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与话语权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相关思考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指示，十分重要。可以说，我们今天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主题“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就是按这一指示确定的。

一 话语权与领导权的本质

语言是整个人类社会千百万年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交往中共同创造的，本身没有阶级属性，其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与其他的任何生产工具一样，一视同仁地为各类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服务。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语言随着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与表达，往往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的含义。而话语权与话语权的领导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力，它反映了人们或国家在社会或世界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二 话语权与领导权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

笔者认为，整个社会由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领域组成。经济领域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领域由国家、政党、政府、法院、军队、法律等组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领域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国家设施和法的观点、哲学历史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等，是社会存在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在剖析领导权与话语权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相互关系时，我们要看到：一是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同属上层建筑，且分别属于不同范畴和不同层次的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文化领域则属于文化的上层建筑。二是经济基础与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文化的上层建筑则属于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这些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三是经济基础不仅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决定文化的上层建筑。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四是领导权和“颜色革命”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属于行动与运动范畴；而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则属于文化上层建筑领域，本质是意识形态霸权，属于意识与观念范畴。五是话语权和文化霸权与领导权和“颜色革命”的关系，属于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六是“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都是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改变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政权组成，这才是根本目的。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三 “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渊源及基础

“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基本理论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即规划着用和平的办法促使苏联发生演变。他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0如果把艾伦·杜勒斯70年前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的话语，这也就是说，国际垄断资本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钱财，掌控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各种媒体平台，垄断各种信息的发布权，让广大民众拥有国际垄断资本所希望拥有的价值观念，并以此规制广大民众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言行，以使国际垄断资本永久地统治这个世界。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毛泽东见微知著，高度重视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针锋相对提出了“反和平演变”战略。“二战”结束后，从整体上说，美国信奉的是硬实力，这才有了不远万里，来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周边，打了美国历史上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但这两场战争，美国都失败了。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人，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是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美国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不堪重负。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这就有了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竞赛”即“和平较量”的三项重大举措，一是逐步从越南撤军，结束越南战争；二是终结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放任美元流向全球，各国物美价廉产品运向美国；三是决定与新中国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继承着尼克松的思想遗产。1975年7月底，35个国家（33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议》。协议规定，“二战”后形成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破坏，这就意味着美欧对苏联“硬实力”的承认，但同时美欧也提出了苏联要对西方“软实力”即“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并扩大东西方阵营的人员往来。对苏联而言，这实质上是把美国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合法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打开了一条关键的通道。经过美国几代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努力，一个横跨欧亚两大陆有着224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于1991年坍塌。苏联的亡党亡国，使得美国更加笃信其“和平演变”的“魅力”。为了尽快消化吸收冷战结束后的成果，美国把对苏联“和平演变”的经验运用到了中亚东欧之中。就这样，20世纪末期开始的用文化开路的花钱不多的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便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泛滥开来。如果说，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要是用“和平演变”的手法，对付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红色”进行革命的话，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踌躇满志，胃口更大，除了对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这些“红色国家”进行继续“革命”外，对于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要求的中亚、东欧、西亚、北非甚至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权同时进行颠覆活动。这些颠覆活动，主要是投入大量的财物，依靠国内的反对派，以所在国有代表性的自然界花朵的颜色命名，通过所谓的非暴力手段达到更迭其政权的目的。如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即“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用紫墨水按手印的“紫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北非国家突尼斯国花命名的“茉莉花革命”等。笔者认为，在当今的美国，称得上战略家的只有两人，一是基辛格，一是布热津斯基。2001年6月，基辛格的新著《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版。基辛格在书的结尾写道：“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基辛格的这一理论和战略可以被称为“价值观革命”。基辛格“价值观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基本涵盖了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尼克松的“和平竞赛”和美国当今的“颜色革命”以及我们所讲的“西化分化”等所有词句的本质内涵，即都是企图运用和平的办法即“价值观的革命”而不是战争的办法更换相关国家政权领袖的价值观或相关国家的领袖以及相关国家民众的价值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和曾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推崇的“巧实力”与此战略有所不同，但其软实力与巧实力在实施的过程中，基辛格“价值观革命”的理论和战略都是其主力军和主心骨。

