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话语建设：一个长时段的思考

章清

提出中国学术话语的建设问题，非自今日始，甚至可以说，这实际是近代以来时有浮现的问题。问题之实质，是缘于“他者”的影响，肇端于晚清所遭逢的“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正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近代中国学术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既如此，也有必要将此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较为长程的时段加以考量。基于此，则不仅问题之缘起便于把握，同时亦可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发展至今日仍然引起热议，检讨的方向或也需要有所调整。如若不然，则百余年来无非是不断重复以往的话题，难以使问题得以深化。

以分科为标识的学科知识，于中国来说乃“援西入中”的产物，然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史性的范畴，其图景并不是清晰的。而且，从一开始，中国所接纳的“西方知识”，即亦加入了“中国”元素。

用不着特别指明，今日所谓之“学术话语”问题，乃近代知识逐渐成长的直接映射。而中国逐步建立以分科知识为特质的现代学科，则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对此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西方分科观念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之所以要追问所援之“西”为何？乃是因为并不存在“已知”的西方背景，况且就中国近代知识的成长来说，西方因素之外，日本因素的作用也颇为显明。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西方学科知识的形成同样走过漫长的历程。有一点是清楚的，科学的进展不是同时取得的，一般认为，“带头的是天文学，继而是16世纪的物理学，化学在18世纪得到发展”，生物学“直到19世纪才取得进展”。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还揭示了，19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具体说来，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今天习以为常的学科，不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约在19世纪后半叶，这些学科才完成制度化的建制。此亦表明，学科知识于西方来说同样是社会转型的产物。

学科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成长，与“西学”传播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通常上溯到明清之际，以寻求问题的起点。仅由此便不难看出，从一开始就蕴涵着本土的作用，并不存在单纯的“知识移植”。作为“传播者”，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呢，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传递的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如《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然而，本土的作用也颇为明显。因此，讨论西方知识对中国的渗透时，当认识到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史性的范畴，而且，从一开始，中国所接纳的“西方知识”，亦加入了“中国”元素。

不唯如此，正是消解了知识的“国别性”，晚清士人才化解了接纳学科知识的种种紧张。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学术上也有所体现。章太炎《訄书》重订本首篇《原学》曾有言：“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太炎已感受到在“九隅既达”之世，由“地齐”“材性”决定学问方向的时代已经过去，“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孙宝瑄读严复所译《天演论》后，则明确提出了中西学问分界问题：“今日中西学问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惟阐道之学，能察往知来，不在此例。”这里所显示的正是晚清士人会通中西学问之努力，期望能实现“国无异学”。

与之相应的，超越“国别性”的“学”也替代了“道”与“体”，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成长。严复对于“中体西用”之说即严加指斥：“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并强调，“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其所规划之教育，也是沿着知识的进阶展开（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也提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确将中西之间的区别归于“学”，中西之间的竞争归于“学”。进一步的，学无新旧、学无中西的看法，也将中西学术之交流暂时画上一个句号。王国维即将有用无用之争，中学新学之争和古今新旧之争，均归于“学之义不明”: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不难看出，这其中真正的改变是西学转化为新学，中西之争也转化为新旧之争。如论者所说的，“西学本身也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19、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由“西学”到“新学”，突出的是学之“普世性”，不仅接受中国处于落后位置，还将世界之竞争定位于“学”，晚清士人逐渐也接受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

近代中国在“知识论危机”背景下实现的“权势转移”，很大程度上即表现为“知识转型”，不过，亦要看到，近代知识的建构乃全球性的普遍问题。

中国接纳以分科为标识的近代知识，原因必多，最基本的乃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知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阐述的“知识论危机”，近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阐述的“典范的危机”概念，指的是生活于某一文化传统中的人，接受了一套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模式或架构，当一个新的世界变得不能理解，以往的观念架构非但不能有所襄助反倒成为障碍时，这个传统所面临的即是“知识论的危机”。近代中国在“知识论危机”背景下实现的“权势转移”，很大程度上即表现为“知识转型”，即论证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的思想资源或知识学基础，都立足于各分科知识展开，传统不再构成“知识资源”。如论者所揭示的，其间所发生的决定性的变化之一，即是社会理念的合法性论证逐渐脱离传统的思想资源，采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知识，以“平等论”“自由论”“民族论”为政治诉求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的论说中找寻到合法性知识论证资源。

