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政策目标

1.2.1 实现工农经济的结合

虽然1920年底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把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人问题上，但列宁则很快就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当时亟须解决的还不是国家机关和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国民经济中，国有大工业经济和农民小生产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1921年初的喀琅施塔得叛乱更是把这一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正如斯大林后来所指出的，“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春天）就是一次警告，这次叛乱表明旧的联盟形式已经过时，必须采取既能保证工人的经济利益又能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的新的经济联盟形式。这就是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钥匙”。因此，列宁极力把全党的注意力转移到农民问题上，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起点，“可以说农民暴动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起因之一”。在3月份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全党都已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代表大会最后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的决议。但是粮食税也只是一个过渡，最终要实现把社会建立在工农经济结合的基础上，即“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工业（‘社会化’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随后，列宁还做了大量的理论说服教育工作，并明确指出“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要求一切工作人员极其仔细和认真地加以执行”。在列宁的坚持和全党的努力下，苏维埃俄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也力求在经济上实现工农联盟：“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农民以纳税形式提供一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拿去同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去进行商品交换。”

斯大林后来把列宁的这一思想概括如下：“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以便后来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后来斯大林又说：“实现贸易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增加全国产品的数量，巩固我们农民的结合，把同农民的结合，同农民结合的利益作为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中所做让步的基础。”

为什么无产阶级要实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呢？因为粮食税的实行使农民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余粮，而这种余粮在农民手里就是商品。如果找不到能够与农民经济建立结合的方式，那么农民的让步就会使其很容易地与资产阶级建立某种经济联系，而这样就会增加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力。之所以要建立工农经济的结合，就是要切断他们之间的经济纽带。因而，布尔什维克在实行粮食税的同时还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把农民同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引导到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联系上来。

国家资本主义要求首先对经济生活进行计算和监督，“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目前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实行资本家阶级曾经实行的计算和监督”。只有通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对抗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因为“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

其次，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即租让制，“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在列宁看来，实行租让制能够“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

最后，还要在苏维埃国家的帮助和引导下实行合作制，“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总之，“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目的都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交换关系，并排除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任务，是由于“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

另外，实现工农经济结合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必要的，“在解决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时，党应当以目前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为依据：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实现城乡结合，即国有化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只有正确解决工农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才能彻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保证它不致发生任何动摇”。因为工农联盟不仅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体现出来，同时也必须在经济上加以实现，也就是说，“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要进一步活跃、促进和加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交换”。

欧洲革命的失败使俄国无产阶级无法得到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援，因此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就只能和国内大多数农民达成妥协来拯救俄国革命，所以列宁强调：“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力量对比非常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只有向农民妥协，与农民建立新的联盟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学者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首先是苏维埃国家在恢复政策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向农民实行的一种经济上的妥协，以此取代对农民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强制，消除与农民的直接冲突。另外，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因此无产阶级也是可以向农民妥协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虽然存在深刻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1923年1月，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对工农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判断，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只要把工农关系调整好，不给资产阶级破坏工农联盟的机会，那么苏维埃俄国就能在政治上稳定下来。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对农民做出一定的让步并满足农民的部分要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用什么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呢？就是要恢复市场关系和贸易自由，并鼓励国营工业从事商品生产，如列宁所要求的：“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

恩格斯曾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形态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列宁无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他还反复提醒全党不要忘记这一点：“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是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但是，列宁认为只要掌握好分寸，恢复一定的贸易自由并不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如果这些投入市场流转的商品大部分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或合作社手中，那么就不仅能够使已陷入凋敝的小农经济活跃起来，而且还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都快速恢复起来，“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得到巩固”。待国内经济局势稳定下来，无产阶级就可以利用手中已经掌握的国营大工业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它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联合起来”。只要大工业发展起来，就不必害怕粮食税和流转自由实行后泛滥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面前，除了已被打垮但还没有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外，还存在人数众多的农民，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对于顺利地进行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既然“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而“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那么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根据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状况制定出正确的阶级政策，新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为阶级政策，或者说阶级之间的经济政策。因此，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说：“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应该懂得这一联盟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新经济政策在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扩大生产，所以还不能对其他经济成分在生产上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利用现有的商业机构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在交换关系上的经济结合，苏维埃国家就必须要像列宁所要求的那样亲自经营商业，即“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在工农经济结合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利用商业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恢复农业产量和提高工业质量。

