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桓、灵二帝之际的思想文化背景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大致呈现如下面貌：一是以谶纬之学来装饰的儒家经学，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学术信仰；二是异端思想蜂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其中尤其突出者为道家思想；三是以文学为代表的各门艺术在汉末大放光彩，其成就也走向了辉煌。

一 衰落的儒家思想

东汉后期，“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魏略》语）。儒家思想在东汉的传播和接受分为两个阶段：汉安帝以前为经学的昌盛期；安帝以后为儒学的衰退期。前期的儒家在汉光武帝和汉明帝等帝王的提倡下曾经一度昌盛。正如史书所录“光武中兴，爱好经术”, “建武五年，修起太学”,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当时之经学，可谓“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帝王重视，故儒学为尊，经学为盛，名家辈出，其弟子少则以千人计，多则达万人。如《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

东汉安帝时代可谓思想的转变期，也是经学的衰退期。“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综上史料，可以做如下推断。第一，东汉儒学的盛衰实与东汉政治的兴衰同步。安帝虽称御尊，而权归外戚邓氏。东汉外戚宦官专政时期正是经学衰微之时。第二，博士倚席不讲的原因，可以归为几点：一是谶纬渗入经学使经学走向迷信之途，这也正是东汉术数兴盛的一个原因；二是由西汉传来的繁琐解经方式使学者有皓首不能穷一经之感，从而产生了消极情绪。三是西汉以经学取士的方式为察举所取代，故而造成了游学三万余人，而儒学日衰的局面。第三，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的举动并非灵帝所重，只能说是儒家经学在东汉末年的一次“回光返照”。灵帝钟情的乃鸿都门学之艺术，尤其重鸿都而轻太学。舍经学而以艺术取士的政策，再次表明儒学在朝廷上已经衰败了。

桓帝之时，初有梁冀专权，后有“五侯”乱政。灵帝之时，“十常侍”横行。由于宦官阶层对经学的陌生，以及对以经学立身的党人的尖锐斗争，二帝之朝鲜有以儒家经学仕进者。而就在儒家思想的崩溃背景下，汉灵帝设立的鸿都门学子则以各种艺术特长得以仕进。这种以“书画辞赋”和“工书鸟篆”为课试内容的取士制度俨然已经取代了以五经为内容的仕进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汉末桓、灵、献三帝时期的历史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百家争鸣时期。

二 道家思想的流行

东汉政治到中后期已腐朽到极点。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外族持续侵略，灾荒连年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卖官鬻爵现象层出不穷。“独尊儒术”的局面已被打破，儒家经学的僵化程度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不满。汉灵帝于光和元年二月，设置鸿都门学。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反对和否定儒家经学。整个社会出现了类似于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现象。建安时代，“博士倚席不讲”,“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异术”者，无疑包含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兴盛起来的诸多思想，其中以道家思想为代表。

整个汉朝可以说从未间断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司马迁“崇黄老而薄六经”也是时代的产物。东汉末年，道家思想更是为官、民两方所接受。《后汉书·志八祭祀中》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汉桓帝延熙“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同年“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次年“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汉桓帝两年之内三次祭祀老子，可见道家思想学说在当时极为盛行。

