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非洲民主:审查南非、利比亚和科特迪瓦案例
一 引言
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概括的西方政治理论,一个有效政府——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是负责的和透明的——是满足公民需求和愿望的最好保障。相应地,非洲国家在健康、教育、经济增长和环境方面的长期改善最终需要的,是能促进和巩固收益、及时响应、起到代表作用的政府。相反,孱弱的治理会削弱经济活动,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成就恐怖分子的沃土。美国国际开发署评论称,2011年非洲有18个国家参与民主选举,相比1991年的4个,表明已经取得了长期进展。
然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却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民选政府仍然面临诸多限制,尤其是“一个选举,两个权利合法性来源”这个约束。这就是说,如果你是在野党,非洲民选政府必须通过承诺参与西方战略利益来从西方国家“购买”另一轮合法性;如果你是执政党,那么要照顾西方战略利益。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他们的领导人被武力推翻、遭暗杀,从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开始,紧接着“内战”“叛乱”或侵略战争和邻国的入侵。他们经历了这一切。
西方国家对非洲施加的外部民主化压力有一个隐藏的动机。然而,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像是希腊语中所说的——被企业操纵。也就是现在,反抗企业操纵越来越强烈的,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形式。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公民”案例中的决定,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笔者提醒大家,五名法官宣布:根据宪法规定,当涉及花钱影响选举时,公司必须被视为实际的人,允许他们首次签发企业的支票簿——不限金额、不限时间——来播放广告,支持或者反对特定候选人。为了让这个决定不要成为法律,参议员伯尼·桑德(Bernie Sanders)打响第一枪,他说:
公司野蛮人通过美国民主的大门。他们的影响在我们的文化、经济和立法手续方面无孔不入,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希望得到更多。他们想要一切。
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跨国公司在非洲经营的西方利益比本土的民选政府更有实力更有影响力。由肯尼亚第一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所著的书,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窘况。在《尚未自由》(Not Yet Uhuru)——奥廷加的自传中,他认为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名义上自由的肯尼亚人民,实际上仅仅是由遭受一种压迫变成另一种。同样可以说是“后民主的非洲”。这个窘况横贯整个非洲国家,因为权力合法性的双来源困境使民主正处于十字路口。处在这样的泥潭中,非洲国家能既获得民主又得到发展吗?答案是不可能!为了证明此观点,让我们列举三个实例:南非、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同时简要谈到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
二 南非:“不要杀常生金蛋的鹅”的民主吗?
南非民主更多的是有利于建立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而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深受种族隔离制度所害的黑人受害者益处却微乎其微,这种说法可不是阴谋论。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尽管差距在缩小,但南非的收入分配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在非洲,繁荣之处屈指可数,数以百万计的南非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南非最大的商业中心约翰内斯堡,仍然也是白人和富人居多。
如同南非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承认的那样,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的国家尚未自由,南非的现状是“大笔钱在精英手中,人民群众拥有的仅是零钱”。在南非,白人仍然控制着国家的财富。新的民主体制并没有打破白人的统治地位,一旦打破,将会导致经济崩溃,民选黑人领袖将承担这个罪责。当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F. W. de Klerk)于2009年5月12日致信伦敦的皇家联邦协会(The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时,笔者问他为什么“两个南非”没有随着十多年前种族隔离的终止而打破,却仍然维持着。德克勒克(响应曼德拉的绥靖政策)回答说,如果出台强制财产再分配政策,南非的经济将会崩溃,因为白人会撤出资金。于是“杀鸡取卵”。他并没有提及那些作为非洲国民大会(ANC)选民的大多数贫穷黑人的强烈抗议。
(一)黑人掌控政治权利,白人和外国资本掌握经济实力
1994年4月26~29日的选举是南非两个主要政治行动者的战略妥协结果。一方面,非洲国民大会在黑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占据主导力量并且是他们强烈渴望民族解放的化身;另一方面,国家党(National Party, NP)是历史悠久的南非白人民族主义党,从1948年开始掌权,意义在于把种族隔离变成制度,不过在实行“改革”后,国家党与财团的联盟关系更加密切了。
