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尺

第一个能够弹回外壳里的弹簧卷尺专利诞生于1868年，所属人是纽黑文人阿尔文·J．费洛斯。他对这个工具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了能够在任意距离固定卷尺的机械装置。这是非常实用的进步，可以避免还没来得及测量卷尺就弹了回来的窘境。

但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卷尺才流行起来。在那之前，木匠们使用的是木头折叠尺。我们家以前车库工作台上也放着一把，它的折叶夹到过我的手指，我至今还记得那种疼痛。

无论是老式折叠木尺还是新式的卷尺，问题都是相同的：我所有搬东西的技能都不能抵消这种失败，不能抵消这项基本技能的缺失。我对木工一无所知，比想象中知道的还要少。

玛丽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从我手中拿过卷尺。

“看这里，”她边说边指着，“这是什么？”

“二又二分之一。”

“这个呢？”

“二又四分之三。”

“这个呢？”

“二又四分之一。”

她又挪动了大拇指。她关节上干掉的泥浆裂开了。她的手指修长，有着女性的柔美，但很有力量。

“二又八分之一？”

她摇了摇头。“再猜猜。”

我靠近一些好看得更清楚，近到能闻到她身上的烟草味。

“二又——”细线变得模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摸了摸前胸被浸湿的地方。玛丽多给了我一些时间。

“给我看下二又八分之四。”她说，这句话拯救了我。我用大拇指指甲指出了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什么？”她把大拇指移动到刚才的位置。

“八分之三，”我说，“二又八分之三。”

“这就对了！”她哈哈大笑。

她放开卷尺，让它弹回外壳里面。

“那十六分之十二呢？”她问我。

“四分之三！”我记起来如何约减分数了，这真是个惊喜。

我现在回答的是一个四年级学生都能答得上来的问题，这骄傲的感觉真是得之不快。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玛丽造成的——她耐心地提问题，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只是想要让我理解，而不是证明我不知道的有多少。这一点是好老师的标志。

“四分之三。正确。如果你记得十六分之十二是四分之三的话，那你就知道十六分之十三在哪里，知道十六分之十一、之九在哪里。”

然后她和我讲了她前老板巴兹的事情，巴兹是一等一的完美主义者、熟练的建筑工人，他要尺寸精确到一英寸的三十二分之一。

“那我也只好数线了，”她继续说，“练习，只有练习才能办到。”

我练习了。我们那天重复了这个过程，都是具体的动作：先是这个，之后是这个。测量，标记，切割。切割机的声音，四溅的水花，冰冷干燥的瓷砖，被切割的潮湿瓷砖，我在切割机前面的身体，紧盯着铅笔线的双眼，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时间和语言，全都消失了。

报社教给我什么是机械的过程。坐在新闻间的桌子前，指尖噼里啪啦打着字，咔嗒咔嗒点击着鼠标，银幕灰暗的光亮映出我脸颊上苍白的皮肤和呆滞无神的双眼，我感觉到一种让大脑变得迟钝的机械化运作，一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和目的的行动。

但是在这里，在铺瓷砖的时候，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一次测量都有意义，每一次切割都有意义。它是重复的，的确如此，但它并不无聊。一天试工之后，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即便你切过几千块瓷砖，即便你用了一年瓷砖切割机，你还是要小心翼翼。尽管你已经能做得更快，做得更好，切得更直，更少卡住刀片——但你还是要集中注意力。铺瓷砖的重复性引发了存在感，一种具体、有形的即时感。

“烟歇时间到了。”玛丽宣布完就一头钻进雨中抽烟去了。

我留在屋里，看着已经铺好的地板。雨水敲打在窗户、屋顶上滴答作响。

伴随着楼梯上的脚步声，一个老人出现在我眼前——他看起来有一百多岁了，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长长的白发绑成的一个马尾辫在肩胛骨之间摆动着，像是雪地里生活的某种动物的尾巴。他腰间挂着一个轻便的锤头，穿着被颜料染色的裤子，白色的T恤好像床单一样挂在肩膀上。他拿着一个油漆罐和一把刷子，胳膊下夹着一块暗色的帆布罩单。他走到房间那头，站在一扇采光窗户旁边。

“很高兴看到女人做这些工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要解释我不是真的在这工作，只是试工，只是做了几个小时，而且我不知道怎么看卷尺刻度的话，那就显得很笨拙了。如果我说，我也很高兴看到一个年逾百岁的魔法师做这些工作的话，那也会显得很笨拙。

“谢谢。做这些工作感觉还不错。”

玛丽抽完烟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干活，我俩没怎么说话，直到铺完了瓷砖。因为过一夜才能灌浆，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精神集中、新鲜感以及完全抓不到节奏，这些因素凑在一起让我觉得时间飞逝。

周二下午三四点钟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你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在消耗时间——简直就是折磨。因为在脑海深处，我们知道所有的时间都不会重来。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也有终点。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在一个聚会上，一个挨一个对所有的客人说，“这是你真实的生活，你知道的。这就是你真实的生活。”这用得着提醒别人吗？但这又是多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事情啊。

我们收拾好工具，重新装满面包车，回去的路上我有点哆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切坏了太多瓷砖，如果我搬东西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就好了，如果她注意到我没有挡住她的光线就好了。

“你冷吗？”玛丽问我。

“有点冷。”

她猛地打开热风，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扫了过去。

当我们开到她家门口的私人车道时，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笑了。

“谢谢！”说完她递给我七十元现金。我的工钱是每小时十块钱，这对于我做的事情来说好像并不算少。

“去洗个热水澡。把头发上的瓷砖灰洗掉。”

我用手撩了下头发，头发湿漉漉的，夹杂着沙粒，粘着瓷砖灰的碎屑。我再次感谢了她。

“保重。”她对我说。

这是最后分别时说的话，是你对素不相识、不会再见的人说的话。我回到家，又冷又情绪低落，站了一天之后我的骨头里面都透出疲惫。临别时的那两个字让我意识到，她会选择其他人了。我早早上床，当风声渐起、大雨袭来的时候，所有糟糕的念头都卷土重来：后悔，工作，金钱，医保，孤独，错过的火车，还有空荡荡的日历。

第二天早晨，天空阴沉但并未下雨，玛丽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这份工作就是我的了。

“我愿意。”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