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动向

——“国内版雁阵模式”实例分析

伊藤亚圣

（东京大学讲师）

一 序言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集聚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向中国国内外转移。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2004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变化，学界围绕“刘易斯拐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关观点认为，就制造业而言，在国土面积广大的中国，在国内进行产业转移是现实可行的，并称之为“国内版雁阵模式”。但是，这种提法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论证。此外，众所周知，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众多产业集聚，那么，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会对现有的产业集聚产生哪些效用、是在哪些因素下产生的，这方面的机理仍未明确。关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东盟以及拉美等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已经有相关的研究。集聚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今后的发展动向不仅会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会给全球制造业重组带来影响，这方面也是备受关注的研究重点。因此，本文主要把研究视角扩大到产业集聚效用，对2000年中国是否存在“国内版雁阵模式”进行分析。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产业以及企业向国内外转移的案例以及推进大规模机械化的案例已经有相关报道，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作为武器的“世界工厂”的时代迎来了新的转机。在中国，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上涨12.5%，而且政府提出2011年到2015年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增长13%的目标。虽然中国考虑到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劳动力的作用，正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但是，仍不断有报道指出温州、东莞等最早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目前正面临困境，而且，电子产品产业中承担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的电子制造服务（EM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正在快速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有必要分析在“刘易斯拐点”中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产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主要整理相关讨论，阐述在同时引入分散力和集聚力的基础上对相关现象进行分析的必要性。第三节分析计量模型以及数据的详细情况。第四节介绍测算结果。第五节在分析测算结果的同时，通过研究其他数据和案例，展开讨论。第六节结论部分，大体上确认了“国内版雁阵模型”的存在，但是认为需要引入更多因素进行分析，并阐述“世界工厂”时代的含义、对其的展望及所获得的启示。

二 相关讨论的整理

（1）国际竞争力及产业布局的变化

在讨论中国国内产业布局变化之前，需要通过相关贸易数据确认中国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见表1）。首先，通过分析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及地区中对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寄予厚望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从1995年的15.2%上升到2010年的34.4%。在此期间，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平稳，东盟和印度的份额虽然有所扩大，但是其绝对值在15年中不到1%。同时，在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急剧上涨的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的雷曼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仍然不断扩大。分析同期各国、地区的出口特化系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2008年至2010年中国为0.8，依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平。2010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维持着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国内的产业布局在2000年前半期呈现出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倾向（Long and Zhang, 2011），但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家开始重视内陆地区的发展，由此，中西部地区的产值份额从2000年中期开始缓慢增加（日置，2011）。具体而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2012）第33章的内容，工业附加值中，东部地区的比重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到2011年下降到51.8%；相反，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持续增加，从2000年的16.9%增长到2011年的21%；西部地区（不包括东北地区）同期的比重从13.9%增长到18.3%。范剑勇、李方文（2011）在研究规模以上企业的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发现2004年以后，沿海地区的产值比重开始下降，珠三角地区发生“民工荒”的2004年是沿海地区工业生产产值所占比重最高的一年。因此，可以看出，2004年对中国来说是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布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有些研究指出，近年来，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具有很高集聚度的劳动密集型消费产品制造业中，东部地区的产值比重下降的幅度较为明显。实际上，分析七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东部地区所占的工业总产值比重可以发现，虽然2009年依然维持较高的水平，但是2005年之后的四年里，其比重下降了4%～11%（表2中从上至下前7个产业）。同时参照表1可知，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中国国内的产业布局调整同时发生。

（2）先行研究整理

有关东亚地区间产业的国际转移，雁阵模式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视角。后发国家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国际环境和产业基础设施，就更容易以廉价劳动力为武器获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所以，在从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一般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开始转移——这已经图式化了。在这种框架下，一国的经济通过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可以获得比较优势产业阶段性的变化。在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存在通过一国的要素禀赋比率决定具有出口竞争力产业的H－O理论，这提供了与雁阵模式相同的视角。

很多学者指出在中国“国内版雁阵模式”存在的可能性，并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有关这种可能性分析的日文文献有关志雄（2009）、小岛（2009）、中兼（2012）、严善平（2012）、马欣欣（2012）、大桥（2012）等。例如，中兼（2012: 147－148）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地区间要素禀赋条件存在差异，该时期，在日本百元店销售的杂货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具有竞争力。在中国沿海地区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同时在中西部地区依然具备比较优势，那么，在一定时期内，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可能均能获得较高的出口竞争力。

