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阶级阶层研究：西方谱系与中国图景

刘兴云

摘要：阶级是一个多面相的概念，不同学术流派因标准与立场不同而解释各异。二战后，世界学术界对阶级阶层研究主要有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涂尔干主义与后文化知识论等代表性的流派。这些理论对中国阶级阶层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阶级阶层研究问题意识较强。通过对CNKI的相关文献检索及国内外主要著作的阅读、比较和分析，在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研究范式演进的轨迹的基础上，本文蒙太奇式地展示了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研究的学术图景。

关键词：阶级阶层 理论谱系 CNKI检索 学术论域

 

阶级关系、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问题，也是考察现代社会变迁的切入点。几乎每个重要的社会学家都从某个方面阐释阶级、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现象。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研究不断深入，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及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等经典理论对于解释当前的现实问题显得有些乏力。对此，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后涂尔干主义、后文化知识论与新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学术理论派别试图对传统理论加以改造、修正和补充。新中国阶级阶层研究问题意识较强，研究范式变迁大致经历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继承与发展、社会分层范式引进与模仿、重返阶级分析三个时期。本文试图对当代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以期将该研究引向深入。

一 阶级阶层范畴的知识考古

（一）阶级：一个多面相的概念

阶级（class）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据记载，思想史上最早将民众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恐怕是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提休斯（Theseus）。尔后，梭伦（Solon）也试图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宗教神学笼罩整个欧洲中世纪，地主与农奴两个阶级除了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予以划分之外，这种划分的固化还得到宗教神学的鼓吹与确证。毋庸讳言，马克思是阶级理论的集大成者，系统地提出了阶级理论。“二战”后，随着科技、社会迅猛发展，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变迁，不同的理论流派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来约束阶级概念和解析阶级理论。

1．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描述。马克思相信：“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甚至他本人认为对阶级理论的三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阶级现象的出现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阶级形成做了如下分析：“当千百万个家庭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下形成与其它社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的时候，并且当这一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形成了冲突性关系的时候，这一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级。”恩格斯认为，当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当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当社会的剩余产品还不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后来，列宁从经济“一元”的角度对阶级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体能够占有另一个集体的劳动。”在列宁看来，阶级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一种地位或位置。总之，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阶级是与经济权力相联系的，而这种权力又是由每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界定的。

2．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概念约束。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当中找不到对阶级的明确界定，导致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定义版本众多。总体看来，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概念约束秉承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是一种剥削关系这个理论硬核（hard-core），从引发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所占权威和权力、生产方式、社会文化、话语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 35）用占有和不占有权威、权力定义阶级，认为阶级是“有组织的人类利益集团”。普兰查斯（N. Poulantzas）认为，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经济主义”解释在概念上将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混淆了。这样势必忽视了阶级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意义，而阶级的政治意义一点不亚于它的经济意义。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阶级定义：“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结构的整体，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普兰查斯，1982: 64）他运用两个宏大的范畴，即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表述阶级。宰制阶级的是社会的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生产关系或生产体系。阶级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赖特（E. O. Wright）认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是围绕四个基本的结构属性建立起来的：阶级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这种关系是对抗性的，对抗性来源于剥削，而剥削基于社会生产关系（赖特，2006: 34－37）。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汤普森，2001:2）。琼斯（G. S. Jones）在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建构在“非指涉性的”（non-referential）阶级话语中的“阶级”，才是对“阶级”的关键把握（周穗明等，2008: 154）。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J. P. Sartre）的影响，埃尔斯特（J. Elster）则把阶级形成问题简化为个人选择问题。在圣克鲁伊（S. Croix）看来，阶级（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是剥削这种事实的集中社会表达，而剥削的方式体现了一种社会结构。“阶级是某一地区的一个群体，通过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地位进行区分，而这种地位的区分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拥有和控制），如对于生产条件的拥有和控制。”（Camfield, 2005）加姆菲尔德（D. Camfield）认为，在阶级定义的众多版本当中，最为准确与最接近马克思本义的当属圣克鲁伊的阐释了。

