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道伦理的现代诠释

——从攘羊案、瞽膄案说起

王惠茹

摘要：孝道伦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更是华人文化圈中可贵的文化资产。随着资本社会发达、家庭结构转型，台湾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对孝道思想的重省与现代诠释，当有纠偏社会谬见、启引敬老爱人之思、敦促社会总体正视儒家文化的作用。本文透过《论语》 《孟子》中“父亲攘羊”“瞽杀人”二则案例，说明并分析传统礼法之纠结，试图透过生活化、现代化的经典诠释，指出这两个案例与现代法律规范之可兼容处，使经典焕发时代之光。面对当前敬老安养等世代问题，此孝道伦理、宽惠善良之思想基石，将是社会步向更文明进步的契机所系；而此文化教养，亦将成为启益当代社会的一个可能。

关键词：孝道伦理 文化教养 攘羊 瞽膄

一 前言：仁孝不二的儒学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仁”，用现代化的话语来说，便是一颗温暖而善良的心，是一份对五常人伦的爱心、对世间万物的关心，更是对生活世界的参与和承担。仁道的实践，从亲亲、仁民、爱物逐步充扩，遍及万事万物，并不只是学问上的研究论述，更是每个人的现实日常，是生活可见、具体实践的，更是人们每天呼吸吐纳间必然涉及的。

《论语·学而》中，有子便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的伦常实践，是行仁的根本。特别是华人世界最讲求孝道，这份仁爱之心、生活之诚，施之于家庭，从亲情血缘的纵贯轴上看，是长辈对晚辈慈爱，晚辈对长辈尽孝；从横摄面上说，则是兄弟手足间彼此相敬互持，诚心友爱。正是因为这份家庭生活中的孝悌伦理，仁道得以实践、社会得以安和。可惜的是，随着现代化生活形态改变，都市生活奔忙竞争，“家庭”的意义变得更复杂多元，华人文化中，极其可贵的“孝道伦理”随着物质资本的快速变化，开始有些松动。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一提到中华文化，或谈经典、孝道思想，很容易就被贴上封建传统、老态保守的标签，殊不知，这些被误以为老派的刻板印象，正是一种落于“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的迷思。

当然，每个社会都有各种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被包装美化为“中立”姿态呈现，间接使得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被视为异端、非主流，一般的普罗大众，于是不再讨论真实的情况究竟为何。一部分的有识者，懒得回应评述，落入“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而随着大众起舞，跟从大众思想或行为者，则形成“多数暴虐”（tyranny of the majority）。无怪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学者提起，价值混淆导致理盲而滥情了。

事实上，任何一套思想论述兴起，都是为了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以《论语》来说，孔子应答门人、弟子、时人之语，并不仅是一种知识的启蒙传递，更重要的是在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提出一套提升人们生命质量的办法，使“郁郁乎周文”的文化生活得以真正成为日常。农业社会中，家庭宗族乡党是群聚活动最寻常的场域，故《论语》中，也多次就人们位处这些不同场域中的言行表现，提出说明。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便是此间最好的例子。孔子一方面“恂恂如”，温和恭谨，退让谦虚，像是个不擅长说话的人；另一方面又发言清晰有条理，流畅辩明。夫子的容止、语言态度之所以不同，便是一种因应环境、对象不同，而有的表现。他在乡党邻里中发言，面对的是宗族父老，自然应当谦逊温和，态度恭敬；而在朝廷议政，则需言论合理依道，但仍出语慎重，威仪谨饬。这说明，孔子在乡党中，敦睦亲族、守礼尽孝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夫子之容色言动，在生活应对进退间，上致君、下泽民的一面。既敬孝侍奉乡党族老，亦务求克尽臣责，公正行化。

二 孝敬、孝养、顺服，概念不同

回到个人的家庭生活上，与家人相处，除了血缘及生活习惯形塑，还有天性自然呈现的一面。夫子更强调子女对父母行孝，最重要的不是“口体之养”，而是“和颜悦色”“敬事父母”。故他回答子夏问孝时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回答子游则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回复。同样皆是言孝，于子夏、子游却有不同的谈法，除了可得见夫子因材施教外，也可以发现，所谓孝养父母，不过就是寻常生活的关心、语气和顺、态度恭敬而已。但是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平常的事情，必须特别拿出来讨论呢？这是因为，家人是我们天天见面、长时间相处的对象，因为亲近亲密，很容易就忘记“礼”的分际。工商社会中，时时需为工作奔波，职场带来的烦躁不耐，也很容易无意带给家人，夫子这段语录，正可提醒现代人，对父母及家中的长辈，需要多些关心、耐心，若仅是做到奉养父母，并不足以称孝。