利用雁阵模式概念以及框架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是中国学者。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蔡昉等（2009），张公嵬、梁琦（2010）, Ruan and Zhang（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2）等。雁阵模式是学者广泛认同的一种理论。例如，蔡昉（2009）称之为“大国雁阵模式”，从不同地区劳动报酬和劳动效率的角度分析了国内产业转移的发展和可能性。由此，研究发现，作为发达地区的华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单位报酬以及边际劳动效率之比）不断下降，而华北和中部地区的优势不断扩大。得出类似研究结果的还有张公嵬、梁琦（2010），他们的研究认为，在国内并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大规模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情况，从而对产业转移规模扩大论进行了反驳。其他研究方面，Ruan and Zhang（2010）以纺织和服装产业为研究对象，指出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相应机制已经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2）在研究报告的第33章，把工矿业划分为资源开采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四种类型，认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转移，“国内版雁阵模式”不断推进。

（3）赤松、刘易斯、马歇尔的交错

上述研究共同展示了在2003～2005年达到顶点之后，沿海地区产业的集聚机制开始丧失，产业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因素。但是，在此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基于比较优势的雁阵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国内；第二，如何评价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存在。

原本，比较优势理论是针对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间的理论，并没有设想国际劳动力转移。利用“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国内的产业发展进行分析是因为刘易斯拐点理论是以一国内的劳动力转移为前提条件，分析的是现代部门［≈城市地区（或东部地区）］集中式经济发展。如果只从投入成本因素分析中国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在改革开放之后，土地和劳动力一直较为廉价的中西部地区其产业为什么没能取得发展。因此，只有在地区间比较优势结构差异的基础上，增加外出务工劳动力流动这一环境变化、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中西部工业化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基础条件因素，国内版雁阵模式才可能发生。

虽然关志雄（2009）、蔡昉等（2009）所提出的国内版雁阵模式理论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加入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因素的话，那么，需要更为复杂的分析。例如，在政策方面，国务院发布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中就有关于工业空间的政策，提出在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优势的基础上，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步发展。目前，在中国，“刘易斯拐点”模式中所假设的基于劳动力流动的发展模式、雁阵模式理论所假设的基于比较优势变化的产业转移、马歇尔所指出的集聚的经济性以及政策因素，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交错在一起。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以下在现有研究所重视的比较优势框架和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引入现有研究在对产业转移进行实证研究时忽视的产业集聚所产生的集聚力概念，以及现有研究中缺少的地区产业比重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关中国沿海地区产业集聚问题，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但是，这种产业集聚与“刘易斯拐点”中的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研究视角。

三 模型和数据

（1）模型

以下主要从分散力和集聚力等方面分析影响各地区产业在国内比重变化的因素。具体是在参考Hanson（1998）, Gao（2004）方程式以及变量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推算出下面的计算公式。

此公式当中，i代表地区（本文中是指省）, j是产业，t是年，Y是产值，Wage是工资，L是劳动力人数，Asset是固定资产规模，T Asset是总资产规模，e是扰动项。因此，被解释变量表示“t－1年到t年间i省j产业产值占全国j产业比重的变化程度”，用来说明产业内相对产值增加率（表4第1项）。某地区的某种产业以产值为测量单位的比重扩大时，意味着经济增长率相比业界平均水平高，其主要原因从以下的解释变量中寻找。

表4解释变量的第2项和第3项是测量国内产业分散力的相对工资比率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相对工资比率，t－1年的i省j产业的工资水平比同期j产业平均工资水平高的时候比1大。正如近年来的工资上涨对地区产业的影响分析所指出的，预测系数在东部地区为负。相对资本—劳动比率，使用的是t－1年相对全国所有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i省j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由于“国内版雁阵模式”理论假设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比重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所以，期望这里的系数在东部地区为正，在中西部地区为负，这也是本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系数。

第4项、第5项、第6项分别为表示测量国内产业集聚力的相对就业全国比重、地区产业特化系数和地区产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相对就业全国比重，是指t－1年的i省j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同期全国所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是用来测量绝对规模的指标。与此相对应，通过产值测算地区产业特化系数（t－1年的j产业相比全国平均水平相对集中在i省），测算马歇尔型特化经济的效用。通过HHI指数推测雅各布斯式地区内产业多样化效用。

第7项、第8项、第9项分别指相对企业规模经济、机械化程度以及利润率。特别是，近几年来，机械化在中国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一般情况下，预期的符号为正。

