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论坛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

非洲国家的再军事化：试析美国非洲司令部背后的计划

〔美〕贺拉斯·坎贝尔刘少楠译

一 引言

由于美军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越来越多的书刊文章倾向于阐述这一事实：美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因为过度使用而出现功能失调。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话是这一观点的最佳佐证，“积极进取的美军基本已不复存在”（active army is about broken）（Scahill, 2007）。伊拉克虐囚丑闻和其他负面新闻正在摧毁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良好形象。疲惫不堪的军队削弱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角色，而次贷危机则在经济方面将美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暴露无遗（Blackburn, 2006）。这种衰落引发了连锁反应，经济下滑使美元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和信誉。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形象也在上海合作组织和欧盟的竞争面前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开始成为欧盟、中国和美国角逐的竞技场。对美国而言，非洲司令部的建立正是为谋求全球霸权和应对新的国际竞争而采取的一项策略。

托马斯·瑞克斯的《大失败》（Fiasco, 2006）一书爆料，为了把对伊拉克的侵略和占领合法化，（美国政府和军方）将许多事实扭曲后再呈现给国内外民众。伊拉克成为了帝国统治下新型军国主义的试验场所，这种新的军国主义依靠当地武装力量和私人军事合同承包者来维持统治。装备低劣的伊拉克战士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政府将战斗任务外包给依靠（人们的）恐惧心理而生存的一部分美国资本主义者手中（Hughes, 2007）。国家安全，作为愈益男性化的现实问题，通过培养具有美国男子气概和爱国主义的传统种族主义者，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Enloe, 2007）。女权主义学者与和平活动家通过解读好莱坞的（政客）代言人和制造恐惧心理的军事/工业/信息复合体，已经把美国军队的完美形象打破。“灾难的资本主义”的崛起需要非洲的不安全和贫困化作为背景，从而可以将恐惧心理复制传播，进而使非洲成为21世纪新的军事试验场（Klein, 2007）。

非洲的各个民族（非洲大陆内外）是（美国）建构恐怖主义分子形象的特殊目标。1998年美国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外交机构遭到炸弹袭击后，由美英主导的西方国家政府便把非洲认定为其安全威胁和滋养恐怖分子的土壤。“9·11”事件更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论调：所谓的“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非洲研究领域的学者随后对非洲的恐怖主义进行了各种研究，包括书籍、论文和社论。丽塔·亚伯拉罕森（Rita Abrahamsen, 2004）认为，（恐怖主义）“温床”这一主题已经成为非洲和西方关系“安全化”（securitisation）的基础，甚至要用“风险/恐惧/威胁”这种分类来制造一种印象：非洲是反恐战争的中心区域。

通过政策的安全化，非洲已经从昔日悲观主义者眼中需要援助、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大陆转变为充满好战精神和威胁的大陆。非洲之角是恐怖主义温床的代表。对于一部分西方资本主义者而言，把非洲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可以与美国政府宣扬的恐惧政治联系起来，进而为新的商业投资创造机会。

以往的好战主义融入了（新的）全球军备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美国的军国主义者和工业家走在了前列。21世纪的前十年中，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但是，在新的战争形势和军力配置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军事冲突的形式不断演化，以往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冲突已经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冷战结束时，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突然间成了“没有任务的巨人”。军方的思想家们不得不面对“不对称战争”这样一种新的冲突形式，即两个或多个冲突者之间的相对军事力量有着天壤之别。不对称战争有时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Metz, 2007; Mack, 1975）。面对高额军事开支和非对称战争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被迫依靠前线的私人军事承包商等非常规军事力量。

对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私人雇佣军这一情况，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披露，这些私人军事力量接到的命令不仅仅是保护和捍卫美国公司的利益。这些私人军事承包商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和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私人保安公司也成为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在这些军事承包商中有哈里伯顿公司（Haliburton）、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Kellogg, Root and Brown）、戴阳国际集团 [Dyncorp，它合并之前的军事专业资源集团（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orporated）]、三蓬公司（Triple Canopy）、伊利尼斯装甲集团（Erinys ArmorGroup），以及黑水公司（Blackwater）。

军事力量的私人化使得美国可以避开和平运动的直接挑战，并且能够绕过国会和其他民主机构的监督来实施军事行动。《新闻周刊》（Newsweek）认为，私人保安公司在伊拉克的横行制造了一种道德真空——“美国人可以随意杀戮”（Hirsh, 2007）。颇为讽刺的是，私人军事承包商竟然是在国际和平行动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Operations Association, IPOI'A）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这一协会作为42家私人保安公司的代表，试图通过出版《国际和平行动期刊》来影响有关问题的讨论。

美国非洲司令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如今已经没有哪个殖民力量或是帝国主义力量会明目张胆地宣称其目的是掠夺和剥削。就像比利时人对刚果人的种族屠杀披上了人道主义的外衣一样（Hotschild, 1998）,（美国）在非洲新的军事司令部也有和平、外交、发展和安全这些口号来粉饰。美国军国主义者不会公然宣称他们试图控制非洲的石油资源。

对于计划建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者中既有安全智库、国会研究者（Congressional Researchers, 2007），还有非洲安全问题专家（Cale, 2005; Berschinski, 2007; Volman, 2008b）。从国防部的报告和公开声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保证非洲石油生产和出口不被打断是建立非洲司令部的原因之一。在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为了确保石油供应而与非洲政府合作的行为，受到了非洲石油生产国人民的排斥和反对。石油公司和政府间的关系制造了极端贫困、军国主义以及对于油气生产区自然生态的破坏，而尼日利亚则是这种关系所造成恶果的一个典型案例（Okanta and Douglas, 2003）。

本文旨在研究（美国）急于在非洲建立司令部的原因。文章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提醒学者与和平缔造者们不要忘记美国军队历史上在非洲的破坏和其在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劣迹已被非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记录下来（Hutchful and Bathily, 1998）。这一纪录清楚地表明，在非洲人民试图摆脱各种形式的殖民掠夺之时，美国自愿而且主动地站在了殖民者一边。最为戏剧性的干涉发生在去殖民化时期，当时美国政府密谋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并且试图扰乱非洲的自决方案（De Witte, 1999; Kelly, 1993; Devlin, 2007）。第二次干涉发生在非洲人民准备在1980年的《拉各斯行动计划》框架下进行经济一体化之时。美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推行结构调整计划来回应，在军事方面则建立美国中央司令部。最近，即在非洲各国寻求为增强非盟的力量而给非洲合众国设立时间表之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力量提出了建立“非洲司令部”的计划。

