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迹考辨

海南历史人物研究综述——以海瑞、唐胄、丘浚为例

李彩霞 陈娇

海南文化因其独特的地域特征，迥异于大陆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海量包容之精神，孕育出了诸如海瑞、唐胄、丘浚等众多廉政清明、刚正不阿的海南士大夫，他们是海南人的翘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路标，对他们的研究学者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已取得很大的进展，研究仍在继续，也仍需继续。笔者拟对这些研究做一回顾性的综述，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期这三位海南历史人物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一 绪论

海南位于中国的最南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与大陆迥异的文化，海南文化无疑是丰富多彩的，其地域特征决定了海南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易于容纳各种文化，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最终累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海南人文郁起的局面的形成与海南海洋文化是分不开的。海洋文化是具有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冒险等特征的文化，其表现出来的海量包容之精神是海南文化的核心，受其精神的熏陶，海南出现了诸如白玉蟾、丘浚、唐胄、海瑞、王弘诲等众多的精神榜样。这些榜样对于当代读书人及当代政治文化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及诗文进行考证、分析、研究具有现实性意义，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可观的进展。当然也存在研究上的问题和缺陷，比如主观性、政治性太强，忽略了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在研究上还存在研究的空白，有些方面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等等。笔者拟将这些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性的综述，本文主要对海瑞、唐胄、丘浚的研究做一简单的综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海瑞的研究进行梳理，主要是对其思想、诗学、生平事迹的研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对唐胄的研究做一简单的综述，也主要集中于对其思想、诗文、生平事迹的研究的梳理；第三部分是对丘浚研究的梳理，学者们对丘浚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分析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史学思想上，丘浚的诗文和生平事迹还有待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记述。

二 海瑞研究综述

后世对海瑞走过的七十多年春秋，所做的评价褒贬不一。在各论述者的笔下，海瑞的形象是迥乎不同的，“海瑞其人，自明以来，声明甚望，庙堂乡野，明清及当代，皆有议论，然后言其旨，海瑞之形象，相互冲突”。多数学者是秉持着公正、严谨的态度去评价海瑞其人及其一生的，他们肯定海瑞一生苦节自厉、刚正不阿，称其为“海青天”，海瑞俨然成了清正廉洁的象征与符号。但也不乏有些人为了某些目的，对海瑞的评价不够公正，甚至是完全歪曲事实的，即使在那些肯定海瑞的评价中，我们也会发现海瑞的形象迥异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此情况，是因为他们的议论是建立在他们的意义之上的，海瑞形象及意义的建构对当今读书人安身立命，以及社会主义廉政建设如何更好地展开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研究、评述海瑞是学者应该秉持的态度。当今学者对海瑞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有对其生平的考究，对其思想的研究，对其诗学的探讨，还有对其政治策略的评价，等等。笔者拟对近几年学者尤其是海南学者的海瑞研究做一梳理与总结，以期更好地研究海瑞。

（一）海瑞思想研究

闫广林的《从道不从君——明代海南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一文，主要分析了诸如丘浚、唐胄、海瑞、张子翼等一大批海南士大夫“以道事君”的地方化政治群体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闫广林主要以丘浚、海瑞为代表人物探讨了这一政治选择，与丘浚相比，海瑞在“从道不从君”方面，更加特立独行和更加彻底激烈，冒死直谏嘉靖皇帝便是很典型的例子。闫文把海瑞“从道不从君”的政治选择放在海南士大夫的“以道事君”的群体现象中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海瑞刚正不阿、狂狷而仕的精神的原因，闫广林在研究中注意到了海瑞精神与海南大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叶显恩的《海瑞精神与海南文化》，更是直接立足于海瑞精神与海南文化的关系，指出“对于海瑞其人其事，应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叶文将海瑞精神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分别是苦节自厉的廉洁奉公精神、刚正不阿与鞠躬尽瘁的耿介精神和“有怀如海”的气度与胸襟，并提及了诸如丘浚、白玉蟾等其他海南士大夫的海量包容精神，这些精神是和海南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分不开的，海量包容的精神是海南文化的核心。叶文不仅关注海瑞精神与海南文化的关系，而且关注海瑞精神对廉政建设的意义，指出“今天高扬海瑞的精神，使之深入人心，成为震慑贪官污吏和不正之风的精神力量。这样，将有助于催生反腐斗争、廉政建设的新局面”。