（2）数据与测算方法

本分析使用密歇根大学China Data Centre提供的各年度工业数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收录了全国各类工业行业和各省工矿业的产值、从业人数等数据，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只有纺织业和服装业的数据是连续的。属于典型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皮革相关产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相关产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文化教育体育用品制造业、工业品以及其他制造业的数据缺失，这对于本文研究来说是非常致命的问题。所以，有关这些产业的分类，主要使用有相关数据统计的数据库资源。

分析对象如表3所示。地区的单位为省，对象包括28个产业，时间跨度为2004～2010年。矿产、能源相关产业的情况，由于与伴随“国内版雁阵模式”理论所假设的企业、产业转移产生的不同地区产值比重的变化在性质上有很多不同，所以排除在外。分析时段是从开始观察到“民工荒”开始，在现有的研究中，东部地区工业产值比重已经越过最高点，开始出现下降的时期。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如表4所示。通过分析三个地区的相对产值增加率可以发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相反，相对工资比率、相对资本—劳动比率、相对全国就业比重数值方面，东部地区最高。

在分析之前，通过图解的方式分析相对产值增加率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关系。图3的纵轴表示每年东部10省合计产值相对全国产值比重的变化率，横轴表示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从中可以看出，在半宏观层面的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图4表示东部各省、各产业的产值增加率以及资本—劳动比率，通过分析各省、各产业的数据可以发现，两变量的关系并不明显。在东部地区，既有不断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很多比重不断下降的产业。因此，在分析中国国内产业转移一般情况的基础上，不仅可以需要测算资本—劳动比率，同时也需要测算各省、各产业层面不同的因素。

在分析过程中，首先通过测算全国的情况，然后计算产业发展的一般性因素和趋势，接下来，测算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东北三地区的情况，进而分析在不同地区间产业分散力和集聚力是如何不同。在测算时，分析的时间段是2004年到2010年，在通过邹氏测试检验测算的参数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t＝2008时，所有的系数都是一定的这种归无假设的显著性水平为1%，因此舍弃，将其他的年份（2006～2009）作为意义重大的相比，获得强有的支持。因此，在分别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划分为2005年到2007年（前期）和2008年到2010年（后期）两个时间段进行测算。中国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后期相比前期更严重，因此，推测在对东部地区进行测算时，工资和资本—劳动比率的系数在后期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测算时，对控制i省j产业的固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测算时，会对该地区产业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地区产业特化系数的测算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舍弃了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的结果、解释变量以及误差项之间的单一分布的零假设。因此，在可以执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中引入年虚拟变量，解决非单一分布问题，进行各年度控制固定效应测算。

如果再次强调测算焦点，从2004年到2010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转移发生的情形下，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率相比业内平均水平应当低，而中西部地区相比业内平均水平应当高。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中西部地区则为负，且具有显著性。

四 分析结果

（1）全国的测算

表5是以全国为调查对象，分为全阶段（t＝2005～2010）、前期（t＝2005～2007）、后期（t＝2008～2010）三个时间段进行测算的结果。在进行全国性测算时，进行跨地区虚拟（东部、中部、西部）的测算，从而得到6个模型。

首先，在代表分散力的相对工资比率方面，确认了一般为负的效用，发现2000年相对较高的工资给地区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负的效用。与此同时，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在前期和后期，符号不同，具有显著性的结果也有限。这正如后面将要确认的，是由于地区间资本—劳动比率所带来的效用不同造成的。

其次，在集聚力方面，相对全国就业比重的效用在导入跨区域地区虚拟变量之前，在全阶段是负的，而在前期是正，后期为负；在导入跨地区虚拟变量之后，所有的时间段都是正的。这是测量产业大规模聚集的东部地区的效用的东部虚拟变量，吸收此时期东部整体的低增长效用的结果，从而导致相对全国就业比重参数从负变为正。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10年，东部地区产业增长率一般呈现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的趋势，在控制这种效用基础上以绝对规模来衡量的产业集聚，为地区产业发展带来了正的效用。另外，地区产业特化系数和HHI指数的系数在一般情况下同时变为负的，i省t－1年特化到特定产业的程度越高，那么该产业的增长率越低。也就是说，绝对的规模对产业发展是有益的，但是，特化则会阻碍发展。

其他的资本装备增加率、企业规模、利润率的符号分别为正、负、正，这种趋势一直在持续。在机械化程度和利润率更高的地区，产业实现高速增长显示了同期中国的状况以及理论建议。