四 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是以互联网霸权为主要工具、价值观霸权为主要内容的

2010年，美国文化产业比重占世界的43%，而中国所占的比重则不到4%，仅为美国的1/10还弱；美国的文化产业产值占到整个GDP的25%，日本达到20%，而中国仅为2.5%。美国把网络定为与海、陆、空、太空并列的军事行动领域，进一步彰显着美国的文化霸权。美国在创造互联网的同时，也设计了域名解析的规则。域名系统的解析过程从大到小，最终都要靠根服务器来引导。谁控制了根服务器，就意味着它控制着巨大的网络权力。负责控制互联网的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其中一台主根服务器和9台副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他3台副根服务器分别在英国、瑞典、日本。这3台副根服务器在运转过程中，也必须绕道美国那台主根服务器才能入网。全球互联网业务量的约80%与美国有关，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80%以上由美国控制，几乎所有的互联网运行规则都由美国制定。网民人数达6亿多的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更只占0.05%。2012年3月19日，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近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美国还可以通过其控制的IP地址进行机器隐身群发，在两个小时内发送近70万条虚假造谣信息覆盖中国的主要网站。另外，美国政府2011年发布了《联邦政府云计算战略》白皮书，美国云计算产业已经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控制云计算的核心技术，而且处在以国际互联网为管道的云计算的最高端。这对中国的信息乃至国防安全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图只让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的东西上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原技术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不断披露的信息看，恰恰是美国的相关部门在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网络安全，而美国反而贼喊捉贼，不断指控别的国家在威胁美国的网络安全。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企图不断削弱其他国家网络安全的防护能力，以长久地维持其网络霸权，进而长久地维持其价值观、金融、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霸权。不仅最热门的网络，而且世界知名并传播很广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影以及后台为之间接服务的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等也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我们不仅要看到投资昂贵但往往又是最获暴利的产业，更要看到当今世界繁荣的文化产业在积极宣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为其永久统治世界制造各种各样的舆论。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把美国誉为“价值观帝国”。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这一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是以价值观霸权为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五 美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直接目的就是要以文化霸权即“价值观革命”为主导，在亚太间离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国的关系并搞“颜色革命”

笔者认为，现在，美国在全球有四个战略伙伴同时更是战略对手。在欧洲，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俄罗斯。美国通过乌克兰冲突，让这两个对手相互牵制制约，从而企图逐渐把自己的战略重点转到亚洲。在亚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美国企图通过东海甚至南海，让日本与中国相互牵制制约，从而在今后一些年内腾出主要精力以对付中国。美国为何要搞亚太再平衡？关键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对它具有极大的潜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十八大后，美国企图在中国最高层搞苏联式的“和平演变”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正在改变其战略策略。美国在今后一些年内仍会对我进行“硬施压”，比如在东海、南海，但不会与我直接“迎头相撞”（基辛格语），因为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已经直接较量过，最多是鼓励、唆使和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相撞”。它们好在几头贩卖军火。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与美国在经济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相叠加、相重合，所以在这方面要坚决反对一些“左”的认识和做法，要千方百计加强合作，求得共赢。但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和战略目标却是对立的。我们在警惕金融帝国主义军事霸权的“硬实力”即“硬战争”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广义上的战争，即硬战争+软战争。软战争有三种形式，意识形态战、规制战和金融战。在当今中国和越南等国，意识形态战集中体现在几亿网民手机的微信上，通过宣传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理论”和所谓的“普世价值”等俘虏人们包括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思想。规制战则集中体现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上，通过规制霸权进一步维护和加强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霸主地位。2015年10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2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协定达成基本协议后即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这就充分说明规制霸权对于美国长久维持其在全球“雁行”中头雁的重要性。金融战则集中体现在股市、期货、汇率等各种金融衍生品上。美国一是通过全球不平等的经济规制持久地盘剥世界各国；二是通过主要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搞乱人们的思想；三是通过制造金融风暴搞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四是利用所谓的民意掀起“街头政治”，进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进而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甚至改变这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在今后一些年内，西方敌对势力在亚洲的重点，就是要在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国搞“颜色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策略手段，是运用文化、规制等霸权，离间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与本质。

六 辩证看待形势，居安思危，坚定信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一次专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一次专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意味深长。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世所罕见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也处于曲折中上升的趋势，并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蕴聚、激化，必然导致金融帝国的“乐极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极生乐”。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绝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贫穷和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社会主义。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前后将要诞生一大批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一乐观预言，根本依据如下：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互联网+”为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未来几十年内，必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无人工厂，并必然带来工人大量失业，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进一步急遽拉大，社会矛盾必然进一步激化。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在全球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依据所在。

（李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