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报告中提到的“战略互疑”，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的主要政策演说中指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北京和华盛顿均寻求建立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此外，中美关系是成熟的。双方能够了解彼此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进行广泛的交流。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相对频繁，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多场政府间对话。但以往的交流经验和广泛的交流活动，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不信任本身即具有缓慢的破坏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加剧不信任。由于缺乏信任，双方领导人很难确定是否已经了解对方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本报告的两位作者阐明了两国领导层对另一方深刻的关切是什么，并揭示了产生这些关切的原因何在。两位作者各自叙述了本国政府的观点，并且没有对对方的文字做任何修改。两位作者共同撰写后续的分析和建议。本报告的重点不在于说明双方在日常事务的各种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而是在于集中分析一方对另一方的长远意图产生疑虑的因素。
叙述战略互疑的目的是，希望两个国家的领导层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确定更为有效的途径来建立战略互信。作者希望本报告能够有助于提高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长期正常大国关系的可能性，而不是因战略互疑形成敌对的关系。
理解战略互疑：美方观点
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并不是美国政府决策者当前的主流观点。相反，他们相信与崛起的中国建立一种基本的建设性长期关系，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但美国的决策者也认为，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并据此产生担心，引发辩论，探讨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地促使中国行为更加符合他们的愿望。美国领导人关切的基本问题如下。
各种消息来源表明，中国方面认为，中美关系是长期的零和博弈。这就要求美国准备捍卫自己的利益，防备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它可能会做出试图削弱美国的举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控制邻近海域（“近海”）的强烈愿望，可能对美国自由出入公海并在其中自由行动提出挑战。而这种自由，对美国实现对其朋友和盟国的承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亚洲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国而言，如约继续履行其对该地区内朋友和盟国的承诺变得更为重要了。
从经济上看，美国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将有损美国经济复苏的机会。源自中国的网络黑客窃取了美国商业秘密和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关切。
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也从不同角度引发了不信任。美国人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之间理所当然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而集权的政治制度本质上不太稳定，更容易把其国内的不满归咎于他国。集权制度本质上不够透明，这使其他人更难以判断他们是否具有诚意，以及其真实的意图是什么。美国人认为，中国存在侵犯人权（尤其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使美国更难采取行动设法建立更深层的互信。
尽管美国欢迎一个更加富裕、更多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但是它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规则方面应给予特殊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华盛顿希望，北京能够担负起主要大国应该承担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些责任；当北京拒绝依此行事时，它就感到担忧。
美国认为，对于未来美国的利益来说，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因此，美国领导人对那些表明中国可能对该地区行使更多霸权的做法特别敏感。华盛顿在中国2010～2012年的行动中看到了类似迹象。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可能直接损害美国经济成本的政策尤为敏感。其中，包括盗窃知识产权，把人民币价格控制在低于市场水平，对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以及中国在2010～2011年对稀土金属出口的限制（此举看起来有获取敏感的外国技术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
最近的事态发展，增加了美国相关机构对中方的猜疑。美国军方认为，解放军看来在优先发展特别针对美国作战平台的武器系统，担心中国军方在军事计划和理论方面缺乏透明度。来自中国境内的对美国政府、军事和私营部门进行的网络攻击，范围广泛，且持续不断。这让主管网络安全的美国官员颇为震惊，并对中国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提出了严重关切。美国情报官员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北京在思考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更多的是从零和角度出发，而中国在美的间谍活动不断增加。