（2）不同地区的测算

下面分析本研究关注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测算结果的差异（见表6）。相较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效用在［1］－［3］的东部是正的，［4］－［6］的中部地区系数为负，具有显著性，这一点非常值得思考。这显示出，在东部地区，越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越快；在中部地区，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越快。例如，根据［4］所显示的，中部地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标准偏差每减少1个单位（0.691），产业相对产值增长率就会提高1.65%。在西部和东北地区，资本—劳动比率变化对产值造成的影响在统计上，按照显著性水平是难以测算的（［7］－［9］）。而在相对工资比率效用方面，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一直以来都是负的，在统计上可以观测具有显著性效用，此外，其系数相比其他地区也更大，在后期则变得更大。

在产业集聚相关系数方面，测量绝对规模的相对全国就业比重的系数为正，而地区产业特化系数一般为负，特别是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系数较大，同时得到了具有显著性的结果。此外，HHI指数的结果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为负，具有显著性。根据该测量结果可知，该时期，绝对规模较大的集聚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但是，其效用从前期到后期不断衰减；作为产业结构，特定产业的特化程度发达的地区，其发展则较为缓慢。同时，导入省级层面的虚拟变量，对控制地区固有效用进行测算，大体上没有发现否定上述结论的变化（参照补充表格）。

（3）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由此可以观察到“国内版雁阵模型”的倾向，但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没有出现预想的产业发展。在东部地区，工资上涨造成的负的效用在2000年不断扩大的同时，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则不断加速。东部地区相对全国就业比例系数从前期到后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也给产业聚集地区的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效用，但是，其效用在后期不断缩小。

五 讨论

（1）对“国内版雁阵模型”理论的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发现从2004年到2010年，在中国国内的很多地区存在“国内版雁阵模型”所具有的产业分散力在发挥作用，同时，通过绝对规模测算的产业集聚的增长效用也部分存在。此外，其他方面的利润率以及资本装备增加率等在考虑到制造业生产比例变化的基础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分散力方面，特别是在东部地区，2008年到2010年，由于工资上涨造成的负面影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这与蔡昉等（2009）以及张公嵬、梁琦（2010）有关中部地区相对效率不断提高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在西部和东北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因此，虽然可以说在东部地区，伴随着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比较优势，而在中部地区则继续发挥着比较优势，但是，这里的解释变量的解释力不具有支配性。因此，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需要在讨论中引入产业利润率和地区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通过系数确认了“国内版雁阵模型”的趋势，但是正如第二节所述，份额变化的绝对规模依然是有限的，其发展的态势最多为平均水平。基于测算的结果，发现在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然而并不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发展的态势。根据李中元（2012）的研究，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下大功夫发展的产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例如，江西省引进的产业当中，增长最快的是锂电池、LED制造、电子器材、铜加工等（参考其文第五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仅仅是提到的七个产业中的一个，从中可以看出期望中部地区分别有效利用自身的产业基础的意图。例如，提到湖南省时，期望该省能够在铁钢和重机械产业方面取得发展。

此外，在西部和东北地区，以资本装备率高的重工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不少。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国有重工业较为发达，而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基础较弱，所以可以发现出现了与往下定义的“国内版雁阵模型”的假设不同的现象。因此，虽然总体趋势上确实存在“国内版雁阵模型”，但是，不应当把其作为解释中国产业转移整体状况的逻辑从而夸大其作用，正如测算结果所示，应当也把其他变量引入研究视角。

（2）对于产业集聚的评价

下面就产业集聚的效用进行讨论。第一，正如全国性的测算结果中东部虚拟变量所显示的，集聚在东部地区的产业在2004年之后，呈现出了分散的趋势。这有效地补充了第二节文献研究的结果。但是，第二，同时发现，现有的产业集聚一般并不具有增长效用。从测算结果来看，绝对规模较大的产业集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从相对产业结构视角观察的地区产业的特化却会给地区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就表示，省内的产业结构在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某个产业的规模较大，其增长率就会提高。一般认为这种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主要集中在东部，由于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结果，所以确保了具有多元产业的雅各布式的范围的经济性，在国内，特定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将会促进产业的发展。

但是，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本文分析中所使用的地区单位是省，如果以省下面的市、县为单位的话，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不同；第二，回归分析的结果与资本—劳动比率结果相同，仅可用于表示平均的效用。实际上，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集聚过程中，持续发展的案例与发展停滞的案例同时存在。以从东部地区测算结果所获得的平均趋势作为基准，再加上对今后维持发展态势的集聚以及呈现衰退态势的集聚之间的异质性的关注，可以加深对国内产业布局变化的理解。