3．若干非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解析。阶级是一种客观存在，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提休斯把“民众分为三个阶级，不论其氏族关系如何，这三个阶级分别称为‘士族’、‘农民’和‘工匠’。凡属民政和宗教方面的主要官职都由第一阶级的人担任。”（摩尔根，1977: 259）在他看来，阶级不是起源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是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继提休斯之后，梭伦则试图按照“人们的财产多少定名”。（摩尔根，1977:263）“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五百、三百及一百五十袋谷物（一袋约等于四十一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一切官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官职；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韦伯（Weber, 1994: 113－114）认为，阶级是指在生活机会、商品占有和经济收入等方面有着一致利益的群体。他的定义是：“在我们的术语中，‘阶级’并不就是共同体，它仅仅代表一种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和经常的基础。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阶级：第一，在生活机会特定的作为原因的构成上有着一致性的人们；第二，这种构成仅仅是指商品占有与收入机会上的经济利益；第三，这种构成是处在商品的或劳动市场的条件下。”吉登斯（Giddens, 1975:105－107）认为，阶级是一种特殊的“聚合体”，一种关系。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 D. Lasswel）认为：“阶级是具有类似职能、地位和观点的重要社会集团。当今世界政治上，主要的阶级结构分为贵族阶级、富豪阶级、中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拉斯韦尔，2009: 7）韦斯特加德（J. Westergaard）认为，阶级是一种源于对稀有资源配置进行控制和获益的制度安排（韦斯特加德，2005: 175）。总之，正如英国政治学者海伍德（A. Heywood）所言：“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通常是以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在收入和地位上的差异为依据的。”（海伍德，2008: 286）

（二）阶层：源流、概念和尺度

阶层（stratum），通常被认为是利益分化过程基本完成，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的集团。它是一个由诸多共同利益和强烈集团意识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群体，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和核心部分，它代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和利益，它涉及社会各种资源的分配以及在分配中存在的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王春光，2004）。广义的社会阶层，是对广泛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构成的区分，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业性质和特点的分析区分。狭义的社会阶层，是对特定的社会成员构成或社会成员的某一方面进行考察界定（尹焕三，2002）。

对社会阶层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有关社会阶层的论述随处可见。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建构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理想国家制度。他认为，正像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一样，一个国家也相应地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战士；供应需品的人：农人、手工匠人。在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中，只有三个等级的人们各守本位，恪守其责，才能和谐一致，才能实现“正义”的原则。不过柏拉图是以宗教神话作为他的“三个等级”划分尺度。这三个等级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属造出来的，其中统治者阶层是神用金子造出来的，武士阶层是神用银子造出来的，而劳动者阶层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因此，国家或社会中贵贱自分（黑格尔，1957: 253；全增嘏，1983: 157－158）。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时就明确提出了根据城邦居民的财富多寡这个尺度划分“阶层”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而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政掌权，”否则，就可能产生极端的平民政体或登峰造极的寡头政体（亚里士多德，2003: 137－139）。同时，他还提出了“中产阶级”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思想。印度社会分层几乎沿用流行了2000多年之久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尺度，从高到低将社会群体分为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或贵族）、吠舍（平民或商人）、首陀罗（手艺人和劳动者）以及贱民等阶层。中国古代关于社会分层的思想更为悠远。《左传·昭公七年》就有关于社会分层的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宋元人注，1988: 428）尽管这种社会分层的出发点笼罩着浓郁的宗教神学色彩，但却开启了根据不同职业划分阶层的先河。梁漱溟认为，整个中国社会构造是一个“职业分途底社会”（梁漱溟，2010: 88）。除皇帝家族之外，将社会群体基本上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尽管“其间身分或有高下，然非阶级之谓。整个中国社会只见其职业分途底形势，不见其阶级对立底形势”。（梁漱溟，2010: 142）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分层理论各异，可谓五花八门。经典的分层理论有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分层思想以及由这两大理论演化而来的新韦伯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韦伯无疑是社会分层的大师，他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经济一元划分标准的“多元”分层思想体系，确定了社会分层的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三个基本尺度。财富是指全部经济财产的构成，因财富的不同，人们分为穷人与富人。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则是一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良好的社会评价或社会的公认（Weber, 1994: 113）。涂尔干在探讨分工的社会功能中，阐述了他的社会分层思想。他认为，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整体发挥作用，它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根据社会群体的不同分工划分不同的阶层或组成部分。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总体看来，阶层的划分尺度大概可以抽象为宗教、血统、地位、经济、权力、声望、文化、政治态度、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几种。如果按照阶层划分所使用尺度与标准的多寡来看，则存在两种分类，即“一元”尺度和“多元”尺度。毋庸置疑，随着社会分化的复杂化，分层尺度也日趋复杂、多元化和综合化。

（三）关联：议程、方法和立场

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家讨论的焦点。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观点：一是“等同论”，将阶级和阶层相提并论；二是“细化论”，认为阶层是对阶级的细化和具体化，是阶级概念的延续；三是“时代论”，时代的变迁致使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转为阶层化；四是“二重论”，认为“阶层”既同阶级概念相联系，又表现为社会构成或“社层”（李培林，1995:1－8；朱光磊，1998: 3；梁晓声，1997: 2；高健生，1999）。上述观点都从一定层面上阐释了阶级与阶层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与价值，但是也存在“因需解释”的局限性和视角的片面性。郑杭生（2002）认为，二者的联系在于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其中，阶级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