本文还力图指出当下的一种背景：美国在其全球军事化的计划中集中关注非洲各国。为了给美国在非洲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和与独裁者的合作提供社会和政治借口，美国建构了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文章的第二部分正是要对这一反恐话语进行审视，旨在引起人们对其的注意。这种（与独裁者的）合作关系正迫使和平活动家和严肃的学者们揭露美国在非洲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行径的劣迹史。我们有必要理解这一情况：和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相联系的宣传战争同时将美国非洲学界受到冷战情报活动影响这一事实摆上桌面（Martin and West, 1999; Zeleza, 1997）。

本文在结论中重新聚焦于这一现实：一国的外交政策反映在其国内政策中。如果在美国国内非洲裔美国人仍然受到迫害、监禁和剥削，那么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就不能把自己确立为争取非洲和平安全的积极力量——就像卡特里娜飓风后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所显示的那样。

二 非洲司令部：背景与变化的国际环境

二战结束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在这一时期，美国建立起了联合军事司令部体系，如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建立，而北方司令部则在“9·11”事件后建立。根据美国军方的解释，“联合作战司令部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军事司令部组成，承担各种各样的长期任务，并且分为两个类别：作战司令部（Combatant Commands）和功能性作战司令部（Functional Combatant Commands）”（Varner, 2007）。每个司令部都由一位四星上将领导，该上将对国防部部长负责，并在自己的区域内承担责任。联合司令部的这种作战结构是帝国大战略在命名系统中全覆盖统治的实际应用，意味着对于陆地、海洋、天空、外层空间和所有其他资源的控制（Cale, 2005）。

在这一套指挥系统初建之时，非洲只是（其他司令部的）附带品。美国过去把剥削非洲大陆的领导权委托给了欧洲殖民者们（Campbell, 2000）。非洲（的作战任务）隶属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司令部，地理上并不在欧洲司令部的作战范围内。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殖民力量为维护西方在非洲的利益会毫无疑问地继续保持自己的军事存在，非洲也继续处于欧洲列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1948年的一份公告中，反共遏制战略的创始者乔治·凯南明确表示自由和民主的基本信仰不应该扩展应用到非洲人身上。

 

我们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但却只有3.6%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嫉妒和憎恨的对象。我们下一阶段的真正任务是设计出一套关系模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维持这种差异地位。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自以为我们可以承受利他主义和援助他人这种奢侈行为……我们应当停止对诸如人权、提高生活水平和民主化这些模糊而不现实目标的讨论。以权力概念讨论问题的日子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越少被理想化的口号伤害对我们就越有利……最终的答案可能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我们在当地政府警察（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面前不应该犹豫（动摇）。这没有什么耻辱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本身就是叛徒。与其要一个被共产主义者所渗透和软化的自由派政府，不如要一个强大的拥有权力的政府。（Landau, 1988: 43）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James Forestal“白人至上”的世界观十分明显，那些冷战中提供大量军事武器的大公司亦是如此。虽然二战期间的《大西洋宪章》支持去殖民化，但是艾奇逊和凯南都想让欧洲继续维持殖民统治以作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

英国、比利时、法国和葡萄牙是主要的殖民主义国家，它们在殖民地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这些殖民者中，葡萄牙殖民政权保守和残酷的统治支撑起了西欧统治最久的法西斯政权——葡萄牙。比利时是葡萄牙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学徒，比利时的种族屠杀活动被Adam Hochschild的《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殖民主义时期非洲的一个关于贪婪、恐惧和英雄的故事》（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一书很好地记录下来。迄今为止，只有德国人对自己在纳米比亚犯下的罪行进行了道歉。英法等其他殖民国家则拒绝承认自己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犯下的罪行。卡洛琳·艾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关于英国军队在肯尼亚罪行的著作《帝国的清算》（Imperial Reckoning）对一代非洲学者的研究进行了补充。这些非洲学者认为，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社会）结构、机构和法律是压迫和暴力的推手。

了解殖民时期的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在过去和现在发生的反抗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反黑人种族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唯有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才能使美国军方取消种族隔离。无论是在非洲还是阿拉伯国家，种族主义压迫都强烈刺激着美国政府和公司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Vitalis, 2005）。那些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人被当做恐怖分子——这一时期非洲恐怖主义分子的名单中有许多独立斗争的领导人（Crenshaw, 1994）。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知识氛围中，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贴上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标签。直至今日，许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自由战士仍被政府部门视为恐怖分子。这些领导人需要特别许可才可以进入美国。最近，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在国会中表达了对一部分美国人的愤怒：

 

……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应该在（恐怖分子）名单上。非国大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运动，美国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这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毫无帮助。

 

尽管（美国）在政治上已经做出一些努力避免把自由战士划归为恐怖分子，然而，占据美国外交政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却仍然塑造着如今的恐怖主义话语。“黑人低劣”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作为政府政策体现在1969年的《国家安全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39号文件中。亨利·基辛格在这一文件中强调，白人应当继续留在南非，而非洲的民族自决和解放则应当被忽略。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在官僚机构中蔓延盛行，并且在研究非洲冲突解决和失败国家理论的学者专家中也占有一定市场。在短时期内，冲突理论得到了一群研究非洲资源与战争的学者的支持。

葡萄牙殖民统治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和圣多美的终结，以及白人军事种族主义统治在罗德西亚的终结，使得美国军方在1976～1980年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美国建立了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国在东非和非洲之角（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舌尔、索马里和苏丹）的军事活动。以夏威夷为基地的太平洋司令部负责科摩罗、迭戈加西亚、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的军事活动。

美国对非政策的军事化和安全化既体现在冷战期间对蒙博托这类独裁者的支持，又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在先前对“非洲危机反应部队培训”（Africa Crisis Response Initiative, ACRI）的研究中，我们认为非洲军事化的原因在于美国和西欧在非洲的竞争。“非洲危机反应部队培训”，作为美国在非洲军事安全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被“非洲突发事件行动培训”（African Contingency Operations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ACOTA）所取代（两者都旨在训练非洲国家的军事人员，使其能够参与维和任务和人道主义行动）（Campbell, 2000）。这一计划在“美国全球和平支持计划”的旗帜下得到了进一步促进，而同时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也被全世界所知晓。