非洲国民大会终于在1994年5月通过国家权力大门,它足以代表民意因其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多亏这次胜利,它不仅仅在国民大会中多数通过,而且控制了7/9的基于新宪法建立的省政府。非洲国民大会的选举胜利,如同1980年津巴布韦民族解放的最终实现,导致了政治权力转移到大多数黑人手中,经济实力却旁落到白人移民者和外国资本家手中。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当地资本家把钱留在国内,外国资本家放心在那里投资。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发现一种方式转移大众的渴望——黑人赋权。这个口号最先由一个叫做“肯定行动小组”的黑人中产阶级提出。它指出津巴布韦问题的来源在于白人对经济的持续统治,解决之道在于系统地促进黑人资本家的利益。这个分析得到了黑人老板们的共鸣,他们大多数经营小企业,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所要求的在自由市场政策下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lan, ESAP)冲击要比当地白人控制的或者外国跨国公司这些大公司更严重。政府本身也接受这个口号(甚至用它来证明其1994年的尝试,从白人那里没收农场交给个别的黑人企业家,包括各部部长和其他州政府官员)。1995年4月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在一片冷漠声中压倒性地赢得了大选。
在2000年6月的选举中,在野党——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DC)——尽管只成立八个月,却赢得了近一半的席位。就算在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八个月大的政党也不可能赢得大选。据说民主变革运动享有来自英国、美国、欧洲联盟(欧盟)和白色联邦捐助者的财政支持,它们决心推翻穆加贝总统,因此通过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来资助摩根·茨万吉拉伊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秘书长拉马福萨响应穆加贝,宣称“ANC致力于打破这些公司的束缚,最终政府将不得不采取行动”。1995年7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了他的言论,作为对像英美、德比尔斯等“垄断组织”的一次高调攻击。到目前为止,政府似乎并未采取行动。
(二)对于大多数黑人而言,民选黑人执政党并不是那么有希望
现在有少数南非黑人亿万富翁——被嘲笑为“在黑皮肤下的白人百万富翁”——压迫他们的黑人同胞。即使是曼德拉和祖马的家庭成员拥有的南非黄金矿业公司,也被指控利用其政治关系,虐待工人却逃避惩罚。
南非的初期黑人资本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以来,已经受到了严厉批评。他们被普遍认为没有自己的独立基础,但却通过“权宜结构”而地位上升。他们是“旧体制的工具”,但对南非很危险。那是因为他们被指控加入“白人男孩俱乐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白人嘴脸,黑人面具”角色。黑人资本家的崛起被萨姆·施罗瓦(Sam Shilowa)认为是“旧种族隔离制度权利和特权的伪装”的一部分。同样,帕特尔认为是墨守成规,称之为“维持现状,粉饰太平”。对施罗瓦来说,“黑人经济赋权”是前进的道路。
其结果是,黑人资本家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家,拥有的“无非是理解公司的作为”,围绕着“白人顾问和咨询师通过远程控制来运行公司,让他们沉浸在暴发户的生活”团团转;还有高级黑人经理人“被录用是因为他们的服从性和他们在我们公司宣传册上的笑脸”,或作为“伙计们:获取业务,微笑,握手,然后把它交给我们展开工作”。白人,据称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他们的黑人走狗“永远不必参与我们的核心业务问题”。
事实上,南非总统在“自1994年以来南非收入低下问题审查”中指出,黑人仍然是南非人民中最贫穷阶层,占2190万贫困人口的90%多。根据2011年的南非市场调查研究局、国际购买点广告(Point of Purchase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POPAI)、南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UNISA)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里大多数种族群体的基尼系数增加,这意味着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然而,在白人中,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50下降到2008年的0.46。非洲的基尼系数增加了7%,而印度和有色人种增加将近4%。
在南非,贫困是“政治”。因为学生试图注册约翰内斯堡公立大学而发生的踩踏事件,造成了一名申请人的母亲丢失性命和20个人受伤。此事发生后,即使是那些支持ANC政府的人都说,在一个黑人占大多数的社会中,即便种族隔离制度已终结了18年,他们的实质生活并没什么改变,在提高高等教育机会和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上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如果你看看教育和就业部门,南非仍然是一个高失业率的国家——官方公布的25%,年轻人高达50%——公共教育系统未能产生学者、有技能的公民——学校在文化程度上排在世界第139位。
(三)南非人民的强烈抗议,ANC领导阶层的挑战
2012年1月8日ANC在布隆方丹盛大举办聚会,庆祝其成立100周年。代尔援引一位杰出的南非学者威廉·古梅德(William Gumede)的话称,一百周年是一个“苦乐参半的胜利”。
ANC的选票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部分原因是它的腐败,但主要是因为几乎二十年的掌权会削弱任何政党的声望。2014年的大选可能会是其最后一次有希望能赢得多数议员支持。
虽然ANC的声望并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因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民怨日益增长。工人运动带领的复发性罢工可以证明这一点(包括现在沸沸扬扬的ANC青年联盟)。
最近,ANC青年联盟领袖朱利叶斯·马勒马(Julius Malema)受到来自ANC的抨击,因为其一再呼吁通过不给予任何赔偿的方式征用国有银行和矿山以及土地,将南非的财富转移给人民。马勒马及其同事甚至可能被逐出ANC,而这将使他们更受欢迎,并形成一个新的对ANC领导地位具有挑战性的局面。青年联盟领导人马勒马甚至呼吁推翻邻国博茨瓦纳的友好政府,因为它过于西化、过于资本主义。
ANC政府如何弥合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平衡少数白人和多数黑人呢?它应该追求一个全面国有化政策吗?这就是多数黑人希望和少数白人最害怕的。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有重大影响力的南非矿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罗杰·巴克斯特(Roger Baxter)认为,如果这个国家追求国有化政策,南非的股市会崩溃。