陈封椿和沈琦合著的《海瑞廉政思想探究》，从海瑞的政治举措入手，探究海瑞的廉政思想。全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历史上的海瑞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海瑞的从政生涯充满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海瑞的诸多政治举措，尤其是廉政方面的主张本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为什么会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抛弃，于当今读书人和社会主义廉政建设而言，重新审视这位廉洁反贪的斗士，就显得迫切需要了。《海瑞廉政思想探究》一文对海瑞的廉政举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为四个大的方面，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陈封椿和沈琦这篇文章的落脚点是第三部分的论述，即海瑞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较之于叶显恩文，《海瑞廉政思想探究》一文将海瑞廉政思想于当今廉政建设的意义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如何惩治贪污，如何搞好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周伟民和唐玲玲合作的《土地兼并与反兼并的论争——海瑞与江南地方士绅抗辩的议题》，也涉及了海瑞的廉政思想，通过分析海瑞在反土地兼并问题上的执着态度，指出为政清廉是海瑞政治思想的核心。还有南炳文的《海瑞之廉洁反贪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任静的《海瑞清官思想及其现代启示》、黄君萍的《海瑞的廉政举措》、李锦伟的《试析海瑞的儒家施政思想》等，均从不同层面阐述了海瑞的廉政精神。

张明富、张颖超的《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与嘉隆万官场生态》，从海瑞的权力价值观及其与嘉隆万官场生态的矛盾冲突做解读。首先通过海瑞本人的诸多著作论述了海瑞权力价值观的内涵，海瑞肯定君子应该出仕，同时更强调君子出仕的目的是行其义，并非怀望禄之思，在海瑞看来，安民养民便是道义，一旦出仕，掌握了权力，必须保证权力自身的圣洁性，必须为民。张文指出海瑞的权力价值观得以形成的丰沛的活水源头是儒家思想，但也有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他的权力为民观点上，时代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感情上同情民众，而在理智上却又轻视民众。最后，张文通过分析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与嘉隆万官场生态的矛盾冲突，突出地表现了海瑞为官理政，行道、为民、洁己洁人，一秉本心，毫无矫饰之态的一世。

探讨海瑞一生秉持“真心”“本心”的还有史振卿的《海瑞心性论》，以求真心为介入点，分析海瑞心性之学，指出海瑞“于宋儒兼通朱陆，不偏于一家”。史振卿肯定了海瑞的为官耿直，但发现海瑞对当时学术界争论少有批评，对学术争论持较为沉默的态度，由此认为海瑞在明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缺憾。笔者认为，缺陷固然是有的，但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海瑞在学术争论上保持沉默的原因，他的这种不语态度可能是他的另一种求“本心”“真心”的方式。这个问题，是值得更深入探究的。

海瑞对教育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王天巍的《试论海瑞的教育思想》对海瑞的教育宗旨、教育功能、教育方式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突出表现了海瑞作为一名教育的管理者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海瑞的教育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外承礼、内养气。海瑞的教育思想宏大，对当今乃至将来仍有实践的意义，对海瑞教育思想的研究有待于更深入地探讨。

（二）海瑞诗学探讨

本节主要对海瑞的诗学探讨进行梳理。从现存文献来看，海瑞的诗学观主要集中表现于《注唐诗鼓吹序》一篇所说，另有一些零星之论散见于其他文章，如《教论》《训诸子说》等。后世一提及海瑞，自然会想到他的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已不乏学者对海瑞思想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相比海瑞的为官而言，海瑞的诗学观对后世的影响稍显逊色，但其诗学观也是不得不引起重视的，从他的诗学观，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认识海瑞其人及其精神。近几年已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海瑞的诗学观了。

