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社会学源流辨
中国社会学如要崛起，必须重新思考和对待其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否则，按照现在广为接受的、未予辨明的流行观念走下去，恐怕难以找到顺利崛起的路径。我们常说社会学是“舶来品”，那这意思是不是说中国原本没有社会学，所谓“中国社会学”完全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移植”。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社会学”不过是西方社会学的仿制品，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扩展和应用，其实它应该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而又会通中西的学问。如果是前者，那其实叫不叫“中国社会学”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它充其量不过是冠以地域之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如果是后者，那么所谓“移植”，其实是“嫁接”，是“会通”，如果中国原本没有社会学，那么“嫁接”是往什么上面“接”, “会通”又是与什么“通”？归根结底，我们必须辨识什么是中国社会学之源，对它的源流关系应该有正确理解。认定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途，并不过分。如不能辨析清楚，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则无从谈起。因此，很有必要就几个基本概念和流行说法加以讨论。
（一）关于“社会学”学科性质与现代性的关系
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异口同声地宣称，“社会学”只是产生于欧洲，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而且就其学科性质而言，仅仅是对现代社会或者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断言：“社会学可以解释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意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声称：社会学“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 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性出现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世界”。英国学者斯马特也说：“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使有的西方学者做出这样的概括：社会学就是社会“现代性的方案”。
对于这一套说法，中国学者原本并不较真。既然承认社会学是舶来品，那关于它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之类，就任由人家原产地的学者去说吧，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权力去与人家理论。可是，稍微细究一下，就不难发现存在很多疑点。如果说社会学“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那么社会学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关注了非发达的、前现代的社会怎么办？如果他们在一本书里既关注了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又关注了非发达的、前现代的社会，那它算是社会学，还是算其他什么学科？再则，包括经典作家在内的许多西方社会学家，研究的是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社会形式的问题以及社会交换、社会交往、社会系统等在任何社会类型和社会阶段都存在的问题，分不清楚到底研究的是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还是非发达的、前现代的社会，可他们冠以“普通社会学”、“社会学原理”、“社会学研究”等名称，那能把它们统统剔除出去，都不算社会学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些人煞费苦心又勉为其难地区分“社会学”与“社会理论”，说那些只能算是“社会理论”，那到底能用什么办法从社会学里剔除理论，又从“社会理论”中剔除社会学？即使真的剔除了，那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又有什么益处？
如果“社会学”只研究“‘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那就等于说只有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有社会学，其他国家，有“社会”，但没有也不能有“社会学”，或者即便有关于社会的学说也不能称为“社会学”。由此，依据那些西方社会学家的主张，必须被剔除的其实是非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研究。那是不够格称为社会学的，不论那些社会多么复杂，不论那些社会研究成果多么丰富，充其量只能称为“社会思想”。诚然，研究社会的欧美学者，可以只以欧美的社会经验作为基础，甚至可以只研究欧美的“现代社会”，但不能要求其他“社会”的学者不去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或者不能整体地对“社会”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或者即便进行了此类研究，也不能称为“社会学”。话说至此，那些西方社会学家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与现代性之间本不应完全等同的关系，却煞费苦心地绝对等同起来，要达到的目的就清楚了——无可争议地握有“社会学”的发明权、解释权、学术霸权。也许他们或他们中有的人无此主观自觉，但恰恰是在无意中，暴露了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他们到底有无自觉意识，我们不去推断。对我们来说确定无疑的是，如果接受了这一套，事实上就放弃了对社会学的独立发言权，也就没有办法不承认欧美中心主义了。