总之,阿兰·恩德迪(Alain Ndedi)1994年提出ANC承诺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南非,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要点。ANC政府自那时起采用了许多经济方案,目的是在2014年将贫困和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特别是帮助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然而,上述证据表明,除民主选举外,还须大力发展扶贫经济,以达到在南非大背景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预期结果。
对于经历了几十年少数白人族群统治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民主选举似乎意味着“黑人赋权”。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成就“黑人赋权”并使之可持续发展。否则,大多数黑人会问自己:这是我们投票支持的民主吗?!结果,如果民主选举的南非黑人领袖保持“白人绥靖策略”,进而导致自己的合法性被侵蚀,南非可能最终会步津巴布韦后尘。
三 美国/北约攻击利比亚:不为民主而战
凭借其精确、坚持不懈和无情地使用阿帕奇直升机、巡航导弹、捕食者无人机轰炸和C-130武装直升机的空中战斗巡逻,美国和北约盟友实现了他们在利比亚的目标:他们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和他的儿子杀害,他的另一个儿子赛义夫·卡扎菲(Salif Gaddafi)被捕,大多数利比亚政府军投降,“国家过渡委员会”(NTC)反叛运动成为利比亚新的合法政府。尽管美国和北约盟友大规模合力,像利比亚这样的小国,却顽强抵抗六个多月,并且,如同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利比亚战争开始时预测的那样,没有向北约的要求屈服。在他的思考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事情发生时写了事件摘要,说:
穆阿迈尔·卡扎菲,北约最现代化的战斗机拦截并固定他的汽车,身受致命伤,被活捉,然后被这个组织的人暗杀。他的尸体被扣留并作为战利品,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和世界各地其他宗教信仰最基本的原则规范。西方却宣称,利比亚不久之后将成为“一个捍卫人权的民主国家”。
(一)利比亚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西式民主
我们必须寻求答案的第一个问题如下:卡扎菲的遗留问题有一天会被平反吗?遗留问题是什么?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很难客观地判断卡扎菲政权,因为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人权组织、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来看,卡扎菲只是一个被“阿拉伯之春”一扫而去的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执政42年)。这样的一种观点最近被视为针对朝鲜。金正日死后,他的儿子金正恩甚至在他宣誓就职前就被西方媒体称为“一个新的独裁者”。这种看法源于他们的偏见,因政治系统不符合西方特征或价值观,他们想将其观点普遍强加给其他人。在西方国家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对“西方价值观”能说什么呢?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能享受和平、言论自由、人权、更高的生活水平,独立管理他们自己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吗?
尽管如此,许多分析师根据西方政治理论,一致同意自从1969年卡扎菲政变以来,利比亚人民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西式民主。西方疯狂地反对卡扎菲的绿皮书中突出的三个概念——“民主人民政权”“经济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理论”。《绿皮书》拒绝西式自由民主,鼓励在直接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人民权力委员会。卡扎菲禁止一切政治反对派,大声主张清除伊斯兰意识形态,重组国际系统,与邻国为土地而战,并支持“恐怖分子”——从爱尔兰共和军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此,利比亚表现得像一个流氓国家并且支持任何反西方组织。。休·英里(Hugh Miles)评论道:
卡扎菲在2004年宣布放弃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国际社会渴望与之修补关系。该政权建立了利比亚投资局——阿拉伯世界称之为“所有基金之母”——目的是管理利比亚绰绰有余的石油财富(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而不是用这笔钱投资西方企业,但用这笔钱引诱或慷慨赠予那些现在和卡扎菲战斗的西方领导人。
首先,战争前不久,如果你看看卡扎菲上校的相簿,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照片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拥抱卡扎菲,所以他什么时候变成了“必须被推翻的独裁者”,这是个问题。事实上,伊恩·布莱克和金·威尔舍(Ian Black and Kim Willsher)报道说,赛义夫·卡扎菲——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儿子——声称利比亚财政支持过尼古拉·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成就了他2007年竞选活动的成功,并要求法国总统把钱还给“利比亚人民”。如果这是真的,利比亚人民很难拿回这些钱。其次,这可能羞辱萨科齐,因为,想要确保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锁定胜局,他急切想在利比亚实施“禁飞区”中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正如珍·杰哥尔(Jenn Jagire)提醒我们,历史告诉我们——非洲应该记住——当丢掉非洲的殖民地时,葡萄牙本国发生了的一场革命,因而西方领导人通常利用他们在非洲的“胜利”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二)“大炮民主”或“政权变更”的所有不民主的必要手段