通常而言，阶层是个大概念，而阶级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因为阶层是按照一般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按照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据此，可以看出，阶级可以纳入分层的范围之中，分层是一个大的范畴（郑杭生，2002）。阶级的研究着重考察社会集团在社会生产中和分配中的经济地位与差异，将经济的差异看成一切社会差异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冯仕政（2008）从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立场等视角对阶级与阶层的区别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读。首先，阶级分析将社会看作一个冲突的系统，社会不平等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及其剥夺其他阶级的能力，不平等的形成是一个对抗性的权力强制过程。而阶层研究则认为，社会是一个整合的系统，社会不平等状况取决于社会整体的需要和个人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不平等的形成是一个市场性的资源配置过程。其次，阶级分析的研究议程旨在澄清对抗的两个方面，即统治阶级的剥削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阶层研究则试图澄清职位与报酬的匹配、职位与人员的匹配两个匹配过程。第三，阶级分析往往采取激进的价值立场，而分层研究持保守的价值立场。第四，阶级分析往往倾向于采用性质分析，甚至哲学思辨，而分层研究则倾向于数量分析。

之前，“阶级”和“阶层”两个概念的使用，国内外一直比较混乱，争论不断。对此，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克罗普顿（R. Crompton）持相同观点，她指出：“在社会学领域，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它的实际运作和经验调查等，还存在着许多混乱。”（克罗普顿，2005: 144－145）反观西方文本的翻译以及本土的学术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期文本当中出现的几乎清一色的“阶级”，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西方世界和国内政治进入平稳时期，各种刊物和学术著作中使用“阶层”的频率迅速提高。在此，“阶级”范畴与“阶层”范畴几乎等同，但缺乏理论逻辑的一贯性。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学术界运用较多的概念是“阶层”而不是“阶级”，更多的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按照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阶级的方法已经很难解释当前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阶级一词往往使人联想到对立、冲突、动荡，民众对阶级一词颇为反感，而阶层一词不具有冲突含义，比较适合当前中国国情（陆学艺，2002: 6）。

不过，深入分析阶层与阶级这对范畴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找到二者的内在逻辑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行动的终极动机是逐利的，而利益获得的保障（权力）与资格（权利）均与人的经济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韦伯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三个标准并不具有同等地位，而且可以进一步抽象为马克思的经济标准。因为经济标准其实就是“利益”标准，权力标准本质上是权与利的相互转化关系，而声望归根结底是名与利的相互转化。据此可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要比韦伯的多元阶层理论更为深刻、抽象与严密。这也为整合阶级分析、阶层划分以及回应当代理论界分析社会不平等、“重返阶级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阶级阶层研究的西方谱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阶级阶层与社会分层研究进入了高峰，并开始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形成了众多阶级阶层与社会分层的理论流派，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景观。

（一）从“左”向“右”转：新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阶级与社会分层理论中，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理论派别之一。“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主要讨论了三大主题。（1）传统工人阶级研究。对于传统工人阶级的认识，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古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经衰落，当代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大工业相连的传统工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二是当代工人阶级已经变化，白领知识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主体；三是阶级不是所有权概念，而是文化概念。（2）以白领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研究。二战后，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最重要的理论修正就是关于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的解读。针对中产阶级现象，新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以布雷弗曼（H. Braverman）为代表，仍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趋势的看法，认为当今的中产阶级仍有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另一派以普兰查斯为代表，则对原有的两极阶级结构模式进行修正，把中产阶级纳入阶级分类框架，他们认为新中间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离出来，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受剥削，他们不能再算是工人阶级。（3）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研究。随着当代资本社会化趋势及其带来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或占有阶级通过管理人员实行间接的统治，而作为雇佣知识劳动者的经理阶层中，部分高级经理以期权等形式占有资本，已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一员。因此，资产阶级内部已分化出一个新的阶层（周穗明等，2008: 212－214）。总体看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以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话语，以反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形式。在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阶级演变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在资本主义和平稳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工人阶级的异化和新中间阶级的形成问题（周穗明等，2008: 94）。总之，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共同缺陷就是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以文化冲突主题淡化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主题。

（二）“社会封闭”潜规则：新韦伯主义视角

生活机会（life chance）、经济利益与劳动力市场是韦伯强调阶级的三要素，但他定义阶级的核心术语则是生活机会。因此，可以简单地将阶级理解为我们实际看到的生活水平不同的人们的群体。人们生活机会不一样，即我所观察到的人们在实际消费过程中过着不同的生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凡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解释的理论家，一般被归为新韦伯主义者。新韦伯主义的阵营十分庞大，主要代表人物有：吉登斯、帕金（F. Parkin）、格德索普（J. Goldthorpe）、洛克伍德（D. Lockwood）等。新韦伯主义的学术理论几乎与新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新韦伯主义在阶级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基于韦伯在《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韦伯认为，“社会封闭”是社会群体设置并强化其成员资格的一种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以垄断手段来改进或最大化自身群体利益。新韦伯主义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并不存在某种正式的制度规则禁止就业者跨越阶级边界进行流动，但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制度力量限制了人们的代际的和代内的社会流动，这正是“社会封闭”机制的作用。这种排斥性机制不仅使封闭性的阶级（往往是居于优势地位的特权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酬和机会，而且，其持续的影响也导致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并在代际之间再生了共同的生活经历。新韦伯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要避免阶级冲突，“软化”阶级意识，以达到消解阶级冲突，降低阶级斗争的风险。