所幸的是，自从西方社会学介绍到中国之日起，在对社会学性质的认知上，中国学者一直秉持了独立精神、保持了文化自信，并没有接受欧洲一些学者对社会学性质的狭隘圈定。最先直接从英文译介社会学的严复，特意把社会学译为中国古已有之的称谓——“群”学，认为群学是“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的一门学问。他认为这门学问是研究“治乱兴衰之故”的，不仅仅是研究“发达社会”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出版的由费孝通主持编写的第一本《社会学概论》也说：“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不久前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社会学概论》，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从综合性、整体性视角，系统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深入揭示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笔者所知道的其他中国学者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无一例外地拒绝了“把社会学界定为对一种特定社会类型（即现代社会）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研究”这种武断的观点，而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认为它可以研究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任何发达或不发达的社会。过去对有关社会学性质的这类定义觉得司空见惯，并没有体会到它们的特殊意涵和潜在价值。现在思考中国社会学崛起问题，才意识到这些中国社会学家未曾预想的深意——给在欧洲以外的地球上、非西方的社会学争取了生存的空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发问：既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发达社会”，不限于一种特定社会类型（即现代社会），那么为什么社会学就只能发源在欧洲，只能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呢？
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那就不能不追寻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之源，确定可以立足的属于自己的学术传统。如果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中国式的社会学，那么如要崛起，就不仅不能祖述尧舜、祖述孔墨，而且只好祖述孔德，以西方社会学为“源”了。至于先秦诸子，以及其后2200多年的硕儒群星，充其量不过有一点“社会思想”，不仅不能为“源”，恐怕连作为“流”的资格都没有。可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其实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独霸，并不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式社会学的崛起。
看来，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社会学”这个曾经被一些人视为不屑一提、无须置辩的问题了。
（二）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社会学”的疑问
长期以来，我们不假思索地相信社会学只在西方有，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即使有也只能叫“社会思想”。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一再提到并那么重视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论断——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100多年？而且，费老晚年曾经多次表示，如果精力允许的话，很有兴趣研究荀子社会学。那么精通中西古今、深知社会学为何物的费老，难道就不知道现世像口头禅一样流行的一些说法吗？那不可能。
与费孝通年龄相仿的丁克全先生早在1940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社会学时，就思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为什么是西方首先创立的，难道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就没有“社会学”吗？汉语中的“社会学”一词以及在日语中的含义是什么？他查阅大量资料，构思了《汉字“社会学”各单字和“社会”复合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一文，并在日本帝国大学社会学部做了一次报告，引证大量古代文献，证明中国是最早使用“社会”一词的国家，在古汉语中“社会”就是群居会合之意。
青年丁克全敢于独立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想到的，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费孝通在领导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一再重提这个问题，可谓振聋发聩，却了无回响。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要取得共识是很困难的。是何原因，值得深究。是林南教授所说的“文化殖民”导致独立思考精神的缺失，还是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确有需要辨识的地方？我们从后者着手，讨论与社会学之名有关的问题。
第一，关于学科名称。所谓中国没有“社会学”，其实首先是一个用词问题。我们都承认严复将“sociology”译作“群学”，译得好，好在哪里？好在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如果承认“群”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相当于“社会”的概念，而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创立的“群学”，大家都承认那是地道的“社会思想”，那么将“群”换成“社会”，尽管二者细究起来有些区别，但作为一门学问，“群学”不就是“社会学”吗？如果说，只有出现了“社会学”一词，才算有了这门学科，那么，中国古代一般是单独使用“社”和“会”，将二者组合起来的“社会”一词，在南北朝时期或者到宋代才出现。如果按照有“名”才有“实”的逻辑，那在此之前，中国就连社会也没有了？同样，中国古代只有“劳”、“作”这种单字，“劳动”一词是20世纪初才从日本传来的新词，中国古代虽有“劳动”一词，但其意思是“劳驾”，与现在的“劳动”一词的含义不同，如按照有“名”才有“实”的逻辑，那岂不是20世纪之前中国人都无劳动，都不食人间烟火？如果可以这样以西方之“名”，鉴中国之“学”，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也包括许多自然科学）大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学术岂不是基本上一片空白，那所谓五千年中华文明还存在吗？