熊开发的《从“天地精神”看海瑞的诗学观》，阐述了海瑞强调天地精神与诗的关系的诗学观。在这种诗学观中，“‘天地精神’蕴藏在个体身上，通过诗被激发，也通过诗得到呈现；而拥有诗的性情和内在气质的人似乎可以更好地与天地万物相通”。因此，海瑞对杜甫的诗歌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杜甫不能为“天地人之妙”，亦不配为诗圣，海瑞之所以大胆地批判杜甫，是因为在他看来，“天地精神”比忠君爱国更值得推崇。这种主张是否正确，我们不可做简单的判断，笔者认为，不论得“天地人之妙”的诗还是忠君爱国之作，只要是发自内心，不迎合不造作的便是好诗，不可因为诗的政治性而否认其审美性。熊文通过《注唐诗鼓吹序》来分析海瑞的诗学观，指出海瑞的诗学观中，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强调了天地精神与诗的关系。熊开发先生由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天人关系及西方现象学多年，自然是肯定海瑞的这种诗学观的，且整篇论文的论述也很有说服力，是对海瑞诗学观研究得很好的文章。但关于海瑞对杜甫的批判是否太过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熊开发分析海瑞的诗学观是从海瑞的说诗入手的，海滨的《海瑞诗歌创作及其思想变迁》和李向阳的《探踪辨典求真心——从用典看海瑞内心世界》是从海瑞的作诗入手展开探讨的。海滨将海瑞的创作分为八个时期，通过这八个时期的创作分析了海瑞的思想及其内心世界的变化，海滨对海瑞创作时期的分类只是便于论述，这种分期不应该是绝对的，每个时期之间都存在必然的联系，是海瑞整体思想的连续，将海瑞之诗作分时期论述，可以看出海瑞思想的变化，不可分割地看某一时期的思想，必须注意海瑞创作的整体性。李向阳文是从海瑞的用典来看海瑞的内心世界的，通过探寻海瑞使用的典故，在结合海瑞作诗时候的行踪，去探究诗人当时的思想状态及丰富的内心世界，海瑞诗中用典是“求其真心”，展现其“本真”的体现，是与他“匪特耻为声诗，即古今文词，要以阐发性灵而止”的文学观一致的。

（三）海瑞其人研究

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当今很多学者依然热衷于对海瑞其人的研究，包括对海氏迁琼世系的考证，对明清小说中海瑞形象的纠正，对海瑞一生两极评价的研究，等等。学者们希望通过对其多方面的研究，获得对海瑞更加全方位的认知。

阎根齐的《关于海氏迁琼世系的考证》一文，结合历代《海氏族谱》的记载和海瑞祖墓的调查材料，对海氏迁琼世系做了一些补充和更正，这对迁琼海氏家族的研究有很重要的作用，海氏迁琼世系的考证于研究海瑞思想及其诗文是必不可少的。李勃的《〈治安疏〉成因考》对海瑞冒死直谏的原因做了分析与论述，李文指出海瑞上疏的大环境是明中后期宽松的政治环境，小环境便是海南耿介之士——唐胄的光辉榜样，这两个环境必然会对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谏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但笔者认为李文有夸大其所在的大环境和榜样的作用之嫌，海瑞之所以敢于直言，首先应是他个人的因素，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必须要通过内在因素才能起作用，所以，不能夸大所处的环境的作用。

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可全然复原了，历史人物一旦成为被书写的对象，便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海瑞，这一显然已成为廉政文化符号象征的著名政治家，也是颇有争议的。他一生廉政为官、刚正不阿，使得他能与包拯齐名，有“海青天”的美誉，但也正是他的过于偏执引起了很多非议，公正、客观地评价海瑞的一生是十分必要的。薛泉的《“偏激”的海瑞》一文，关注到了海瑞之偏激性格的表现，对海瑞的偏激性格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且合理的分析，薛文对海瑞性格偏激成分的分析，不是对海瑞的诋毁，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海瑞。公正、客观地评价和定位历史人物，不会改变历史人物的命运，但会对当代主流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常如瑜和岳芬合作的《一种人生 两极评价——〈论海瑞〉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吴晗的《论海瑞》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进行了比较与反思，指出了吴晗是为了证明海瑞的历史价值，而姚文元则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篇文章肯定了吴晗对海瑞的评价。不能故意歪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定位，历史终究会还以公正的，这不仅对于海瑞的研究有借鉴意义，对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亦有意义。

海瑞在当今及将来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海瑞的研究仍在继续，尤其是在大力施行廉政建设时期，海瑞是一个不可能被略过的话题。以上对海瑞的研究所做的综述，不可能做到全面，偏向于梳理海南学者对海瑞的研究。在综述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期海瑞的研究能获得更多的突破。

三 唐胄研究综述

明代伴随着海南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岭南乃至全国都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唐胄便是其中之一。唐胄为人为官，孝敬、好学、耿介、执着、清廉、善谋，获得后人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岭南人士之冠”。他一生著述甚丰，为后代留下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胄和宣传胄精神，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很多学者尤其是海南学者都开始研究唐胄，包括对其思想实践、诗文研究、生平家世和影像志录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一）唐胄思想与实践研究

就唐胄的思想与实践方面来说，有张兆裕的《明唐胄礼制思想补议》和汪韶军的《儒学孵化出的唐胄》这两篇造诣颇高的文章，唐胄在思想与实践上深受“礼”的影响，他对“礼”这一传统思想文化倍加推崇。而李安斌与卢俊霖的《试论唐胄的外交观念与海洋意识》则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唐胄的思想进行新的解读，但就笔者看来，李卢二人的观点虽然新颖，但仅仅从唐胄对安南的外交政策上看出唐胄的海洋意识，则显得过为唐突。

