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价值观念的流行、冲突与本土适应

价值观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历时性层面上，社会价值观通过纵向的传承和变革获取发展空间，前一部分所谈到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变迁和当代转型正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在历时的维度上所做出的生存选择。而在共时性层面上，不同文化体系下价值观横向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也是社会价值观形成的必经之路。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横向价值观念互动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内改革开放成绩斐然、国际全球化趋势加强的今天，不同价值观念的互动交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发明显。对于中国而言，共时性层面上的横向价值观互动的具体表现就是中西方价值观的对话，或者说是从西方价值观念的引入、流行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再到最后做出本土化适应的全过程。

从鸦片战争西方国家用武力手段打开中国长久封闭的国门以来，西方价值观就以各种手段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中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国家的众多价值观念都被介绍到中国，中西方价值观念产生激烈的冲突。传统价值观念开始接受改造，许多与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相悖的观念都被摒弃，同时西方价值观念的优秀成分如民主科学观念等也先后被引入国内，冲击着被专制思想禁锢数千年的国人。然而，这一时期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可以说是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介绍和阐释也主要由代表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所把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价值观的普及仍然是以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进行的，民众只是在被动地理解和接受。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向世界敞开怀抱，伴随着市场经济等现代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西方价值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包括五四运动时期的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改革开放后的西方价值观念进入既不是由精英力量主导也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社会底层力量的主动习得，是自下而上的价值观念体验和塑造。

1．西方价值观念的流行

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流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价值内核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因此，分析西方价值观念的内涵和特质对我们理解其在中国的流行有很大的意义。

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起源于儒家学说相对应，西方价值观念的源头最主要的是西方文化的基石——犹太-基督教，在此基础之上，才发展出了一整套的西方世俗观念和价值体系（王栋，1993）。然而，西方价值观念本身是一个庞杂宏大的整体，其思想渊源除基督教外，还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自然主义的倾向等。正因如此，“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念”的概念也十分含混和笼统（汪小曼，2007）。

如果认识到“西方价值观”在概念上的成立是因为它是与以华夏文化为基础的东方价值观相对应的形式的一种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对其界定的关键就在于东西文化比较的视角。“以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为深层意蕴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形成的两大异域文化体系。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缔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侧度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卜松山，2003）西方价值观，就是在混合着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基督教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包括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基础、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取向以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实现等方面，统称为“西方的合题”。

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观乃至西方文化的核心构成，被认为是西方价值观的思想本质和价值基础。个人主义直接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并且主导着西方世界人们对于人、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在科学主义兴起之后，个人主义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辩争中得到了不断强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价值信仰。可以说，西方众多琐碎的价值观念都是在个人主义的信仰下逐步建立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本位，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表现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形式”，“个人主义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杨明、张伟，2007）。个人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公民社会的推崇，在经济上表现为对自由经济的信任，在伦理上表现为对追求个人价值和利己主义的肯定。

从个人主义出发，逐渐形成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社会尊重个人的价值选择，而人们的价值选择又普遍是基于个人主义信仰的，因此功利主义成为个人主义信仰在现实层面的直接反映。人们参与政治活动，争取和维护个人权利，追求政治上的成就，或者在自由经济中为个人利益而奋斗，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利益侵犯，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功利性的伦理诉求。而且在遵循契约社会的规范下，任何个人功利性的价值追求都不被否定和质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虽然对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多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也在西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人们扩大社会生产、追求效率的直接推动力，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灌注了强大的活力。另外，与中国传统注重感性和经验不同，西方价值观有着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在实证主义流行之后，基于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也随之渗透到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当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价值实现的基本手段。

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流行，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历史上，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高潮。第一次是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近百年。如上所述，这一时期的西方价值观念流行是由蒙昧环境下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所主导和推动的，以五四运动为顶点。处在冲破专制体制束缚环境下的中国，亟须找到能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并建立全新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因此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到与上层建筑相关的西方价值观念之上，其中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代表。科学、民主、理性等观念的引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高潮是从改革开放延续至今的数十年，西方价值观念在普通民众之中广泛流行，其中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核心。虽然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迥然不同，但契合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即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价值观的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主要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进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作为西方价值观念核心元素的个人主义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欢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进入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遭受了严重的挑战。中国社会开始认可和强调个人的价值，尊重个人的选择，个体的地位在中国首次被抬高到与整体相差无几的地步。

分析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价值观念流行的原因，我们会看到几大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首先最为根本的是社会内部变革的冲动。在中国进入现代化阶段之后，社会内部出现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直接阻碍了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强调整体和公平而忽视个体和效率，因此难以发挥个人的价值，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主体性支撑着社会的生产和发展，二者的矛盾阻滞了社会发展，内部价值观变革的需要越来越明显。其次是现代化和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现代化最早是出现在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概念，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的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的总结。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全球性过程（哈维兰，1987: 575～585）。从现实看，现代化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以西欧及北美等国家或地区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可见现代化本身就与西方价值体系深度契合，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过程。因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顺应了西方价值观的要求，促进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流行。除此之外，全球化的加剧要求不同文化之间有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西方价值观念在全球化趋势的掩护下合理地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流行开来。

