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代序）

李安山

由于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和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世界上对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日益关注。新兴国家或地区相继召开峰会或论坛加强与非洲国家的高层交往。中非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本人虽接受的是历史学训练，但也被卷入中非关系研究的“漩涡”之中。通过近年的研究特别是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笔者觉得有必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研究中的一些现象谈谈中非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 角度与学科：从两位外国学生谈起

近年来，笔者经常接到外国学生的来信，或希望解答问题，或要求采访，或希望介绍研究资料。对于这些学生的要求，我一般会尽量满足。这些外国学生对中国不甚了解，但他们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者，也是求知欲很强的年轻人，更是将来真正理解中国、促进中外友好关系的生力军。与他们的接触是引导，更是平等的交流。

2009年秋季，雷·菲利普斯（Ré Phillips）来找笔者指导她做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希望写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曾满怀信心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当年已卸任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教授，觉得她当过国务卿应该什么都知道。当赖斯教授得知她要写中非关系时，就劝她改写中美关系，这样自己可以指导她。然而，雷坚持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又建议她写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这样自己也可以指导。不料这位非洲裔女生执意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只好作罢，说她没能力指导。后来，雷在网上搜索到笔者的名字并与负责斯坦福大学—北大项目主任申晓红博士联系后来到中国。她选修了我和王锁劳博士为北大/伦敦经济学院（PKU/LSE）硕士项目合开的“中国—非洲与中国—中东关系”课程的非洲部分，并撰写了“从杜波依斯看当代非洲—中国关系”的学期论文。一位非洲裔美国学生对中非关系感兴趣，并孜孜以求地坚持要写这一方面的论文，这首先从某种角度说明了中非关系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其次，一位美国学生因自己学校无人指导论文而毅然决定到中国来挑选指导教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学者在中非关系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最后，作为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从自己的角度选的论文题目很有意义——从一位爱好和平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与泛非运动领袖来看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目前，雷·菲利普斯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再来谈谈学科问题。2009年11月2日，我收到一位名叫安伟杰（Andrej Jautze）的德国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名读中国研究以及美国研究的德国大学生。我正在忙于写硕士论文，题目为“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我最近看了您所写的三篇文章《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改变（应为“转变”——笔者注）》《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你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您的文章我不仅更加了解了中非关系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我也对您的理论概念非常感兴趣。我想麻烦您问一下，您如果属于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学派，那么是哪一个学派？德国所有的大学规定写硕士论文得以具体的理论概念方式来分析每一个题目，因此，我很想知道您自己认为您是哪个学派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我的汉语水平还太低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

谢谢您！

安伟杰（德国名字：Andrej）

 

收到他的来信后，我觉得自己学识有限，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熟悉。因此，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安伟杰先生：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函。关于我的理论究竟属于何种学派，有两点说明。其一，我拿的学位是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并非学国际关系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熟悉，也不愿意去硬套某一种理论。其二，中国学者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与角度，我个人比较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非关系。我觉得中国的角度和历史的方法比较切合实际。我对你的流畅的中文表达印象深刻。相信你能成为一名既懂中文又愿意以客观心态了解中国的新一代德国学者。祝好！

李安山敬上

 

这位德国大学生在第二天就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教授：您好！

谢谢您给我回信。本人同意您的说法，大部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利弊兼具，不过依我看是弊大于利。虽然主流媒体天天报道的“地球村”是存在的，但是各个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西方和东方文化之差异以外，连一个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原信如此——笔者注）。关于中国最近几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学派”的发展我也稍微了解一些。总之，通过读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章，我认为以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不理解他人的动机以及思维方式导致某些学者以偏概全，并且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有绝对性的。

谢谢您帮我理解中国的情况和您自己的看法。祝好！

安伟杰

 

从安伟杰的来信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德国学生能以流利的中文写信，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增。他希望了解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见解，这也说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在加强。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这意味着他既关注中美关系，也敏感地意识到中非关系与中美关系的相关性。这说明中非关系对既定的国际秩序已产生明显的影响。他也意识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以既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理解他人的动机及思维方式去做研究，这种分析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

概而言之，在研究中非关系时既可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也可以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解释。当然，其他学科也如此。笔者目前指导的三位非洲博士研究生分别来自突尼斯、摩洛哥和刚果（金），他们的硕士专业分别是文学、国际政治和新闻传媒，但都对中非关系感兴趣。不同学科并不会互相冲突，反而可以互补。中国的影响力在增加，中国学者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开始影响国际学术界，中非关系已成为建构中的国际关系框架的重要内容。对中非关系的研究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选题，也可以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解释。

