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

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学并不是从清末民初引入西方社会学才开始的，而是有自己的起源，这个“源”就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这一论断关涉到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以下拟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再做一些说明。

（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核心内容

2014年3月，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先后召开讨论会，这两次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发展历程。笔者在会上做了主旨演讲，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笔者在这两次会上连续地讲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些看法，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该文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反响。首先就是触及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应该研究什么、怎么定义、怎么定位这一系列问题。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中，一个就是古今关系问题。能不能说中国社会学只是从严复译介《群学肄言》一书才开始？再一个就是中西关系问题。能不能说中国社会学史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社会学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广和应用吗？

现在回顾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关系，然后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的关系，再进一步思考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做了这些思考，最后归结到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定义和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搞清楚这个关系，即使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的群己、家国、治乱问题，但若还是套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文献资料，就不可能适切地研究中国社会，就不能从中国自己的学术脉络中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我们过去，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拿出中国的一些思想资料，然后用西方的一些概念去套，看看哪些资料用西方的概念套得上，哪些套不上，就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思想史。这样下去，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地位会越来越低，也会越来越边缘化。

我们一定要自觉地从这种状态中跳出来，说起来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但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根本问题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是什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或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搞不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有没有一个主轴，有没有一个核心内容。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从诸子百家以来，谁说过什么。这是什么？是史料。用西方的概念，比如社会化、社会分层、社会互动等来套中国社会思想史，它好像什么都不是。

笔者思考了十几年，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就是在中国社会史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滋养下，中国社会学是怎么从中国社会思想中起源和发展的。这就需要最起码明确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如果仍然像过去那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从严复以后才有的，那么就只能把从荀子到严复这两千多年的社会思想全都排斥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而不能纳入学科史。

继严复之后，梁启超、费孝通、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都说过社会学的真正鼻祖是中国的荀子。荀子很注重“群”，笔者也确信群学确实就是社会学。我们要下功夫，把这个问题好好讨论清楚。我们古代仅仅是有社会思想，还是已经有了社会学？难道不论社会思想多么丰富，都称不上社会学？中国社会那么复杂，中国学术那么源远流长，却就是产生不了社会学？我们还是习惯把孔德提出的社会学当作唯一标准，认为它拥有独占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什么都不得称为“学”。所以搞清楚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社会学，特别关键。

第二，要在理论上明确学科的界限到底应该怎么划。常见的观点认为，不仅社会学，全部社会科学，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直到18世纪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这个说法，首先在西方就不太合适，不能讲18世纪之前西方都没有学科，其实很早就出现学科了，不过学科的形态、成熟程度不同而已。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了政治学，只能说那时候的政治学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不能说没有。亚里士多德还创立了（西方）逻辑学、（西方）伦理学等，所以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百科”不就是承认早就有学科了吗？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说在18世纪之前就没有什么学科。确实，在18～19世纪出现了很多学科，但不等于说学科就只能在那个时候出现，也不能说，社会学只能于1838年出现在欧洲，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学术脉络中，都不能出现社会学，哪怕是不同形态的、“早熟”的社会学都不能出现。这不就是露骨的西方中心主义吗？

这里还涉及关于“学”的用法问题。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中国古代所谓“学”，用法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讲的“学”，与西方讲的也是有区别的。我们古代对学科有自己的理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学”，而是将其放在学派里面，西方则是将学派放在学科里面。这当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未必尽然。西方经济学这个学科里面分了很多学派，社会学里面也分了很多学派。在西方，学科是个大概念，学派是个小概念；而中国古代，学派是个大概念，学科是个小概念。比如儒家学派，这里面就包含很多学科，像孔子讲的“六艺”，不就相当于六个学科吗？墨家也是如此，学派里面分的学科就更多了。墨子甚至提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程技术学科，而且墨学中的工程技术是很专门的。可见，我们是学派里面分学科，西方是学科里面分学派。难道说只许西方学科里面分学派，就不许中国学派里面分学科？或者说我们中国学派里分的学科就不是学科？这个就太有点以西方为圭臬了。应该承认，西方在学科里面分学派，中国在学派里面分学科，只是分法不同而已。

