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相关概念的讨论与界定
（一）尚简
僧叡在《大智释论序》中记载：“胡文委曲……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可见，尚简是鸠摩罗什对汉语语言文化的一种认识，影响到了佛经翻译的策略，也因而形成了鸠摩罗什自己汉译佛经的重要特色。然而，尚简也成为部分泰译者不期的选择，与其他译本相映成趣。萨汕译本和创价学会译本所依据的英译本都是较为严谨准确的，两位泰译者翻译质量均很高，很少出于对源文本理解造成的误译。萨汕译本对原文进行了多处简化处理，包括对冗文、部分专有名词和偈文与散文间的取舍删减。这种删改并非译者能力不逮，而是翻译策略使然，其表现暗合鸠摩罗什译文尚简的风格，是为适应读者而做的努力。萨汕译本因为删减较多，对原文的存真度整体上逊于创价学会译本，但鸠摩罗什自身也有尚简的倾向，翻译效果或读者接受的程度还需要通过调查来检验。创价学会译本则基本保持了细至一词一句的忠实翻译。两个译本就传达效果而言各有所长，佛教专门词汇和文字风格对不同读者而言可能有所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创价学会译本力求译出源语文本的全部内容，反而导致变形的出现概率较萨汕译本为多。
（二）文化还原、文化转生、文化回译
异化—归化、直译—意译是翻译研究中经常讨论的话题，但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研究则需要在异化—归化、直译—意译的概念上有所延伸。“文化还原”是回译中常见的现象，指原文本中涉及译入语文化的部分，需和译入语相关表达还原对应。将大乘佛教经典译成处于南传佛教环境下的泰国的语文，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回译”，需要在文字上进行还原处理。而“文化转生”则是相对于“文化还原”的概念。在文化讨论中与“还原”相对应的概念有诸如“创新”、“重构”、“重建”、“转化”、“转换”、“转生”等，结合刘绍铭在讨论作者自译时提出的“轮回转生”说[24]，翻译中向同源文化的回归与作者自译的文字“转生”有可以比拟的地方，本论题采用“文化转生”来指代翻译过程中无法回译的新知识点（空白）。
在泰国译者对中国的文化典籍的迻译中，中国大乘佛教典籍的翻译是较为特殊的。因为佛教是泰国主体民众的信仰，佛教文化处于泰国社会文化的主体地位；而泰国佛教又属于南传佛教，所信奉的经典、修证目的和方法与大乘佛教不同，但南传佛教与大乘佛教又被视为同源的、有着同一本质的宗教，在义理、见解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泰语中梵语、巴利语化词汇众多，且多与宗教信仰和修持有关，因此泰国译者翻译中国大乘佛教典籍在译入语环境、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上有着先天的优越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对佛大乘佛教经典的翻译，尤其在词汇和经文形式与风格上带有“回译”的性质。译者在以现代泰语的语言和风格再现同源本质却又在具体思想和内容方面差异明显的文本，在翻译操作的过程中，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是以“还原”为主体；但同时在信仰的层面上，也面临着不同教派在佛学见解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完全“化汉为泰”或“化汉为梵”，以致丧失了对大乘佛教经典特质的传递。因此，对《妙法莲华经》不同泰译本的对比研究，讨论译者的政策和方法，检验产生的效果，如何在文化还原和文化转生中进行选择，使译文既能准确全面地传达源语内容，又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读者的接受；观察、研究译者如何在翻译选择适应的过程中达到较为理想的均衡状态，从实证的角度看待汉文大乘经典在泰国的传播。
（三）源语与原语
由于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本系从英文本转译而来，涉及中、泰、英三种文本的比较。参考《中国译学大辞典》[25]“源语”及“原语”词条定义，规定本书用法如下：中文为原语、译出语，泰文为译入语，英文为源语。
[1] 本书中首次出现的泰文人名、著作名均参照泰国皇家学术院颁布的转写规则附上拉丁转写。
[2] 佛使比丘（1906～1993），泰国著名比丘，出版《佛说四圣谛》、《十二因缘》等著述。
[3] 沙田·菩提南塔（1929～1966），曾任泰国华宗事务委员会（
Khana Song Chin Nikai Haeng Prathet Thai）秘书，著有《东方思想》（
Methi Tawan-ok）等著作。他翻译的大乘经典主要收录在1973年出版的《大乘佛教经典》（
Chumnum Phra Sut Mahayan）一书中。
[4] 中泰两国于1975年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汉语言文化教育在泰国逐步恢复发展的时期。汉语教学在泰国的全面恢复始于1992年。
[5] 与《妙法莲华经》泰译本大多转译自不同英文本，在泰国出版的独立的《普门品》译本大多直接译自中文。究其原因，大抵因为该品篇幅不长，且观世音崇拜在泰国华人中有很深的基础，因而由华裔在家出家译者完成的机会较多。随着近30年汉语教育在泰国的恢复与发展，也为大乘汉文经典的直接迻译打下了一定基础。
[6] 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第97页。
[7] 鸠摩罗什所依据的原文本已杳不可寻，即使这一“原本”重新被发现，也无法被认定就是《妙法莲华经》的初始文本。鉴于什译《妙法莲华经》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书的研究框架内，笔者径视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为“原语文本”。
[8]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Auslegung），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第540页）另可参见朱健平《翻译即解释：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9]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07页。
[10]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49页。
[11]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09～110页。
[12]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10～111页。
[13]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12、115、118页。
[14]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19～120页。
[15]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27页。
[16] 〔美〕乔治·斯坦纳：《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23页。
[17]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26～127页。
[18]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27页。
[19] （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晋长安鸠摩罗什》，中华书局，1992，第54页。
[20]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123页。
[2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152页。
[22] 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第174页。
[23]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107～108页。
[24] 刘绍铭：《轮回转生：试论作者自译之得失》，《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5] 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