理解战略互疑：中方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美关系中，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实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愿望。北京意识到，中美合作必须基于战略互信。与此同时，在北京看来，正是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状况。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深深植根于历史。反映近年来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变化的四种中方观点，则导致了这种疑虑的加深：中国地位上升，自2008年以来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国之列；尽管美国目前仍具有雄厚的实力，但是正在走下坡路；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新兴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挑战西方主导地位，并且也在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对社会和经济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西方民主及其市场经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供借鉴的选择。所有这些看法结合在一起，让中国的许多政治精英认为，是美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他们相信，鉴于此，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
美国促进民主的话题，被中国理解为是图谋破坏共产党的领导。因此，领导层努力抵制美国意识形态、美国关于民主人权的观念及相关问题的影响。针对中国人眼中美国分裂和削弱中国的图谋，中国正在建设日益强大而精巧的政治和技术手段，以维护国内稳定。
尽管海峡两岸关系有了大幅改善，但是美国仍然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在中国沿海进行抵近侦察活动。这加深了北京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华盛顿最近对亚洲政策的“再平衡”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威胁感。美国对朝鲜、伊朗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立场使中国感到不安，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
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
中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国际政策和行动进行的批评和抵制，反映出中国的疑虑。即这些政策和行动，是建立在不公正的、狭隘的美国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并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利益。
分析
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有三个主要来源：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第一个来源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更为实际的做法是，华盛顿和北京应该解析和处理产生战略互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源，通过改善彼此对对方国家国内形势的认识，更加有效地开展双边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战略互疑在北京的感受程度要比华盛顿更深，这可能是出于中国对“百年屈辱史”的记忆，以及对同美国相比中国在实力地位上处于弱势的认知。
建立战略互信的建议
以下建议旨在举例说明可能用哪些类型的新举措来应对战略互疑问题。不必把它们理解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连本报告的两位作者也不是对每一个细节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发双方提出一些创造性想法。
经济和贸易方面：创造条件鼓励中国对美国实物资产进行投资；在2012年美国大选之前，完成目前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评估；中方可以对美国主要官员和分析家增加关于中国政治体系具体运作方式的透明度，使他们能够形成对中国更切合实际的预期。美国和中国也应该尽快完成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军事方面：开展长期的深层次对话，讨论双方应该如何进行军事部署和正常活动，才能既允许中国捍卫其核心安全利益，同时又允许美国充分履行其对该地区的盟国和朋友应尽的义务。这种对话由两国最高层领导主持，两国军方积极参与，可能会产生如下相关结果：达成相互限制部署新型破坏性手段的协议；更好地认识朝鲜半岛形势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改善双方对台海周边整体安全局势的相互理解；就减轻中国领海之外的海上紧张形势的方式达成某些一致意见；探讨可能的步骤，以减轻目前困扰中美在核现代化和太空活动方面的安全困境。
网络领域：讨论可能采取的规范、规则和可以接受的做法，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各自政府是如何组织处理该领域内问题的，同时采用共同的词汇和原则。
多边对话方面：推动举行两个三边（中美日和中美印“小多边”）对话，来处理三边架构中各个国家相互关心的问题。这种三边对话或许能够减少出现战略区隔的可能性，即把美国放在一边，把中国放在另外一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基本结论
上述建议反映作者的一个信念，即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应对战略互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试图提出各种具体措施的建议，以期削弱双方对彼此长远意图存在深刻不信任的基础，并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合作。
这种应对的责任风险特别高。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两国关系的性质对两国公民、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互疑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快速发展下去，势必会让所有相关各方付出沉重的代价。
言辞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提出的许多建议集中在开展新的对话上。如果这样的对话和相关行动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双方领导人应该非常仔细地考虑，在双方都对对方国家的长期意图怀有深刻不信任的情况下，应如何管理中美关系，实现合作最大化，并尽量减少紧张和冲突。
致谢：我们感谢为本报告提供重要反馈意见的美方审稿人，他们的宝贵意见提高了本报告的质量，还要感谢那些不辞辛劳为本项目贡献智慧、花费时间的人们。同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及约翰·桑顿慷慨支持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特此衷心感谢！最后，特别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此项目的支持，为研究者（李侃如）慷慨地提供了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吉欧中心的住宿资助。
原文为英文，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3月正式出版。本报告的中文本由刘春梅翻译，王缉思审校，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