第二，关于“学”的时间界限。说“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100多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此言不是出自费孝通这样的权威人物之口，恐怕难免被斥为不经之谈。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编年史与学术史的关系问题。编年史是按照自然时间撰写的，例如，公元前发生的事情在先，公元（后）发生的事情在后，由此按照自然时间顺序，界定“古与今”，甚至连带着定义“旧与新”，再推演为“古代与现代”，乃至在进化论意义上推演出“落后与先进”。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自然时间顺序，而是按照社会时间、“学术时间”——对社会事物有简单粗浅理解的为“先”、为“古”、为“落后”，有全面深刻理解的为“后”、为“今”、为“先进”，我们是否就可以理解费老的意思：荀子虽然在自然时间上比孔德早了2100多年，但荀子（其实不仅仅是荀子）的社会思想也可以称为“学”，是“中国社会学”的“早熟”（早期）形态。
“学”并非始于文艺复兴以后，也未必只能从西方学科分化算起。说一门科学、一门学术，只从学科分化始，是不恰当的。科学、学术有分门别类的形态，也有浑然一体的综合形态。有长于分析的，有长于综合的，绝不能说长于分析的是科学、是学术，长于综合的就不是科学和学术。笼统地说，西方学术长于分析，中国学术长于综合。只要翻一翻经史子集，就不难看到其中大部分都是极为丰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果，只不过采取了古代的形态而已。早在清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初，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就首先用西学分科法，将诸子之学分为16个学科，其中就有社会学。这说明即使采用西学分科法，中国古代之学也是有许多学科的。我们不能像许多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医是医学那样，对中国古代学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第三，关于“学”的地域起源。这是中西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所谓现代学科只发源于西方，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为什么与西方的学科形态不同就不能称为“学”？中国之“学”历来与西方之“学”有所不同。为什么有中国社会，有那么丰富的“社会思想”，有那么多的思想和学说的派别，却不能称为“学”？
在学科起源问题上，“欧洲中心论”者的地域性偏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代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世界几大文明各有独立的起源，包括学术，在后来有条件实现交流与会通之前，很多学科都是各自形成的，并且形态各异。更重要的是，与“欧洲中心论”者所宣扬的相反，在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中，中国的道路和形态不仅与西方不同，而且更早、更为主流。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一个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的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中国的例子反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变革，遥遥领先于欧洲，早已形成了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我们的先人又特别重视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形成中国社会学的“早熟”（早期）形态，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第四，关于“学”的用法问题。中国古代对“学”的用法，与近现代西方确有不同。中国古代所谓“学”，多指“学说”、“学派”，如“儒学”（儒家之学说）、“老学”（道家、老子之学说）、墨学（墨家之学说），以及经学、玄学、理学、实学等，但也有地道学科意义上的“学”，如农学、医学、兵学（军事学）、“算学”（数学）。从严格学科分化的意义上看，所谓“群学”并没有与政治、历史、文化诸学科明显区分开，这是事实。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学确实是学科分化意义上的一门学科。然而，一门学问实质性的内容是其理论和方法，当然它也有表现形式的问题。在19世纪，欧洲出现了学科分化的高潮。但是，在大学里，在有讲授一门学问的职业之前，在有一门课程之前，这门学问就不算“有”？或者不以一种职业、一门课程出现，一门学问就不能以其他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往往是学派之中分学科，西方是学科之中分学派。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确实学科分化不足，但是学派之中分学科，与学科之中分学派，不过是学科呈现的形态不同，难道呈现形态不同就一定不是学科？
第五，关于“学科化”。社会学如果作为专业、作为职业，那确实在中国出现较晚。在学科化的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学并没有完全学科化，但这主要指的是形式方面，不等于“中国社会思想”中就没有社会学的内容。而社会学的形式又是什么？是实证性吗？形式其实未必具有决定的意义。公认为创造了“社会学”一词的孔德，他的著作叫《实证哲学教程》，是“哲学”，不是“社会学”；他自己写的《实证政治体系》，并没有多少他自己倡导的什么“实证精神”，倒是充满了宣扬人类情感之爱的“人道宗教”精神。就连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又有多少现在认可的“社会学学科化形式”？马克思被承认是社会学经典大师之一，但马克思根本反对“社会学”这个名称，他的一些作品也只有社会学的内容，而不符合所谓“社会学学科化形式”。如果说社会学是实证的，那么被称为社会学学科化奠基者的涂尔干之后，又有多个社会学学派。许多社会学家根本反对实证化，更不用说拒绝实证主义，那为什么不把他们逐出社会学之门？
对于一门学问来说，专业化是重要的，但同时，综合化、非专业化也是重要的。专业化有利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专业化其实也有利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从其他学科补充知识、获得启发、开阔眼界。如果一个人，单纯到只有社会学的专业知识，而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历史学、人类学、法学、哲学、地理学和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那他对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其实是理解不好甚至掌握不了的。各门知识归根结底是相通的。在学校里，知识需要一门一门地学，但出了校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一门专业知识都是不够用的，综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可能更重要。常常见到在学校里专业学得好的人，工作以后成就不一定大，这也许可以给出一定程度的解释。其实，对待专业化和综合化的态度历来因人而异。在对待学科界限的态度上，费孝通自称是“一匹野马”。他说：“我是一匹野马到处去撞。那就是做学问要能够跨学科地去思考，不能仅仅限制在老师所讲的内容上，思想上不能有任何的疆界。”
