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跨越：铸就学派学术基质与声望

像斯莫尔一样，他的爸爸是一位宗教人士；像凡伯伦一样，出身于农场主家庭；像米德一样，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像杜威和凡伯伦一样，对现代社会的“野蛮”渊源很感兴趣；像帕克一样，热衷于种族和移民问题。也和凡伯伦、米德、杜威和帕克一样，是一位具有人格特质的深邃的思想者，从来没有允许自己成为别人思想体系的俘虏。

——丹尼斯·史密斯（Smith, 1988: 92）

在富有远见的校长哈珀的不懈努力下，刚刚建校的芝加哥大学于1892年率先在世界上成立了第一所学院化建制的社会学系。此后，在系主任斯莫尔的带领下，到1915年，芝加哥大学已经超越了吉丁斯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全美最优秀的社会学中心：不仅创办了社会学专业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组建了美国社会学协会，把持着美国社会学主要学术刊物与组织机构的领导权，而且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重镇，在1895～1915年共输送出36位博士生，而同期全美社会学界总共才培养了98位社会学博士生。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15年，除了完成社会学系的组织化建制外，领衔学派黄金时期的主要干将托马斯和帕克也都相继加盟芝加哥大学。可以说，1915年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正处于一个从量变向质变飞跃的关键性节点上。

如前所述，芝加哥大学已经升格为全美社会学中心，但是，和当时社会学研究整体质量低下一致的是，这种中心地位更多地体现在芝加哥大学在全美社会学专业中的组织优势与人才培养优势上。正如露丝·凯文指出的那样，直到1918年，伴随着托马斯的《波兰农民》的出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才足够成熟以至于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客观化的社会研究方向（Cavan, 1983: 407－420）。与之相似的是，马丁·巴尔默也认为，在1918年之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不仅规模仍然较小、师资配置不平衡、专业化程度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并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抱负，无论是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还是其他著作，大都价值平平，还无法看出芝加哥大学在未来20年里能够为美国社会学做出惊天动地般的贡献（Bulmer, 1984: 121）。芝加哥大学的优势在于斯莫尔在1915年之前创造的制度化条件，但是，要想让这套制度化架构发挥作用，并在托马斯和帕克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花繁叶茂，还得要做大量的工作不断地去完善它、充实它（Shils, 1981: 187）。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斯莫尔已经完成了对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历史使命，时代呼唤新的接力者来带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迈向新的高度。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抑或全美甚至世界社会学学科来说，幸运的是，这样的等待并没有太久：先是托马斯树起了现代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旗帜——《波兰农民》，后是帕克和伯吉斯创造了社会学学科的“绿色圣经”——《社会学科学导论》，引领着黄金时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组织创新与学术创造，也正是两代核心人物在学术上的薪火相传、以社会学科学化为志业的热忱与奉献精神铸就了日后享誉世界的芝加哥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