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程状貌、思潮流派篇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刍议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过去80周年了。

“五四”文学革命翻开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崭新的一页，开创了中国文学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五四”文学，以它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表现形式，新的文学队伍，一句话，以其新的实绩，彪炳青史，泽及后人。

纪念“五四”，关键是不要忘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这传统是伟大的，是有生命力的。尽管80年过去了，如今谈起来，还是觉得新鲜，觉得有韵味。

以笔者之陋见，“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思想解放，胸襟开阔，敢于创新，百无禁忌，空气活跃，民主自由，百花齐放，自由竞争，在文坛驰骋的人物无不学贯中西，有志气、有责任心这样一些方面。

首先是思想解放。“五四”一代人，都敢于蔑视古训，冲破樊篱，以改天换地的气概，开辟一片崭新的文场。他们本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的勇气，“铲伦常，覆孔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他们要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自己去实践。也一切都敢想，一切都敢做。

否定了旧的，就要建立新的。这新的，自己祖传没有，就到外面的世界去拿来。拿，他们百无禁忌，人类有什么就拿什么，别人有什么就拿什么。因此，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间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五四”作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全部“拿来”了。不但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有现实主义（“五四”作家多译为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更有19世纪末或说20世纪之初才兴起的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比如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等，亦在所“拿”之列。这里试举几例：1920年2月，沈雁冰说：现在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可以治好的，该同时走几条路。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灰心和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无大的调剂。而表象主义（即象征主义）却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我们定然要走这路的”。表象主义是承写实主义之后到新浪漫主义的一个过程。1920年6月，昔尘说：自然派文学（按：“五四”初期，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不分的）是建立在近代科学之基础上的，但到了现在，人们不但追求物质，更追求精神，所以产生了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发于“灵底觉悟”，它暗示人生隐秘的一面，把不可见的真相，依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它用神秘象征的笔法，先把读者拉到空灵缥缈的境界，使他们在沉醉战栗的片刻之内，得到极深切的感应。新浪漫主义还能从事物外表的丑寻出内在的美质来。这既不同于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自然主义。我们应该吸取。汪馥泉还说，新浪漫主义是不执着于现实又不脱离现实的文艺。新浪漫主义因为能观察到人生的深奥处，能透视事物的底里，所以不但能从丑的表面发现美，还能从有毒的花里吸出甜蜜的汁。1921年十一二月，田汉说，他原来介绍惠特曼，倾向平民主义；近一年来，又热衷于爱伦坡、王尔德、魏尔伦，自己的创作也变成高蹈的，似乎成了恶魔的贵族主义了。他表示：“我们不为艺术家则已，有志为艺术家，便不可不为大乘的艺术家；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即波特莱尔）的恶魔之剑，一斩此心中的执着。”由此，沈雁冰才说：自然主义在世界文坛虽说已经过时，但一向落后的中国文坛若要上前，自然主义这一期是跨不过的。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之路，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已经演过的主义，我们都得演一遍。“五四”作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是迈不过去的；我们若是不闭关自守，就得加入世界文学之林，那么，世界文学已经演过的主义，我们都得演一遍。这种气魄，这种宏放的眼光，是“五四”文学革命相当可贵的传统。

“五四”一代人有容纳百家的气魄。有了这种气魄，我们就能在落后于人的基点之上起步，在短短几年里，基本上赶上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与世界各国同步发展，共同创造20世纪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这思想解放的胸怀，这宏放的眼光，这容纳百家的气魄，无不缘于体魄健壮，心理健康，无私无畏，襟怀坦白，胸中只有一个大写的我字。这大写的我字，就是振兴中华，建设新文化的雄心壮志。如果是只为一己的私利而蝇营狗苟，如果只有浅尝辄止的鼠目寸光，就会前怕狼后怕虎，也成就不了大事业。“五四”一代人的思想，敢解放，能解放，会解放，从宏观到细枝末节，都足为后人的楷模。那是一代人所树立的风范。