（三）特辟“第三条道路”：后涂尔干主义

在阶级问题上历来存在“左”“右”两派。左派学者通常坚持阶级分析，而“右”派学者则反对阶级分析。一般而言，社会处于冲突、对立、不公时期，持阶级分析的“左”派学者占上风。反之，当社会步入平稳、和解、和谐时期，阶级理论的影响明显减弱，反阶级分析的“右”派学者往往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关于阶级分析是否失去意义的理论争论背景下，“后涂尔干主义”代表格伦斯基（D. B. Grusky）与索伦森（J. B. Sorensen）独树一帜，试图在主张阶级分析与反阶级分析之间找到第三条出路。他们既批评了阶级无用论，也批评了阶级维护论。他们认为，不是任何阶级分析的模式都失去了意义，只是那种宏大的阶级分析模式，那种将阶级仅仅视为巨大阵营、巨大分类的阶级分析模式失去了意义。因此，后涂尔干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阶级分析模式，试图将阶级下降到可以分析的层次上，即在劳动分工体系中围绕功能位置而形成的“真实社会群体”（real social groupings），对它们进行分析。总之，后涂尔干主义继承了涂尔干社会整合与职业共同体的思想，注重从分工和社会整合角度来探讨社会分层。因为，基于职业的分类，或者说基于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发展起来了大量的同业联合体，比如工会、行会等，这些联合体代表了职业群体的共同利益。从而，职业群体转化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政治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春玲，2005）。

（四）知识就是力量：后文化知识论

后文化知识理论强调文化、知识与阶级阶层的关系，认为文化、知识、生活方式、品位等在阶级阶层形成中有特殊地位。布迪厄（P. Bourdieu）与贝尔（D. Bell）是后文化知识理论的两个杰出代表。“区隔”（distinction）是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的关键词，而文化又是产生区隔的首要因素。因此，布迪厄在其代表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了“文化是社会等级区分的标志”的命题。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消费方式的社会差异表现为一定的品位（taste）——物品鉴赏判断力。鉴赏品位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出身密切相关，家庭或学校的文化习得模式差异使鉴赏预先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Bourdieu, 1984: 1－7）。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是在一种想象的社会空间里展开的。他将社会空间划分为三个区域，即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普罗阶级。而阶级区隔表现为文化区隔、政治区隔、生活风格区隔和一切日常实践的区隔，尤其是美学趣味的区隔（Bourdieu, 1984: 128－129）。布迪厄将文化趣味与相对应的阶层联系起来，分为“合法趣味”“中等品位的趣味”“大众趣味”。其中“合法趣味”主要是统治阶级所享有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趣味；“大众趣味”主要是被统治阶级所享有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趣味；“中等品位趣味”主要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的趣味。另一个研究知识与社会分层的理论学派就是贝尔的“知识中轴”论。在贝尔看来，理论知识是后工业社会首要的主导因素，成为作用于其他社会层面的中轴（axis）。根据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中轴引起的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化，贝尔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三个阶级：一是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二是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三是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贝尔，1997: 236）。

（五）平等乌托邦：新自由主义视角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或者说是社会学与经济学交融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认为，以往的社会学家过于关注不平等，在主观上过于放大不平等的程度，其结果是否定了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的积极方面。因此，其对于社会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点也就是平等与公正。一方面，强调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性。社会分层与收入上的差异具有正向效应，可以促进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是，不均等的财产收入及利用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刺激人们积极工作，并不是组织社会和管理社会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构制了系统的平等观。譬如，社会分层新自由主义代表桑德斯（P. Saunders）区分了三种平等：（1）法律、法规、程序的平等，即所有成员在法律、规则面前的平等；（2）机会平等，也就是说，即使走向不平等，但每个人也有平等的机会；（3）结果平等，即在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不管人们的出发点、努力程度有什么不同，最终让人们获得同样的结果，都同时通过终点。毫无疑问，这种平等观在阶级特权与阶级结构本身不平等状态下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因为阶级特权往往对于本阶级的子女起着保护作用，阶级背景造成机会本身的不均等，处在优势地位上的阶级比处在劣势地位上的阶级更容易获得机会。