（3）案例研究的启示

以下是整理的今后开展进一步研究时需要讨论的问题点。

①省内转移

第一，省内以及东部地区内部之间的产业转移，是在以省为单位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没有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省内转移方面，著名的是江苏省南部向北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广东省内的转移。以广东省为例来看，省政府在“民工荒”出现后的2005年，开始实施省内转移政策（见表7）。其中，备受关注的是2005年开始实施的“产业转移园区”设置政策，政府通过完善园区内基础设施，对转移的企业提供税收和管理方面的优惠政策，推进企业从珠三角中心地区向省内其他地区的转移。

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发布的《产业转移区域布局指导意见》中提出，广东省东部地区重点引进的产业包括：纺织、服装、电子工艺品、鞋子、玩具、陶瓷、石化、皮革、不锈钢相关的制造业，而广东省西部地区重点引进的产业包括：家电、金属以及不锈钢加工（剪子等）、石化工业、钢铁、纺织相关产业，广东省北部地区重点引进的产业包括：冶金、机械、汽车零部件、钟表、建材、玩具、家具、食品加工等。这主要是为了发挥各地天然资源以及现有产业集聚优势的一种安排。但是，现实中，很多产业转移园区将电子相关产业作为主要招商引资的产业（见表8），未必按照省政府的计划实施。

为了通过数据确认省内产业转移，使用《广东省统计年鉴》分析了市级产值比例的变化，发现产业不同，趋势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文化教育体育用品制造业，在珠三角6个中心城市（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中山、佛山）的产值占比在下降，而在广东省东部地区的汕头市的产值占比却大幅度提高，确认存在向珠三角区域外转移的情况（见图3）。该产业按照中分类，玩具产业占据了产值的六成，东部地区新兴玩具产地澄海是主要产地之一。而工艺品以及其他制造业，在珠三角6个中心城市的产值占比在高位上徘徊，但是其中深圳的占比却大幅增长（见图4）。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总体上产业可能处于扩散状态，但是，少量的产业集聚方面，就连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依然在珠三角地区集聚。文化教育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以及其他制造业，广东省在该时期内扩大了在全国的占比，可以发现，主要产地是市级以下的产业集聚区。

②与产业集聚结构的关系

还需要对产业转移与现有产业集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一般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向要素价格更加便宜、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中部地区转移的动向，这未必与东部地区所构建的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相矛盾。第一种可能性是东部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现在呈现出重视创新和研发的趋势，因此，即使与中西部地区的新兴产地属于同一产业，也可能成为在若干方面性质有所不同的场地。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轻工业领域的产业集聚很多都具有平台式集聚结构，以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作为信息、市场、研发的基点，劳动密集型程度更高的工程由中西部地区负责，国内的分散以伴随集聚的形式不断发展。

例如，在浙江省义乌市小商品集聚的案例中，生产地并不仅仅在浙江，甚至覆盖了偏远的农村家庭小作坊，集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动员起来的（伊藤，2010）。而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的照明设备产业案例中，可以看到从偏远地区流通过来的零部件，同时发现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单独布局在远离产业集聚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伊藤，2012）。实际上，虽然特定产业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跨越省份由中西部地区承担，依然可以强化东部产业集聚作为中心据点的功能，但是，这种门槛绝对不低。是实现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转型升级？国内的分散是否在推进？或者沿海地区的集聚出现大幅度衰退？再或者出现其他新兴国家？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应当可以触及中国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全球化贸易模式的转变。

③台湾企业EMS的动向

此外，在思考中国国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如何评价EMS（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电子制造服务业）大规模转移以及中西部地区电子仪器产业集聚的形成，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富士康在201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向内陆地区转移，2012年销售的iPhone5中的一部分就是由河南省郑州市的工厂组装生产的。根据河南省海关的统计，2012年第一季度，河南省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一倍，其中，富士康以及旗下企业所产生的贸易额占到全省贸易额的50.6%，相比服装、杂货产业，电子设备产业在中西部的比例有可能提高。EMS虽然属于电子设备产业，但是正如微笑曲线所示，承担着劳动密集型组装工程，同时，由于属于超大企业，所以能够负担转移所产生的成本。这个EMS案例提示，评价中国大陆的产业布局变化不应仅局限于产业层面，也需要到达企业和工序层面。