面对过去十年变化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衰落，美国政府决定把分散的军事安全计划集中到非洲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目前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安全行动众多，包括“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行动”（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Horn of Africa, CJTF-HOA）、 “跨撒哈拉联合反恐行动”（Trans-Sahara Counter Terrorism Initiative）和“国际军事教育行动计划”（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之下的各种培训计划。此外，丹尼尔·沃尔曼（Daniel Volman, 2008c）对于美国政府从2002年开始在非洲实行的双边和多边联合训练项目进行了追踪记录。这些训练项目包括：

•美国特种部队和突击部队进行的“联合交流训练”（Joint Combined Exchange Training, JCET）；

•“非洲海岸与边界安全”（African Coastal and Border Security, ACBS）计划向非洲国家提供特种装备（巡逻车等交通工具、通信设备、夜视仪、电子监视器和传感器），以使它们成为美国武器消费网的一部分；

•Excess Defense Articles Programme（EDA）确保非洲国家从美国军事供应商购买二手武器装备并保证美国在军售中的主动地位；

•Joint Task Force Aztec Silence（JTFAS）负责在西北非配合美国海军——尤其是第六舰队执行任务，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在非洲西海岸的石油利益；

•海军在几内亚湾的行动；

•进行安全合作的基地协议和中转补给地点。

一部分美国政治势力反对美国非洲政策的彻底军事化。对于援助、外交、发展和安全等诸多问题是否应该归于统一指挥下，美国国内有着不同意见（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08）。国务院内的一些人反对由国防部来主导美国外交，而美国国际开发署也不愿意支持新的非洲司令部，因为后者侵蚀了其传统上的职权范围（Ploch, 2007; Sieber, 2007）。军事司令部并非为人道主义工作而设计。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建立将把美国对非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昭示于天下，即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支持（美国）公司掠夺非洲大陆的资源。

三 建立非洲司令部的理由

这里应当再次强调，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建立实际上是新保守主义军事变革思想的体现。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前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前副总统）和制订“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思想家们。拉姆斯菲尔德2006年11月不再担任国防部部长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继续了其建立非洲司令部的计划。在2007年2月6日的一份声明中，布什强调了与非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说：

 

这个司令部将加强与非洲的合作，创造新的机会支持我们在非洲的伙伴。美国将给非洲带来和平与安全，并且促进非洲的发展、健康、教育、民主和经济发展等共同目标。

 

同一天，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和国会的听证会上，建立新司令部的理由得到了详细的陈述。美国政府在声明中说：

 

美国非洲司令部旨在通过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并在其责任区域内增强安全与稳定。非洲司令部在国防部的直接领导下，支持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执行有关安全政策和战略。非洲司令部将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国际伙伴一起，进行战区安全合作行动，以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安全能力并促进负责任的政府统治。美国非洲司令部进行军事行动以阻止侵略并对危机做出反应。

 

国防部网站上列出了建立非洲司令部的八条主要原因：

•建设伙伴关系和能力；

•支持美国政府机构实行安全政策；

•实施战区安全合作行动；

•增强伙伴的反恐能力；

•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减灾和危机响应；

•促进人权；

•支持非洲地区组织；

•进行军事行动。

美国国防部相关地图显示了美国军事司令部地理范围的变化。非洲大陆最初由欧洲司令部（负责43个非洲国家）、中央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分别负责。而最新的地图则显示了非洲联合司令部计划要管辖的范围（2008年10月该司令部开始运行）。除了埃及之外，（非洲）所有国家都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之内。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统治的特殊关系使决策者把埃及留在中央司令部辖区内，即使在非洲司令部开始运行之后也是如此。

美国军事力量管辖范围的变化增强了这一观点：在与中国和欧盟的竞争中，美国军事决策者相信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重要。就像俾斯麦在19世纪所言：“谁控制了非洲，谁就控制了欧洲。”当下美元和欧元之间竞争激烈，美国的资本家们把非洲大陆和其民族看作美帝国霸权的最后一块保留地。在拉丁美洲，玻利瓦尔革命的巩固使得美国资本难以继续掠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拉美领导人的勇气体现在厄瓜多尔总统的声明中，他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想要继续租借那儿的军事设施，厄瓜多尔政府应该也可以在迈阿密建立军事基地。

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削弱了美国的霸权。中国迅速并且成功地与东盟国家发展新的金融和贸易关系，而这些国家曾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这一情况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由于美国在高度有组织的地区（拉美和亚洲）连续败给竞争者，美国政府更加倾向在非洲发展势力，因为非盟还没有团结起来对抗美国的帝国主义。

中国和非洲的伙伴关系以整个大陆为对象，并没有被区分为撒哈拉以南和北非，或是像欧洲帝国主义者那样区分为英语非洲和法语非洲。把非洲大陆纳入一个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之内可以看做美国试图保持其帝国权力的军事和经济战略。正如五角大楼的司令们所言：“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

为了追求非洲军事化的计划，美国国防部宣布任命威廉姆·K．沃德将军（非洲裔美国人）为新司令部的长官。2007年9月28日，对沃德的任命生效，同年10月1日，新司令部在德国斯图加特建立。由于美国在非洲遭遇了许多反对，在对华盛顿利益相关方的简报中，军方为非洲司令部的建立提供了六条理由（Volman, 2008）：防止非洲石油生产和出口中断；应对中国的挑战；控制政府统治薄弱地区和跨国极端主义；应对非洲之角的不稳定局势；处理大湖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应对乍得和苏丹的局势。

简报中对这些情况的透露是因为和平运动的压力和警觉——如来自“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的艾米拉·伍兹（Emira Woods）就一直密切注视并强烈反对非洲军事化的计划（Pajibo and Woods, 2007）。一般而言，主流的非洲学家（以非洲研究为事业的人）十分谨慎地避免对国防部进行批评，因为在反恐战争的新规章下，对非洲研究的资金常常需要国防部审核。在这一行业领域中，这批学者是冷战时期现代化和军事化的支持者，他们同时也是失败国家理论的专家（Rothberg, 2003;Zartman, 1996）。幸运的是，他们并非没有批评者（Chomsky, 2007; Mustapha, 2002）。