三 阶级阶层研究的中国图景

阶级分析与社会分层是一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的课题，所涉内容十分繁杂。1979～2010年，国内学术界以阶级阶层为话题的论文15332篇，其中关于阶级的论文10611篇，论述阶层的论文4721篇。李路路（1999）认为，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都有所表现。通过对CNKI的相关文献检索及国内外主要著作的阅读和比较分析，本文粗线条地勾勒了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研究范式的演进轨迹，综述了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研究的主要论题和争论的焦点问题。

（一）范式变迁

新中国60年，阶级阶层研究范式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典阶级理论范式继承与僵化时期（1949～1978年）。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影响，主要从经济与政治两个维度来阐释和运用阶级与阶级理论。这时的理论界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即阶级是由不同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的。阶级是一种政治话语，“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阶级队伍”这些充满政治火药味的有关阶级的话语充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第二阶段是社会分层范式引进与模仿时期（1978～1999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韦伯的社会分层秩序思想传入我国，学界迅速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分层研究，特别是转向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冯仕政，2008）。经过近10年的模仿与探索，从我国对社会分层研究知识积累形态看，逐渐由描述层面向解释层面深化，并开始触及社会分层研究的方法论、西方分层理论及其对相关研究理念的反思（张宛丽，1996；孙立平，1996；李路路，1999）。其间出现了一大批社会分层研究成果：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郑杭生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2004）等。至此，阶级分析被彻底边缘化了。第三阶段是试图回归与重返阶级分析范式时期（1999年至今）。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一系列新变化的出现，特别是社会不公导致的劳资关系愈发紧张，阶层分析理论也不能完美地解释和提出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棘手问题的治理方案。因此，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反思这种研究范式，情况正在发生某种“逆转”，阶级分析的理论范式逐渐向马克思主义“回归”。

（二）主要论域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研究的主要论题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阶层变迁、社会冲突、贫富差距、阶层结构和精英流动等方面（表1）。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只重点综述了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突出问题，其他论题将另文加以讨论。

1．分层标准。分层标准是社会结构研究无法绕过的一个理论问题。从政治学角度来看，阶级分层与社会分层的目标无外乎两类：一类是激进主义者的分层目标，旨在发动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因而它更强调社会不平等、对立与冲突的一面；另一类是保守主义者的分层目的，旨在调和各利益群体或阶级。至于具体的社会分层标准，李强（2008: 11－21）在汲取西方分层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十种标准。其中契合中国政治、经济变迁和文化，并在实际中运用的分层标准主要有：政治标准、经济标准、社会资源、人力资本、职业分层等标准。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是“政治挂帅”，坚持“阶级斗争”的路线，社会群体的政治身份差距明显，政治分层标准被视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两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经济分层标准凸显，政治分层标准被弱化。据此，李强（1997）提出了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双重分层的观点。政治分层标准和经济分层标准，又被称为“权力分层和市场分层”（肖琼辉，1996）。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分层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人为标准，而经济分层是一个自然的产生过程。凸显经济分层标准，标志着我国转型期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米加宁，1998）。转型期，我国各种利益分化与社会群体流动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也随之积聚，软化社会矛盾冲突是当前社会学界的共识。所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运用职业分层标准。另外，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将消费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李培林，1995；李春玲，2003；郭景萍、赵卫华，2004），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及在西方消费主义的鼓噪下，消费方式和消费实践在人们的生活领域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总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群体，单一的社会阶级阶层分层标准无疑会制造许多麻烦，而坚持多元社会分层标准又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稳定时期比较适合。

2．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利益不断分化，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重新界划与我国的社会结构无疑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批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种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并被学术界普遍认同。一是“七阶层”模型。庞树奇、仇立平（1989）将中国社会阶层初步划分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私有经济经营者阶层和退休人员阶层七个社会阶层。二是“五个社会等级和十个社会阶层”模型。1987年11月，经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了“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课题，但由于当时的研究环境与涉及一些敏感问题，课题并没有完成预定的成果。10多年后的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由陆学艺研究员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的重要成果就是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当代中国“五个社会等级和十个社会阶层”模型，提出了阶层划分的四种主要机制（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资料占有与制度分割），以及阶层划分的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三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模型。对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分析，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方法，通过对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以后，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李强，2005）。