为什么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对“除掉卡扎菲”这么开心?布鲁诺·沃特菲尔德(Bruno Waterfield)称萨科齐与卡扎菲发生纠纷是在后者拒绝了萨科奇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的建议之后。这个建议称为“地中海联盟”——联合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南欧和北非,但是这个项目也未能说服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她怀疑萨科齐想要在南方创建一个政治动态,与欧盟以及非洲联盟抗衡。卡扎菲特别指责萨科齐想画一个地中海联盟地图,映射旧殖民主义者对这个地区的规划,把非洲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分裂开。
就在“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和北非的非常时期,西方国家希望利比亚“政权变更”,他们用所谓的政治“人道主义干预”来实现这个目标。然而,除了授权“禁飞区”和加强制裁“卡扎菲政权和其支持者”,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呼吁“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护这个国家,包括班加西,受攻击威胁的平民”。同时,它明确“排斥外国任何形式的力量”“占领利比亚境内的任何部分”。
相反,成千上万的利比亚士兵和平民,死于北约轰炸。据俄罗斯《真理报》英译本报道,丽莎·卡尔波娃(Lisa Karpova)写道:
据估计,至少有10万名利比亚人被北约轰炸和北约引入的恐怖分子和雇佣军行动所谋杀。北约使用脏弹、贫铀、集束炸弹、白磷、燃料空气炸弹……可怕的反人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讽刺的是,北约非常关心平民的健康情况,因为他们使用贫铀已经对利比亚的大气造成严重程度未知的辐射。相比之下,他们在伊拉克制造的辐射相当于250000颗长崎原子弹的影响。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认为,北约的外部干预使利比亚当前的危机加剧,甚至边缘化已经理所当然的非洲联盟——不仅是非洲联盟。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
还警告称,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机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已经表明外部力量——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把战争强加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没有可弹劾的逻辑,从而引发一场世界军备竞赛——越俎代庖,代替利比亚内部力量的作用,通过选举实现民主和恢复政府的合法性。利比亚人应该通过对话,内部解决问题。他认为,外交、政治和军事介入非洲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带来繁荣,带来的却是这片大陆的停滞不前。
(三)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名单上的是“新民主党统治者”还是“前恐怖分子”?
难以理解的是,西方国家与“基地”组织的分支——据传对“9·11”事件负责的伊斯兰组织——合作来推翻卡扎菲。许多分析师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利比亚,西方和“基地”组织沆瀣一气。早在2002年,法国情报专家透露,英国情报部门曾付给一个在利比亚的基地组织成员一大笔钱,让其在1996年暗杀卡扎菲上校并阻挠将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en Laden)绳之以法。此外,一些分析人士称国家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NTC)为“中情局的利比亚叛军”。国际世界舆论被美国欺骗了很久吗?手头的另一个证据是,反对派军事领导人之一、前利比亚陆军上校哈佛塔尔(Khalifa Haftar)25年都生活在距离弗吉尼亚兰利的中情局总部7英里的地方,没有明显的支持手段。他说:“在他流亡弗吉尼亚郊区时经常与中央情报局对话。”西方国家为发动利比亚战争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不能称利比亚战争为突尼斯和埃及风格的起义。
西方国家与本应是他们死敌的“基地”组织合作的证据比比皆是,为了推翻卡扎菲,许多伊斯兰成员与“基地”组织联合起来,一直在利比亚反对派阵营战斗。雷克(Eli Lake)在《华盛顿时报》中透露,马格里布地区基地组织——北非基地组织的分支——公开援助和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此外,法国对反抗军空降武器的行为也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武器有可能被伊斯兰基地组织用在中东和北非的活动中。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eby)在接受每周《青年非洲》采访时证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积极参与了利比亚起义并顺手牵羊,带走了地空导弹(MANPADS),他说:
“基地”组织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反叛区掠夺军械库时拿了地空导弹,然后将其偷运进他们的大本营泰内雷。这是非常严重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为在该地区真正拥有最好的装备的军队。它可能对地区稳定和欧洲、地中海及非洲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蔓延造成严重后果。
大多数利比亚的“新民主党统治者”之前被中情局列为“前恐怖分子”,因此缺乏民主资格。2011年3月利比亚战争开始后不久,反卡扎菲叛军首领阿卜杜勒-哈基姆·艾尔-哈希迪(Abdel-Hakim al-Hasidi)承认叛军队伍包括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基地”组织圣战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杀害美军的“恐怖分子”)。他们中的一些刚刚从关塔那摩释放出去,去利比亚战斗。
