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卫生发展援助的“嵌入性”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借用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嵌入性概念由政治学家Karl Polanyi在1944年提出（卡尔·波兰尼，2007）以后基本处于沉寂之中。1985年，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用嵌入性来阐释人类经济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 1985），从而让“嵌入性”具有了分析方法意义，且逐步被社会科学家们采用。

中国对受援方的卫生发展援助不仅与中国的援助大格局有关，更与受援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系统，从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获得的官方和非官方援助，以及其中的卫生发展援助有关。如此，中国对特定受援方的卫生发展援助与下列因素有关。

（1）受援类型与构成。受援方接受的援助类型往往比较复杂，除了卫生发展援助，还有其他类型的发展援助，包括军事援助。此外，在不同类型的援助中，卫生发展援助在援助中的份额不仅是相对于其他类型援助而言的，其重要性也受其他援助的影响。

（2）受援覆盖面。受援方对援助的需要不会覆盖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卫生等所有方面，一定有一个需求范围。显然，卫生发展援助在其援助需求的覆盖范围之内。

（3）受援系统性。除了覆盖面以外，受援方对援助的需求还有系统性问题，即是否将不同类型的援助作为一个有机体系用来促进受援方的发展。无论是否存在受援系统性，卫生发展援助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4）受援优先序。受援方因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卫生、外交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不同类型的援助需求总有轻重缓急之别。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卫生发展援助显然是其需求较急的一类。

（5）受援方式。对受援方而言，怎样的援助是其可接受的方式，这是在受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不仅与国际发展援助作为一个生态行为有关，与受援方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关，还涉及与援助方之间的互动。

基于此，我们构建了理解DAH的框架，把中国的DAH放在中国对非援助、中国对外援助中去理解，认为中国的DAH既是中国对非援助，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部分，受到中国国内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影响，且以服务于中国的外交为基本目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初步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的DAH嵌在中国对非援助、中国对外援助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之中，我们称之为DAH的“嵌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