3．阶层变迁。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群体。工人阶级从来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涵、经济、政治、职业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一是工人阶级内涵外延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60年来，工人阶级的内涵经历了由产业工人—干部、职员—知识分子—农民工三次外延扩张（张伟，2009）。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工人所占比例不断降低（从1981年的99.38%下降到2001年的28.58%），而个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工人所占比例剧增（从1981年的0.51%增至2001年的71.42%）（Lee, 2005: 4－5）。二是经济和社会地位持续下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很高，宪法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在实际工作中，在舆论宣传等方面，报纸杂志，各类媒体、大小会议，大量宣传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优越性。在社会上，工人职业很有社会地位，被尊称为师傅、工人老大哥（陆学艺，2010）。但是，改革以来，工人群体的地位利益急剧下降。全国总工会1997年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被调查的职工中，4.1%认为1992年以来职工在基层单位的地位大有提高，29.4%认为有提高，23.6%认为没有变化，15.8%认为有所下降，9.3%认为下降很多，17.8%表示说不清楚。”（信卫平，2001）三是工人阶级的内部层次双向分化。中国的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第二次大转变”过程中，朝着两个方向分化：要么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被雇佣者，要么成为下岗、失业者。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人阶级的身份而言，前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后者则指向工人阶级的“消解”（刘建洲，2009）。四是工人的阶级意识日趋淡薄。阶级意识是指对本阶级的认同感、对相关阶级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在这些认识基础上本阶级集体行为的意识与行动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碎片化”趋势，工人阶级群体不断分化致使工人阶级在阶级意识方面弱化，尽管主观阶层认同感增强，但因阶级意识催生阶级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低（李培林等，2005: 108）。

农民群体。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研究聚焦在农民工市民化及被市民化问题（黄祖辉、顾益康等，1989；黄祖辉、陈欣欣，2002；葛永明，2002；胡平，2005；赵立新，200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申兵，2011；钱正武，2011）、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辜胜阻，1994；吴敬琏，1995；骆友生，1994；吕世平，1997；孔祥云，200；潘文卿，2001；陈淮，2002；西宝，2002；刘志仁，2003；池子华，2003；丁兆庆，2004；叶春雷，2006）、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刘传江，200；张国胜，2008；潘毅等，2009；何海，2009；王宗萍、段成荣，2010；尹子文，2010）。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独特结合。可以说，中国的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是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农民群体因收入、地位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利等方面的差异而出现了分化（刘传江等，2009: 46）。陆学艺（2002）等将农民工分为“离土不离乡”的在乡农民工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刘传江（2004）将农民工区分为进城农民工、乡镇企业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将农民工划分为业主、个体劳动者和打工者三大阶层得到了大部分学者认同。但是，作为乡村“草根精英”的农民工怀着“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进入城市，现实状况并不乐观，绝大多数人无法“穿越”比“显性户籍墙”韧性更强的“社会屏蔽”之墙，而沦落为都市边缘人。毋庸讳言，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差别巨大，他们几乎没有种过田，尽管体貌特征与城市青年并无二致，但他们的性情倾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思维活跃、头脑灵活、不因循守旧、意志坚定，追求目标日趋多元化，内心强烈呐喊：“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了！”（吴卫南，2006）他们希望融入城市并被城市接纳，却总是游离在城市文化圈之外。

党政干部。党政干部系党委、政府中的公职人员的总称，代表党和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服务社会公众。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干部群体变化巨大。一是人数迅速膨胀。从1982年的1490万人上升到2000年的2680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2.1%。二是平均年龄有所降低。单位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从1982年的46.6岁降为1990年的43岁。三是文化知识水平明显提高。大学生的比例从1982年的5.8%，上升至1993年的29%（李强，1993）。甚至党政机关一度成为博士扎堆的地方。四是党政干部在收入、权力、声望等社会资源占有及分配中均获益最大。李培林（2005）主持的“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居民社会观念调查时发现，城市社会公众对党政干部的评价与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明显的差异，党政干部首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李培林等，2005: 202）。五是进入党政精英层的路径日趋多元化。改革前入党、提升几乎是进入精英集团的唯一途径，而改革后，聚集财富获取经济成功，掌握社会关系资源，或者加强自身技能也成为进入精英的可行渠道。这样致使大量的社会精英与经济精英涌入党政机关（王汉生、张新祥，1993）。

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60年，知识分子命运及角色的变迁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演绎出了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知识分子分类日趋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更追求实用与经济效益，务虚的人文科学不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导致科技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裂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阵营进一步分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介知识分子。依据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不同，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实用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类型（翟爱玲，2009）。黄平（1993）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三类。当前，由于知识分子社会流动节奏加快，知识分子渗透社会各阶层，阶层结构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逐步分化、形成专业型知识分子、公务员型知识分子、经理型知识分子、业主型知识分子、中介型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型知识分子、个体户型知识分子等（陆学艺，2002: 15－18）。二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不断增强。中国社会中最关心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一批人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加快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并渴望在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参与权，具有越来越有效的参与途径（王晓华，2009）。历年来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暴涨，折射出了当今知识分子参政的强烈欲望。三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相对弱化。在萨义德（E. W. Said）看来，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萨义德，2002: 70）。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恰切地熔铸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功能与历史使命，即知识分子不仅要进行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更应具有社会批判精神——公共性。如今，文化界的讲究闲适超脱和号召与市民为伍的两种声音，流露出了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的“消解”“逃遁”以及公共性的丧失（祁述裕，1995）。

