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群山环绕的嘉平镇笋溪村，安详静谧。由钢筋水泥浇铸起来的高大楼房正在引领这里的居家潮流，传统田园的诗情画意渐行渐远，新型农村的现代气息越来越浓。公路旁边，柏树枝叶冒出的浓烟裹挟着腊肉的香味四面飘散，熏腊肉的老人和妇女一边揉挤通红的眼睛，一边关注着开进村子的每一辆客车。这是他们一年一度最急切也是最幸福的等待——春节要来了，他们远在异乡为美好生活奔忙了一年的亲人也要回来了。

山坳深处，鱼塘尽头，是老黄的家。三间黏土垒起来的瓦房背靠竹林，面朝塘水，大门前一蓬残破的芭蕉，山坳里一只离群的白鹭在寂寞地飞翔。鱼塘岸边用水泥浇铸的摩托车道是这里与现代农村交通网的唯一连接，就如人体血管网上一根最微不足道的毛细血管，把老黄的家和它的母体笋溪村连在了一起。

今天的老黄并不孤独，祖孙三代欢快的脚步踩碎了小路上一贯的宁静，也为眼前这幅自然的水墨画卷平添了几分和谐的生机。

老黄的大门门楣还悬挂着“开井村25号”门牌，而早在十几年前撤乡并镇时这里就已经是笋溪村了。房子的正面墙壁上赫然用白灰写着几个大字——“地名：枪秋片”。这三个字凑在一起，毫无逻辑可循，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包含深意的地名。

老黄说建房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地名，刚搬进新家的时候感觉做很多事都不顺，有风水先生告诉他大门正对着的小山包叫“老鹳丘”，老鹳专吃黄鳝，而老黄姓黄，意指黄鳝，所以居家难顺。后来老黄就与当时还只有十来岁的黄梅一起，费了大半天功夫，挥毫在墙壁上写下了这个只有他们父女俩能够理解其深刻寓意的地名——“枪”可以克“老鹳”，至于“秋”和“片”，完全是因为会写的字不多，随便挑了两个会写的字凑数，什么寓意已不重要，只要有“枪”在手，不管是老黄鳝还是小黄鳝就不怕老鹳了。

门前的坝子长满蒿草，屋里的器物沾满灰尘，呛鼻的霉味充斥着每一寸空间。老黄说，长期没有人住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住上几天霉味儿就没了。虽然这里的一切都很简陋，但是他们家的“年”必须从这里开始。这是一种民俗的传承，更是家人之间最具默契的约定，无论有多遥远，无论有多破旧，今晚就在这里团圆。全家人除了小家伙以外，各自忙开，老黄第一时间脱掉西服马甲，换上了一身旧衣服出门挑水，女儿打扫卫生和做饭，女婿负责生火。

与老黄房檐相连的院子是他三哥和六弟的家。竹林下方的鱼塘里，三哥和六弟、六弟媳妇正在撒网捞鱼，三个人一下午的收获足有五六百斤。挑水的老黄与他的亲兄弟擦肩而过，没有问候也没有寒暄，就像马路上的陌生人。老黄说兄弟六人中至今只有他们三人健在，六弟一家在江津城里做小生意，收获的时候才回来，三哥单身一人，平时给六弟看家，两年前因为修摩托车道的事情，兄弟之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摩擦，三哥和六弟站在了一起，这两年因为很少在家，隔阂至今没有消除。

看到渔网里活蹦乱跳的鱼，老黄很想买一条给外孙子吃，但是他始终没有开口。老黄说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本来不应该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是因为生活的距离太远，感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淡，他不知道自己和三哥六弟之间还要记恨多久。

久违的炊烟驱散了屋里霉味儿，炉膛里哧哧燃烧的火苗把老黄的脸庞映得很红，扑鼻而来的饭菜香味儿令怀里的小外孙把“哈喇子”淌到了外公的手臂上。老黄从兜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子缠裹得很严实的餐巾纸包，郑重地塞进黄梅的棉袄兜里。

“今年的业务实在太差了，一共只攒了4000块，拿去还房款吧，莫嫌少。”老黄的脸上有些惭愧。

正在切肉的黄梅满手是油无法拒绝。她说：“我们啷个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噻，爸爸，明年你就不要去了嘛，去永川帮我带孩子，我出门去打工！”

“我现在身体还得行，我想明年啷个都要找个万把块钱嘛。”

“你就莫犟了嘛，老都老哒，哪里还找得到钱嘛。”

“娃儿必须得妈妈带，你小时候就是没得妈带，吃了好多苦。”

“我们还欠20万，想到这个账我就着急，你挣的那点能顶个啥子用噻。”

“我能凑一点你们的压力就小一点，等账还完了，我就不干了。”

女儿入情入理的劝说终究没能动摇老黄的决心。他坚信自己的决定没有错，也坚信明年的业务会好起来，好像根本就不担心明年的自己还能不能干得动。

入夜，黄梅主灶的团圆饭简单而扎实，用猪肉分别搭配的三个炒菜堆满了三个汤钵，半锅蔬菜汤直接用铝盆盛装。没有鞭炮礼花，也没有酒水香槟，山村农家的团年饭并不缺少温馨。昏暗的电灯下，全家人胃口都不错，小外孙的手上和脸上沾满了油。细细咀嚼着女儿做的饭菜，老黄的脸上绽放着憨憨的笑容。