另外，我们划分学科的目的和效果也与西方不一样。比方说荀子的群学，他不把群学单独拉出来，与其他的学科割裂开，而是把多个学科综合在一起，把社会学与法学、政治学等都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就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整体性把握，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和我们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有很大的关系。孔子周游列国，给别人讲学的时候，不能说这次讲教育学，不爱听的可以走，下一次讲法学……他不会是这样的，他必须把各种学科综合起来讲，提出一个治国方略、处世方略。然后针对当时复杂的问题、难办的问题，指出这个怎么解决、那个怎么解决。这样才有听众，治国理政者才觉得有用。我们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一个高度综合的社会，家国同构、政社不分。慢说是我们的社会科学与西方的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如数学也不像西方那样分为代数、几何、三角等，我们一部《周髀算经》里什么都有了，一部《齐民要术》包括许多门技术。“鸡兔问题”被整体地提出来，求解一个问题要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是中国学术的特定形态，是中国学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怎么能说我们中国这一套就不是科学、不先进、不正宗？我国在战国时代就修筑了都江堰、郑国渠这样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当时运用的科学技术，不知比西方的水利学、水文学、测绘学、土木工程学早了多少年。

中国自古就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不喜欢把学科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问题总是综合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学问几千年来都是以综合为主导发展下来的。从中国学术的这一特点看，就不能说荀子那里一定没有社会学，或者他的群学就算不上社会学，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只能说荀子的群学不像西方的学科那样边界清晰（其实西方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也未见得有多么清晰），但是群学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学科界限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就只认可西方的标准，不顾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特点，完全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而得出中国没有社会学的结论，这个就太武断了。

第三，时间界限问题。多少年来流行的说法，都只是认定中国社会学史从严复译书（《群学肄言》）开始算起，认为那是中国社会学的开端，至今也就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学术界都是说1838年孔德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在我们脑海里印象太深刻了，其实他只是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名称。现在说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创立了社会学，就成了天方夜谭，大家都会诧异中国怎么可能早人家两千多年就创立这个学科，中国人有那么神奇吗？中外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费老晚年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西方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是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自古以来就是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既然这样的话，可以说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我们中国学术极为丰富的内容。《论语》也好，《孟子》、《荀子》也好，大量讲的就是社会、人和社会、社会治理等。如果说古希腊在宇宙观、自然观方面做出的贡献比较大，那么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创立某些学科，也不足为奇。

我们回过头看，荀子在战国末期创立群学，就当时来说，也是有社会实践基础的，那时的社会关系已经非常复杂，人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创立群学，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样来看，虽然荀子创立的社会学或者说群学，与后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学在形态上有所区别，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荀子群学里面很多的概念、思想，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西方社会学是很契合的。有些概念可能西方提得比较明确，而我们则在内容方面更加丰富和深刻，群己、公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讲的“己”，和西方人讲的个人、自我，就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我们这个“己”的概念内容显然更加丰富。我们讲的这个“己”，既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指家庭，当你走出国门，这个己就是中国，它不像西方的个人概念那么固定。我们社会结构的“圈”，像费老讲的，是不断往外推的差序格局，所以我们这个群己关系要复杂得多。很多概念的含义在我们这里要丰满得多，不能说这个就不是社会学，只有西方那个是社会学，这显然没有道理。

（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思想史被边缘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问题搞清楚了，就可以明确什么叫中国社会思想史。它的主轴是研究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这样，中国社会思想史就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了，当然也有区别。但首先要看到，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可能被边缘化了。因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了以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否定了原来习以为常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中国社会学史只是从西方社会学传播到中国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那么中国社会学史很早就开始了，不是从严复译书开始的，也不是从孔德发明“社会学”的名称开始的。这样一来，要讲清楚现实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追溯它的历史演变，因为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这样，人们就会认识到，假如不学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我们就搞不清楚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可能被边缘化了。如果像过去那样，中国社会学史只是西方社会学的传播史，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边缘化问题当然就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中西社会学的关系，也就是笔者说的“源流问题”，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一旦把这个关系搞明白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会被边缘化了。否则的话，社会学就是西方社会学，说中国社会思想史再重要都没用，它就难免是可有可无、可学可不学的。但如果中国社会学不是西方社会学的翻版，而是有我们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要理解社会学这些概念，就必须追溯我们有史以来的家国关系等是怎么演变的，我们的群己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是怎么演变的，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没法被边缘化了。