中间阶层。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亦称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它是一个具有文化和社会时空差异性的概念，一般是指生活水平和财产地位处于社会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同时，它也指一个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特征、自我感知等趋同及社会评价与认同一致的群体（李强，2001；李正东，2002；王建平，2005）。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中间阶层虽然初见端倪，但仍不是社会阶层的主体，确切地说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其社会功能不可小视。多个课题组的实地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个判断（李炜，2004）。陆学艺（2002）等调查发现，一个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已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中显出雏形，能够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到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队伍（陆学艺、杨军，2010；张宛丽，2002）。李培林（2005）等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表明中国即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李培林等，2005: 266）。20世纪末，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1998）估计当时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因此认定我国尚未形成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但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推行，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各个行业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加，中间阶层有逐步壮大的趋势（肖文涛，2001）。我国的中间阶层构成主要有四类：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张宛丽，2002；齐卫平、肖照青，2003）。当前我国中间阶层人数相对偏少、社会底层人数偏高的现象潜藏着一定的社会风险。

4．贫富差距。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全面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走高，2000年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持续攀升，贫富差距不断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加深。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如果将隐性收入计算进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更为严重（李培林，2001）。二是城乡差距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199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47倍，2000年为2.79倍，2002年扩大至3.11倍。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 ∶ 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0，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课题组，2011）。三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4 ∶ 1，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某些省份的差距已经达到了7 ∶ 1（周智年，2010）。四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平均年工资是18752元，金融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为34988元，为非垄断行业的4倍多。近年来，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年均工资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五是不规范和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5．精英流动。在帕累托（V. Pareto）看来，“精英”意味着最强大、最有活力、最有能力的人（帕累托，2010）。拉斯韦尔则认为，精英往往是取得价值（尊重、收入、安全等）最多的人（拉斯韦尔，1992: 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和两个社会流动模式，即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社会流动模式（王春光，2008）。当前，国内对于精英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精英的纵向流动，即不同时间段，某一类型的精英的影响力的变化；二是精英的横向流动，包括精英在地域上的流动和精英的内部转换。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1949年之后，社会精英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1952年到“大跃进”时期，社会精英被连根拔起；20世纪90年代，经济精英成长起来，并慢慢开始向政治精英转化（谢岳，2005）。值得指出的是，21世纪国内的精英流动呈现一种新的趋势——“精英排斥”。对此，张宛丽（2007）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其发展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精英联盟与精英排斥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相对固化，为使阶层利益免遭“侵害”，于是阶层或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进行“社会封闭”，以期阻碍其他阶层的精英分子流入。这对社会稳定极为不利。国内外学术界在精英流动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基本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向上流动是一种政治安全阀，并常常伴随政治态度的从左翼转向右翼。向下流动，即整体社会地位的下降，可以被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源泉（Parkin, 1971: 48－52）。

6．阶层冲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高风险，社会矛盾丛生，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频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社会冲突数量、规模均呈增长趋势。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由2000年发生的4万多起增加到了2009年的11万多起，增长了近3倍。同时，群体性事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平均增长17%，由2000年的163万多人，增加到2009年的572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杨琳，2009）。另据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达28万余起。二是社会冲突领域不断增多。当前国内社会冲突归纳为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三类，集中在以下5个领域：工业生产者群体和农业生产者群体之间的冲突，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群体同一些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党政干部群体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知识分子群体同企业家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企业主群体同雇佣工人群体之间的冲突。三是社会冲突物质性原因占主导。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主要有物质性原因和价值性原因。如果人们因为收入低而产生阶级阶层冲突意识，诱发社会冲突，就是物质性社会冲突；如果人们对社会的主要规章制度或对社会的前进方向不满而滋生了阶级阶层冲突意识，催生社会冲突，就是由于价值性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李培林等，2005: 110）。当前我国的社会冲突大多数属于劳资冲突。据统计，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受案由2001年的154621件增至2010年的128.74万件。基于上述原因，李培林等（2005: 130）判断，中国当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物质性冲突所滋生的社会冲突。

四 阶级阶层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阶级阶层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回顾，可以看出当代阶级阶层理论研究的学术趋势。