讽刺的是,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新年前夕,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无限期拘留任何恐怖主义嫌疑人,包括在美国被捕的美国人。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一项条款允许美国政府无须审问,即可拘禁那些“实质支持‘基地’组织、塔利班或与美国敌对势力有联系的人”。这可能包括在世界任何地方被捕的美国公民。让奥巴马总统在利比亚实践他所宣扬的吧!这是所谓的国际社会吗?我们不要忘记2004年2月,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主任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作证,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威胁(美国在伊拉克的安全)来自一个已经受益于“基地”组织的较小的国际逊尼派极端主义组织,包括……(班加西驻地)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LIFG),现在在利比亚执政。我们也不能忘记,同样的伊斯兰战斗组织在1996年2月试图暗杀卡扎菲,这个行动杀害了他的几个保镖,随后就得到来自英国情报机关高达16万美元的资金。这是据前军情五处的官员大卫·沙勒(David Shayler)所说。
(四)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而建立的附庸国
利比亚战争也证明了西方媒体是其政府宣传外交政策的大喇叭。显然,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得到了北约轰炸的协助,有西方公关公司,如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聘请到的美国海博集团的帮助,还有西方媒体(加上半岛电视台)帮其散播谎言。此外,反政府武装还得到的西方特勤机构的支持。
除了西方霸权急于染指利比亚的石油之外,美元的衰落及对新的世界货币的寻求是否也是导致利比亚政权更替的根本原因之一?包括布朗(Ellen Brown)在内的一些分析师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是在美军入侵伊拉克的一年前,把美元转换成欧元的,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何12个月后伊拉克遭入侵,萨达姆被绞死,美元在伊拉克又重新恢复流通。卡扎菲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拒绝使用美元和欧元,呼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转而使用一种新货币——黄金第纳尔。帝国的愤怒现在如万吨巨石倾压在了卡扎菲身上。
各西方强国竞相抢夺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财富(占全球石油储量3.5%,已探明储量达465亿万桶),这表明石油才是北约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的黎波里争夺战还未结束,瓜分利比亚——整个非洲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巨大石油财富的战役就已经打响。意大利外长打响第一枪,指出意大利的埃尼(ENI)石油公司将在该地区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巴黎的国际合作伙伴会议期间,国家过渡委员会外长偷偷承诺把利比亚35%的石油资源分给法国,以换取其支持;而由于俄罗斯和中国支持卡扎菲政权,二者被边缘化。这表明,在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体制中,大部分利比亚人民会被完全边缘化,而国家过渡委员会处理国家事务时能否做到正直公平已被质疑。
事实上,《法国日报》旗下网站Le Post援引Zengtena新闻社报道,披露美国和北约向利比亚新执政当局提出48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相当于利比亚50年石油出口收入。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利比亚举行民主选举,极有可能赢得合法性的一定是西方强国眼中可以最大程度上照顾其战略性石油利益的一方——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久前组织反叛运动的国家过渡委员会。除了国家过渡委员会,美国和北约盟国又能找谁来支付巨额账单?在赢得选举前,国家过渡委员会就已经是西方强国公认的代表利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而利比亚国家被冻结的资产也已经被国家过渡委员会据为己有。
卡扎菲倒台后,西方强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合同中确保获得大部分份额,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过渡委员会铁定能赢得选举,因为它已经被描绘成“变革的力量”,获得所有西方强国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承认。国家过渡委员会与一些国家签订石油合同,现在得到它们的力挺,因此可是说是已经买到或者保住了一半的合法性。投票箱将仅仅作为合法性一个额外延伸而已。此外,利比亚如果组织选举,卡扎菲的忠实拥护者——已被一一追捕并抓获——不会被给予立足之地。国家过渡委员会号称为民主战斗,而这恰好可以作为检验。
国际社会还预计,国家过渡委员会将会与国际司法合作。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在卡扎菲死前已对其发出逮捕令,但是人权组织已经详细列举出,国家过渡委员会在其控制区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沃尔夫风·韦伯(Wolfgang Weber)说,在利比亚农业和石油业工作的非洲黑人不得不逃离班加西。许多人被反政府武装贴上了“卡扎菲政权招募的非洲雇佣军”的标签,遭到屠杀。
另外还可以肯定的是,国家过渡委员会获得的合法性归功于北约的轰炸活动、人力资源(西方强国的正规兵以及雇佣军或私人军事承包商)、情报和新式武器(空中加油机、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等)。一些新式武器是在利比亚第一次使用。朱利安·博格尔和马丁·朱洛夫(Julian Borger and Martin Chulov)报道,半岛电视台在米苏拉塔附近拍摄到西方武装士兵与反政府武装士兵一同在前线作战——第一次明确证明,外国特种部队在利比亚冲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丽莎·卡尔波娃(2012)援引(Prensa Latina)称,卡塔尔军队也支持反对派,土耳其也正在为新的利比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