那些从美国基金会和政府争取研究经费的主流学者为非悲观主义提供了知识背景，思考出一个又一个有关失败国家的理论，从而制造了非洲大陆正在被不稳定所困扰的形象以实现其有关宣传目的。媒体不断制造有关乍得和苏丹（混乱局势）的新闻，仿佛这些问题困扰着非洲所有国家。非洲大陆面临“被代表”的情形，好像一两个非洲国家就可以代表非盟全部53个成员。学者们一般都接受这一观点：失败国家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各种学术资源都被用来研究“脆弱国家”、“摇摆国家”、“危机国家”、“名义国家”（quasi-states）、“具有不稳定风险的国家”和“好战国家”，即使是那些左翼作家也会使用“失败国家”的一些特征在作品中（Klare, 2002）。在南非，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融入种族隔离的知识结构内，认为自己是安全专家和当地安全反恐研究的学者。例如，南非安全研究协会（Th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已经成为非洲主要的研究恐怖主义的咨询顾问机构之一。在其分析中，当前的冲突和冷战时期（大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通常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把非洲大陆当下的军事规划和过去的军事活动联系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四 在非洲虚构恐怖主义

在许多方面，“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的知识话语被用来制造非洲的种族主义形象，而这也恰好和非盟建立和平安全委员会以打击军事主义传统的时间相重合。《非洲联盟章程草案》（Constitutive Act）的通过和非盟在两年内（1999～2001年）的迅速成立令许多国际媒体感到意外，这些媒体忽略了非洲大陆和平力量的团结与重建。

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不同，《非盟章程法案》中包含了保护人权的内容。法案的第4条和第30条要求非盟国家积极保护人权，尤其是在面对战争罪行、人道主义罪行、大屠杀和非法政变时。这些新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义务要求非洲政府和非盟自身严肃对待人权保护这一问题。

《非盟章程法案》的基本出发点来自这一思想：非洲人必须主动阻止大屠杀和人道主义罪行。在该法案中，多项条款与和平有关：

•非盟内国家之间的冲突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和平解决，如可以由非盟议会进行决定 [第四条（e）]；

•非盟成员国内禁止使用武力 [第四条（f）]；

•成员国应该和平共处，并享有和平与安全的权利 [第四条（i）]；

•尊重民主、人权、法治和良政等原则 [第四条（m）]；

•尊重人的生命，谴责并拒绝一切政治暗杀、恐怖主义和颠覆行为[第四条（o）]。

通过对《非盟章程法案》目标和原则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非盟）正慢慢地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旧有概念保持距离。然而，尽管（非洲国家）已经签署了有关合作与统一的法律，一些非洲国家仍然与美国签署防卫协议来打击恐怖主义。许多（非洲）政府利用美国的反恐姿态与其结盟，把（国内的）反对派和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抹黑为恐怖主义行为，从而对他们进行打压。阿尔及利亚政府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杰里米·基南（Jeremy Keenan, 2006: 269）在其对美国和阿尔及利亚合作的分析中认为：“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认可之下，两国欺骗性地虚构出了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 ‘反恐战争’，使得北非的 ‘恐怖主义’有了全新的含义。”基南认为，尽管“跨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是美国在非洲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体现，美国政府实际上采取了“香蕉恐怖主义理论”以确保美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石油——的安全。他认为：

 

在华盛顿“泛萨赫勒倡议”（Pan-Sahel Initiative, PSI）的旗帜下，美国于2002～2003年在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和乍得等萨赫勒国家发起了“反恐战争”。稍后这一倡议被范围更大的“跨撒哈拉反恐倡议”（Trans-Saharan Counter-Terrorism Initiative, TSCTI）所取代，后者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这两项倡议和行动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一“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为华盛顿对非洲的“侵略”、军事化和保护美国的石油利益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Keenan, 2006: 247）

 

基南继续对（美国）捏造的恐怖主义谎言进行描述：

 

这一对非洲的“侵略”，如当地人所提到的，将通过上文提及的华盛顿的全球恐怖主义“香蕉理论”被合法化。在美国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中，华盛顿的“哲学家们”开始构建他们的世界恐怖主义“香蕉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可以影响或是应用于非洲和欧洲。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由于恐怖主义已经被美国军方从阿富汗、中亚和中东地区彻底清除，其残余力量散布在非洲之角以及从苏丹和萨赫勒到西撒哈拉地区的毛里塔尼亚和马格里布国家。萨赫勒地区被认为是通道的关键区域——从阿富汗到中亚再到大西洋和地中海马格里布沿岸的香蕉形弧线的主要部分——经由这一通道，“恐怖分子”得以从中亚和中东地区向西移动，并最终向北进入马格里布和欧洲，向南进入西非和几内亚湾等重要石油生产国。

 

对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捏造并非孤立的个案，英法两国是美国的合谋者。英国学者记录了许多英国政府为追求同美国的军事联盟而不惜虚构恐怖主义的事实。法治、公民自由和民主社会责任之间的张力已经被反恐战争的新宣传削弱，以致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思想的一部分。英国和平主义者将英国政府捏造恐怖主义的行径和虐囚丑闻中的共谋者角色公之于众。迄今为止，非盟和非洲知识分子尚未系统地记录非洲政府如何与美国共谋把自己的公民认定为恐怖分子的事实。

美国政府和肯尼亚政府合谋逮捕并非法拘禁肯尼亚公民成为肯尼亚选举中的一个议题。在苏丹维和问题上，非洲维和人员的报告显示，欧盟和美国对于非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行动阳奉阴违。美国政府一方面借口技术问题为非盟的维和努力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又支持“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并扶植可能是大屠杀制造者的军事领导人。尽管在2007年12月苏丹达尔富尔维和任务的主导权已经从非盟维和部队转移到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手中，（美国和欧盟）对于联合国—非盟维和部队的支持仍然少得可怜。

美国政府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表里不一的行径和其在非洲建立私人军事承包商模式的努力相符合。目前非洲大陆已经有许多这样的雇佣兵公司，但是非盟和非盟和平安全委员会的存在遏制了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势头。因此，为了给这些军事力量侵入非洲提供条件，美国大力鼓吹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战争。通过国际和平行动协会的运作，多方共同努力为这些雇佣兵公司寻找新的商机。黑水公司发言人的话十分具有代表性：“黑水公司有能力影响政府并使之相信：在达尔富尔这样的地方，黑水公司比北约更加强大。”（Scahill, 2007）

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揭示了美国领导层内新保守主义者和私人军事承包商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得到了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关于基督教权利和反美战争研究的支持。这场战争汇集了新保守主义的几乎所有要素：男子气概、种族主义、真理之战和反伊斯兰圣战（Hedges, 2006）。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孪生姐妹，保守主义寻求消除政府在社会中的影响。在美国，这一思想在“以信念为基础的主动权”（faith-based initiatives）的旗帜下兴起。比新自由主义更为险恶的是试图把非洲的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的努力。这在索马里和美国对“伊斯兰法院联盟”（Union of Islamic Courts, UIC）的反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1993年“重建希望”行动（Operation Restore Hope）的惨痛经历之后，美国把索马里鼓吹成非洲失败国家为恐怖主义提供土壤的典型。然而，当索马里人民稳定住自身的政局之时，美国又伙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入侵索马里，理由是“伊斯兰法院联盟”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十三年后，阿布迪·伊斯迈勒·萨玛塔（Abdi Ismail Samatar）描述了美国在索马里的所作所为：