中国内外部环境的要求和社会内在的价值观变革冲动促成了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广泛流行，而这种流行主要是通过青年文化和自由经济竞争的途径实现的。青年群体不仅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理念，而且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对其影响也不十分深刻，在此基础上，西方价值观念很容易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改革开放之后，西方青年文化通过音乐、影像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长期生存在单一文化形式中的青年群体被置于多元文化环境之中，他们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主动拥抱西方文化，而西方价值观念也在无形中被他们接受。社会价值观念在代际传承中发生突变，西方价值观念“乘机”在青年群体中取得地位。“一般而言，青年人对西方价值观总是具有一种彻底开放和囫囵吸收而又带有非理性或情绪化的特点，相反，成年人则往往对西方价值观念抱持一种虽然更加理性和冷静但又相对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对西方价值观念、价值态度的这种代际差异，使得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中，作为往往‘领风气之先’的青年一代更容易认同西方价值观念，成年人则至少会经历一个从怀疑、排斥到有选择地借鉴的过程。”（廖小平，2006）青年群体在代际关系中推广着被自己认可的西方价值观念，而成年群体在代际协调中部分地接受新的价值观念。青年群体习得西方价值观念是培养个人自主性的过程，是对传统社会长久压抑个人特性的“反叛”。青年群体本身就有着叛逆和不愿受束缚的特点，西方价值观念中对个人主义也就是个人本位的倡导给厌倦传统价值观念的青年群体思想上的支持，因而在青年群体中受到推崇。西方价值观念尤其是个人主义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受到欢迎而普及开来。

另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也给西方价值观念的流行提供了土壤。市场经济是西方自由经济的典型形态，强调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利己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在自由经济竞争中人们可以利用一切合规制的手段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西方价值观念中，功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自私，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会随之增大，通过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增进社会的公利。这不仅消解了困扰传统中国社会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尴尬，而且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提供了依据。在集体主义无法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时，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弥补了这一不足。

当然，西方价值观念的流行并不只限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面。西方价值观念是一个庞杂的体系，除了以上两个主要观念在中国广泛流行外，崇尚科学、追求民主、强调法治等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不仅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而且培育着中国人的公民意识。

2．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本土适应

尽管西方价值观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在中国社会价值观体系当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念流行之后没有遭遇任何阻碍和挑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地位虽然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削弱和“侵蚀”，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直在进行着。而与此同时，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盛行的影响，民族主义价值观也开始苏醒并进行着抵抗。

西方价值观流行之后遇到的首要冲突来自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西方价值观念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归结来说主要是个人性和整体性的冲突以及功利性和道德性的冲突。重整体轻个体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虽然整体本位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广受诟病，但是并未丧失生命力。尤其是在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观暴露弊端之后，注重整体的传统价值观念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抵抗就越加强烈。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在中国社会，这种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逐渐又部分地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享乐和拜金为典型，是一种以“‘经验的自我’的感性确定性为价值标准”的价值观念，“致使价值标准只有偶然性而失去了普遍有效性，从而导致了社会道德生活的无序”（王栋，1993）。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流行使得中国社会价值观混乱，道德失序，因此饱受争议。

另外，中国社会的权威话语一直强调集体主义和整体本位，抵制西方个人主义的倾向，中西方价值观念产生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价值标准的不一导致了社会行为失范。除此之外，功利性价值观念和传统的道义观也有很大的矛盾。功利性价值观念虽然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现代化提供了动力，但是其代价十分巨大。回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状况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功利主义带来的危害——见利忘义、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和贪污腐败等，而且功利主义的危害逐渐从经济领域蔓延开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

除去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之外，西方价值观受到的另一大挑战来自民族价值观。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始终与民族的生存活动方式相匹配、相适应”（张荣国、仇小敏，2009）。中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的概念被各民族广泛认同，民族价值观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西方价值观念进入并流行之后，与民族价值观也产生着冲突。西方价值观的首次进入是以强权胁迫的形式进行的，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近百年的侵略历史让中华民族对西方社会持有隐蔽的保留态度，战争的阴影在民族的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因此才会有新中国成立后长久的对西方文明的反对和恐慌。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民族价值观中仍保留了众多的反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成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斥为“糟粕”而被拒之门外，改革开放虽然敞开了国门，但是民众的心理并没有对西方完全敞开。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欢迎首先就反映在老一辈中国人的身上。所以，当青年群体热情迎接西方价值观念时，许多成年人都很反对。青年群体与成年群体对待西方价值观念的态度差异就是西方价值观和民族价值观冲突的现实表现，这种冲突可能会使代际的价值观出现分化甚至对立。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摩擦日渐显现，民族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西方价值观和民族价值观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在受到各种挑战和阻碍之时，西方价值观为求得在中国社会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做出妥协，进行本土化的适应。而西方价值观的本土化适应过程主要通过整合与寻求“载体”来完成。在中西价值观念冲突激化时，最直接和可行的方式就是价值观的整合。虽然不同价值观念体系在深层上是迥然有别的，但这种区别都是基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的判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西方价值观念在为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达到二者的平衡上找寻不同的出路，前者倾向整体，后者倾向个体。但无论是对个体还是整体的片面注重都无法取得均衡，在两种价值观出现冲突时，不同价值观的整合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的选择。这种整合是建立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契合的基础上的多元价值观念整合，包括个人整体观的整合、义利观的整合、精神观与物质观的整合。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也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人们以平等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价值观念和西方价值观，保留二者中“优秀”的、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成分，舍弃“劣质”的、不适用中国社会的内容，实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良性选择。除此之外，西方价值观念为避免激化与传统价值观念、民族价值观的冲突，也在传播的过程不断寻求可用的“载体”。西方价值观念不能凭借早期在中国传播的“霸道”方式进行，而在找寻隐蔽的途径，而最明显的就是近年来西方影像、音乐、消费品、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这种通过物质载体来隐性传播价值观念的过程部分地消解了西方价值观念与本土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同时也更能被接受者认可，多元价值观念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