列宁曾说：“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来建立共产主义。”一方面，资产阶级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文明机构，其中一个就是把各种经济成分联系成一个整体的商品市场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各个经济单位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互相之间很少有经济来往，很容易形成封建割据。但资本主义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特别是通过这种市场关系使各个互相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彼此发生联系，从而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并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在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社会资本再生产需要大工业必须与大农业发生关系，而使这种工农业交换关系成为可能的地方就是市场。在市场中，工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进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交换，这种交换的背后也就是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仅剥削劳动，同时还组织劳动，市场上的交换关系也是社会劳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根本上说它使整个社会劳动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以市场上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社会生产使之保持经济的某种平衡。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样也避免不了市场存在的历史前提，因此就必须在市场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调节，以此来恢复国民经济，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造创造条件。

1921年5月第十次代表会议就指出了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商品交换关系的重要性：“商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1921年12月，第十一次代表会议更是提出了必须在商品交换和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组织社会生产：“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除单纯的作为商品交换的市场外，还有与市场关系相配套的一系列存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商业机构。为了能够改造国民经济，最终建立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旧社会所残存的一切经济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是从列宁的下述原理出发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意味着消灭商品生产和流通，‘废除’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商业、金融事业、信贷、财政；而是必须掌握他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总之，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首先使无产阶级的大工业和农民的小农业结合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工农经济的结合只能通过市场关系来实现。在1921年秋，现实生活击碎了之前所设想的“商品交换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迈进”，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只有发展商业才能建立起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列宁为此甚至说：“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

1.2.2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什么是商业呢？是因为新经济政策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主要就是在农业领域实行单一农业税，鼓励农业生产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农产品征收转变为农产品买卖）。工业领域采用经济核算制，使大部分工业生产从产品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工业品供给转变为工业品买卖）。既然商品生产成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利用市场关系。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市场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的各个成分之间建立起经济上的联系，使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国有大工业和以商品小生产为主的农民经济之间建立经济上的结合。虽然生产决定流通，但流通对生产也起反作用，流通不畅就会使生产难以进行。在当时，由于最紧迫的任务是使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但为了使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就需要对流通环节进行改造。因此，新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改造首先从流通领域开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对商业的改造。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是通过商业，即商品交换和市场关系实现工农经济的结合，那么第二步则是通过掌握商业活动方式和市场交易办法实现工农经济的直接结合，即通过实现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资产阶级私营商业排除出去。为此就要大力发展公有制商业，即以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机构为主的各种苏维埃商业组织。

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允许私营商业的存在，其目的不在于发展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而是先利用私营商业建立工农之间的经济结合，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营大工业联系起来，然后再慢慢建立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最终逐渐把私营商业排挤出去。既然由于客观的经济形势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不能取消市场关系，那么就必须要学会经商。另外，国家也不能对市场和商业放任自流，而是要对其加以引导和限制，要“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

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就开始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让步已经到底，不能让市场的自发力量任其发展，“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为此还提出了对商业实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掌握市场规律、学会经商贸易，逐渐把私商从流通领域中排挤出去。要达到把私人资本首先从流通领域排挤出去的目的，就要组织合作社营和国营商业，通过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逐渐在流通领域里消灭私有经济。1922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认为合作社是实现工农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一）在实行实物税制和规定商品流转自由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形式是最好的、值得全力支持的形式；（二）在严重的经济破坏和国家物资储备不足的条件下，合作社是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工具；（三）合作社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并能保护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是使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要求通过消费合作社实现工农经济结合的任务：“联合工人和农民并直接执行城乡商品交换任务的消费合作社，是实现工农经济联盟的最广大场所。”在列宁的领导下并经过全党的努力，到了1924年1月，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以决议的形式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商业组织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国有化工业同农民市场的直接结合，必须通过商业机构来实现。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的任何加强，它们的活动地盘的扩大，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扩大。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的任何削弱，私人中间商、收购商和商人阵地的加强，都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领域的扩大。因此，扶助合作社，发展国营商业，使它们通过竞争来夺取私人商业资本的阵地，并使它们在经济上利用私人商业资本，就是党的经济政策中的首要任务。”1924年5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这一点并着重指出：“新经济政策规定私人资本可以参与市场和生产活动，但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私人资本并没有投入生产（因为现在全部工业的9/10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投入了商业。由于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机构分布得很薄弱，因而私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夺取市场，特别是在农村。于是，这种还没有得到发展但大部分已被私商夺取的市场就直接威胁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的直接结合。现在的矛盾是，工业掌握在国家手中，而工业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却是私商。因此，发展合作社的任务，首先就是排挤商业中的私人资本，从而建立起农民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斯大林在1924年6月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也着重强调：我们不得不实施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说，不得不宣布贸易自由，商品流转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动员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的力量，在国内建立商品流转的巨流，发展商业，然后占领商业方面的主要阵地，通过商业来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这就是用迂回的方法，如列宁所说的，不是直接地，不是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直接交换，而是通过商业来建立这种结合。任务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小业主的力量，掌握商业，把乡村和城市里的主要供应网掌握到国家和合作社的手里，从而在工业和农民经济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分割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