第六，关于学科性质与学科起源的关联性。再退一步，就说“社会学”是孔德于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正式提出的，那么，中国的谭嗣同在1896年出版的《仁学》一书中，也正式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严复也于1897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间是晚了几十年，但孔德1838年只是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实质性的学科内容远没有形成。即便如此，承认我们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上落后了，这是事实，但只能说严复译书《群学肄言》是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的“开端”，不好说是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因为中国社会学实质性的内容早就存在了，不然，严复也不会刻意把它译为“群学”。
以上几条，可能给人以称谓之争、用词之争的印象，其实不然，这是对社会学这个学科性质的理解问题。孔德等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学”的，到如今，西方社会学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已经证明社会学讲实证是可以的，但实证主义是行不通的。而且，社会学虽然是一门经验学科，但不能没有理论，就是讲实证，也不是唯一的，甚至在许多流派那里不一定是主要的，也不是可否称为社会学的必要条件。
西方一些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家，因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拔得头筹而内心甚为自傲，说来也容易理解。因为在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他们以为在工业上先进了、在科技上先进了，就什么都先进了，于是处处声称自己拥有定义权、划界权、占有权——也就是“源”。别人说的都不算，别人已经有的可以无视，对“社会学”，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自封握有创始权。
第七，几个佐证。其实，何止对社会学，何止对社会科学，对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西方许多学者都习惯于这么做。西方人曾经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获得首届国家最高自然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曾经证明了“从记数、以至解联立线性方程与二次方程，实质上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的发明创造，早就见之于中国的九章算术甚至是周髀算经等书”。《九章算术》完成于公元50～100年，《周髀算经》更是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而很多成果西欧迟至14世纪才出现，比中国少说晚了1400年，却硬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没有哲学。难道西方人说没有，我们就真的连历史也没有了，连哲学也没有了？老子的《道德经》，还有《墨子》等经典，直到现在他们捧在手上，还不是抓耳挠腮，不解其意？
偏见是与无知相伴的。欧洲人就不说了，回头反省自己。吴文俊院士写道：“西方的大多数数学史家，除了言必称希腊以外，对于东方的数学，则歪曲历史，制造了不少巴比伦神话与印度神话，把中国数学的辉煌成就尽量贬低，甚至视而不见，一笔抹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生活过来的一些旧知识分子，接触的数学都是‘西方’的，看到的数学史都是‘西方史家’的，对于祖国古代数学十分无知，因而对于西方数学史家的一些捏造与歪曲无从辨别，不是跟着言必称希腊，就只好不吭声。”对于社会学，今天的我们是否需要对号入座？
总之，说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那是说的西方社会学。换言之，对于西方社会学来说，那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西方社会学家说西方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它的主题是关于现代性的，甚至说它的出现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方案”，有其合理性，也是西方流行的或西方公认的。说西方社会学是19世纪末才传入中国的，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些都是说的西方社会学，不是说的中国社会学。不能把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简单地画上等号。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不是踩着西方学术的“点”（节奏）走的。不同文明自有其起源，其中的不同学术，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传统，自然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第八，关于学科形成的条件。从各个学科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学科的出现，是依赖特定技术、特殊事件的，如量子力学、微电子学之类，我们不具备那种技术前提，当然这种学科就不可能在本土产生。对于这类学科来说，它从异域的传入，也就是它在本土的开端，这是一致的。但是，像哲学、数学、法学，也包括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起源不依赖特定技术和特殊事件，单单是生计、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够促使知识积累到比较丰富的程度，就可能刺激一门学科的产生。这样，我们才能承认和理解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向性、多样性。