民间对黄老之术也是非常重视的，有慕无为之道而学其操行的，有对《老子》其书进行研究的，有口不离《老子》以作论据的，更有甚者借《老子》来谋划农民起义。如淳于恭善说《老子》，不慕荣名追求清净。耿弇学《老子》于安丘。郎顗奏疏多引《老子》，如“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如“大音希声，大器晚成”等。范升精研《梁丘易》和《老子》，并以此教授诸生。其他如马融作《老子注》，张衡也曾注《老子》，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就社会影响而言，道家思想在此时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依据《道德经》而发展起来的太平道和五斗米教了。裴松之注《三国志·张鲁传》引《典略》: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就是说，张角和张修同时进行道教教义传播。可以说东汉就是在信奉黄老之术的二教打击下进入坟墓的。这一切活动最终带来了道家学说的流行。道家思想的流行和汉末道教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影响。就其社会原因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道家思想在汉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朝廷的统治思想。虽然汉武帝时代大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就当时现状而言，道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在传播，对社会，尤其是对学者的影响并未明显减小。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儒家53家，共计文章836篇，道家37家，共计文章993篇。可见，西汉道家作品和著述与儒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均势的。在东汉安帝以前，儒盛于道。安帝以后由于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日趋繁琐和枯燥，学者们的治学倾向向“通儒”的方向发展，儒、道、文的区别在学者那里已经很小了。如王充、马融、郑玄等人都是学通百家，无所不学。史载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道家思想的传播在武帝以后有一部分转而向游仙之学方向发展。道家逍遥，贵生、自然的思想得以发展，具体到社会实践上则与原始的鬼神崇拜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神仙学一途。于是，寻仙访道成为官方或民间一部分人的追求，西汉以汉武帝为最，东汉则以桓、灵二帝为主。汉桓帝两年内三次祭祀老子，同时他还对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以供奉的方式求得保佑。正因为帝王的崇信，道家思想在民间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以道家经典思想为指导的宗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道家思想在桓、灵二帝时的广泛流行对士人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儒家信仰危机，道家信仰催生。桓、灵二帝时期，朝廷对士人实行残酷的党锢制度，并以两次残酷的党锢事件来打击积极参政和关心国事的士人阶层。残酷的政治斗争导致士人阶层一再遭受致命的打击，明经致仕的儒家思想信仰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破坏，士人对此产生了怀疑。如范滂在面临“大诛党人”，准备逃亡前“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这不仅是对东汉朝廷的失望，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失望，他对自己长期以来确信的儒家善恶价值观产生了动摇，感到无所适从。范晔对此引用了孔子的话予以评论：“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的确是当时儒家思想的现状。其实这种思想在安帝以后于士人中已经开始流行了，经学家马融就是一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明哲保身，或者如郭林宗刻意地与政治保持距离，或者如蔡邕远身以避祸。张俭作为党锢事件的幸存者则对政治彻底失望，不再出仕。在此背景下，很多有着优秀儒家出仕参政思想的士人归于淡泊，其思想追求也由尊儒变为疑儒，由崇儒而转为信道了。道家的无为、全身、养生、自然的思想逐渐成为士人阶层的主流思想。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了，他们的心胸视野由国家转向了自身。即便是积极参政的曹操在两次上书论政无果后，亦很快地发现了东汉政治的腐朽，自此不再对桓、灵二帝抱任何希望，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

在汉末文学思想中，老庄自然观、人生观、生命观开始为文士群体所接受，这点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得以印证。如郭泰追求“崖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如仲长统“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的养生理念得到了弘扬。

其次，道家思想的流行，促使士人生命意识觉醒。士人生命的觉醒是与道家思想的流行，儒家思想的衰落，宦官、外戚阶层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安帝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而这种状况正是具有正义感的士人阶层以之为耻，无法忍受的。但人总要生活，在外戚宦官专权的时代，在士人本身建功立业自谋生存无果的情况下，很多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自觉地舍弃了所谓的名节和尊严。如马融，面临外戚邓骘的征召，因为其人“非其好”而“遂不应命”，保持了当时士人的一种可贵的品质。但面临饥困，马融乃“悔而叹息”，并且对自己的友人道：“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可见，作为一代通儒的马融的思想不再是以“道”为本了，而是以“生”为本，老庄取代孔孟成为其指导思想了。就其学术研究而言亦是如此。故其做学问之初向挚恂学习儒术，而后不拘于儒术而兼通百家了。其中道家思想尤其为马融所重，他通过注《老子》和《淮南子》等道家经典来学习。蔡邕得罪了中常侍王甫弟王智后，自知祸难难免，而明智地亡命江湖，远迹吴会，长达12年之久，此时的蔡邕年47岁。