不过说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并不是说二者完全等同。为什么呢？就是“社会思想”和“社会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首先从层次上来说，社会思想包含的层次很多。社会思想包括的第一层是社会哲学思想，第二层是社会学思想，第三层是社会管理、治理等技术和实用方面的思想，这些都是社会思想。而社会学史，只是这个学科的历史，是社会学这一层的发展历史。它不包括社会哲学，也不包括工程技术性质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的上面有社会哲学，应该属于哲学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学，但社会哲学思想是社会思想。社会管理技术思想也是社会思想，但那也不是社会学。所以，中国社会思想史包含的层次应该比中国社会学史包含的层次多，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其次从时间跨度方面来说，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史又有区别，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史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那么在荀子之前，中国还有很长时间的社会思想史，夏商周三代，甚至孔子、老子、墨子都比荀子要早很多年。荀子群学也是之前很长时间历史积淀的结果。所以，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涵盖的历史跨度应该比中国社会学史要久远。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一致之处在哪里呢？中国社会思想史应该以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为主轴，但不限于中国社会学史。也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涵盖更广泛，时间跨度更长。这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一致和区别。把这两个关系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讨论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如果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我们中国社会学将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以及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费老讲的从中国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学科，是成问题的。

我们还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着眼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从这样一个脉络下来，不论是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还是从学科地位、学科作用来看，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的学科定位就解决了。社会学作为一个能够回答中国崛起中的社会问题的学科，当然就是中国学术昌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组成部分，这样，它在世界社会学中的地位也就确立起来了。不然的话，西方人会说：“你这个学科都是学我们的，你那个概念都是我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说的，你那套东西无非就是对我们的牙牙学语罢了。”如果是这样，那不可能有什么话语权。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国际会议上，当西方学者听到中国学者运用几个舶来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人家会怎么想？就如同我们听外国人来讲《周易》、讲“道”这样的概念，难免觉得不明就里。同样，我们搬用西方的理论，搬用得对不对很难说，也很难想象英法德美这些国家的学者会承认我们对西方理论理解得比他们更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小学生，因为我们没有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学科历史和学术传统。

当然我们不是牵强地非要把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追溯得很远，我们还是要有根据，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但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传统，这个学科的地位是很难讲的。中国社会学只要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用的概念都是西方的，就很难自称是“中国社会学”。当然，不是说人家西方的东西都不好，我们都不能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都用人家的东西，这个学科可以说就永远没有前途。

所以，需要我们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和定位，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是什么关系，搞清楚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是什么关系。我们费劲来论证中国古代是有社会学的，那么现代的社会学和古代的社会学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决定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前途。

（三）增强文化自觉是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必要前提

费老有一次讲，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人批评他，意思是说，他们那个社区学派，搞实地调查，不过是讲了些具体的事情，在学院派的人看来，那不是纯学术。对此，费老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反驳了，意思是说，所谓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是不足取的。费老自年轻的时候就坚持，中国的学术就是要经世致用，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富强问题，而不是在那儿无病呻吟，不是躲在象牙塔里自己玩概念，对社会没有用处，那是没有意义的。费老终其一生，都是一以贯之，直到晚年他领导恢复重建社会学，还是志在富民，他认为中国社会学是要为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服务的，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的，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费老所认定的真学问，就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他反复讲过这个意思。否则的话，说了半天，什么用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回答不了，那就不叫学问。

那么，怎么来做真学问？要本着高度的使命感。给笔者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费老有非常强的使命感，无论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他都肩负着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责任。他有被整的时候，也有风光的时候，但他的这个意识始终很强，支持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不可能把学术只是当成个人的利益、当作饭碗来看待。这个坚持，不只是费老有，而是代代相传的中国学术传统。

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最宝贵的就是“经世致用”，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都应该有此情怀。我们研究社会学的，更是要牢记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术，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结合起来，不要去追求那种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学问。特别是我们现在做学问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吃不愁、穿不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要太受那些世俗的物质利益的诱惑。我们要做社会中敢于担当的人，做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任的人，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才会受到尊重。