历史事实证明，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具备了产生社会学学科的条件。孔子在教学中已经划分了“专业”，他的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六艺”相当于六个“专业”。墨子办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他划分了谈辩、说书、从事三科，每科又有许多专科。其中，“说书”一科，培养各类学者、教师；“从事”一科，培养农、工、商、兵各种实用人才。到了荀子的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也有说是更早的历史传承下来的），止于秦灭齐即公元前221年。它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正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有孟子等杰出人物，荀子三次出任“祭酒”；教师有“职称”，给予相当于“上卿”、“客卿”、“上大夫”、“大夫”等不同名分的待遇；学生数千，有学制、学规、学生守则（《弟子职》）；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博士”，其与“祭酒”一样作为学者的名位等分，秦汉之后才变为掌管典籍的朝廷官职。所以，稷下学宫的“博士”与现代意义的博士虽有区别，但在学术内涵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学宫培养出不少名震天下的学生，如李斯、韩非等。其论辩之自由、思想之碰撞、学派之林立、影响之深远，引得梁启超盛赞道：“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稷下学宫当之无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正规的学术殿堂。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一个稷下学宫就能够鼎盛到如此程度，学术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世界上应是无与伦比的。可以确信，当时具备了世界上最好的产生社会学学科的条件：有专门的机构、有高等学府、有优秀的教师、有众多的学生、有专业分科、有专门的教材、有学术论坛、有学术奖励制度。其百余年间热烈展开的大辩论，诸如义利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王霸之辩等，即使不单单属于社会学的议题，也明显具有社会学的面向，事实上产生了许多社会学概念和命题。总之，就以西方后来所谓学科形成条件来衡量，春秋战国之际至迟到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也基本具备了。
如果不考虑中国社会学的崛起问题，那么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社会学，对被称为“社会思想”的内容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好像不是一个多么紧迫的问题，笔者也不想来捅这个“马蜂窝”。现在要考虑中国社会学的崛起问题，那么中国社会学之源在哪里，难道只能到西方社会学去认祖归宗？
（三）关于“中国社会学”之“源”
提出“中国社会学”之“源”问题，意不在争“名”，也不是争“气”——维护民族尊严，而在于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梁漱溟等先辈，都曾经预言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中，必然包括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这是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的先贤们抱持的期许。他们引入西方社会学不是为了用来替代和终结中国学术，而恰恰是为了复兴中国学术，由学术复兴，而带动文化复兴，而促进社会复兴，而实现中华复兴，对这一思路不论今天做何评价，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总是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费孝通先生援引布朗的论断，也是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他指出，我们“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开创，要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怎么开创？就要找到根基、确定源泉，要有正确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之“源”，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它是以墨子“劳动”（“强力”、“从事”）概念为逻辑起点，以荀子“群”概念为核心，以儒家“民本”概念为要旨，以礼义制度、规范和秩序为骨架，以“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儒墨道法等各家之社会范畴，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学“早熟”（早期）形态。它是战国时期之前中华民族已有3000多年的文明发源和早期发展的第一批学术结晶之一，是中国学术第一个百花齐放的发展高峰的优秀代表。它作为现今中国社会学崛起的源头，是理所当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门学科之“源”，不仅仅指学术本身，根本之“源”当然是社会实践、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学之崛起，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实践动能的推动，恐怕所谓中国社会学之“崛起”很可能可望而不可即。这一点，已被世界学术中心的出现和转移历史所证明。但文明也好，学术也好，也是风水轮流转。中华文明、中国学术曾长期雄踞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它的一个独特之处是超强的历史绵延机能。然而，也许正因为它有超强的绵延能力，自我更新的动力就渐显不足。一种文明、一种学问，只有遭遇危机和挑战，才能充分暴露自己的缺陷，才能激发重新奋起的动力。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创造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西方学术，既陷中华文化于危难，又令其幡然自省。今天，中华民族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绝地奋斗，中国学术经过自明末以来数百年的中西会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当此之际，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实在是顺天应时而已。