二 观点与立场：学术与政治的关联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既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震荡性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少实际问题（如劳工问题、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劳工待遇、与本地人争利等），从而引发了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可以说，在国外有关中非关系的研究，有的偏颇，有的客观。对中非合作的评论既有理性的批评，也有对中国在非洲卷入程度的渲染、误解和偏见。重要的是，尽管我们不断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但在国际政治这门特定的学科分支里，学者的国家身份会影响研究视角，从而影响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2008年，德国伯尔基金会为了促进中非学者之间的交流，邀请10名中国学者参加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的“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议”。会议期间，我与其他两名学者作公开讲演，张明大使也讲了话。当我听到有关中国到非洲的劳工是否都是囚犯的问题时感到很诧异。经过采访和交谈，我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有所了解。当地的中国工厂往往重重设卡；中国工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服装随便，劳动强度颇大，实行三班倒；不会当地语言，不熟悉当地情况，没有与外界交流的愿望。中国人吃住都在工棚，干活如此卖力，生活如此简便，这与非洲人习惯见到的“白人”大不一样。非洲人将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后认为中国工人可能是囚犯。这种误解可以理解，早在修筑坦赞铁路时就出现过。然而，根据严海蓉和沙伯力的研究，早在1991年，原卡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Roberta Cohen）致《纽约时报》的信函即以“中国在非洲使用监狱劳工”为题发表。这种“中国派罪犯到发展中国家”的谣言在21世纪初开始传播。在2010年，5个大陆的报纸通过煽情但缺乏事实根据的各种指责努力将这些谣言变成“事实”。这还能说是误解吗？这是传播政治观点的一种有针对性的丑化对手的形象表达方式。

带有偏见的报道负面影响较大。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膨胀的说法很多，但均不属实。《非洲投资者》杂志上的“2003～2009年投资非洲项目来源国”的投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第1位，总数411个，中国是第10位，总数86个，排在印度和南非的后面。然而，中国受的攻击最多。对中国援非方式的批评包括所谓的“捆绑式援助”。捆绑式援助主要是指官方提供的贷款或混合形式的金融一揽子援助中所牵涉的货物和服务的购买仅局限于捐赠国或一组国家（不包括发展中国家）之中。笔者曾于2009～2011年参与了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CHINA -DAC STUDY GROUP）的活动并担任中方联合组长。在一次有关援助的讨论中，笔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捆绑式援助应区别对待。例如，在购买与援助项目相关货物时，发达国家的价格比受援国的高出数倍，这种援款因必须购买援助国货物而回流援助国；但如果援助国的价格比受援国便宜，那么这种购买会使援款的使用更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捆绑式援助实际更有利于提高援助款的使用率。中国在援助非洲时往往是这种情况。笔者的这种观点得到时任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东北亚区主任阿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的认同。以事实为根据表达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最有效。中国的媒体也有偏见。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为了对2011年初将举行的南部苏丹是否独立的公投进行预测，决定于2010年7～8月访问苏丹。当我们在南部苏丹对朱巴大学老师和南部苏丹地区合作部官员访谈时，几乎90%以上的南部苏丹人都主张独立，而当时中国国内媒体多是关于南北双方团结和解决分歧的正面报道。媒体有时并不真实反映客观实际。歪曲的新闻报道不属学术研究范围，但它影响面大，可以树立或改变人们的观点，对这种报道进行证伪也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选题。做研究应竭力将政治与学术分离，保持学者的独立立场，这样的研究才真正有意义。

这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急就倾向与偏见。2007年6月，笔者接到开放大学一位教授的电子邮件，谈到他经人介绍就非洲华人问题联系笔者，希望笔者回答他设计的有关非洲华人的调查问卷（参见该报告第19～20页）。我在华侨华人研究圈子里从未听说过此人，他的研究背景与华侨华人研究也无联系。所以我的回答是：我可以就他的每个问题写一篇论文甚至一本书，建议他先读我写的《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年）和《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2006年）。此后我再没有收到他的回复。然而，一个多月之后，由他主持的以“南南全球化中看不见的手：在非洲的中国移民”为题的洛克菲勒项目报告发表。我的名字出现在他的“2007年6月18日～7月6日联系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记者”名单里。不容否认，这些年来由于西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机构对中非关系的兴趣倍增，提供资助的项目相当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少笔者称之为中非关系的“一日速成专家”（one-day expert）。这种现象促进了世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我们不得不对缺乏基础研究的急就报告所表达观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存疑。