从研究价值取向来看，将从“价值革命”转向“价值和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缓和了西方社会壁垒森严的阶级区隔与二元对立，劳资关系趋于和谐，战后迎来了一个社会融合与和解的良好局面。在英国，艾德礼（C. R. Attlee）政府大刀阔斧调整经济结构，推行福利制度，短时间内就把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英国塑造成了一个带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王海良，2007: 21－37）。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社民党、基民盟以及前后三个执政联盟在政治上推行合作主义（corporatism），高扬人的尊严、自由、公正、参与、社会团结等基本价值观，促使德国社会从分化走向和解与融合（周建明，2007: 63－81）。战后最初30年，法国在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被誉为“辉煌的三十年”，这离不开当局对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譬如，已深刻意识到解决劳资矛盾的重要性的马利坦（J. Maritain）在《人权与自然》一书中，就强调通过赋予并保障工人财产权和其他社会权益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与和平的观点，在战后初期的法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吕一良，2007: 83－107）。面对如此其乐融融的阶级关系，约瑟夫·熊彼特（J. Schumpeter）赞誉说：“每个国家都有她自己的社会主义。”（熊彼特，1999: 469）在此背景下，西方学术界的研究重心也开始从阶级对立转到了阶级和解方面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党仍然沿袭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过分夸大斗争的作用，最终演化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价值革命”的理念弥漫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治（李泽厚，1999: 1011）。这种斗争状态深刻地影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价值取向。1979～1993年国内发表的讨论“阶级”和“阶层”的学术论文分别为5825篇和246篇；1994～2003年10年间，国内对“阶级”的研究热度仍然超过对“阶层”的研究，涉及“阶级”的研究文章一直超过对“阶层”问题的讨论，但是2003年是一个“拐点”，之后对“阶层”的讨论便开始超越对“阶级”的讨论。因为，2002年党的十六大极富战略眼光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宏图，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图1）。总之，在社会和平建设时期，从社会整合、社会和谐立场出发，来研究当下的阶级阶层问题，是当前阶级阶层研究的必然趋势。

从研究内容来看，不平等催生的社会问题将持续升温。（1）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问题。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全球范围经济不平等趋势逐渐扩大，世界范围的失业率持续上升，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因此，使得有关经济分化、贫困现象、底层社会以及国家的政策导向对分配和贫富差距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2）地位差异与精英流动问题。毫无疑问，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无法消除，“地位准入”（recruitment）机制（Parkin, 1971: 13）无疑会对社会精英流动制造障碍。在开放性的社会分层制度中，虽然下层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层发展，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有人通过努力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从量上来看，处于下层的人总是大量地复制下层人，身处上层的人总是大量地复制上层人。因此，“消除地位差异”与实现社会公平，就成为利益普遍觉醒的群众的追求目标。（3）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分层问题。性别的形成是性别制度的产物，这个性别制度就是父权制度。性别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造就社会中的性别分层。长期以来，社会分层研究存在“性别盲区”（Giddens, 1991:270），几乎忽视女性的存在。随着女权主义勃兴，“根据女性自己的权利赋予她们以‘阶级地位’”（Allen, 1982; Acker, 1984）的呼声日渐高涨，性别社会学开始走进西方学者的视野并掀起研究高潮。（4）社会不公与社会冲突问题。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因而，现代化的风险迟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刘少杰、胡晓红，2009:246－269）。各种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导致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持续存在，无法消除。社会冲突不仅是围绕传统的阶级展开，而更多的是在许多过去被忽略的层面爆发（李培林，2005）。（5）失业问题与新工人运动。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又重新聚合了一些有利条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特潘诺里斯（Stepan-Norris ＆ Southworth, 2010）在持续3年的跟踪调查和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后得出了这一结论，并在2010年《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期撰文陈述了该趋势。2008年希腊连续发生了两次工人罢工运动，2010年9月法国爆发针对议会通过退休改革法案的工人运动，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进一步证实了诺里斯的判断。

从研究方法来看，从反“阶级分析”试图重返“阶级分析”。当今世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两种主要的叙事逻辑。在阶级问题上一直存在两大观点相对的流派：一派主张阶级分析，另一派反对阶级分析。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阶级分析走的一直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曲折道路：阶级分析—反阶级分析—重返阶级分析。主张阶级分析的通常是左派学者激烈抨击阶级的不平等，对当时激烈的社会冲突采用阶级分析的模式，阶级分析的理论一时间颇占上风。但是到了80～9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步入平稳发展时期，阶级理论的影响明显减弱，就连传统的阶级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阶级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反阶级分析的学者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模式逐步退出，阶级正在失去它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同样，“阶级划分正在失去它不证自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性。”（格伦斯基，2005: 752）但目前世界这种“去阶级分析”的潮流发生了“逆转”，许多学者还是认同马克思的“资本将为自己强行开辟道路”这个命题。毫无疑问，从深层次的社会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来看，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阶级话语就始终是资本合法性的批判维度。客观存在的“资本”蕴含着不可回避的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从而导致“劳资冲突”。据此，许多学者呼吁“回到马克思”，重返“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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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