既然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之源，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的本土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史，是中国自己的社会“土壤”，那么怎能说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之源必须到西方去认祖归宗呢？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也就罢了，我们有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不管它有什么不足，“早熟”也罢，专业化程度不高也罢，那里总是有我们中国学术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那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也是如此。
第二，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学术、本土概念，在表达和理解中国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费孝通说：“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而本土概念本身就是从中国人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它能够更为贴切地彰显本土实践的特色。习近平曾以小康概念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像小康这样的概念，其实正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的基本概念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法国人、德国人在振兴他们本国的文化时，为什么强调推行“纯洁法语”运动、德语语言纯洁运动，而抵制英语的“语言侵略”，反对用英语或夹杂英语写作学术论著。不管对这类“运动”做何评价，总是表明即使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内部，都视本土传统为自己的灵魂。语言尚且如此，何况学术？西方国家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中西之间？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即使从概念语言上讲，也应该发挥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的优势。当然，我们反对全盘搬用西方概念，并不是反对借鉴和吸收西方概念，不是主张也要搞什么“纯洁运动”，这是不应误解的。
第三，最重要的是，我们断言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不是因为它们古老，不是刻意要把“源”追溯得越早越好，而是因为它对回答世界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具有特殊的意义。
费孝通曾经深情地指出：“布朗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朗提醒我们，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到了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他还强调说，不仅是荀子，“实际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费老认为：“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指拉德克利夫·布朗——引者注）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笔者认为，费孝通的上述论述，正是点出了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之所以可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的几个最关键的理由。其一，世界大势使然。片面重视自然世界、技术工具的西方文化必会给人类带来危机，西方文化也因此要渐失独霸优势。其二，中国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文世界，必将在21世纪发挥匡正扶危的独特作用。其三，毫无疑问，这一大势关乎“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
我们认定中国社会学之“源”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但在我们面前，既有中国社会学丰富的历史之源，又有传入我国的西方社会学，而且西方社会学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至今仍主宰着社会学的话语权，那么，在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四）关于“中国社会学”之“流”
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社会学之“源”，西方社会学不论多么辉煌、多么重要，只是我们需要会通的“流”。是不是可以不区分“源”与“流”，承认中国社会学有双重起源——既起源于西方学术思想传统，又起源于中国学术思想传统？这样看起来很全面，但是，如果不区分“源”与“流”，推理下去，会导致不区分“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那么，所谓中国社会学有双重起源的论断，也就因陷入自相矛盾（源流不分、假流为源）而自我否定了。
学术之“源”是指一个学科的文化基因、文化之魂。它是本色，是基质，是历史确定并延绵下来的，是不可移易的。尽管它也需要“苟日新，日日新”，那是指它的生机，不是指它的本质，其本质是不可改变的。学术之“流”，不论多么强大，都不具有基因的意义，它是可以移易的。“流”不具有规定一物之为何物的意义，它只具有影响一物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也很重大，但仍不足以颠倒“源”与“流”的地位。
中国社会学之源与西方社会学之源未能会通，它们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那是历史事实。此二“源”是通过各自的“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汇了。交汇以后，就只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早入流与晚入流之分，而没有宗主与派生的关系。一方断无必要去将对方之“流”视为自己之“源”。这种改换门庭的事，即使发生过，那也是文化殖民的劣迹，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
由此看来，西方社会学的引入，只是一个“流”，我们自己原来的“流”不畅了，西学之“流”冲击了一下，但不能取代原来的“源”。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汉江的加入，就把汉江的发源地（汉中的玉带河）说成是长江的源头一样。西方社会学没有取代和改变中国社会学之“源”，只改变了它的“流”。