 

美国扶植军阀的计划适得其反：摩加迪沙的大多数人民支持穆斯林领导人，（美国扶植的）军阀彻底溃逃。对于“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形成与摩加迪沙及其周边地区（从军阀暴政中）的解放，美国决策者十分惊慌。“伊斯兰法院联盟”占领摩加迪沙后不久，美国高级决策者就开始论及“国际合法的”索马里政府，并积极使用美国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支持之前其曾鄙视的行动。（Samatar, 2007）

 

在索马里战争中，美国与埃塞俄比亚政府结成联盟；埃塞俄比亚政府逮捕了成百上千的和平公民，并进行了一场与多数人民为敌的战争。为了获得美国的军事资源，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动了一场反索马里人民的宣传战争：它指控“伊斯兰法院联盟”试图建立原教旨主义政权并威胁埃塞俄比亚的安全，却对索马里根本没有军队这一事实置若罔闻。美埃同盟在2006年11月埃塞俄比亚军事入侵索马里之后达到顶峰。萨玛塔认为，“美国政府鼓励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并运用其外交影响使埃避免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美埃的联合宣传把 ‘伊斯兰法院联盟’妖魔化成与 ‘基地’组织相联系的原教旨主义政权”。

对于美国在非洲之角捏造恐怖主义的情况，萨玛塔总结道：

 

美国在非洲之角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宣传与其对暴徒、军阀、独裁者和贪腐政客的支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是美国政策破产的标志。在大多数人眼中，独裁和傲慢已经成为美国地区外交政策的代名词，而且多数人相信独裁和傲慢也是美国政府的核心价值。因此，美国政府在穆斯林心中的形象已经彻底崩坏。美国近年来给索马里人民带来的“礼物”就是军阀、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一个独裁、褊狭和无能的政权。（Samatar, 2007）

 

对于美国在非洲人心目中，尤其是在非洲伊斯兰教徒心目中形象的崩坏，不仅萨玛塔和基南等学者发出了警告。2008年2月布什总统访问非洲时每天都遭遇到坦桑尼亚民众对计划中的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是，美国媒体却认为示威活动只是穆斯林的行动，并制造出一种错误的印象：非洲基督徒和穆斯林对于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建立持不同态度。不过，并不是所有美国军方的成员都赞成捏造恐怖主义的陈腐做法。在非洲司令部的问题上，一名军事分析师使用“被误导的分析”这样的中性语言对军方把不同的暴乱归入同一个集合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对于政治话语中的“归类”, Berschinski警告道：

 

“9·11”事件后（美国）在非洲的反恐活动基于“归类”政策，即把当地不同的暴乱统统归入人为制造的单一的恐怖活动类别中。这一被误导的分析方式应用于对非洲的穆斯林人口、极端贫穷、大量不受控制的区域和失败国家的分析中，而得出的分析反过来进一步扭曲了非洲的形象，使人们认为恐怖分子正从这片大陆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个分析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对可疑恐怖分子的高调打击，也侵蚀着非洲国家对美国做出的有价值并意图良好的努力的支持。（Berschinski, 2007: 6）

 

大多数对美国非洲司令部的评论都把美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在“非洲之角联合军事行动”中的合作视为今后新自由主义军事行动在非洲的典范。这一合作从法国人那儿借鉴良多：利用非洲军队来进行战争，折磨和杀害其他非洲人。法国的这一角色在安东尼·克莱顿（Anthony Clayton）的《法国、士兵和非洲》（France, Soldiers and Africa）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论述。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合作使得吉布提成为美国和法国军事行动的共同军事基地。

在2008年2月，乔治·布什总统访问非洲之后，美国宣布无意寻求在非洲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因为这不符合不对称战争的需求。可是，不对称战争需要发展和非洲军事分子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为后者可以为不对称战争提供大量人力作为炮灰。许多非洲国家目前正在和伊拉克的私人军事承包商合作。东非媒体的报告显示，超过4000名乌干达人在伊拉克为私人军事承包商服务——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安全公司在乌干达招募时宣称，该公司已经把3000多名东非人送到伊拉克（World Tribune, 2007）。

美国在非洲捏造恐怖主义的做法难以被更加开明的对非政策所取代。这是因为，美国在与欧洲和中国的竞争中难以把自己庞大的军事资源过度向非洲倾斜，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必须通过私人军事承包商与像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领导人那样的非洲独裁者来介入非洲事务。没有众多非洲领导人的积极支持，非洲司令部就难以真正有效运作。直至本文写作完成之时，只有利比里亚一个非洲国家公开支持计划中的美国非洲司令部。反对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声音几乎遍及非洲的每一个国家。

2007年8月29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发表声明称，美国（军事力量）和非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要比其在非洲大陆存在的效果更好。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国防和安全部长们进一步强调“地区内的兄弟国家不应允许非洲司令部在其境内设置基地，因为这将带来消极后果。建议各国元首慎重考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这一立场”（Harris and Levy, 2008）。北部非洲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Northern African Community of Sahel-Saharan States, CENSAD）同样也持反对意见。其25个成员国支持SADC的立场并称“拒绝任何军事司令部或者外国武装力量在非洲的存在，无论其有何种理由和借口”（Harris and Levy, 2008）。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rab Maghreb Union）也表达了对美国在非洲设置军事基地的强烈反对。尽管尼日利亚在总统权力移交期间在这一问题上一度表态模糊，但此后尼日利亚政府立即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的声明如下：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坚决反对美国在这一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在这一问题上，尼日利亚立场鲜明地反对美国在西非设立军事基地的一切可能。

 

这个讨论没有把美国政府和在非洲承担私人安全任务的雇佣兵公司之间的关系摆上台面。这些私人安全公司在西非产油国的活动尤其活跃，并成为（美国）从外部向非洲渗透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Musah and Fayemi, 2000）。在美国军事外交政策的计划中，“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没有打算在非洲广泛部署美国军事力量。这一计划旨在利用（非洲的）不稳定和独裁政权来确保军事承包商的合同，而（部分非洲地区）民主的缺失也为美国和非洲政府的合作创造了空间。

