社会来临之时，感性解放的脚步声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

既然提到感性，就不能不联系到与感性密切相关的身体，在西方哲学中，感性与身体是同一的，与理性和精神构成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甚至敌对的哲学范畴。相对理性而言，身体一直被视为低级、不洁、动物性而与高级、精神、人性这些理性范畴相敌对。比如，笛卡尔就认为意识和身体是截然分离的不同事物，只有理性的意识才能证明和决定人的存在，而人的身体则变成了一个十分可疑、不能决定自己存在的事物。由于身体概念备受歧视，人们便千方百计设计各种方法来控制和改造身体，以使我们的肉身符合理性观念的要求，与此同时也直接造成了身体的痛苦，对这方面揭示最深刻的是法国后现代理论家福柯。

福柯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是如何压抑身体的。

首先，从身体惩罚的历史来看，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古代社会，对于那些不能凭借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本能、欲望、冲动的人，就会以违法犯罪的名义来实施惩罚，这种惩罚是直接对犯人肉体的伤害，残害其器官直至毁灭其生命。

随着西方启蒙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观念的普及，古代社会这种野蛮的惩罚方式由于过于残忍而逐渐被放弃，代之以对犯人进行身体管制的办法，控制、监视其行为，目的是把犯人规训成遵守法规的人。在这方面进行革新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他的设想是：不迫害犯人的身体，还给予其一定的活动自由，但应当控制住犯人的精神意识，进而控制其身体的行为。为此他设计了全景敞视监狱，具有如下特征：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上的人代表权力，他监视着环形建筑中的每一个人，而环形建筑中的人——“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在这种隔离状态下，囚犯只能看见瞭望塔，但不知道权力的目光是否在注视着他，这就使得囚犯一直处于精神紧张之中，惶惶不可终日，而两边的墙壁又使囚犯无法和其他人沟通，这种孤独的处境更加剧了囚犯的恐惧感，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了秩序的保证。尽管囚犯的身体没有被残害，但他的身体已经被权力监视的目光严厉看管起来，从此他变得驯服。在此，权力通过监视、压抑人的精神，进而达到控制人身体的目的。

当权力把这种监视方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时，它就转换成一种权力统治机制，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监视仪器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普及，可以随处安放，可以全天候工作，逐渐取代了人工监视。监视的目光搜索着工厂、医院、学校、机构等建筑的各个角落，每个细节都被记录下来，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身体都处于被监视之中，这种隐形的强制力驯服了每一个人，所以现代社会中的身体所受的无形束缚更加令人害怕。

其次，从疯癫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社会的理性话语决定着哪类人属于疯癫，以及如何对这类人的身体进行强制管理。理性判断一个人是否疯癫有着明确的标准：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服从肉体和道德的约束，是否能承受群体的无形压力，是否服从社会的整齐划一的要求。如果不符合上述标准，那么他就是一个疯人，他的身体自由将被限制，将被关进精神病院来治疗。治疗疯癫的过程则是理性在其身体上作用的过程，“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们服从秩序和承担责任。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过度自由的头脑恢复正常，而肉体强制仅仅能在表面上限制这种自由”。理性所要排除的是病人身上的非理性、激情、欲望等在理性眼中的有害成分，这些成分正是使病人身体发生异常行为的诱因，所以理性对病人身体的治疗，实际上贯穿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过程。

在福柯的理论阐释中，理性主义对感性身体的压抑被暴露无遗，这种揭露使人们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对感性身体的压抑，这就为后现代社会的感性解放、身体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