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疆教育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民国十九年四月举行，当时关于边疆教育，曾通过蒙藏教育实施计划案。二十四年度教育部正式确定边疆教育的经费，规定每年六十万元，并指定以陕、甘、滇、黔、察、绥、宁夏、青海、新疆、西康等十省为补助范围，于是蒙藏教育司兼管回苗教育，扩充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自东北失陷，国人始知开发西北的重要，以为开发西北，乃是收复东北的关键。前年抗战军兴，我东南沦陷后，国人始知发展西南的迫切，以为发展西南，才是抗战的根据。蒋委员长去冬在武汉退出后发表告国民书有云：“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此后国人对于边疆事业的推进，边疆问题的解决，益加密切注意。同时我北部，东南，及中部原有的教育及文化机关，亦依照政府预定计划，有组织的相继向后方撤退，或迁西北，或移西南，分头继续维持工作。现在全国知识分子，既大多集中于边疆，大家对于边疆教育的认识，更加深切。兹值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正在重庆开会之时，我们不妨乘此机会，就基本原则上，提出几点，作公开讨论，以唤起舆论界对此问题的注意。
第一，发展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乃是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当前急务。今日吾国之边疆，种族宗教复杂，语言文字歧异，经济水准不齐，文化程度不等，乃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欲铲除各民族间互相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须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启发边民智识，阐明“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晓示“中华民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真义。能如是，则思想可以统一，组织可以健全，畛域可以化除，团结可以实现，国力既充，边圉自固。惟欲团结各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而欲沟通各族文化，必先发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及时代精神，造成一个中心势力；有了中心势力，就可消极的防止离心运动，积极的促成向心运动。故孙总理主张以汉族为团结与开化的领导者，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固有力的国族团体；而党国则宣言根据国家生存上共同的利益，诚心努力实行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这是正大光明的理想，亦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合理的对策，与欧战以来民族自决自治的潮流极相契合。但战后倡行的民族自决主义，曾已几度发生流弊，尤以“一民族一国家”的分裂趋势为甚。自列宁阐明“民族自决”的真义及纠正“民族即国家”的误解以来，于是一国以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开始得到了具体解决的妥善办法。苏俄的民族政策就是：凡军事，外交，国家行政，及国民经济，必须统一于中央；而关于语言文字，艺术文学，以及教育与文化上的设施，则委权各民族自行处理，予以高度发展个性的机会，务使充分表现本族文化的特长。换言之，苏俄对于政治经济事务，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对于教育文化事业，采取地方分权主义。党国权威，如能本此立场，定为国策，广示边民，积极推行，则不但敌人无法施用挑拨离间的诡计，来分化我们的力量；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致拥护中央，共保中华国族！
第二，促进边疆教育，实为发展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民族文化的发展，既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职志，则关于边疆各族文化的振兴，必以实行发展边疆教育为入手办法。边疆教育的对象，系中国边地各种浅化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弱小民族，是关于兴办边疆地方之一切教育事业，应以尽先为各该地方的土著人民谋幸福为原则。上面我们既以确定了中央统治少数民族亟应采取的根本政策，在未讨论边教要旨之前，就须首先认清现在的边疆地方，不论是蒙，藏，回，苗任何一族所在的地方，对中央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关系，亦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保护国和宗主权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一个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因此，我们所要提倡的边疆教育，也就不是日本人对待朝鲜与台湾人民，或东三省以及沦陷区内诸同胞的奴化教育，亦不是欧美人所讲的殖民地教育，而应是中国文化与土著文化双方并重同时并行的边地义务教育。此种教育的内容，非本文可以详尽发挥，兹仅就其要旨大纲，简述于此：边疆教育固不以学校教育为限度。正当完善的教育，必以适应实际生活环境为目标。教导土著儿童，仍须以其固有的社会文化之背景为依据，因为土著教育的势力，依然存在，即在汉化程度较高，或部落已渐解体的区域中，余风犹可窥见。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亲族及社区的组织中，乃至各种新旧土著经济企业的特殊背景中，经验教育的力量还是活泼的发生作用。故欲同时推行汉化教育，必须使之与各该民族的生活，密切配合；并努力发见各该民族的特性，使之与汉族的个性，沟通相成，而互相的发扬光大起来。反是，汉化教育，若与原有生活背景，完全脱节，则部落团结力的瓦解必然更快，文化绵续性的中断必然更速。为顾全双方利益计，在汉化与土化教育之间，必须力求协和融洽，作有意识的指导，谋有计划的调适，务使二者同时并进，相成不悖。如是可以减少土著个人心灵中可能的冲突，避免部落社区整体顿形纷乱的局面。而调适的焦点，即在尊重土著民族的价值观念。各民族有其一己的文化重心，例如宗教信仰，风俗习尚，务须同时加以相当注重，好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接受汉化，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古谚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就是这个意思。惟汉化教育之增添，乃文化接触过程中必不可免的一部分。汉化教育的结果，可以提高土人原有的生活程度，使之超于一般水准之上；刺激其在经济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需要。故为边地青年出路计，为边地生产增加计，边疆教育的初步工作，应以着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为主体。至于高等教育，以因地制宜，逐步推行，务使造就人才，各得其所，各尽其用，而无失业之患，方为上策。
第三，边疆教育乃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必须先建设一套边疆教育学的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张本，然后在应用一方面，始能根据确定一种或多种比较适当的边疆教育政策。边疆教育方针的纲领，虽如上述，而其内容是否合乎事实，亟待边疆教育学者之悉心探讨。边疆教育学的建设，非普遍教育学者可以单独负担。今日之教育学家，大多数专门研究工商社会的教育制度，少数专门研究农村社会的教育制度，至于专门考察边疆部落社会的土著教育制度者，可谓绝无仅有。有之，则自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始。惟边疆民族，语言不同，文字亦异，亦有竟无文字者，如欲施以同等的国化教育，设不先于其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作切实而彻底的研究，则扞格难通，无从入手。由此而言，兼治民族学的语言学家，在建设边疆教育学的初步工作上，必贡献独多。现在国内各项专家，已从各方进行考察边疆教育，但边疆教育学之完成，必须大家有组织的联合起来，集中于同一问题各方面的研究推行。然后边疆教育，亦和边疆行政一样，可以采取间接统治的办法。政治上的间接统治法，乃是任用土著领袖以统治土著人民，因为以本族人治理本族地方，则收效较宏而速。文化上的间接统治法，则是根据已经建立的边疆教育学的理论，训练土著教师，本各族共同建设一个大中华民族国家的理想，以土著人民的传统为本位，来发展土著民族的美术，文学，道德，实用艺术，以及精神文化，且以本族原有的语文，或以新创的“国化土文”，来做教育创作的工具。
以上三点，仅是边疆教育原则上发端的讨论，至于边疆教育计划的内容及实施办法，当俟日后另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