当然，现代父母不但早已没有养儿防老之念，甚至不再奢望让儿女尽奉养之责，不过，这是另属于青年就业、经济产出与人才供需的问题，在此便不说了。传统经典之所以可贵，还在于它能跨越时代，焕发出不同的时代之光。特别是此处所谈的孝道伦理，放在今天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也尤其重要。

“孝”字之义，依《说文解字》: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金文“孝”字上部，像戴发伛偻老人，唐兰谓“老”之本字，“子”搀扶之，会意。从善事父母，到子承老、搀扶老者，事实上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充扩、推爱过程，因爱敬自己的父母，推及身边所有的长辈。因个人逆溯血缘的根源，念及天下人皆有父母，因孝老、敬老之思，亲亲仁民的过程，谈老龄人口的社区在地化照护、老年长照财源的共同筹措，也就更有基础可言。

比较特别的是，《论语》中的“孝”常是勾连着诸德一起说，如：“孝悌”“孝敬”等，亦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从“孝道”实践，谈孝敬、孝养、孝悌、致孝的行动指南，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显亲。虽然人们谈“孝”，总用“孝顺”一词，但在《论语》中，“孝”却无一处和“顺”字合说，因为孝子并不一定完全“顺从”“顺服”，而会对父母“几谏”（《论语·里仁》），一味地“顺从”，恐非夫子心目中的“孝道”。孟子也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由此可见，孔、孟所言之“孝”与“顺”，应不同于后世。孟子针对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相处之道，提出他的看法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下》）仍是以父子亲情为首出，其次才是君臣间合宜平等的对待。

汉代以后的儒学，为巩固帝王政统，谈“移孝作忠”，事君如事父，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亲亲为大”，亦同时改换为“尊尊之制”。原先由“圣君”“圣王”，以道德修养为首出的要求，转换为“君圣”“王圣”，以权力、地位为核心的顺服，“君王”也就成为“圣人”的代名词。儒家所谈的孝道，也因之转成孝顺之道，以在下位者（或子女）的顺事服从为要件，故现代人常误以为，孝顺父母会沦于愚孝，是无知和盲从，不能不说是对原典意义把握未足所致。

三 伦理和律法的紧张拉扯——攘羊事件

当然，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虽是人人所欲追求，却未必是人人可获得的，若是不幸遇到了“不是（适）”的父母，该怎么办呢？事实上，《论语》《孟子》的原典中，早已发现了类似的家庭困局，只不过，解决伦理问题的发动者，不是父母而是儿女。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这一条是叶公向孔子提问。叶公告诉孔子说：他的家乡里，有个做父亲的偷了羊，他的儿子平日就是个遵守正道的人，父亲犯了偷窃罪，儿子就去做证了。孔子接着说：他家乡里的正直人，和叶公说的不同。人家是父亲为儿子遮瞒，儿子为父亲遮瞒，正直之道也就在其中显现了。

这个案例，正显现出孝道伦理和法律主张的纠扰拉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家人犯了法，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该怎么办呢？自然可以选择坚决地捍卫法律、公义，如叶公所说的那名儿子，大义灭亲，告发父亲偷羊的事实。但对孔子来说，在一个重视礼法的社会中，家中有人触法，理当同感蒙羞惭愧，更要紧的是，与其挽救已然的错误，不如强化先备的伦常礼法。如果家里不幸有人犯过，还得斟酌是大过还是小错，以及犯错的动机原因，各方考虑周备后，再进一步行动。

站在孔子的观点来看，叶公所说“吾党之直躬者”，和他所提的正道，虽有不同做法，倒也不必解为“逆伦”之举。夫子提供给我们另一种观察及处理家庭事件的方法：“举发”父亲攘羊之过，真是所谓守持正义、诚实之举吗？父亲攘羊之举固然有错，但其情其罪，果真必须通过“告官”在公堂上解决吗？是否可先向父亲“几谏”后，厘清此事件的背后动机和过程，进一步向被侵害财产权的羊主人商量处议办法？“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股真诚恻达，面对道德良心、人伦亲情的流露，既合乎道德，当然也是正直的了。讲读《论语》，正可进一步细察：“攘羊”事件提供给我们当今社会如何的开启和省思？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人为利益上的冲突纠纷，对簿争执，比起任何法律案件都要伤感情。孔子提出“隐”的概念，采取尽量和谐伦理亲情的角度，希望能在合乎礼法的基础下，维护家庭生活和乐，因为宗族家庭的相处，更重视发自内心的“敦睦礼让”，而不是外摄的“理法”规范。《易·杂卦》曰：“讼，不亲也。”大凡争讼，人与人必然恶言相向，也必然会造成感情上的疏离伤害。但这并不是说要人们规避法律当有的咎责，若能从人人自我要求、自我树立入手，要求自己的言谈举止合礼合法，如此上行下效，“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这类困境亦必然减少。