对于一门学问来说，“学科化”的发生一般都不在源头，只在“流”上。往往是一门学问已经产生了，“流”到一定阶段，才被“学科化”。大的学科、基础性学科一般都是这样，只有一些分支学科、新兴学科才可能一出现就是专科化的。但那也一般是以大的学科、基础性学科为“源”的。所以，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性学科，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是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后，但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很早就有了。割断了“源”与“流”的关系，将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学。
由此看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做的不是“源”（创造源泉）的工作，而是“流”与“流”会通的工作。这样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不会贬低他们的贡献，而是把他们的工作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上给予更高的定位：他们拉开了中国社会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序幕，在中西会通中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基础。它们开的是此一会通的“端”，而非中国社会学之“源”意义上的“开端”。
流与流相遇，有一个会通的问题。怎么会通？首先，会通不是搬用、套用，不是以西方社会学取代中国社会学。可是，从西方社会学以往在世界的传播史来看，主要表现为强势扩张（霸权）的过程：它是唯一的“公认理论”、“经典理论”，占据制高点，其他国家只能传播、接受、模仿、应用。为此，西方社会学极力将自己一个学科的发展，比附为世界现代化过程。你想实现现代化吗？那好，西方社会学就是研究现代化的，就是现代化的方案，就是现代化的模本，就是你必须尊崇的普遍适用的“公认理论”。于是，以西代中，大行其道。长期以来，以西代中成为积习、成为定见、成为常态。只知道有西方社会学，不知道有中国社会学，倒成了正常的不易之论；说中国古代就有社会学，倒成了奇谈怪论。社会学只能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只能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片空白，此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堂而皇之，横行无阻。我们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文明，那么复杂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治理的？人和人是怎么相处的？说中国自古只有“社会思想”，没有“学”，我们有复杂的制度，有丰富的治理经验、治理技术，有从“礼”到习俗等有效的社会规范，这些难道都是“思想”，不是“学”吗？对这一切我们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不以为怪，反以为荣，照此下去，哪里谈得上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如果说“以西代中”是结果，那么“以西释中”、“以西鉴中”则是手段。中国事物、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必须经过西方社会学概念的解释，变成洋词、洋话、洋理，才能登上社会学的大雅之堂。只有“以西释中”，才算学术研究，才是有学问。至于西方概念、西方道理，出了校门用不用得上、适用不适用，全然不顾。更有甚者，是以西鉴中。中国事物、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只有符合西方概念、符合西方逻辑，才算正理；如不符合，则判为歪理，判为不正常、不够格、不算数。中国人重视家庭，那是落后观念；西方人搞家族政治，则是现代民主；中国人搞家族企业，就断不能是现代企业制度；如此等等。这哪里是什么会通？
真正的会通，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过程，是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融合创新。如果用西方人的标准，白人是优等民族，有色人种都是落后的；如果用黄种人的标准，满身是毛的白人是进化程度最低的。各持偏见，何谈会通？可见，不能只是各美其美，还要美人之美。只有平等对话、平等协商，才能有效沟通，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衡量标准，才能达成共识，达到美美与共。
学术本质上不承认霸权，学科也不承认什么独占权。学术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是要交流、对话、讨论、沟通的。否则学术就没有生命力，或者将被异化为一种文化侵略的工具，也就是林南教授所称的“文化殖民”。如果我们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只好去把别人的传统认作自己的传统，把别人的理论尊为“公认理论”、“普遍真理”，自己只有匍匐在地，连头都抬不起来，哪还有什么“对话”、“交流”？迄今为止，全国高校至少半数社会学系根本不开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教师中能够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更是一“将”难求。作为替代课程的所谓“中国社会学史”，也都是以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为“开端”，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学是没有“史”的。这就致使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为何物，自然就只能拉来西方社会学理论或概念生搬硬套，这是误导的结果，是怪不得学生们的。
没有自己的学术之源，就没有自己的传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会通。我们要认真总结会通史上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能不能真正崛起，以及崛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五）两条路径，两种结果
尽管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顺天应时的，但也不见得只要中国崛起了，每一门中国学术就都能够崛起，那还要看能否选对路径。
