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格拉底：对话式宽容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69～前399）被雅典的陪审团判以死刑。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个人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艺人的阿尼图斯（Anytus）、代表诗人的美勒托（Meletus）和代表公众演说家的莱康（Lycon）。控告的罪名是，腐蚀雅典青年、崇拜新神而不崇拜雅典诸神。他没有任何著作，今人主要通过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来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色诺芬（Xenophen）是历史学家，在《家政篇》（Cynegeticus）、《辩护辞》（Apology）、《宴会集》（Symposium）和《回忆录》（Memorabilia）四本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对话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一般认为只有他的早期对话基本上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其中尤以《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和《尤西弗罗篇》四篇记录苏格拉底在审判期间的对话为信实资料。

在古希腊，宽容精神与节制的美德联系在一起。Sophrosyne可以翻译为“适度”或“节制”。在《卡尔米德篇》（Charmides）中，苏格拉底讨论了节制，其中一个定义是“做自己的事”。随着对话的进行，我们发现，为了做自己的事，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事是什么，即“认识你自己”。因此，《卡尔米德篇》向我们表明追求自我知识的重要性，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追求以及节制美德如何起作用的例子。这一对话以暗示宽容精神作为结束。苏格拉底告诉卡尔米德必须重新检省自己，从而发现自己是否确实是节制的，因为节制与自我省察携手并进。但是，卡尔米德承认他不知道节制是什么，并嘲笑着以暴力威胁苏格拉底：进一步教导他的暴力请求。这里提出的困难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适度要求对哲学无节制的投入；另一方面，尽管节制要求自我知识，然而自我知识只能通过节制才能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问自己和彼此，从而确保我们事实上是因为合适的理由而成为节制的。我们对投入不可能是适度的。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宽容。我们对不宽容不能是宽容的；为了了解宽容确实是好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在宽容精神中检省宽容。

应该指出的是，苏格拉底发现很难为自己的伦理思想提出肯定的论据。如亚历山大·尼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做出结论：“苏格拉底对对话者的邀请是规劝的而非武断的。他的态度是节制的：他想人们追求他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论据说服他们这样做。”宽容的一个困境是，宽容精神似乎使我们没有能力针对不宽容者提出有利于宽容的肯定证据。一个解决办法是塑造一种承诺宽容的伦理生活，而不是为它辩护。实际上，苏格拉底可以作为这样一个榜样来看待。苏格拉底宽容生活的榜样在《申辩篇》中达到高潮，其中他在雅典议会面前为自己做辩护。“苏格拉底的审判发生在雅典理想幻灭和自我怀疑的场合，其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实际上，此时希腊社会以文化混乱和宗教多元为特征。”对于那些对时代的混乱不满的人，批评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自然而然成为焦点。社会保守主义者并不想宽容替代的信仰。在保持传统社会的纯洁性和整体性的尝试中，他们起诉了苏格拉底。

与这些不宽容的社会保守主义者不同，带着找到自己和对话者双方都能赞成的真理的希望让对话者参与对话，苏格拉底宽容地面对每个人，既包括有着替代信仰的人，也包括有着传统信仰的人，甚至在申辩演讲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当尚未达到一致意见，苏格拉底允许对话者我行我素。他既不求助于暴力，也不采取其他策略，例如耻辱的求生。对于他而言，目标不仅仅是赢得论证，而是要理解自己和对话者。与政治对手不同，苏格拉底不愿意进行在事先没有寻求理解他人的情况下就谴责他人的活动。当他人的观点或活动最终被证明不一致或不可理解，苏格拉底不是求助于暴力或积极的干涉，而是利用逻辑论证作为批评的工具。

这里的困难是，宽容精神使得苏格拉底面临危险，暴露在不宽容的政治权力面前。苏格拉底宽容了雅典人的裁决，这一点可以通过《克里托篇》中的一句话得到部分解释：“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这引出下面一层含义：出于对更高的善的关心，我们应该宽容对我们生活的威胁。苏格拉底主张更高的善要求他宽容城邦的决定。“如果你不能说服城邦，那么你必须做它命令做的任何事情，耐心地服从它施加的任何惩罚。”安静承受的观念十分接近于宽容观念。这里的选择是宽容或者说服，从而排除了其他选择（例如逃跑）或更极端的选择（即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劝说或宽容这两种选择在哲学精神中共同起作用：哲学家宽容他人，寻求说服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利用其他手段来产生变化。在政治情境下，我们看到了宽容美德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苏格拉底宽容了裁断，因为他不能说服城邦采取别的方式，也不愿意采用其他手段来影响结果。