然而，这样的知识转型，却并非发生于局部。实际上，自19世纪以来，近代知识的建构就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它直接发端于中心社会对边缘社会权威与势力的增强。希尔斯（Edward Shils）曾将此作为现代社会中最惊人的变化之一，并强调这种变迁既可能是经由中心社会向边缘社会扩张而实现的，部分也直接来自边缘社会认同于中心社会的结果。中国社会与文化近百年来的变迁，即是19世纪以来人类世界呈现为世界性的“中心—边缘”格局的直接结果。伴随着本土社会渐次丧失其所捍卫的信仰、价值与象征秩序，中国社会依据“中心社会”的样式重新建构起具有外倾依赖倾向的价值、信仰与秩序。因此，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建构，只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由原初区域性的“中心”跌入到“边缘”的反映，不仅向中心社会的学术认同，而且还产生了几近完全的依赖——当然，是否达致这一目标是另一回事。

从历史演绎的脉络中也可看到，早在1905年科举废止的前后，这些分科知识以新学的名义早已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扮演着救世的角色；而如同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所昭示的那样，斯时知识界展开的种种争论，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在根本上也都是围绕着这些分科知识展开。从中既能看到最具轰动效应的一幕，即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往构成中国社会合理性论辩重要基石的黄金三代观念被拆毁，同时，经历这样的扫荡与破坏，学术重建的工作也慢慢长出果实来，如钱穆所说的，“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标准，不只是突破原来讲究“师门”与“家法”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也建立起来，有了制度性安排。

当然，将近代知识的建构作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并不意味着各种知识相应具有普遍性，也绝非把中国学术的发展简化为移植与模仿，但从中或许我们更能理解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艰辛。足以令人虑及的是，一百余年来塑造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品质的，就是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以科学标识起来的近代知识，它不仅垄断了对社会理念合法性的论证，还构成了催生与培育中国现代文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倘若我们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及认知方式上发生了急遽转型，那么就应当重视那一代学者在学术层面的工作。正是那一代人的努力，为中国奠定了以分科为特质的近代知识体系。

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结果，其“国别性”的色彩已逐渐淡化，业已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将中国“学术话语”建设的问题置于近代的背景，并无意说明此类问题早已有之，并以此否认当下提出这样问题的价值，只是试图阐明，如果不能在源头上辨析问题之实质，则再从原则上去重复以往的论调，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能有太大帮助。而通过梳理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这一过程，即不难了解这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结果，并非唯有中国才有此遭遇。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识样式，转而采纳现代型的知识样式，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也构成全球性学术发展的一部分。换言之，当下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一系列学科知识，其“国别性”的色彩已逐渐淡化，业已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相比于自然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存在着更浓厚的“国别性”色彩，这一点毋庸讳言。以中国研究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基本上是一个外国史，即他们的外国史，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是在各自所积累的学术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其独特的学术脉络和问题意识，并形成独特的话语系统和符号系统。举例来说，美国中国学所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延续下来的？每一代学者之间所关注的问题的联系与差异又如何？以及每一代学者的社会和学术背景有何变化和差异？这些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学者本身也在检讨。正如论者所阐明的，“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国史家将其文化偏见带入研究当中，而一些深植于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是否也需要拿出来重新检验”。比照中国“外国史”学科的发展，其实同样如此。

尽管中外学问存在差异，但无论怎样，今日之学术，早已超越以出身论英雄的时代，所谓“出身”，除通常指向的学术训练之类外，尤指研究者之国别、性别等因素。唯有摆脱这样的“身份论”，针对具体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性的批评，才可能回到学术本身，去检讨其中的得失。坦率地说，时下所谓中国话语、中国经验这一类话语，究其实，即往往纠缠于“身份论”，只是在学术的外延部分进行学术批评。而且，这种话语背后流露出的一种理直气壮，一种自傲的情绪，更应该警惕。这很容易将问题引向学术的外延，似乎唯有中国人才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中国社会，而中国学者针对中国的研究也自然超越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做的研究。

“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这是胡适留美时期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映射出当日读书人在怎样的处境下谋划中国学术的发展。确实，学术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各国学术发展留下的可贵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其一是就国家的学术积累来说，还显出不少差距。今天有不少人批评海外的中国学，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无论是在欧美还是日本，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有多久的积累，有多少研究机构，培养了多少人才呢？反观我们，情况又如何呢？以历史研究来说，不少大国，实际上都缺乏研究这些国家的机构和人才，更遑论拉美、非洲的一些国度。其二，开展学术研究所依赖的一些条件，我们同样有不少差距。国外的历史不说，即便做中国史研究，往往也需要到国外的图书馆去利用那里收藏的图书资料。其三，学术的公信力还缺乏权威的发表、出版、批评的平台予以保障。这也已经说了不少年头，单是匿名评审制度，恐也没有多少刊物与出版社能真正做到。凡此都构成今天推动学术发展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说需要去完善、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