要实现崛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树立起中国社会学自己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所围绕的问题还是人家西方社会学提出来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家已经回答了的，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必要性就不充分。其二，积累起自己的优势资源。即使有了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能不能回答问题，仍取决于有没有优势的学术资源。学术资源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平地一跳，就想触及天际，不过是想象而已。学术资源的积累程度决定着实现崛起的可能性。其三，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没有自己的见识和判断，那么就只能说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扩展，而不是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要满足和创造上述三个条件，有两条路径，也就有两种结果，根本的区别，在于选取何者为源。一种是以西方社会学为源，把它在中国的传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另一种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源，依托中华民族在世界学术史上长期占据优先地位的极为丰厚的学术积累。源既不同，流就不同，途径自然不同。
前一路径的优势，在于它倚重西方社会学已经占有的话语权，而且至少最近几十年来，以西代中、以西释中、以西鉴中，已经形成习惯。在国内和者甚众，在国际容易沟通、容易得到认可。这条路径走起来比较省劲。所忧的是，这样取得的结果，到底不过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运用、扩张，而无法崛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
再者，西方社会学因其只是“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故而对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资源，往往关注不够，或者只能给出过于简单的答案，不太贴近实际需要，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这也许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却显得活力不足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连吉登斯等也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的局限性，或者至少看到了这种局限性所产生的后果：“今天，世界各地要求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日趋减少，社会研究项目受到足够资助的数量也比以前在减少。社会学可能已经在一些主要的知识发展和成就方面丧失了中心地位。”对这种局限性本身，他们也在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过分炫耀欧美的优越感、过分渲染欧美式现代性的欧美中心主义。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欧美以外的广大“非发达”的社会。西方社会学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真的有点每况愈下了”, 那么，这样一个在全世界都“丧失了中心地位”的西方社会学，能在中国崛起吗？或者说，即使我们努力推动它在中国发展了，它是我们希望实现崛起的“中国社会学”吗？
后一路径的优势，首先是它符合世界学术发展的未来大趋势。未来社会学发展的多元性，必然彰显多源性，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家都承认社会学是多重范式的，那么它是否也可能有多种起源？世界文明都有多种起源，为什么一个学科就只能定于一尊，不容有多种起源？
其次，我们说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并非取决于主观选择，而是取决于“天时”、“国运”（“地利”）。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之灾的危难之际，我们的学术前辈尚且寄望于中国社会学的振兴，当今之世，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期待得越宏伟，就越倾向于选择后一路径。西方社会学已经写过辉煌的一页，新的一页应该由今天和今后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人来书写了。他们在实践中正在书写着历史的新篇章，在学术上也应该当仁不让地书写学科发展的新篇章。
后一路径的劣势也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自信心不强，缺乏理论自觉。不说别人，就以自己为例，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给研究生讲授“发展社会学”，从帕森斯等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讲到主要由拉美学者创立的依附理论，再讲到主要由沃勒斯坦等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一步一步下来，感觉很顺。可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呢？茫然没了头绪。为此，笔者利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当面请教沃勒斯坦，利用到美国的大学访问的机会，请教有关的教授，都没有得到答案。苦恼了好几年，才慢慢有点醒悟——全世界都在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这是什么意思？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当然也包括其他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充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难道像发展社会学这样的学科，还要继续指望着西方社会学家来替我们书写吗？
第二个劣势是这条路径太过艰难，需要从一个一个概念开始，长期地探索和创新，而且与西方社会学的沟通、会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学者个人来说，见效慢，成绩难以预期。
如果说自清末以来，主要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那么今后则是中国式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学走了这么漫长而坎坷的路，也该到时来运转的时候了。乘中华民族复兴的东风，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势所必然。当此之际，重新思考一下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明确中国社会学的源与流，奠基于几千年的优秀学术传统，立足于21世纪中国崛起的宏伟实践，吸收西方社会学已有的丰富成果，回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就可以顺利实现。
（景天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