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投资不算多，但问题不少。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绝不能因为西方公司存在相同问题就忽略中国公司的问题。笔者仍记得2008年在内罗毕参加“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议”时的场景。当一位中国学者为中国公司的做法辩护时提到“有的西方公司不也是这样吗？”一位刚果（金）学者当即指出：“不要用西方说事，他们已出局了，非洲人对他们没有好印象。中国人不能与西方人比，要有自己的标准。”2011年11月，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了有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报告，“‘如果你拒绝就会被解雇’:赞比亚中国国有铜矿对劳工的虐待”。报告出来后，笔者所在的一个谷歌通信组展开了自发讨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黛博拉·布罗蒂加姆也针对这一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在这里不对报告进行评价，因为笔者未去过报告提到的公司；况且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参见该报告第103～112页）。有意思的是，对此报告的质疑均来自外国学者，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人权观察组织报告的资料和真实性存在问题。有学者指出，前段时间人权观察组织有关南非的一个研究报告引发人们对其资料可靠性的质疑，还有学者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报告结论提出挑战。其二，对单挑出中国公司进行批评的做法不同意。一位学者表示，他们进行的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公司的调研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其三，这种劳工待遇问题要看行业，不宜以国家区分。矿工待遇问题是在非洲经营的外国公司存在的普遍现象。华为作为国际电讯企业在非洲的信誉和待遇不错。由此可以看出，带有偏见或以偏概全的报告在学术界的名声不会太好。

2009年6月，南非学者基尔拉（C. Kiala）给我写信，希望我定义“中国的援助”并询问笔者对中国援助非洲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热门但又颇有分歧的话题。笔者当时回答：难以给予定义，因为对援助本身的认识迥异。虽然西方对“援助”定了各种标准，但笔者认为有各种类型的援助。此外，笔者还是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我对将援助与投资结合并无异议（西方国家对这一点特别敏感）。第二，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与日本的关系多少说明了受援者与援助者双赢的博弈，一方得到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得到了廉价原料。中国出让廉价原料并给予外企各种优惠条件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招商引资。非洲目前面临着同样选择。第三，中国以前将一切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解放了思想，开始从不同角度看问题。非洲也需要解放思想，不要老是跟着西方人的思维转，不要从定义出发，应从自己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学者在研究当代中非关系时，也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如何寻求政治立场与学者观点之间的平衡。不容否认，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一个学者的国籍身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研究、判断和结论。这种影响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从选择和决定研究课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不少政治色彩浓厚、倾向性极强的课题设计。当然，在西方话语权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学者尚未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的任务似乎是忙于应付，这与中国外交的处境颇为相似。

三 资料：研究的基础与依据

目前中非合作的信息渠道并不通畅，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尽管学者们一直在呼吁信息公开，但这种困境在短期内似乎难以解决。我们也应认识到，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时间并不长，机制性的建设尚未跟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表示出愿意与研究者合作的态度，但受时间和精力所限，很多措施跟不上；加之中央集权传统机制的影响，学者想得到相应数据来支撑自己的研究结论并不容易。然而，找到信息的途径是多样的，手勤一些，口勤一些，思路打开一点，有些情况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了解。略举几例。

（一）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

有人认为中非合作论坛是中方设立、一手推动的。有的人甚至将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国大非洲地缘战略的组成部分。然而，唐家璇的回忆录却提到了重要的线索：1999年5月，马达加斯加女外长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来华访问时正式提出建立中非合作正式机制的问题。“她与我会谈时恳切地说，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非洲国家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就共同关心的和平与问题进行磋商。她建议成立一个 ‘中国—非洲论坛’。”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在进行“中非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时，专门采访了多位与中非合作论坛创办初期相关的人士，得到了较确切的信息。实际上，从1998年上半年到1999年，多位参加中非合作研修班的非洲外交官也提出过类似建议。非统组织助理秘书长艾哈麦德·哈加戈先生于1999年1月访华时提出过中非之间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议。2007年，刘贵今大使作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出访美国，他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大厅发表演讲。碰巧的是，主席台上的非盟驻联合国观察员正是当年马达加斯加外长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当刘大使讲到马达加斯加外长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某种合作机制的建议时，她激动地说：“就是我！就是我！”