再次，道家思想的传播对桓、灵之际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在贵生思想影响下及时行乐的思想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及时行乐是桓、灵之际一种很浓烈的消极情绪，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仕途不顺者身上，仕途顺利者也多怀有此种情绪。

及时行乐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夜游”。如汉末古诗与《古诗十九首》中有很多类似的诗句。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可见，这些诗人秉烛夜游的原因是“昼短苦夜长”，是“生年不满百”的遗憾，是想紧抓住现在的时光赶紧享受的心态。为乐当及时，为此可以不惜花销地玩乐。同时这种“夜游”的宴觞诗一直延伸到曹魏三祖时期。在曹丕、曹植等人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

——曹丕《善哉行》

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

——曹丕《于谯作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曹植《公宴诗》

另一方面则是士人希望通过立功、著述等形式以求“声名”闻达于后世。其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生命思想得到另类的延伸。这类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已经有所体现，如“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种思想对当时，及曹魏三祖时期有很深的影响。具有这种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是曹丕和曹植。曹植立功意识浓厚，追求“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丕则重在立言，他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无论立功还是立言，其实质皆为生命意识之觉醒，其目的皆为借助功、言来使自身得以不朽，达到生命精神的延伸。

同时，在道家长生、贵生思想的影响下，游仙诗作品大量出现。桓、灵二帝时期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和重视，就帝王本身而言是以长生为目的，故当时产生了很多善于养生的方士。如董扶、郭玉、华佗、徐登、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上成公、解奴辜、甘始、王真、王和平等人。华佗，《后汉书》载“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活到百余岁，甚至二百岁。同时，养生、求仙、追求长生不老亦成为士人内心的一种渴望，虽然很多人在理智上并不相信，但情感上还是有所希冀的。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则是此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游仙作品。最早以“游仙”为文章命名的是曹操。随后曹植也创作了大量的游仙诗。曹操现存诗歌共计17题24首（含残篇和阙疑），其中完整诗篇共计18首。曹操的游仙诗包括《气出倡》三首、《秋胡行》二首、《精列》、《陌上桑》，共7首，占其全部完整诗篇的39%。曹丕的《折杨柳行》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最后，道家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伴随道家思想的传播和接受，游仙作品大量出现的同时，道家人物形象也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如神仙、神人、真人、列子、列仙、童子、帝、黄帝、王父母、西王母、东王父、东君、天公、河伯、黄老、老聃、漆园吏、彭祖、赤松、王子乔、安期、琴高、韩众、羡门、广成子、浮丘公、萧史、织女、湘娥等。此类形象中有赐药授道的度引者，有平等关系的朋友，还有一些神仙的侍从。

三 传统治经方法的转变对学术以及文学的影响

两汉的治经方法经历了一个从经师重章句之学到通儒“不重章句”的转变。西汉自文帝立一经博士，武帝立五经博士，尤其是武帝朝推崇儒学以后，诸多儒家经师就开始了繁琐的注经工作。其注经工作尤重章句与训诂，甚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者。汉武帝时《郊祀歌》文字古奥难懂，司马迁当时就说：“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可见，当时治经的繁琐和重训诂已经成为一种学术风尚，虽然这种风尚给做学问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种治经的方式对文学影响的最大的方面莫过于辞赋了。当时的辞赋深受治经重章句与训诂的影响，在行文当中经常出现大量的生僻字，非博学之士不能卒读。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作品中生字连篇，实在有逞才嫌疑。同时我们也发现经学的治学中多对章句过分解读，其繁琐、虚妄等特征在武帝时期已经显现出来，其后经学与文学的发展，加重了这一弊端。