目前在利比亚建立的不是民主政权,而是“大炮民主”。笔者用这么一个政治词汇指代“枪口下的民主”;或指使用炸弹和大炮,却不顾及人们——大多数是平民——大规模伤亡的行为。
(五)一场与“阿拉伯之春”无关的侵略
如果你把反映利比亚当前局势的所有上述事实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真实性还是从历史性角度来看,把美国和北约入侵利比亚归为“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正如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是不正确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西方曾支持的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迫使摩洛哥和约旦的政权实施快速改革,以防在本国发生相同情况。在利比亚发生的,是美国和北约盟国对其的公然侵犯。吉姆·加拉蒙(Jim Garamone, 2011)在发表于美军新闻局的报告中,重述了美国陆军将领卡特·哈姆(Carter F. Ham)的大肆吹嘘,说“利比亚战争是美国非洲司令部指挥的第一次作战行动,那里的人们能够从容应对”,还说“非洲司令部——作为军队中最新的作战司令部——要从利比亚战争中吸取教训,做出必要的改变”。
利比亚的基础设施完全被美国和北约盟国炸毁,利比亚俨然回到了石器时代。这足以证明“阿拉伯之春”只是美国和北约的借口。据估计,利比亚恢复到战前状态需耗资约2千亿美元,而能拿下合同进行重建,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的,还是美国和北约盟国。在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过程中,突尼斯人和埃及人可并没有摧毁他们国家所有的基础设施。
哈帕·布拉尔(Harpal Brar)驳斥他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喉舌”宣称的:在利比亚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受人民欢迎的革命,只不过得到了国外朋友的一点点帮助”。布拉尔提问,“既然是受欢迎的革命,还需依赖外国人来解放你吗?”他自己的回答是“不需要”。布拉尔下结论说,如果这场革命这么受欢迎,那么卡扎菲政权就会被民众秋风扫落叶一般地推翻,正如本·阿里在突尼斯、穆巴拉克在埃及的政权一样。
既然在利比亚无法达得同样的效果,帝国主义便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给这个国家施压。不光提供武器、实行制裁,还在米苏拉塔、艾季达比亚、的黎波里、扎维耶和其他几个人口中心实施了地毯式轰炸。几个月前多么美丽的一个国家,现在却已被夷为平地。
利比亚战争表明,美国和北约盟国已经把国际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哪国胆敢抵抗它们的霸权主义、挡它们的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会惨遭践踏。事实上,卡扎菲上校被杀后,《金融时报》警告说:“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暴君正在用军事力量压制叙利亚和也门的起义,卡扎菲的命运会使他们不寒而栗。”
现在脑海中的问题是,叙利亚持续进行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是否是美国和北约盟国企图在叙利亚“重现利比亚局面”的结果。叙利亚反对派目前已形成了自己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在西方人权组织(如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支持下,新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一边推动制裁(已由美国和欧盟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但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否决票),一边寻求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干预。
王亚美在《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谈到,由于有外部力量协助,叙利亚反对派在与阿萨德总统的政府相抗衡时越来越强硬,造成了包括平民和士兵在内的数千人死亡。据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报纸报道,西方国家唆使叙利亚反对派不要与政府对话,并以此向其传达信号,表明西方国家支持反对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却警告说,考虑到叙利亚在中东的地缘战略意义及其与邻国复杂微妙的关系,尤其是与对西方敌对的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的紧密联系,试图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板”很危险。叙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该地区一触即发的地缘政治热点,阿萨德总统曾警告西方强国不要冒“制造地震”的风险,叙利亚发生任何问题都会整个地区变成一片火海。
与此同时,俄罗斯警告称,类似利比亚的情况正在叙利亚展开;并指出,“这次,攻击将来自邻国土耳其”。实际上,根据AlgeriaISP. com发布的消息,隶属于的黎波里军事总督阿卜杜勒哈基姆·贝勒哈吉(Abdelhakim Belhadj)营的22名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分子最近被叙利亚军队逮捕。。不容忽视的真相是,法国和美国几十年里分别在突尼斯和埃及支持的两个残酷的独裁统治,现在沦落到如此地步,着实让人们大吃一惊。为挽救“阿拉伯之春”,两国试图策划在其他更遥远的国度,包括中国,复制同样的运动。
此外,迪特·牛曼(Dieter Neumann)认为,利比亚的暴动让美国和北约盟国第一次有机会超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国公司多年来一直在讨好穆阿迈尔·卡扎菲,目前预计有200亿美元的项目正在进行中。由于北约促成的反叛浪潮击垮了卡扎菲部队,36000名中国工程师、商人和技术人员逃离了这个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及其在利比亚石油行业参与的项目,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实际上,据牛曼所说,2006年美国军方建立非洲司令部,意在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美国不会轻易放手。可是,2009年,中非贸易还是超过了美国,成为史上第一次。
(六)利比亚将摆脱新强加的“民主分配制度”
