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毛泽东抓住军阀割据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出现了一时的迷茫。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历史的惯性，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马上想到是要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样就从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中，有了两大认识上的进步。一是意识到中国革命靠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国民党已经从原来中国共产党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在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二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全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掌握独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国民党调转原来共同面对北洋军阀的枪口在杀共产党人，而且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也绝不能坐以待毙。在这两点上，全党上下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决定。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需要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心城市进行暴动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爆发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创造人民军队的道路，但走的仍然是中心城市起义的道路，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且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依靠外援的倾向。当年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回忆说：“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发言中不无痛惜地谈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发言中提到的“新政治局”，就是这次会议选出来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以替代陈独秀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时，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影响其终生也影响中国革命的重大决定。“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之所以要毛泽东去上海，是因为他一向敬重毛泽东的胆识和才能。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时，瞿秋白专门为之作序，还将毛泽东和彭湃并称作“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深知瞿秋白的表示是对他的信任，但他要到农村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已定。会后，毛泽东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征程。

“八七会议”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会议记录是由邓小平做的。由此才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如实地保存下来。当时，邓小平被迫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后，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主要工作是管理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参与起草文件。

“实践出真知”，谁也不是算命先生。毛泽东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已定，但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初，也没有意识到要自觉地到农村去创建像井冈山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下的命令是要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去前方执行这个命令的。

9月9日，既是毛泽东这位伟人逝世的日子（1976年），也是这位伟人的伟大事业有了新起点的日子。这就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前后，他写了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十天之后，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浏阳县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会上争论得很激烈，多数人认为要继续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先取浏阳，再攻长沙。经过一夜的讨论，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次转兵，奠定了毛泽东开辟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起点。这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由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

从表面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由此开始了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胜利的新探索，产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以中心城市暴动为起点，而是以农村作为长期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和中心，经过长期积累和力量对比由量到质的转变，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能从失败中找到通向胜利的道路，他能从当前发生的具体事件中察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能将自己的认识转化为整个革命集体自觉的行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他能够在事物的运动中意识到原来的路走不通，要走一条新路。当时全党同样都在实践之中，而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一种迷惘之后，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一个事情一出现，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力争比较早地作出科学的判断，作出正确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只要我们走近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到进军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后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先验之道，历史的必然性也不是这样来体现的。历史的必然性，体现在一个个表面看来是偶发性的实践之中，体现在一个个表面看来是毫无关联的孤立事件之中。从毛泽东在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当中的浏阳、铜鼓脱险，到秋收起义部队没有如期会合而变成三路分头行动，再到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以及攻打萍乡失利，攻打醴陵克而复失，攻打浏阳陷入重围损失惨重，等等，这些事件常人遇到，肯定是要横下誓死一搏、拼死一战的决心。当时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起义都经历了如此惨烈的历程，只保留下一些弱小的革命火种。这种精神，令人仰止。这种抉择，无可厚非。但在毛泽东看来，一切都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推理出发，更不能仅凭一时冲动和勇敢精神。他首先想到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想到的是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山区退却，想到的是革命力量要在农村扎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进可攻、退可守。而这些基本点，恰恰是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反映。这些规律，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28年10月写成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得到初步的然而又是深刻的总结。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统一参与领导井冈山斗争的党员干部思想。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把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能坚持下来这件事，放大到全国乃至世界来看待，也就是沿着由具体到抽象、由井冈山斗争的特殊到全国革命的一般再到世界革命的特殊这样的思想路径来展开的。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八七会议”所提问题的继续，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等一系列起义所提问题的继续。

凡事都需要既问其所然，又问其所以然。当时，井冈山斗争已经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在“八七会议”以后举行的大大小小的各地起义中，也有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生存了下来，先后形成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等根据地。但是，如何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都未能给予理论和实践上的解决。由此，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本该是党中央来回答的，而毛泽东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向这一在当时最为紧迫也最为尖端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挑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具有胸怀党和中国革命全局、立足于实践最前沿、进行前瞻性理论思维能力的卓越才能。

毛泽东是怎样回答“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他分析了“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同帝国主义间接统治、划分势力范围的关联，同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新旧军阀割据的关联，以及由这两种特殊现象导致的另一种现象的出现，即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当时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由此，毛泽东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在这种分析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分析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从各种表现之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若干联系，并透过这种联系找到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亦即本质特征（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特征之一的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从而找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外部决定性因素。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革命因素。这里面同样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但又是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这时，毛泽东又将视野从世界、全国移到了当年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区域，将当年的红色区域同白色区域作了比较。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善于在偶发性事件中寻找反复出现的概率，并且善于从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寻找规律，这是毛泽东的超常之处。

随后，毛泽东又把“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同全国革命形势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前面两点分析侧重于解答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时的分析更侧重于解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里，毛泽东不仅把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同全国革命形势相联系，而且把它同“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联系起来。文章是作者心境、心态的流露和写照，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志存高远、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不过35岁，正是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

读了这篇文章，怎么能够想象这是在穷乡僻壤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呢！但这就是事实！由此可以强烈地领悟到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全党同样都在实践，也有一批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短短一年之内，就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有如此深刻而理性认识的，唯有毛泽东！

当然，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正确而完备系统的认识更是如此。但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成为毛泽东开创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起点，是客观事实。

这以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备。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系统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写于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论述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论述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迟早会成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批驳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文章中特别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时，毛泽东不但有了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而且有了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的初步经验。实践是理论总结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进一步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而且明确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不处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而且中共中央依然还在上海大城市之中，毛泽东开辟和代表的这条道路后来还不断遭到质疑和非议，但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世，已成为客观事实。不但蒋介石逐渐把围剿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而且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也不得不把重心向中央苏区转移。这些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昭示着只有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才能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未来。

周恩来作为主要当事人和见证人曾经在1944年3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回顾这段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

就是这样，毛泽东将开辟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的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