（二）江泽民的四封信与中国和南非建交

曼德拉通过民主选举成为第一届南非民族团结政府总统。由于当时他对国际事务不太熟悉，竟然希望凭借个人威望“在台湾问题上创下一个美、英、日等西方大国都办不到的 ‘双重承认’的先例”。在选举之前，中国政府于1994年2月20日派田曾佩副外长以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客人身份访问南非，会见了曼德拉和姆贝基等人并转交了江泽民的信函。江泽民表示，“随着新南非的诞生，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问题提上了日程。中方非常高兴地注意阁下一再重申，‘非国大’将按照联合国的立场处理对华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是江泽民就中国—南非建交事宜的第一封信。1994年11月18日，曼德拉总统公开表示奉行“两个中国”政策，这种使矛盾公开化的做法成为两国建交的障碍。11月30日，江泽民致信曼德拉，表示“中国绝不会接受 ‘双重承认’。中国与世界上15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功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相信阁下会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推动中、南非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曼德拉并不气馁，于1996年3月托恩佐外长访华时带信给江泽民，希望“帮助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1996年4月底至5月初，吴仪部长在南非举办的联合国第九届贸发大会期间带去了江泽民的第三封信，信中重申两国建交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统一。曼德拉最后决心尽早与中国建交，于12月5日致信江泽民表达愿望。江泽民给曼德拉总统回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并愿与他共同探讨如何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国—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这些信件表明了中国—南非建交的曲折，也多少说明了国家首脑在两国建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重要信息均可从钱其琛的回忆录中看到。

（三）中国—非洲的科技合作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会议上，中方承诺接受100名非洲国家的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为了了解这一项目的落实情况，通过电话采访和其他渠道进行了咨询。2010年，科技部从非洲引进博士后12人，2011年估计有30余人，但2010～2011年两年不会超过50人，接收工作进展不快，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完成100人的目标难以实现。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帮助非洲各国提高科研水平，以自然科学为主，如物理、农业、生物、化工、环境、材料、光学等；涉及多个非洲国家，如南非、肯尼亚、埃及、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突尼斯等。这一项目实施的过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科技部的协调工作比较困难，所属单位未能认真按政策实施。例如，一位从事农业研究的埃塞俄比亚博士生完成学业后本可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他本人也十分乐意。中国政府的非洲博士后政策是每年10万元经费，但这位埃塞俄比亚博士的导师只同意给他3000元一个月，致使这位博士非常生气，毅然决定回国。这种情况令人十分痛心。

上面几个案例列出了三种不同的资料来源：口头采访、回忆录和电邮通信。这些案例说明，在研究当代中非关系时，除了有关档案、报刊、政府文件和相关著作外，其他资料也可使用和借鉴。近年来，官员、学者和援非医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回忆录。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的回忆录用了一个饱含深情的标题——“此生难舍是非洲”。除了涉及中非合作的多个方面外，他在“第三篇：援助篇”近100页的篇幅中谈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情况，涵盖了援非医疗队、援非培训、建筑工程、志愿者、农业技术援非、优惠贷款等内容，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援非的框架和内容有了基本了解。袁南生大使的回忆录以生动活泼的文笔叙述了七篇内容：“走进非洲百姓”“走进非洲社会”“走近非洲名人”“走进非洲文化”“走进非洲华人”“走进非洲奇观”和“走进非洲历史”，全面介绍了他所熟悉的非洲。作为在前线的外交官，特别是在争议颇多的津巴布韦担任中国大使，他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对这些长期坐在书斋里搞研究的人确实是一种启发。

李振中教授是著名的阿拉伯语言与文学研究专家，也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埃及的留学生之一。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如苏伊士战争和他们学习的课程记录等，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原是被派往苏联留学，但后来“由周总理亲自批示选派回族同学去埃及留学”。一个国家向外选派留学生由国家总理来决定，实属世上少有。李计留医生德高望重、医术高明，从1989年起三次参加河北医疗队赴刚果（金）执行援非任务，曾担任蒙博托、洛朗·卡比拉和约瑟夫·卡比拉三任总统的保健医生，多次获得总统嘉奖。他的回忆录记述了鲜为人知的总统生活和工作情况。钟日胜作为广西援非医疗队医生，2004～2006年赴尼日尔共和国津德尔国家医院工作。他与队友们在偏远小城开展工作，克服困难，救死扶伤，圆满完成了援非任务，获得尼日尔卫生部颁发的“优秀医疗专家”证书，也完成了心灵的洗礼。他的回忆录记述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旅程”。

地方的各种出版物也是中非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方面的资料颇多，特别是部分省市自治区卫生厅编写的援外医疗队的出版物。一些部门如农业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商务部等先后出版过一些有关中非合作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一直举办外国军官培训研讨班，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军官为主。该学院主办的《防务论坛》上经常刊登有关非洲军官的发言稿或论文，专门论及中非关系。这实际上是了解中非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另一种渠道。该刊自2010年创刊，每年两期。此外，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和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也不时出版一些非正式出版物，对了解中非关系以及对中非关系的研究有所禆益。