在非洲，即便像津巴布韦ZANUPF这样的所谓反帝政府也未能负起对人民的责任，而其反民主政策却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使得成百上千的国民沦为难民。这种情况为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机器进入非洲打开了窗口，也给美国非洲司令部未来的进驻提供了平台。因此，非洲国家的再军事化有两种推进因素。如上所述，第一种是像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这样的非洲司令部的直接促进者；第二种则是像乍得、苏丹和津巴布韦这样的间接促进者，后者相对不为人所熟知。津巴布韦一类的自称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为“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的理论论证提供了素材，构成了美国在非洲反恐努力的基础。埃塞俄比亚等（挺美）国家和津巴布韦等（反美）国家一起，阻碍了非盟宪章中所提到的非洲的完全民主化和非洲人民团结进步的目标。

埃塞俄比亚、博茨瓦纳和乌干达等挺美国家政府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和美国达成了多项军事协定。在“军事变革”计划之下，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私人军事承包商和非洲军队将联手保护美国资本的利益。因此，美国改变了以往对长期军事基地的看法，并把这种新关系称为“合作性安全场所”或“睡莲叶”。一份（美国）国会研究出的报告提到，这种和非洲统治阶层的新关系将增强新自由主义的系统：

 

美国军队在非洲拥有多处海外空军基地和港口，并在多地建立了由当地军队维护的“准系统”的军事设施。美国军队曾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肯尼亚的军事设施对索马里局势进行干预，而时至今日美国仍继续使用这些设施来支持其反恐行动。国防部把这些设施称为“睡莲叶”或是“合作性安全场所”。国防部目前在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蓬、加纳、肯尼亚、马里、纳米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突尼斯、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可以利用这类军事设施。（Ploch, 2008: 9）

 

美国政府在伊拉克蒙受损失之后，便把目光投向非洲以挽救美国资本。

五 渗透真正的恐怖主义

艾格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ad, 2002）在“9·11”事件后对恐怖主义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定义，即“利用恐怖手段统治或抵抗统治”。国际法学家对于恐怖主义的这一定义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定义。（美国）国防部将恐怖主义定义为“有计划地使用暴力或利用暴力威胁导致恐慌；意图通过胁迫或恐吓政府或社会来达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的”。这一定义和美国执法机关的定义并不包括种族恐怖主义、生态恐怖主义、性恐怖主义和多种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然而，美国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使美国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为全民接受，并动员广大公民投入到其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去。

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全球反恐战争的支持，美国及其盟国“9 ·11”事件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了有关恐怖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凸显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孤立，（会上）只有以色列和英国是美国的“真正盟友”。联大会议上提出的有关恐怖主义的条约草案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一切威胁无辜生命、损害基本自由和严重伤害人类尊严”的行为。但是，在如何定义“自由”这一问题上，联大会议遭遇了僵局。

非洲没有这样的僵局出现。早在1999年，非洲统一组织就通过了《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协议》（Protocol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mbating of Terrorism）。这一条约在2004年被非盟正式批准生效。尽管非盟由（非洲）独立时期的元老们控制，但是由于大多数非洲人对西方的恐怖主义定义的强烈反对，人们更习惯从经济和种族角度来理解恐怖主义。正因为如此，Eusi Kwayana对恐怖主义进行了如下定义：

 

当人类缺少希望，缺乏空间，无法自我防御，没有逃生和生存手段，不能战胜实际和潜在的危险、威胁和敌对力量的时候，恐惧随之而来，这其中不仅有生理因素还有心理因素。那些真正掌握历史话语权的人们并没有把这种“恐惧”应用到他们国家所做出的无数残酷的功绩中去：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公共、宗教以及商业机构，在其贪婪的文明使命中对（非洲）人民犯下了罪行。（Kwayana, 2007）

 

在这一定义中，Kwayana还提醒读者们西方对于历史上发生在非洲和美国的屠杀罪行的健忘。Kwayana认为：

 

2001年9月11日对于纽约双子塔的血腥攻击不幸地被认为是人类所有时代极端主义行径的代表，好像人们已经忘记，西半球曾经的反人民和反人类的侵略才是长期持续的不人道行为。

六 经济恐怖主义在非洲

十多年前，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90）就认为，南方国家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适应根本上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做法，是难以实现其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这一否定外部经济因素的观点，已经被最近机构调整计划的历史证实。在经历了世界银行20年的经济设计后，非洲却变得更加贫穷，所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都使得这块大陆在贫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尽管在这20年中有援助国所谓的援助和发展成果，但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却清晰地显示非洲的生活水平正每况愈下。

尽管有关数据显示非洲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但是非洲的每一项指数都表明了生活质量的下降。对非洲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生活质量的恶化的攻击引起了非洲新的政治觉醒。各地的非洲人都难以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清洁的水、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加强了非洲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同盟关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教旨主义又确保了企业利益优先却不顾人民的生活。一名肯尼亚官员指出，“这里（肯尼亚）和卢旺达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使用砍刀（指暴力），他们使用政策”（Ambrose, 2006）。这些政策的综合使用和生产中的暴力就是“经济恐怖主义”。

新闻媒体的记者们更加敏锐地发现了非洲司令部的建立和经济恐怖主义在非洲的掠夺之间的相互联系。《新闻周刊》指出该计划（指非洲司令部）是为了压制非洲的激进主义。在2007年9月17日一篇题为“新战场”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没有永久的存在，希望只是为了赢得支持并镇压极端主义而和友好政权共享美国的武器和战略”（Johnson, 2007: 1）。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的政权就是那种和美国分享武器及战略的政权代表。

七 非洲的生化恐怖主义、艾滋病和性恐怖主义

生化恐怖主义以细菌和病毒等化学或生物试剂为手段为恐怖主义服务。生化武器由致病有机体组成，通常是细菌、病毒、真菌等微生物或者人类、动物和植物的衍生物。它们或存在于自然界，或由实验室制成，都能够通过感染或投毒使人患病甚至致人非命……生化恐怖主义或是直接屠戮生灵，或是通过污染水源和人类食用的动植物来间接致人死亡。（Washington, 2007: 365）

 

（上文）作者哈里特·华盛顿（Harriet Washington）详细叙述了非洲生化恐怖主义和英美联盟发展生化武器对付非洲人的漫长历史。作者详细地追溯了二战时期生化武器的使用，那时英国和美国就开始在这方面训练南非的军事人员。作者把生化恐怖主义看做是种族恐怖主义和种族仇恨的一种形式，详细讲述了中央情报局的“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该计划由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Dr. Sidney Gottlieb）负责实施 [这个戈特利布博士同时负责研究特制毒药毒害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Washington, 2007）。

