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社会组织

社会建设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与政府继“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之后提出的第五项建设内容，体现党与政府对社会建设的重视，并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重点是加强社会建设，那么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对经济建设大家比较好理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必然要有效率，否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难以生存，简单地说就是质量好，同时价格较优惠。社会建设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社会建设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这里的社会组织，广义上包括经济组织，狭义上就是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由于各国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方面存在不同，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称谓：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门）、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等。与政府、企业相区别，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社会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中国社会组织的类别从法律上讲，分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从服务内容来看，可分为工商服务业类、科技研究类、教育类、卫生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体育类、生态环境类、法律类、宗教类、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等。

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政府组织共同构建了现代国家三元社会结构体系，良好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步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变成工业化国家，但日本社会总体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在英美国家看到工人大罢工，劳资冲突非常激烈，如工业运动史上的大罢工，都发生在美国、英国与法国。究其原因，日本企业发明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为日本产业工人提供了非常稳定的就业与生活环境，这也造就了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这种雇佣制度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员工如果在一家公司长期工作，他的工资将会随着工龄的增长而不断地提高。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这个体系有利于特殊技能和人力资源的积蓄，也能促进企业通过人力资源优势，在增加企业技术储备的同时，不断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很低，组织性很差。一旦拥有了现代工业，学会了竞争，官僚机构也会变得高效起来。”正是日本公司教会了人们守时、高效和不屈不挠，提高了日本大众的生活水平，也让日本社会更富有组织性，办事更为有效率。美国经济社会强盛繁荣，除发达的经济组织之外，还有庞大的非政府组织有效维护了个体的利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注意到美国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拥有发达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结社，美国人所特有的自由、自主、互助、结社、民主的精神得到发扬。截至2001年，美国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600万个，深入各行各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工作人员超过1000万人。有调查显示，有49%的美国公民每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非营利的慈善活动，其志愿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约合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中，宗教性的慈善服务组织、社区互助和公益服务组织、慈善救济基金会、联合劝募组织等，是影响大且很有特色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很多大型基金会在全球开展活动，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

社会组织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当前中国社会问题频发，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传统的思路是：增加机构，如解决食品问题就建立食品安全办公室，有机构当然就要有编制、人员与经费。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有可能产生自我利益，如果外部监管不到位，他们的自我利益就会无限膨胀，很快就与其当初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政府的责任不是包办一切，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需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担当监督员的角色。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当鼓励消费者组织来监督。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指出：“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社会民间组织、社团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国家比较发达，发挥着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功能，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因为各种原因，我国现在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还比较少，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利的。但现在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还是政府，仅仅靠民间力量是不行的。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要靠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带动，靠“无形的手”的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

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针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当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政府应当管理得更少一点。但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城乡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应是“大政府大社会”，政府功能仍要强大，同时社会组织也要高度发展。目前，决策部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以承接政府有关公共服务外包；但另一方面，又担心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政府难以控制。实际上，只要加强引导与监管，社会组织将会发挥更多的正效应，那种担心则是多余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政府效率成为政府改革的迫切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基本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承担了很多应由其他部门承担的社会职能，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决定，并就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做了具体的政策布置。为此，政府通过向社会放权，大力培育各种类别的社会组织，降低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让社会民众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在城乡社区自治层面，要激发社区内各种组织的活力，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局面。另外，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与企业承接政府公共服务。2013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十二五”时期，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在各地逐步推开，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初步形成，相关制度法规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目标是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制度。各省市区在2014年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案，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等。政府向承接主体购买服务是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有其独特优势。社会组织承接服务，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回应服务对象的异质化需求。社会组织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可以利用社群机制，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形成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此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接受私人捐赠、号召志愿服务等方式调动更多社会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社会组织扎根基层，最初理念和政府满足公共服务需求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多元的、专业的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在购买社会公益服务中应将其视为主要合作对象。

在政府放宽注册登记条件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许多新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其自身人力资源与服务经验储备、外部资源获取能力等都较有限，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导致其在承接政府服务转移过程中，存在难以承接政府转移服务或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采取多种策略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如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项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方式，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此外，还应按照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原则，逐步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在购买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在购买服务过程中，要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一批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截至2015年底，在福建省只有不到10%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免税资格，导致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被重复征税，这让本来就资金紧张的社会组织备感压力。另外，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资金拨付程序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设计，如拨付周期长，拨款复核程序繁杂、拖沓，出现项目完成时间已过，但资金却还没有完全支付到位等情况，严重影响项目完成质量，也容易导致社会组织拖欠工作人员工资等问题的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希望相关政府部门予以重视，并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