台湾的中小学老师，都会教导学生，若遭遇各种家庭暴力事件，可致电“113儿少保护专线”请求援助救济，寻求公权力对弱势予以保护。民法家事案件的调停处理，亦有别于刑事案件。此外，若近亲干纪违法，家人亦可依法选择采取“证人回避”原则，拒绝出庭做证。凡此，都可以说是法治社会中，为维护亲情伦理和法律裁断间关系的进步做法。何况，争讼的最终目的，并不在输赢结果，因为不论哪方胜诉，都必然有打输官司的一方。帮助可能产生诉讼的两方达成共识，获得双赢，或防患于未然或撤销告诉，亦是当今律师界所推崇的。诉讼的最高意义在“息讼” “止讼”, 《象传》曰：“终凶，讼不可成也。”争讼到底就是凶，反之，若各自放下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争讼不起（或不继续），才是最佳对策。

前揭“攘羊”事件之“隐”，由晚辈主动向受害方商议协调，便是一种非经由律师（古称“讼师”）、法院的解决途径，既维护了家人的颜面、家人间的情感，同时也让被攘羊者的权益得以补偿，是双赢两美的办法。此间，若是诠释经典时，曲解了原典之义，妄为说解，忽略经典的当代价值，自然是很可惜的事。

四 权位与亲情的两难困境——瞽瞍杀人的案例

另一个近似的例子，典出《孟子·尽心上》：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这一条，是孟子学生桃应向孟子的提问。桃应说：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天子的父亲杀人是重罪，皋陶担任士师，就是当时的狱官长，碰到这事该怎么办呢？孟子立刻回应说：“就捉起来啊。”这是就瞽瞍杀人的犯罪事实及皋陶作为狱官的职责来分析的。但问题就出在，这名罪犯背后还有个靠山，瞽瞍后台有个大人物是舜，他是当今的天子，桃应问话的潜台词是说，天子的父亲杀人，也“可以”“应该”抓起来吗？由孟子的旋即回应，可以发现，皋陶尽其士师的职分，本来是很正常而且应当的。因为不论从“尽心”或“尽责”的观点上看，皋陶之举，既不悖道德良心、不悖礼，更是执法者尽分守责的表现，桃应无须有任何顾忌，他内心的潜在纠结，不该是个问题，一切当秉公处理，“执之而已矣”。用我们当今的理解，便是天子之父犯法当与庶民同罪，此处并不难理解。

而桃应进一步追问：“那么舜不阻止皋陶吗？”孟子回说：“舜哪能禁止他呢？皋陶执法，本来就是执行国君交付他的职责啊。”换作我们现今的话来说，皋陶是执法的官员，舜虽贵为天子，也不应该阻挠下属执法，他不过是在执行公权力，所以本该逮捕瞽瞍。因为舜和皋陶是君臣关系，皋陶需忠君，也需忠于自己的职责；舜是君，要信赖委以权力的下属，“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相处，各自有其与身份地位相称之事及责任，礼与忠是相互平等对待，唯如此，君臣上下才能达成以义相合的相处。

“那么，舜该怎样做？”皋陶之问仍然是有潜台词的。他的意思是说，作为天子，必须捍卫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即使是父亲犯罪，也不能因之开罪枉法，但作为人子，自己父亲犯罪，既无法干预司法、代之受过，又很难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入罪，那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说：“对此两难的困境，舜应该像扔掉一双破鞋般抛弃帝位，一走了之，偷偷带父亲逃到天涯海角，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忘记要他治理的天下。唯如此，方能不损君臣之义，又能成全父子之亲，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这个个案，比起前文的“攘羊事件”，又复杂许多。因为其间不仅牵涉父子之伦，还有君臣对待、天子之责的问题。从君臣的角度上看，不论舜为天子，或皋陶为臣属，都算克尽了职分之伦。然而儒家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先父子后君臣，在父子和君臣的两难间，孟子主张先以家庭伦理为主为先，故他表示，“舜就放弃天下，视天下如敝屣吧！”这当然是一种极端困境下的不得已。放弃君位，是否天下就没人能管？没有后继者来治理天下了？当然不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人都有机会成圣、成王，舜放弃了权位，自有贤能者可取而代之，但作为瞽瞍之子的舜，父子之亲却是彼此的唯一，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孟子主张，舜应“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当然，在这个争议案例中，有论者批评说：“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为尊；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主张舜不应执守人伦亲情，以人伦为至为上。自然，在一般情况下，亲亲、尊尊并非不可兼得的，但得与不得或取舍此之理的判断在“权”。儒家讲求“守经通权”，若不可得兼的情势已然造成，仁义大道稳立之后，“行权”之举，就不会将“权”下坠为“权谋”“权术”；反之，仁道不立，“权”失所依，徒言大义灭亲或执说为谋公义大利，亦不过是操弄话语、癖爱权位的假象而已。生命中不乏艰难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标志着不同的生命层次和境界，孟子一再表示“君子三乐”中，“王天下不与存焉”，其想法，当是与此处相合的。

