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法宝

道路问题初步解决之后，历史又提出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

道路问题至关紧要，但并非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道路的中心问题，就当时来说，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能否扩大、能否战胜周围敌人的反复“围剿”。这就取决于能否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新型人民军队。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建立起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在这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只有旧式军队，士兵对官长、下级对上级实际上是封建依附关系，军队往往是军阀拥兵自重的资本和工具。它们的军饷和军费，一半来自各级政府，一半来自对人民的劫掠。大革命失败后，通过各地起义参加革命营垒的军队尽管已经脱离了反动阵营，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式军队的习惯势力，如不彻底改造，不但不能担负中国革命的重任，而且在关键时刻还会出现反水叛变的行为，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毛泽东自带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在探索如何建立一支人民军队的问题。1927年9月底，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进行“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此奠定了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传统。随即，在宁冈县古城宣布革命军最早的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正式上井冈山之前，又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在井冈山上，通过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改编，积累了对旧式农军进行改造的成功经验。1928年1月，在下山扩大革命形势时，又宣布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不久，根据部队第一次下乡的经验与教训，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还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这些举措，使得刚刚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逐渐地同旧式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一方面革命力量有了壮大，另一方面旧式军队的习惯远不能适应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客观要求的矛盾也日渐积累。到了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期间，这一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2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召开以前写复信给林彪，坦言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复信还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这一思想斗争，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彻底解决。大会通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建党的纲领性文献。这个决议开宗明义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古田会议决议”通过批评和肃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观念，真正解决了以无产阶级思想立党、建军的问题，真正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中国大地上真正出现了绝对听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解决了如何建立人民军队的问题还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适合红军的战略战术，从而能够驾驭战争的一般规律和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最终赢得中国革命战争。

毛泽东涉足战争之初，并不懂得军事，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军校。他自己说，他学习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进一步引申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由主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样一个入门路径所决定，毛泽东特别重视对军事中的认识论方法的研究和总结，特别重视对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和总结。因为，只有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搞正确，才能保证实践中不迷失方向，才能保证将经验上升为理性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由此，毛泽东逐步在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灵活思维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

毛泽东常说，天下少有常胜将军，我们要求的是“智勇双全的将军”。他还说，他自己的军事生涯，就是从打败仗开始的。这里指的就是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他能够从失败中找到通向胜利、通向成功之路。这又是毛泽东的非同凡响之处。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敢冒风险，特别能担当，特别能经得起人生的挫折。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敢于打破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模式的迷信，敢于打破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勇于独辟蹊径。而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消息传达到井冈山，被误传为“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结果，毛泽东不能继续当党代表，只能当师长。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是误传，才恢复了毛泽东的党籍和党代表职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是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的著名论断，但在当时却有人给毛泽东扣了一顶“枪杆子主义”的帽子，理由是马克思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这些都没有吓倒毛泽东。毛泽东很喜欢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确，无私才能无畏。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智勇双全”的人民军队的统帅。

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论，调查研究成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上井冈山。他在做了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之后，又到宁冈去做社会调查。他要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就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做“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还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到了1928年1月，毛泽东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起初，毛泽东把整个红军活动的中心一直放在湖南这一边，他最早是看好湘南这一块区域。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了解到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老百姓讲，“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从这个特点出发，毛泽东改变策略，制定了对江西取攻势、对湖南取守势的军事斗争方针。他还告诉战士们，我们来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此后，毛泽东就把根据地扩展的方向改为江西，后来又发展到闽西。这才有了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来到了井冈山，这是人民军队的精华，极大地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斗争上了一个层次。不久，这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四军。在这支部队里，有三个将领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这就是朱德、陈毅、林彪。第二，朱德当年在滇军当旅长的时候，曾经驻守四川泸州，在当地清剿土匪，积累了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到了井冈山如鱼得水。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原先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这句话加进去以后，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革命理想，只图生存、光打游击，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十分看重十六字诀，认为红军后来的全部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这样说：“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国民党和蒋介石集团看到中国共产党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以后，决计集中主力部队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样，能否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在战争中取胜，就成为中国革命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毛泽东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形成了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战略战术，包括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初战必胜，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依托人民的游击战争和巩固的根据地，既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又反对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在这篇名著里，毛泽东还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战争经验的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指出：“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实际上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恰恰是从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中总结出来的。

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是1930年12月16日至1931年1月3日发动的。国民党军各路由北向南，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毛泽东决定采取“中间突破”的打法，选择对宁冈的国民党军主力张辉瓒师首先下手，“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战斗打响后，“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跑，许（克祥）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从1931年4月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东西八百里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攻。毛泽东采取“先打弱敌”的战法，首攻富田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王金钰、公秉藩两师。“胜利后，接着打郭（华宗）、打孙（连仲）、打朱（绍良）、打刘（和鼎）。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回忆说：“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

蒋介石见两次“围剿”连遭失败，便亲自上阵指挥，于7月初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中央苏区。毛泽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此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从敌军结合部乘隙钻过，先后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郝梦龄师、毛炳文师连打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并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掉头向东，企图聚歼主力红军。毛泽东则指挥红军转身西行，在兴国境内以逸待劳。“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在指挥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不仅实战检验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如“中间突破”“先打弱敌”“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而且还积累了如何机动灵活地处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及战略进攻、运动战与速决战及歼灭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丰富经验。没有这些经验，不可能产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不朽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然而，大家都在总结经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就是因为毛泽东最善于从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并将其上升为好学、易懂、管用的理论。毛泽东还有一个过人的长处，就是善于将别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财富，包括从别人的教训中吸取养料，这些思想财富和养料源于集体智慧和群众实践，但经过他的总结和提炼，更具有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论色彩，更具有指导全局和长远的深刻意义，更具有理论指导实践的直观性、有效性、可操作性。由此培育起中国共产党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理论品格，由此培育出一大批拿起枪能打胜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的领导人才。

拿起枪能打胜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这一光荣传统，来自毛泽东治军的重要思想，就是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来的。因为敌军的“围剿”是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根据地也是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敌人来了，红军就是战斗队；敌人走了，两大战役之间的空隙，红军就成了工作队，深入乡镇做群众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宣传发动工作，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给贫苦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毛泽东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任务，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但是土地革命怎么搞，包括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经验。在湘南暴动的时候，为了让农民参加革命武装，当时干了一件蠢事，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误以为这样做最革命，这些老百姓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就会跟着我们一块闹革命。结果没想到，这把火把我们和群众隔开了，把很好的群众基础给烧掉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你烧了人家的屋子，人家就要革你的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开始懂得，要农民跟党走，就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要打土豪、分田地，这才是真正的土地革命。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这又是一个问题。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当时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后来，毛泽东总结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但尽管如此，这部土地法使得井冈山的土地革命第一次有了政策，有了法规。以后则是逐步完善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一个单纯为了打仗的军事武装，还要担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的任务。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经常强调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政权“三位一体”。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形成的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决议”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在毛泽东的培育下，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有了很强的局部执政的意识，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有能力创建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