综上所述,卡扎菲走了,但对西方占据利比亚的抵抗不能排除。实际上,2012年1月23日,当重点城市巴尼瓦利德被亲卡扎菲部队重新夺回时,抵抗就已经卷土重来。国家过渡委员会现在要对付的是一股战斗力强、资金充足、民众支持的抵抗力量。
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死后2个多月——前政权被推翻近5个月后,“民主”才开始在利比亚植根。为何需要这么久?不同的解释浮出水面。许多分析师表示,利比亚新政府面临着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各路民兵正相互战斗,彼此杀戮、伤害。有一个民兵组织,害怕其他民兵组织,甚至请外国人来保护他们。国家过渡委员会设在班加西的总部已被抗议者烧毁。国家过渡委员会现在由“美国和北约盟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士兵”组成,根本都不是自己人。其实,伊斯兰主义者和非伊斯兰主义者、卡扎菲上校政权的叛逃者和非叛逃者、君主主义者和非君主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争执和内讧(在此之上,当然,这些团体和西方强国之间在某些阶段也会发生冲突,前提是如果他们拒绝听命于西方强国)。这内讧已被外界一览无余,使组建新政府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这种混乱局面,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前也曾经历过,是精心设计的计划的一部分。这种不稳定最终会使以色列和美国帝国从中受益。现在,利比亚所有的石油平台已被北约占据。据报道,米苏拉塔的反政府武装人员试图攀上布雷加(利比亚的石油重镇)的石油平台时,却被自己北约盟友的阿帕奇直升机给歼灭了。奥巴马总统为何向利比亚派出1.2万人的部队,这下可以解释得通了。1.2万名美军士兵现在驻扎在马耳他,即将前往利比亚。有人之前预测美国将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看来他们一点没错。这不是“民主”。这是“大炮民主”(这个通用术语用来描述,美国用傀儡政权强加于世界各地的那种“民主”)。
四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科特迪瓦永远受法国控制
科特迪瓦目前的情况给非洲人上了一课:在非洲究竟是什么真正授予权力的合法性呢?“民主选举”虽然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选举结果对此毫无影响。是西方的战略利益——在科特迪瓦的情况中,是法国的利益——起了决定作用。换句话说,那些不容许西方强国掠夺自己国家的非洲政府,不会存活太久。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写道,法国的国家利益,和意在与其前非洲殖民地延续特定关系的法非政策一致,在科特迪瓦排在第一位。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兹·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的评价与之相符,他说:“没有非洲,法国在21世纪将无法创造历史。”法国前外长雅克·戈德弗兰(Jacques Godfrain)的言论印证了密特朗的观点,他说:“(法国)虽然是一个小国,实力也比较弱,但是我们可以移动整个星球,因为(我们)……与15或20个非洲国家保持的关系。”
(一)科特迪瓦到底发生了什么?
德博·奥倪发德(Debo Onifade)解释说,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在法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帮助下,操纵科特迪瓦北部的大选,并且拒绝重新计票,在违背该国宪法法院审查情况和表决程序后,宣布了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总统再次当选的决定。据姆贝基的说法,法国扼杀非洲联盟后,利用其在安理会的特权地位,把自己至于一个在决定科特迪瓦未来时能起到重要作用的地位。作为其前殖民地的科特迪瓦,法国在那里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为确保瓦塔拉成为科特迪瓦的总统并在冲突中获胜,法国因此加入了联合国。姆贝基总结说,不改革的话,联合国将很难说服非洲和其他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联合国不是世界主要大国手中的一个武器。
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乔治·W.布什是大选赢家,而不是戈尔。同样是国际社会,却遵从了这一裁决。然而,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11月2日的一篇报道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2000年,由于佛罗里达州的数轮重新计票,美国总统选举推迟了大约五个周才公布最终赢家。佛罗里达州逾期投票的方式,被一些人视为小布什胜利入主白宫的一个污点。作为现代民主理想和原则的先锋,美国经常被视作如何实施民主的典范。但在2000年,我们目睹了美国因选举过程中发生的恐吓选民、人格攻击、贿选、选票丢失和其他涉嫌的违规行为,美式民主因而受到指责,名声受损。如果西方金融体系(别忘了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别忘了美国在2000年偏袒小布什的选举欺诈行为)行不通,我们为何还要在非洲采用?
(二)科特迪瓦,像所有其他非洲“民主政权”一样,真的独立吗?
在科特迪瓦的情况中,加里·布希(Gary Busch)试图通过真实揭露该国的许多“隐藏的真相”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发现,科特迪瓦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第三大咖啡生产国,占西非经济规模的45%,仅次于尼日利亚。但按照老规矩,比如说,科特迪瓦的经济作物每赚一美元,就有75%被存到巴黎,来“保护”CFA法郎或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流通于法属西非或西非法语区的共同货币。当然,由法国同化政策巩固的这种安排,仅仅保证巴黎持续繁荣,却让西非国家付出代价。因此,科特迪瓦仍是法国利益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国家。科特迪瓦目前的情况表明,在西非,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改革、实现经济合作伙伴多元化、改变贸易和财政政策而选举出来的非洲政治家和政党,除非征得分配给他们资金的法国财政部的同意,否则他们就无法施展拳脚。西非虽已独立50多年,但法国仍然控制西非,特别是科特迪瓦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并持有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为其属于14个法郎区国家的一部分。