五 结语

对应于现代，谈孝道伦理之所以可贵，自是因为当代的家庭生活结构，已有更多变化，亲子教养，情感互动，可从经典中的孝道思想，获得更多滋养。由《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可进一步谈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外部社群，甚至社会天下的联结。当今的世界已是地球村，“世界是平的”，如果能培养青年人多一颗孝悌、友爱之心，在社会上立足，便能多一份柔软的心肠，多一份宽惠善良的言行。如此，网络上便能少些酸民，社群间的互动往来便能更健康顺畅。当然，为人父母或在上位者，更当自我警醒，做年轻一辈的好模范，亲亲之伦得以落实，社会便能少一份暴戾之气。

（一）祖父母节是当代孝道思想的体现

台湾的教育部门自2010年8月29日，发起并推动第一届“祖父母节”（Grandparents Day），更于2011年将每年8月的第4个星期日定为“祖父母节”。盼望落实传统家庭伦理与品德教育，唤起人们对亲情、孝道及敬老尊贤家庭伦理的重视，稳定不同世代的互动关系，培养尊老、亲老态度，进而建立无年龄歧视之社会。事实上，祖父母节的概念起源，最早来自波兰，1964年，波兰便订定每年的1月21日、22日为祖父母节。其后是美国，西维吉尼亚州长Arch Moore于1973年宣布5月27日为该州的祖父母节，其后卡特总统于1978年正式立法通过劳工节（每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祖父母节。不同地区的祖父母节日期虽然不一，但民众都会借着那一天，特别表达对祖父母的感激，学校也会举办庆贺活动。

中国台湾地区因应社会变迁及世界时势，正式订定祖父母节，起步虽不算甚晚，但相较于许多国家或地区来说，该节目仍不受社会普遍重视。总体倡导不足、文化气氛差异，加以社会大众对孝道感恩观念日渐淡薄，都是其中原因。事实上，若能从欢庆节日的角度切入，运用各种社群平台、社群媒体，启发年青一代对前辈老人的感谢感恩，谈敬老孝道的实践，应可获得不错的效果。

（二）孝道伦理是老人安养的基石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时，称为“老龄化社会”；若达到14%，则是“老龄社会”；达20%，则称为“超老龄社会”。据统计，台湾逾65岁的老龄人口在2017年达到14%，台湾成为“老龄社会”；到了2026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会占全体总人口的20%，届时，台湾将直接进入“超老龄社会”，换言之，每4～5人当中，就有一位老人；到2040年，可达30%, 2051年更将高达37%。

台湾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逾欧美许多先进国家或地区。由于城市中的小家庭生活模式，祖父母与子孙的感情变得疏远陌生已是常态。谈孝道思想，不仅包括个人家庭中的父母祖孙关系，还包括年青一代对社会上普遍长者、老者的尊重礼让，更是因应台湾目前老龄社会问题的一服良药。谈对老人的身心保护、心理社会适应、教育及休闲、经济安全、健康维护、生活照顾，都需要奠基在孝道伦理之上。台湾因长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农业县市人口老龄化情况又比都会区严峻许多，推动老人相关安养照护的具体措施，如果寡乏形上价值的精神支持，又遑论资源整合之相与互助？

年青一代常被批评为“草莓族”“水蜜桃族”，事实上，不论“草莓”或“水蜜桃”，都是大人们“惯养”出来的，呵护太过，不敢言教。动辄便说年轻人“玻璃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刚健不息的积极性、具备容受力的青年。讲宽容，总是要求他人对自己的孩子宽容；谈道德，则是以道德要求他人为君子，于己则是以不被查到违法事实为限度。

（三）提升文化教养方可立足全球

想想看，生命如四季递嬗，每一个人都有垂老、衰休的一天，提升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关注，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宽泛来说，也是为自家积德修福。如果每个家庭中的父母，能先不急着当“孩子的朋友”，先从个人“好好为人父母，好好为人子女”开始，尽其父母、子女之责，扮演好父母的角色，生养、教育自家的孩子，做好晚辈、孩子的模范，孝养、孝敬长辈，慎终追远，同时要求后辈实践敬事祖父母之行，时日积久，养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这份关于自家血缘的逆溯，便可通过教育典模的形塑，渐次成为自然。

儒学教育、人文教养，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教，社会的文明进步亦当系于此。全球化时代来临，只有文化教养的能量，是独步全球的唯一可能，孝道思想则是总体儒学文化的源泉，华人文化之优异殊秀，亦在于此，身为华夏文化传人的我辈无当念念，是为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