华盛顿接下来又极为详细地概述了美国军方和南非人沃特·巴松（Wouter Basson）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南非）生化武器项目“海岸计划”的负责人。该项目以非洲人为打击目标研发生化武器。华盛顿指出，为了应对非国大政治力量的崛起：

 

抱持种族隔离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们资助和进行生化武器的研发，并企图对黑人多数使用这种武器。如此一来，生化武器就可以帮助占少数的白人摧毁其对手，而且不费一枪一弹。（Washington, 2007: 373）

 

华盛顿还指出，巴松博士所主持的生化武器项目的应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南非境内。她进一步指出，

 

南非的生化恐怖主义项目与美国科学家关系密切。尽管南非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因为国际封锁而处于孤立境地，但是，巴松和他的助手绝不可能在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独自进行生化武器的研制。从1983到1993年间，美国通过资助巴松团队与美国科学家合作以及为巴松在美国参加会议和教育提供资金的形式支持了沃特·巴松的武器计划。（Washington, 2007; Gould and Burger, 2003）

 

非洲新病毒的爆发，如埃博拉病毒——堪比臭名昭著的特斯基吉梅毒试验——使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透彻，即“立足于对染色体理解之上的分子医药的发展将使一大批新式武器成为可能。在这些武器中，生化武器主要针对特定种族群体”（Washington, 2007: 374）。生物科技的新时代和新奇的生化武器促使人们对21世纪的军事化和战争有新的认识。现阶段的基因工程是种族主义伪科学延伸到新武器领域的绝佳工具。

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2000年9月7日联合国千年峰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无论其资源情况如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使其人口的25% ～30%都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并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孤儿。我认为，艾滋病象征着所有非洲民族的终结，很可能是绝大部分非洲大陆。这是事实。

 

卡斯特罗又说，“非洲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比战争还要糟糕”。这实际上是总体战。同时，艾滋病（病毒）——通过摧毁经济、破坏社会和压榨剥削熟练工人——确保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掠夺非洲的原料和自然资源。富裕国家和统治它们的公司一起，为了利润不惜牺牲人类的健康和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关非洲司令部的多数文章着眼于非洲石油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本文则认为非洲人民的生命更加重要，和平与重建的挑战在于重建社会以保障非洲人的健康和安全比利润更加重要。

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在非洲引起的人员死亡的数量已经超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非洲统治者对此的无情反应和那些拒绝把人民健康放在政治优先地位的领导人，站在了非洲人民的对立面上。这个由非洲统治者和西方制药公司组成的联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如今的国际体系中，非洲人的生命无足轻重。所谓的“全球艾滋病基金”被广为宣传，成为了西方政府支持并帮助非洲国家应对艾滋病的代表。但是，只要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还在阻挠非洲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性、性关系以及禁欲有关的保守观点就会加剧疾病蔓延的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前艾滋病事务特别代表斯蒂芬·刘易斯（Stephen Lewis）认为当前艾滋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堪比“大屠杀”。联合国艾滋病联合工作组（UNAIDS）评估，在未来七年内，全球至少会有1亿人死于这种传染病（UNDP, 2007）。应对这一疾病需要坚实的国际合作。刘易斯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法庭监督国际社会对于艾滋病的反应力度，那些反应不力者将被认为是犯下了反人类罪行。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引起了世界关注，因为该书讲述了大学、制药公司、非洲政府和国际非政府机构等的复杂情况，它们与现在一些使用非洲人进行药物试验的犯罪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国际上能够形成这种共识，即当今世界和平的头号问题是如何利用人类的技术来对抗艾滋病，那么这种共识将催生一种新的和平与民主概念。这种新的理解将能激励国际社会对艾滋病造成的悲剧做出更有力的反应，促使新型经济组织的产生。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将会实行计划以利用人类的技能和知识来谋求和平、公正与补偿。

非洲联合司令部筹建计划背后的传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自决原则格格不入。对民族自决孜孜以求的非洲人民如今不得不面对新形式的统治——来自艾滋病的死亡威胁加上西方公司在世贸组织内利用专利规则进行遏制的企图。这就是生物科技世纪的一种恐怖主义形式。在这个时代，所有技术革命的思想成果都因为优生学旧有观点的拖累而黯然失色。

生物科技革命所解放出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为那些有兴趣于以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形式进行政治变革的人们提供了机会——从过去的抗议政治、反殖民反种族隔离运动、取消债务和和平运动到现在的以新的人力概念影响政治进程以达到对社会有意识的重组和发展政治权力新观念的目的。这就需要对现存的由执政党支配的政治组织形式进行彻底的攻击，同时也对新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发动攻击。“地球民主运动”中的非洲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把环境恐怖主义、对自然的支配和父权社会认定是人类前进路上关键的绊脚石。这些绊脚石——父权制、对同性恋的憎恶为性恐怖主义所支持——在非洲非常明显。

八 非洲的性恐怖主义、军国主义和父权制

一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其国内政策的反映。美国国内对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表明：美国非洲司令部对于非洲人民绝无益处。尽管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但是非洲裔美国人还是因为美国政治体系的不公正而在司法系统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在罪犯中所占比重极高（远超过人口中所占比重）。像《全球禁闭：种族、性别和监狱—工业复合体》（Global Lockdown: Race, Gender and the Prison-industrial Complex）这样的著作和其他有关监狱—工业复合体的研究强调：这种邪恶的新式的歧视性种族评判使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在美国被划为“罪犯”的类别。这就是“新奴隶制”。

美国的种族评判和恐怖主义嫌犯确认带来了过去的种族压迫思想和组织，这与定义人类和生活意义的新科技的作用相一致。这使得现代种族评判和当代的优生学运动互相促进。在19世纪的美国，作为发展中的种族和种族分类的伪科学的一种，优生学随着生物决定论之后而流行开来。此时正是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时期。从1880年到1940年，优生学在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曾写到“正确的公民”的责任和阻止“错误的人生育”（Rifkin, 1998: 117; Selden, 1999）。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对美国19～20世纪优生学运动的分析中提醒读者：

 

专家和学者们正竭力为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失败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都发现原因在于优生学。其吸引力是无可抗拒的。首先，它的假设——遗传因素，而非环境因素，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使得改革者们得以把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归咎于人民大众。上流社会把优生学作为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哲学依据。更重要的是，当科学被看作是美国伟大的象征和未来命运的指明灯时，优生学为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和相对应的解决方案。（Rifkin, 1998: 116）