其次，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要标新立异，全面地吐故纳新。“五四”作家，人人都是闯将，人人都是新的世界的开创者，新的文坛的开辟者、建设者。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种样式都是“五四”这一代作家们创造的。新诗绝对不同于遵守严格格律的旧体诗词；小说虽说是古已有之，但现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是新的；散文和古代的“文”一脉相通，但这个品种中的杂文、日记、小品、札记、通讯、报告文学等等之类，依然是新的。在这些文体的创新过程中，都曾受到国外文学同类文体的影响。话剧完全是舶来品则更不用说了。几乎可以说，凡是人类已经有过的文学样式，这一代作家都悉数搬过来，使它变成中国的样式。在学习的基础上，再加以改造，然后是创新。郭沫若学歌德和惠特曼，但《女神》抒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用的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意象；鲁迅借鉴了果戈理，然而《狂人日记》却比果氏的同名小说“忧愤深广”，暴露的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胡适的《终身大事》固然还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痕迹，但到了田汉的《获虎之夜》，显然就是中国式的话剧了；由《新青年》的“随感录”所演化而来的杂文，在“五四”时期起到了振聋发聩、摧枯拉朽的作用，则完全是这一代作家的共同创造。

创新成为时尚。因此，虽是同一社团同一流派，但人与人是不同的。同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冰心和庐隐迥异，王统照与许地山不同。同是创造社的同仁，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共同之处又有几许？同时所谓语丝社的杂文家，周作人、鲁迅、林语堂各创风格各领风骚。同是写爱情诗，郭沫若的《瓶》和湖畔诗社的那些“过伊家门外”“回头瞟我意中人”，不但气质有高下之别，就是表现形式也不同。同是写乡土文学，浙江许杰的《惨雾》和《疯妇》，贵州蹇先艾的《水葬》和《贵州道上》，安徽台静农的《天二哥》和《烛焰》，湖南彭家煌的《怂恿》和《喜期》，河南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和《祖父的故事》，互相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异！甚至同是浙江的鲁迅、许杰、鲁彦、许钦文，他们笔下的乡村也都异彩纷呈，各显光辉。

就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也不一样。鲁迅的创新尤为明显，他做出了一个榜样，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的三部小说集33篇作品，一篇有一篇的形式，一篇有一篇的特色，不重复自己。总是在创造，总是在标新。

落后了，要赶上；没有的，要学习。但如果总是依别人的样式亦步亦趋，则永远会落后。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冲上前去的勇气和决心，没有自创一流的胆量和气魄，就是当学生也不是好学生。“五四”这一代人不盲从，有思想，会思考，他们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学样式。虽然在创造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路途上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但目标是明确的，步伐是坚定的。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民族文学发展的路径。

再次，自由民主的空气，任人纵横驰骋的文场。“五四”文学革命高张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大家共同营造了一个自由探索自由发展的文坛氛围。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打什么旗号都可以，吹什么调子都自行其便。正像在哲学上、思想上、政治上打出五花八门的主义都十分正常一样，在文学上，其思潮流派之繁，社团期刊之多，更是目不暇接。且不说文学研究会以写实主义反映“血和泪”的人生，创造社以浪漫主义表现“自我”的“全与美”、抒发“内心的冲动”；更有那浅草—沉钟社标榜“真诚的忠于艺术”，真实地表现内心；弥洒社只钟情于缪斯；新月社中人提倡新诗格律和高张人性；李金发把象征主义引进中国；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也在“五四”文坛找到了知音。拿诗歌来说，几年之间，自由诗，象征派诗，小诗，十四行诗，民歌体，都不乏成功之作。一切都可以引进，一切都允许试验。

“五四”也是有争论的，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论还很激烈，很厉害。各抒己见，人自为阵。学术民主，言论自由。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标榜的就是兼容并包，人尽其才。他聘请教员，只问学问和能力，不管思想和派别。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他聘用；曾参加筹安会的刘师培、典型的复辟派辜鸿鸣，他也照聘不误；他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聘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既聘“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聘坚持尊孔读经的陈汉章。林纾站在维护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立场，反对新文化、反对文学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可谓到了恶劣的程度，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对他的还击还是仅仅限制在思想和学术范围以内，他在北大的教席，依然不受影响，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受到尊重，他对文学启蒙运动的功绩，依然得到承认。至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因翻译问题而起的争论，郁达夫小说《沉沦》、湖畔诗人汪静之诗集《蕙的风》出版之后关于道德不道德的争论，对鲁迅所创造的阿Q典型的争论，等等，都是民主的，自由的。

民主宽松的氛围，自由平等的学术空气，与坚持己见、突出个性，是相辅相成的。敢于坚持，也勇于修正，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战。不逢迎，不媚俗，不屈就，都以高张科学精神为目的。