科特迪瓦的航空、电话、电力、水力公司和一些大银行被法国掌控。在同一篇文章中,布希指出,科特迪瓦独立后,由前总统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和当时的法国总理德勃雷(Michel Débré)签署的著名协议“Accords de Coopération”,理论上依然适用。法国保持着对科特迪瓦贸易和货币的束缚,以扼杀其走向独立的积极性。
布希在同一篇文章还说,联合国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也证实了法国的这种特权地位。报告中说:“我们收集的证词也使我们清楚看到,1998年涉及农村财产的法律,是与法国和法国人的利益在科特迪瓦占据的主导地位相联系的。据上述消息来源,法国人拥有45%的土地,奇怪的是,共和国总统与科特迪瓦国民议会的建筑竟是与法国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法国的利益据说控制了水力和电力行业。”
布希在同一篇文章中总结到,巴博在2000年上任后,开始扭转殖民地主人享有的一些排他性特权。这意味着,法国之前对所谓“独立”的科特迪瓦的国家经济,实际上一直保持了完全的掌控。所有的大合同都留给法国公司,好像这是法国公司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法国系统化剥削发生于科特迪瓦1960年独立之前,但是独立后的领导者博瓦尼为扭转局面几乎很少做出努力或者说什么都没做。他的无所作为如果不是因为彻头彻尾的愚蠢,那充其量也只能被描述为政治天真。巴博所做,是坚持对国内项目开展竞争性招标,以至于类似中国的其他世界大国也开始在科特迪瓦的经济领域中,得到了立足之地。
(三)法国国家利益的说法:巴博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
即便现在被关押在监狱里,洛朗·巴博仍旧坚持说,在西方强国想完全控制非洲人民的框架中,他依然拒绝接受职位。他在2011年8月6日给国民的独立日信件中这样写道:
的确,我仍旧深信骑士和马之间的那种辩证关系:无论骑士给予马的稻草是好是坏、是多是少,骑士永远要比马舒服得多。
在竞争的世界之中,以为一个人能带给另一人完美幸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因此,就任总统之时,我从国家主权意义上来设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义务。我认为国家主权是一切发展的先决条件。
对于洛朗·巴博来说,就像帕特里斯·卢蒙巴——为争取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而被杀害的领导人——一样,除非科特迪瓦人民在他们的国土上真正开始行使国家主权,摆脱前殖民主的束缚,否则国家独立毫无意义。非洲尤其是科特迪瓦的政治舞台的观察家们,都同意这就是他此刻身陷囹圄主要原因。法军炮轰阿比让的总统官邸,俘获了洛朗·巴博和第一夫人西蒙娜·巴博,交给了他们的头号敌人——阿拉萨内·瓦塔拉。洛朗·巴博和妻子西蒙娜·巴博被分开拘禁。洛朗·巴博——瓦塔拉受萨科齐指使而关押的囚犯——被监禁11个月,不见天日,除了他的律师被允许探监的时候(但是探监几乎不被允许)。神不知鬼不觉地,他就被转移到了荷兰海牙的国际战犯法庭(ICC),连他的律师事先都没有得到通知。
但是目前在海牙,巴博第一次在道德战场打败了奥巴马、萨科齐和瓦塔拉。三者指控巴博贪污了自己国家科特迪瓦的数百亿美元。国际战犯法庭和“阿比让新政府”联手做了一个全面调查,搜遍了世界各地,可是巴博名下的银行账户却一个也没找到。所以现在国际战犯法庭决定给予巴博法律帮助。很讽刺的是,对此爆料的却是支持萨科齐的法国日报《费加罗报》。科特迪瓦的民众对此还未做定论。
五 总结
西方强国一直向非洲人民鼓吹“民主”。可同时,通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西方非政府组织、西方控制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非洲军队等机构,西方国家控制了非洲大量财富并迫使非洲继续作为其“附属地”。于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实力被压榨,属于他们的那份民主也被没收。西方国家仍然以殖民者的心态对待非洲。或者说,如果非洲国家没有任何经济实力,我们可以推断出,非洲也不会有民主。那真正想发展自己国家、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又如何为投了他的票但却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民带来福祉?那些非洲财富的掠夺者同他们的“非洲朋友”合谋,蚕食了所谓的民主。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要获得真正的民主,必须先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再将经济实力民主化。而不是仅仅跟随已取得的政治独立,或者像“国旗和国歌”这种形式上的独立。经济实力民主化意味着非洲国家必须行使自己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依靠自身和世界打交道。当前的权力平衡关系不利于非洲,为了调整这种关系,非洲国家必须制定游戏规则,并与国外合作者建立伙伴关系;为了尽快将其自然资源和矿物资源加以转换利用——包括生产武器以捍卫其政治和经济主权——并且不仅是为本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还要在国家、地区、洲际和国际层面的市场上创造工作,而不是永远作为最终产品——其他国家利用先前在文章中提到的方式掠夺的非洲廉价资源制造的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科技。而多亏了“双赢的南南合作”(Win-Win South South, WWSS),他们有机会实现科技发展(因为西方强国担心失去控制,永远不会与非洲共享科技成果)。
可悲的现实是非洲并不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统一的整体。如果不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达成统一整体,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非洲会被瓜分干净,而非洲国家将各自走向灭亡。利比亚、科特迪瓦、苏丹的分裂……这些可能正是衰落的开始。只有联合起来,非洲领导者们才能抵挡西方强国的干预。西方强国“分而治之”,使非洲保持落后和软弱,以便通过那些最终会被孤立的肆无忌惮的领导者和上文提到的西方控制的机构,来轻易地掠夺非洲资源。只有联合起来,非洲领导者们才能够抵制“分而治之”政策。西方强国“分而治之”政策在非洲不再起作用的那天,将标志着非洲复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