充分利用资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值得欣慰的是，一些青年学者正在实地考察或重视档案资料。沈喜彭博士和刘海方博士为研究坦赞铁路，或是遍访有关人士，或是亲历坦赞铁路；潘华琼博士多次实地考察摩洛哥和马里以完成摩、马古代关系史；肖玉华博士为探讨埃中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正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实地调研；徐薇博士以人类学的方法探讨非洲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与文化传承问题，在博茨瓦纳的塞波帕村进行实地考察；薜琳博士的论文尽量利用了外交部的官方档案。尽管这些青年学者收集的资料可能不够齐全，在非洲呆的时间有限，但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老一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他们应是中非关系研究的希望。

四 成绩与问题：对中非关系研究的基本评价

近年来，由于中非关系的推进，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将政府的27个部门卷入，从而大大促进了各级部门在对非交往中的作用，各部委在与非洲交往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中非关系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非关系研究的总体状况是积极有为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中非关系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国内各界对非洲问题的关注，也提升了非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关注度。外交部的“中非合作研究项目”的启动、教育部“20+20”项目（即20所非洲高校与20所中国高校的组合）的推进和10个各具特色的教育援外基地的建立都大力推进了国内学术界对非洲事务的重视。同时，促进了多种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近年来，多个非洲研究机构先后成立，笔者曾撰文提及。随后商务部研究院的中国—非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和中非商学院的成立、非洲博物馆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学术活动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华东师范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坦桑尼亚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种中非联合研究的新模式，必将为中非学术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北大非洲电讯》（Peking University African Tele-Info）周刊的发行不仅加强了国内各界对非洲事务的关注，也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非洲研究的了解。一些机构出版了论文集，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非洲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亚非研究》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等。

其次，中非关系研究推进了学术与社会需求的结合，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各部委充分借助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力量进行相关项目研究，外交部和商务部尤为突出。一些研究成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和依据。多个中非合作研究项目和援外研究项目开始启动；金融和企业单位与高校科研力量一起进行与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研究，如国家开发银行多次召开咨询研讨会议；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以加强对中非合作和中国企业在非活动的研究（由世界自然基金提供资助、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进行的“中非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的角色与作用”的研究项目，德国伯尔基金会提供的中非关系研究项目等）。

再次，由于中非关系研究的拓展，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非洲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近年来，中国学者访问非洲和非洲学者及公民社会团体来访中国的机会日益增多。各方面的交流也更加活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为例，每年总要举办数次国际研讨会，推进了中国学者与国际特别是非洲学者的交流。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增长很快。

表1将所有中非关系方面的文章分为5类：政治外交、经济投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华侨华人。统计数据显示，1990～2005年的研究文献中，关于政治外交与经济投资的文章占绝对多数，其中关于经济投资的居首位。1990～1996年的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章从单项来看不少，几乎占总数的1/5，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1997～2005年，政治外交与经济投资两类最多，但文化教育的研究成果直线上升，从前一时期的约5%增加到12.8%。2006～2011年《西亚非洲》的文章中，政治外交升为首位，可能有两个原因，《西亚非洲》的定位和这段时间的研究多与中非峰会的分析及应对西方批评有关。表2将发表的文章分为两类：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1990～1996年的文章共有179篇，其中历史方面的文章占的比重较大（28.5%），现状研究占71.5%。到1997～2005年，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下降到占发表文章的13.4%，而现状研究大大增加（86.6%）。2006～2011年《西亚非洲》的140篇文章中历史类文章占15%，现状研究占85%。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各种对策性研究。这种研究是多层次的，包括行业（石油、矿产与能源、工业、农业），方向（外交、经济等），或是战略或策略。同时，反应性研究增多，以反击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渲染和攻击（如“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资源论等）。与此同时，这类研究往往会成为一种政策解释性的研究。不容忽略的是，中非关系的研究缺乏深入细致和具有功力的研究，也缺乏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研究，更缺乏可上升为理论的系统研究。由于急于求成，我们满足于一得之见而缺乏长线和基础研究；由于穷于解释，我们满足于空洞的说教或限于就事论事。概而言之，目前的研究驳论多，立论少；宏观多，微观少；整体多，个案少；说教多，说理少。这样的研究在国际上是对不上话的，也不可能掌握话语权。

学术研究的价值表现在多方面，但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为社会提供各种资料和信息；可为社会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针砭时政并提出忠告。这就需要中立的研究，只有这种学术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