 

积极的优生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生育来提高有机体或者物种的品质。消极的优生则是系统地消除不良的生物特征。美国1945年之前的绝育法律以确保积极生育为基础。直到纳粹科学的胜利显露出这些观点的全部意义，美国才开始全面理解优生理论的意义。

优生学开始对奴役非洲的性恐怖主义进行补充。对于非洲人的烧杀掳掠，尤其是对非洲妇女（甚至是孕妇）的这些残酷行径，对非洲人民的肉体和精神都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种族恐怖主义和性恐怖主义在非洲人中留下了有关恐怖主义的永久记忆。战争所产生的不安全、种族仇恨、强奸、性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加剧了暴力并导致了不必要的军事动员。非洲的军事动员和战争都是生物科技世纪文化中普遍化的战争赞颂和庆祝元素。

民主刚果境内一些地方有关暴力犯罪和性压迫的报告显示了军国主义、男性气概和暴力在非洲的相互联系。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代表阿加马（Margaret Agama）博士的观察：

 

性暴力是刚果民主的一大灾难。一开始，强奸是各派军事力量的一种战争手段，但是如今，不仅仅武装派别使用性暴力，就连那些掌握权力的普通民众——我们的邻居、朋友和家人——也在使用性暴力。

 

“奥塔·本加和平、医疗和尊严联盟”（The Ota Benga Alliance for Peace, Healing and Dignity）补充道：

 

民主刚果境内蔓延的性暴力问题——据报道在South Kivu一地每天就有40起强奸案件发生——和性暴行的另一方面相呼应，即妇女和女孩儿们被强暴、绑架或沦为性奴隶。许多性暴力的幸存者的生殖器官受到了伤害，导致结扎和不育。妇女和女孩儿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或是肢体残缺，或是火焰炙烤，有些被射杀，有些被子弹、玻璃碎片和玉米棒戳穿阴道。家中的男性在枪口下被迫性虐待他们的女儿、姐妹和母亲。

 

在非洲，一种广泛共识已经达成，即“没有消除性暴力的和平依然等同于战争”。解决非洲的性暴力问题需要不一样的思想和行动——美国非洲司令部绝非正确的途径。在美国军事人员驻扎的地方，（其驻扎）的一大副作用已经显现出来，那就是日益增长的性交易和儿童卖淫活动。儿童卖淫和对儿童的商业剥削已经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国际人道工作者在非洲产生的最明显的副产品之一。非洲各个战争地带童子军的泛滥是性恐怖主义挑战的体现。

桃乐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研究了优生学、性剥削和性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杀掉黑色身体》（Killing the Black Body）一书中，她对性剥削和强奸文化的挑战进行了总结。她指明了需要颠覆这种“对女性生殖和身体权利的故意否认和社会构建的性别规范基础上对另一性别的全面压迫”（Roberts, 1999: 308-311）。非洲女权主义者和和平工作者处在非洲和平运动的前线，他们要求终结性暴力和性恐怖主义。

九 结论：美非合作的新基础

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和非洲各国之间关系的军事化和安全化。根据许多军事系统的政策文件，本文认为“另类暴乱”受到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夸大——这一团体目前掌握了权力杠杆，并且有意利用捏造的恐怖主义来为美国军队的反恐战争正名。

目前为止，非洲多数国家拒绝非洲司令部在本国境内落脚。尽管美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极力推动，但是即使是帝国主义者最亲密的伙伴也没有支持美国的这一计划，利比里亚是个例外。一些国家被美国认为是反恐战争的伙伴，但是本文显示，经济恐怖主义和健康医疗方面的挑战要远比“基地”组织（的威胁）更加危险。本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强调反恐战争源自衰落时期统治阶级的知识赤贫。为了孤立和对抗那些使用恐怖手段恐吓和杀戮的犯罪情况，我们需要真正的国际合作。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是军事、经济、性还是种族方面，都只能通过真诚的国家合作与人类的团结一致得到解决。

1980年，当人们围绕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问题进行讨论时，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新的军事结构的全部意义。此后，在中东的军事化和导致百万人死亡的五场战争之后，和平主义者反对把非洲拖入这一战争之弧的努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非洲和平活动家对于非洲司令部的强烈反对能够在短期内为未来的美非关系奠定一种政治基础，改变百年以来美国对于非洲的剥削和掠夺状况。在美国2012年的竞选中，加强非盟和平安全委员会的压力使美国人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非盟能够成为非洲土地上生命尊严的保证者。美国两党的现实主义者们都认为，非洲的矿石和油气资源对于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真正的尊重和与民主的美国总统的合作需要美国政府把过去曾经对非洲独立和自决所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

短期上看，这需要非洲活动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与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军事化的立法者的介入。首先，健康问题是美非合作的实质基础；健康以及对真相的承诺——承认过去的罪行并彻底改过，这是赔偿的核心。在这种意义上，赔偿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补助，更在于对事实的承认以治愈心灵的创伤和社会公正所受的损害。

赔偿这一短期任务和建立非洲各族强大联盟以保证（非洲人民）对人类生命和民族多样性的尊重的中期目标是相互联系的。对于多样性的尊重将成为非盟能否巩固的最大挑战之一。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与非洲大陆统一军事力量的形成将保障非洲国家挫败未来试图统治和奴役非洲的企图。长期来看，扭转全球变暖趋势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的真正挑战。

非洲的思想家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把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的议题拉回到国际日程的首要位置。这些议题有关赔偿、真相和人类关系的新基础。当下是一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对非洲人剥削掠夺的时代，非洲对于和平的渴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变得更加强烈。当代的掠夺悄悄隐藏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自由、“人道主义”和全球反恐战争的旗号背后。种族主义战争、无政府的混乱和失败国家被国际媒体大肆宣扬，用来为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建立提供理由。

和平进程、争取健康的斗争、反对环境种族主义和有毒废物倾倒的斗争以及阻止艾滋病进一步蔓延的努力正合力形成一个新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支持民主的（国际）关系从而使中国、欧盟和美国为非洲矿石和石油进行的竞争不会导致非洲的不发达和对非洲的剥削。在中国与非洲的短期交往中，已经有证据表明双方需要提高民间关系，从而使得非洲工人的健康、安全和工资水平得到保证。在美国和非洲也需要同样的民间关系来增强和平力量。

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漫长。非洲争取和平的努力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还应该明白，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且还要拥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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