六 结论

本文分析讨论了中国国内产业布局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国内的地区产值比例的变化受到了地区产业相对资本—劳动比率以及相对工资比率的影响，大体上存在“国内版雁阵模型”的趋势。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发展的趋势。虽然，同期东部地区的增长缓慢，开始呈现产业从东部地区向外扩散的趋势，但是也发现通过绝对规模测量的集聚度对于产业发展具有正向效用。在刘易斯拐点中的环境变化情况下，工资以及资本—劳动比率等分散力在更广范围内存在，同时，也发现存在部分产业集聚效用，这是非常令人有兴趣的。为了更深一步理解中国产业布局的变化，需要从多方面探讨分散力、集聚力及其他因素。

正如在第五节的案例研究中所发现的，伴随H－O模型、雁阵模型所假设的比较优势变化的产业分散力和现有产业集聚的集聚力，这两者的作用机制在不同的地区和产业有所不同。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马欣欣（2012）指出，不同地区剩余劳动力的状况有所不同，在产业方面，产业的转移、集聚的发展和衰退、新兴产地的形成、碎片化等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集聚有所不同。今后，可以预想产业转移、集聚程度的提高和衰退将会共存。非常吸引人的“国内版雁阵模型”理论，虽然可以解释现状的一方面，但是没有考虑到产业集聚的存在以及其异质性、历史路径依赖性，所以不能说是综合理解2010年代中国产业布局变化的理想框架。

最后，展望一下后世界工厂时代。指出世界工厂时代终结的可能性已被指出，在此之前带领东亚地区像大雁一样飞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今后有可能随着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和新兴国家转移以及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重组，不同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动向有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按照一步接着一步、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方式在东亚地区进行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进入2000年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积极发挥着集聚的经济效应，向着多方向不断扩张。近年来，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的产业发展受到关注，但是，由于在中国国内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所以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面从中国向国外转移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之前在东亚地区存在的相继出现的产业转移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出现了变化，伴随这种变化，后发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也将出现变化。把2010年之后的中国看作是“后世界工厂时代”还是看作继续“世界工厂时代”，是研究中国经济以及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日文文献

池辺亮（2008）‘産業移転区は新天地か’ “ジェトロセンサー” 2008年8月号。

伊藤亜聖（2010）‘ ‘義烏’ のジレンマと発展のダイナミクス―安物雑貨供給システムとしての発展’ “三田学会雑誌” 103巻1号。

伊藤亜聖（2012）‘珠江デルタにおける ‘産地’ の形成と拡張―中国広東省·照明器具産業集積の事例―’ “三田学会雑誌” 105巻3号。

大西康雄編（2006）“中国·ASEAN経済関係の新展開―相互投資と FTAの時代へ”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大野健一·桜井宏二郎（1996）“東アジアの開発経済学” 有斐閣。

関志雄（2009）‘中国における国内版雁行形態の展開——地域格差の是正と産業高度化に寄与’ “世界経済評論” 2009年8月号。

岸保行·内村幸司（2011）‘転換期を迎えた中国·華南地域におけるものづくり―労務費追求の限界と拡大する中国市場への対応’ “国際ビジネス研究” 第3巻2号。

木村福成（2009）‘東アジア経済の新たな潮流と雁行形態論’ 池間誠編著 “国際経済の新構図 雁行型経済発展の視点から” 文眞堂。

黒田篤郎（2001）“メイド·イン·チャイナ” 東洋経済新報社。

厳善平（2012）‘労働需給と賃金上昇：現状と展望’ 大橋英夫編 “変貌する中国経済と日経企業の役割” 勁草書房。

小島清（2009）‘雁行型経済発展論―小島ヴァージョンの成果と課題’ 池間誠編著“国際経済の新構図 雁行型経済発展の視点から” 文眞堂。

コリアー·ポール（2008）“最底辺の10億人” 日経BP社

末廣昭（2000）“キャッチアップ型工業化論”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中兼和津次（2012）“開発経済学と現代中国”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日置史郎（2011）‘地域開発政策の展開と産業·人口の集積’ 加藤弘之·上原一慶編著 “現代中国経済論” ミネルヴァ書房。

馬欣欣（2012）‘労働市場の多重構造と ‘ルイスの転換点’’ 大橋英夫編 “変貌する中国経済と日経企業の役割” 勁草書房。

林松国（2009）‘中国の産業集積における商業の役割 ―専業市場と広域商人活動を中心に―’ 専修大学出版局。

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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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元，2012，《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公嵬，梁琦，2010，《产业转移与資源的空间配置效应研究》，《产业经济评论》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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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经济管理出版社。

周阳敏，高友才，2011，《回归式产业转移与企业家成长：“小温州”固始当代商人崛起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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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EMSOne: http://www.emsodm.com

UNCTAD: http://uncta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