毕竟，这是他一年一度的幸福时刻，这是他这辈子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家。

只有这个时候，老黄才不会孤独。

腊月二十八日上午，老黄匆匆出门，计划利用一上午时间处理两件要紧事，然后和女儿一家人去永川过年。老黄说，这些年因为长期在外，家里的很多事情都耽误了。房子盖了二十多年至今还没办房产证，属于非法建筑。水田全部被征用建了鱼塘，因为丈量时不在家，确定的补偿面积与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出入较大，他至今还没在征地协议上签字，也没有去领取补偿款。

笋溪村六村社长的堂屋里很热闹，一年一度的土地补偿款正在有条不紊地发放。两鬓花白的老社长鼻尖上悬挂着一个随时可能要掉下来的老花镜，左手紧紧攥着厚厚的一沓百元人民币，右手噼里啪啦地拨弄着看不出曾经是什么颜色的算盘。社长的身旁聚集着一堆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有的蘸着唾沫认真查点捏在手里的钱，每一元每一角都数得特别认真，有的目不转睛盯着来回跳动的算盘珠子，担心老社长一不留神给少加几个子儿。

老黄的到来多少破坏了这里原有的和谐氛围。别人急着领钱回家买年货，他来这里讨价还价必然要耽搁社长的精力。在老社长的账册上，老黄一亩二分地的年补偿款为1080元，2012年和2013年两年加在一起共计2160元。而老黄坚定地认为自己至少有一亩六分地，是当时自己不在现场社干部给量少了。双方为了二三百元的年补偿款各抒己见僵持不下，严重影响了老社长手头的工作。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老黄决定下午再去找社长。老黄离开的时候，社长递给他一本台历，台历的封面上印着笋溪村的未来效果图。待到鱼塘连成片，桂花树长大成林的时候，老黄的家乡将成为一个山水相拥的现代休闲度假村。

回到家里，小外孙正哭着闹着要回家。原来在外公的床上睡了一夜，小家伙的背上长满了莫名其妙的红疙瘩，又痒又疼。黄梅一脸焦急和心疼，她说可能是父亲的被子有问题。老黄有些过意不去，只能让女儿一家先走，自己明天一早再去永川。

当老黄再次拿着“土地承包使用证”找到社长的时候，老社长正在电路改造的工地指挥施工。“我的土地使用证上明明写着一亩九分五，为啥只补一亩二？”老黄不停地重复着上午已经说过很多遍的话。

面对老黄的质疑，社长很耐心：“当初办证的时候数字和实际面积有偏差，征地的时候全部以实际丈量的面积为准，全社都是这样执行的。”

“就算有偏差，也差不了那么多，你们就是给我量少了，一定是有人想整我。”

“这次征地全社社员都满意，你我无怨无仇，我干啥子要整你嘛！”

“他们满意是他们都在现场，而我不在，我可以让一步，按一亩六分补偿我。”

“不可能，新农村搞建设搞开发，人家企业来投资，那是造福我们每个老百姓，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来秋后算账，我们的工作还啷个开展嘛！”

老黄脖子上的青筋胀得有些发紫，嗓门更加嘶哑。和蔼的老社长语气里也少了先前的和气，局促的呼吸三下两下就把嘴唇上叼着的一支香烟变成了一截长长的烟灰。客观地说，老黄的坚持并非无理取闹，社长的话也是合情合理，问题的根本就是征地的时候老黄没在家。最终，双方不欢而散。老黄依然没有领取补偿的钱，他说只要在社长的账册上签了字，就意味着自己同意了。当然，土地补偿的问题没扯清楚，办房产证的事情也只能搁置，如果下一步涉及房屋搬迁，他的事情更麻烦。

深夜时分，余怒未消的老黄仍然在鱼塘边久久徘徊，再次怒气冲冲拨通了社长的电话。老黄恶狠狠地说：“如果不按照一亩六分补偿，今晚我就要拔掉鱼塘的水塞子，把水放干。”

也许是知道他的胆量，也许是了解他的为人，老黄的电话并没有惊扰老社长的睡眠。

鱼塘边上的老黄依然在久久徘徊，有几分迷茫，也有几分无奈。他心里很清楚，为了两百块钱的补偿打官司，纵然能赢也耗不起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如果只图一时痛快把鱼塘的水放了，那就是破坏全村的发展大计，会成为全体村民的敌人。可是就这么算了，又感觉心里特别憋屈，特别窝囊。

二十多年的棒棒生涯，在城里生活越来越难，农村的老家也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兄弟之间关系淡漠，房产证没有着落，土地补偿又很窝心，外孙子来住一晚上皮肤起了疹子，老黄有些沮丧。

腊月二十九日中午，当老黄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小路尽头的时候，他家门口的鱼塘，依然波光粼粼。

绵延起伏的山坡上，高大乔木上依然倔强生长着被冬日风霜烙下深刻印迹的绿叶。这种绿色不代表春天，只宣示着它们顽强地活着。这种绿色虽然充满沧桑，但是却包含着一份厚实的希望：“熬过冬霜就是春雨，好好活着别趴下，再过些日子我们就可以脱掉这身儿旧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