自由成立社团，自由创办刊物，各自创立流派，这也是“五四”文坛的一大特色。社团是作家成立的，刊物是作家创办的，反过来，有了社团和刊物，就有利于形成流派，有利于多样化，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特长，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用不着人为地强行扶持，也用不着动辄就施行禁止，让它自生自长，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事实证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专制做法，不但费力不讨好，还扼杀自由，使文坛复又变成一潭死水，自外于世界。

一个文坛如果只许一家说话，只有一种声音，形成独霸独尊的局面，那是非常寂寞的。不但寂寞，还阻碍发展。沉滞的空气，必然滋生病菌；死水一潭，哪会不产生腐臭。反之，如果人人可以自由说话，个个可以各抒己见，只要是人才就能够尽其才，像鲁迅所说，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丝光发一丝光，则这文坛怎能不活跃，怎能不繁荣？正确与错误总是在比较之中显示的，先进与落后总是在竞争之中选择的。以白话为形式、科学与民主的先进思想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尽管顺乎历史潮流，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但其初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反对的声音、围剿的势力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它在争论之中，辩驳之中，经受了检验，修正了错误，依其理论的正确性，依其创造的实绩，慢慢地发展了，壮大了，成熟了，终于以其崭新的面貌，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而那些保守派、学衡派、甲寅派的反对白话文运动的言论，也只有让它发表出来，公之于众，才能做到奇文共欣赏，使公众认识到它是何等的不合潮流，应该存放到历史的博物馆中去。从而也就增强了坚持新文学运动的信心。

最后，“五四”作家都学贯中西，知识丰厚。都是多面手，还多通才。各国历史上都有这种情况，在某一时期，各方面的人才齐聚于一时，共生于一地，创造出辉煌的历史篇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如此，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如此，德国的近代哲学是如此，奥地利的古典音乐是如此。“五四”文坛，可说是英雄辈出，星汉灿烂。这一代作家都具备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们无不通读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甚至通晓诗词歌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哲学、思想、文化、文学、历史，他们都有所学，有所习。在传统文化里滚过，浸过，泡过，濡染过，就使他们虽说借鉴的是新的样式、表达的是崭新的思想，但其创作却一点不缺乏中华文化底蕴的韵味。再者，这一代人大多懂一门甚至多门外文，一般是英文和日文，有的是俄文，有的是德文或法文。他们能阅读原文，能翻译。这就为他们直接吸收异域文学文化，提供了方便。凡人类已经有的，他们都能够拿来，经过选择，为我所用。像胡适、陈独秀，像鲁迅、周作人，像沈雁冰、叶绍钧、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像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穆木天，像冯至、杨晦，像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即使是像叶绍钧那样没有大学文凭的作家，却也是熟读古代典籍，能够融会贯通的人。

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是多面手，都是通才。他们虽说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但究其实，在文学各门类的领地上，他们都能拳打脚踢几下，而丝毫不会露出破绽。鲁迅、郭沫若、沈雁冰是通才，这是人人知晓的；胡适是新诗也写，小说也创作，剧本也做，杂文尤不让人，更能翻译，能搞考证，能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编大部头哲学史、文学史；就说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叶绍钧，那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和《倪焕之》，那纯散文《没有秋虫的地方》和《牵牛花》，那收入《雪朝》集中的新诗，那有名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和《稻草人》，那论文学、论写作的《作文论》和《精读指导举隅》，那古籍整理《荀子》和《周姜词》，那所编纂的《十三经索引》，那所编辑的全国第一流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等等，哪一样不能青史留名？就是说，小说、散文、新诗、戏剧这文学的各体式，他们能自由运用；理论与批评文章，他们写来毫不逊色；不能翻译的，几乎找不出一个；至于编刊物，上大学讲台教书，似乎更是举手之劳；差不多都能进行古籍整理，甚而至于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他们是全方位的人才。有了这一代人的这等修养和能力，才有这一代人的创造和建树。正像《文心雕龙》所说：只有先做到“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才能“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全方位的，多元的，立体的。既表现为在思想上坚持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和独裁，也表现为思想活跃，无话不说，自由辩论，杂然并陈；既表现为处处标新立异，事事求变创新，又表现为遵守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千奇百怪而不逾矩；既表现为社团林立，刊物名目繁多，流派纷呈，又表现为彼此尊重，各营其业，各行其道，绝少门户之见；既表现为各怀绝技，学有所长，业有所专，又表现为全方位发展，不走独木桥。关键是人！“五四”时代造就了一代人，这一代人又反过来创造了“五四”精神。有了人，就有了一切。一代有知识，有魄力，有能量，有责任心，有创造精神的人，才开创出了一派崭新的文场，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