结合本部分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要把这种精神，渗透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内容里面。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不是要背下来《论语》、《道德经》，当然这个也需要了解，但最重要的是要学到中国学术的这个根本、这个灵魂。中国社会思想史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它的学科地位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相信现在和今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会认同这种精神的，也会继承这种精神。

我们中国的社会，在全世界来说，不仅是最庞大的，也是结构最复杂、历史最悠久的。我们的社会学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就一定要以我们中国这个宝贵的历史资源为基础，这样，我们这个学科在世界上就会受尊重了。

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范围应该是很广阔的。我们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传播点历史知识，传播知识只是一个途径、一个手段，真正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学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接受这种熏陶，确立起一种好的人生理想和处事态度与行为等，如此这个学科所发挥的作用就大了。中国社会思想史从内容到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不能越走越窄，那样就会被边缘化。

我们要把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做好，把它真正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础——确实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去，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了解中国社会学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了解它是内容非常丰富广阔的一个学科，如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地位自然也就确立起来了。

我们也不要刻意去追问“国学热”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可能是有所偏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建设好。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真正看作并且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以此为主轴，把它的内容丰富起来、系统起来、凝练起来，再加上刚才讲的中国精神、中国学术基因，就完全可以吸引很多学生来选修这门学科。有很多学生来选修这门课，这门课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所以，2014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演讲的时候，还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社会学教学，不要一开始就讲《社会学概论》，应该从中国社会思想的历史脉络讲起。先讲中国的社会学，沿着战国时期以来两千多年的丰富脉络，以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为主轴，结合中国社会的演变，然后讲到清末民初，再讲西方社会学的引入、中西社会学的会通，以及后来的发展。这样，在学生的观念中，就有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地位，他们很自然地就会考虑，西方社会学哪一条是适合中国实际的，哪一条是普遍有效的，哪一条只适合西方的情境，因而是特殊的。现在一上来就先讲《社会学概论》，讲的其实都是西方社会学的东西，先入为主地确定了它“公认的”、“正统的”、近乎真理或者是基本原理的地位。这就等于告诉学生，社会学就是这个，不是其他，只有这个才叫社会学（其实是西方社会学），其他的都不是社会学。然后再去讲中国社会思想史，那学生就觉得，这个不符合“社会学”的“标准”，即与西方的“标准”说法不一样，所以就会认为这称不上是社会学。

笔者在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的会议上都讲过，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和老一辈社会学者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对中国的学术传统或者说对国学没有根底。没有根底，见了西方社会学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也就谈不上鉴别力。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以及他们那一代社会学家，从小就学国学，对中国学术有修养、有根基，所以就有比较、有鉴别，知道中西社会学的区别是什么，所以他们能有文化自觉，觉悟到社会学要“中国化”，能够理性自觉地看待中国社会，认为应该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而我们一开始学的就是西方社会学，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社会学的源流是什么，要建立起文化自觉，从何谈起？

为什么主张要从中国社会思想史讲起？就是这个原因。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就是先学习中国的东西，然后再出国留学，学了西方社会学，所以他们能够真正融会贯通。换言之，先建立起对中国学问的认同，就不会轻易相信“凡是不符合西方那一套的，都不是社会学”这样的霸道逻辑。

费老为什么强调文化自觉，为什么讲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他用词是非常谨慎的，他说是“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实质上他思考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才称得上中国社会学。所以他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讲了很多自先秦诸子以来，宋代理学、陆王心学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哲学史、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内容。费老实际上是想告诫我们，不要再去拿西方社会学的界限来框中国社会学，先秦诸子那里有社会学，宋明理学里面有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里面也有社会学，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宝贵学术资源，我们要扩展眼界，不要自我束缚。所以，费老讲的不仅仅是学科界限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学的最根本问题。这也是笔者的那篇论文，以及此前的两次演讲，都围绕“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展开的缘由。

细琢磨，费老讲的其实不仅仅是学科界限或怎么扩大学科界限，他实际上讲的是中国社会学的根本、根源、基因，是被流行的《社会学概论》忽略了的人文性的内容——天人之际、群己之别、将心比心……这是回答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费老晚年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社会学来说也是根本问题。

（景天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