到了东汉，学者们仍多遵守家法，以致“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为此，朝廷于中元元年下诏曰：“《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可见，经学繁琐的毛病已经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并且朝廷已通过《白虎议奏》的形式来进行改变，其在学界也掀起了对繁琐的章句经学进行删繁就简的高潮。不仅章句经学如此，《史记》这样的史书也因为篇幅太长，翻阅不便，而有所修改。《后汉书·杨终列传》载，“会（杨）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今择取《后汉书》中几例以见其一斑。

初，（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

初，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

以上的资料足以表明东汉经学发展史其实就是章句之学逐渐被疏离的历史，同时也说明章句之学中“浮辞繁长”的特点已经不再适应当时学者对学术的追求，或者说章句之学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这种对经学的认识直到汉末还在继续。如蔡邕《荐边文礼》和徐幹《中论》中对经学的认识即为明证。蔡邕曰：“初涉诸经，见本知义，受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刘振南碑》载：“君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刬浮词，芟除烦重。”徐幹《中论·治学》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

一部分学者对繁琐支离的章句之学进行删繁就简的纠正，但成效甚微。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对繁琐的章句经学以鄙薄的态度处之，他们不守章句，只举其大意而已。兹略举数例如下。

马援……偿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

（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意而已。

（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

（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梁鸿）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

繁琐的章句之学在漫长的东汉时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不满和厌烦，但他们对儒家根基地位的认识基本上没有什么动摇。他们只是不再对儒学“独尊”，而是以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百家之学。所以马援、王充、梁鸿等人“博览无不通”，而“不守章句”，成为通儒。

那么，治经方式由繁琐的章句之学向不为章句、略观大意之学的转变对文学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治经方式的转变间接地改变了赋体文学的创作内容和语言特点。繁琐章句之学下的赋体创作多散体大赋，其描写对象多为京都、游猎场景等外部世界，其语言特点为汪洋恣肆、训诂连篇，其赋作求大、求繁。不重章句，以简单扼要为主旨的治经方式反映在赋体文学上则表现为小赋的出现和流行。如蔡邕现存15篇赋作当中，只有《述行赋》体例稍长，其余各赋则为小赋，短者《蝉赋》仅48字。

其次，治经方式的转变，使学者的注意力从章句训诂转移到日常生活以及自己的情感上。学者一旦不为章句所拘，则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抒情小赋、描写身边日常用品的咏物小赋，以及以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赋便大量出现了。还以蔡邕为例，其15篇赋作大致可分为三类。咏物的有《琴赋》《笔赋》《圆扇赋》《弹棋赋》，琴、笔、扇、棋皆为文人日常用具。咏人的赋作有《玄衣赋》 《短人赋》《青衣赋》《瞽师赋》，这些被咏叹的人物没有了西汉赋作中常见的帝王，其关注点已经转向了普通人了。所谓青衣者，乃婢女之谓。赋言其“宜作夫人，为众女师”，这在妇女地位极为低下的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语，开曹魏时代女性题材作品的先河。第三类就是咏怀赋了，如《霖雨赋》（描写天气变化的赋作）、《汉津赋》（写汉水之形，这是最早的描写大江大河的赋作）、《述行赋》、《协和婚赋》、《检逸赋》和《伤故粟赋》等。以上诸赋就内容而言极具生活性，就特点而言，有繁琐章句之病的仅有《短人赋》一篇。

最后，治经方式的转变使诗文的语言开始向白话方向发展。以章句训诂为指导的文赋作品就其语言而言有佶屈聱牙的特点，而学者不守章句后，其文章明显有白话倾向。尤其是桓、灵二帝以来，白话的倾向更为明显，时人称之为“通脱”。如诗歌，以汉末古诗为代表，其诗类似于来自民间的乐府民歌。文章则以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为代表，其语言犹如与朋友谈话、唠家常。《青青河畔草》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再如《古诗五首》其一云：“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古诗二首》其二云：“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此等诗歌明白如话，诚如谢榛所言，“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 ‘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