苏格拉底的宽容在政治上似乎是幼稚的。至少有一点很明显，这种宽容最适合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例如，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在与尤西弗罗（Euthyrphro）的私人对话中实施宽容。与尤西弗罗的对话以苏格拉底请求尤西弗罗重新开始定义虔敬作结。然而，尤西弗罗打断对话，声称自己急着去别的地方。苏格拉底宽容地允许他走。打断对话的主题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经常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在《国家篇》中的不和。这通常表明对话者已经到了他宽容苏格拉底诘问的限度。在一定意义上，离开对话空间的对话者已经表明他可能求助于物质武器，而这些东西在对话中没有一席之地。然而，有趣的是，苏格拉底宽容地允许对手中断。他没有强迫他们改变心意，或者穷追不舍，一直缠着他们使之服从。他没有继续纠缠他们，没有强迫他们去比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更远的地方。苏格拉底宽容了尤西弗罗对虔敬传统的不尊重，因为苏格拉底没有阻止尤西弗罗继续坚持的理由。希望是苏格拉底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这种怀疑将导向自知。

然而，这个希望是脆弱的，也许是没有基础的。因此，苏格拉底的宽容总是冒险的：允许他的对手离开哲学共同体。在允许对手离开哲学共同体的时候，他冒着让他们从外面破坏哲学共同体的危险。《申辩篇》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现实如何以非常真实的方式最终侵入和破坏了哲学空间：雅典议会的表决证实政治共同体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

此外，宽容精神就体现在苏格拉底作为追求“真理”之手段的对话方法之中。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宽容地让对话者追求真理，无论这种追求将引向哪里。他鼓励对话者提出反驳，以至于可以揭示真理。有时候苏格拉底的宽容似乎走得太远。例如，《尤西弗罗篇》中苏格拉底允许尤西弗罗继续起诉可疑的法院案件。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与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关系表明，苏格拉底对这个鲁莽的希腊年轻人可能太宽容。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以在哲学方法与宽容形式之间建立关联的方式描述自己。苏格拉底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说得不对，我很乐意有人驳倒我；如果别人说得不对，我很乐意驳倒别人。如果自己被驳倒与驳倒别人相比较，我当然不会不高兴。因为，我认为自己被驳倒更有益处，使自己从最大的恶中被解救出来的益处要大于解救他人的益处。”

有些人指出，苏格拉底的谦逊是做作的，他的无知是一种掩饰，其实他完全了解他将把对话引向何处。这一指控有一定的道理，在第一个问题之前，他知道他想把对话伙伴引到什么结论。然而，这一点没什么阴险的，它的教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问答的辩证对话方法含蓄地确认了对真正的宽容而言重要的价值。例如，它确认了在共同体中寻求真理、耐心和自我批评在真理寻求中的重要性以及了解真和善的可能性。

有人对苏格拉底提出了更大的谴责：圣人假装无知，却知道真理。提出这种谴责最有名的人是年轻时的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S. A. Kierkegaard）坚称，苏格拉底的方法是反讽的：不是想最终展示真理，而是试图通过展示专家观点的不一致和肤浅来表明不可能存在确定性。换句话说，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的学说是虚无主义的和不可知的。通过严厉批评专家的论据，苏格拉底试图表明寻求确定的知识是无效的。以这种方式解读苏格拉底的人经常指出他听到德尔斐的神谕。神谕宣称无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认为它的含义是模糊的，最终把它理解成是指他的智慧在于对自己无知的坦然承认。其他人是无知的，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缺乏知识。然而，苏格拉底意识到他不知道的东西。激进怀疑主义的倡导者指出，苏格拉底生命中的这个时刻是怀疑主义的真理的证据。当然，这也经常被认为是以下智慧的证据：除了人类无知这一真理，不要确认任何真理。

但是，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暗示的是一种适当的理智谦逊和拒绝傲慢的精神。清除错误和错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以至于可以毫不受阻地接近真理。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方法：他并不对了解真理绝望，但在接近真理时对传统智慧抱着适当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从而保证真理被证实的时候是真正的真理，并经过检查与再检查的火的考验。把德尔斐的神谕放在苏格拉底全部哲学视野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最初的无知表白不是第一步和最后一步，而是理解之路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