汪韶军在其文章中，给我们介绍了唐胄的家学渊源。唐胄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唐家可谓人才辈出，唐家一直秉承着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纵观唐胄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那场礼仪之争，对这一事件，张、汪两篇文章都对其有详细的描述，唐胄参与的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堂配享及兴献王称宗的讨论，这是大礼仪的高潮环节。他的观点简要归纳有三：一是明堂之礼不可废；二是明堂配享不专于严父，而应配以有功之祖；三是除太祖外，本朝有资格配享者是成祖朱棣，明堂配享可以举行，但兴献帝不能配享，也不能称宗。由此可见唐胄的礼仪观。首先，他认为三代之礼是一个美好标准；其次，高度重视朱熹在礼制上的态度，奉之为圭臬。

同时，唐胄对海南地区的移风易俗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强调以儒家之礼移风易俗，尤其看重朱子家礼的化俗功效。移风易俗的具体内容就是以儒礼化旧俗，这也成为传统社会有责任感的士人努力的方向。而唐胄出生于那样的家庭，那样的时代，他早已将儒家礼仪谙熟于心，并且将敦崇教化视为自己的责任。

李安斌与卢俊霖先生合著的《试论唐胄的外交观念与海洋意识》认为，唐胄作为两广人士，其思想中必然包含海洋意识，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其与中原人士在对待安南长期不贡的问题上明显对立。但笔者认为，唐胄之所以主张和平解决安南问题并不是其海洋意识在起作用，而是受其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左右。仅仅从其主张和平处理安南问题这一事情上就判定他受海洋文化影响，显然过于牵强。

（二）唐胄诗文探讨

应该说，相对于唐胄的其他成就，唐胄的诗文成就并不算高。其流传下来的诗歌数量不多，仅40首，但这并不代表唐胄在诗文领域毫无成就。其诗文整体上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的所思所感。唐胄还将儒家“仁”的思想灌注到诗歌的语言和内蕴中，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汪韶军所著的《唐胄诗文辑补》，是对目前古典文献中辑得的一些诗文，以补不足。可以说，这是对唐胄诗文文献的一个极大补充，填补了唐胄诗文缺乏整理的缺陷。

柯继红的《读之海内惊高风——唐胄其人及其诗歌》、常如瑜的《论唐胄诗歌的“别样”情怀》、吴超华的《唐胄诗歌对儒家“仁”思想的诠释》、邹严的《满纸高风说到今》，从这四篇文章来看，可将唐胄诗文分为三类。一是唐胄的忧国忧民之情。唐胄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理想目标是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实现“家国同构”。因此，他一生耿介政治，忠于社稷，在政治上多有抒怀，堪称名臣典范。二是其隐逸士人之风，对于隐士生活的追寻，几乎贯穿唐胄的一生。他向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这不单是他想要享受闲逸的人生，更是他精神上的寄托。常如瑜对这一内容做了详细论述。他的论文主要论述唐胄诗文的“别样”情怀，即在耿介刚正之外，还有一份潇洒从容。三是唐胄的抒怀传情之作，面临旧时风物，唐胄往往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抒发感想。一方面，面对历史兴衰、时代更迭，他也有着深重的叹惋和无奈；另一方面，他能摒弃这种无力的叹息，用一种超越古今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风云。这是他的超脱之处。

虽然相对于其他领域，唐胄的诗文成就或许不算太高，但在他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诗文中，依旧表达了其作为骨鲠之臣对天下的担忧，对自然山水的讴歌，对历史沧桑的感慨。这些诗文，今日读来，依旧令人神驰。

（三）唐胄生平家世考究

针对唐胄的生平家世，有郭皓政的《唐胄研究文献考辨与拾遗——〈“岭南人士之冠”唐胄〉写作札记》、李勃的《海口市攀丹村唐氏入琼始祖唐震的生平事迹考略》和《明代户部左侍郎唐胄年谱》、陈虹的《唐胄与王佐渊源浅探》，这四篇论文已经很全面地将唐胄的一生囊括其中。

郭皓政主要对唐胄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补充，他着重强调了目前唐胄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视相关文献的考辨与发掘。因此在郭皓政的文章中，对《传芳集》等文献进行了考辨与拾遗，这使得唐胄的研究文献更加科学、规范。

陈虹侧重于对唐胄与王佐的渊源关系进行探讨，王佐是《琼台外记》的作者，唐胄是《琼台志》的作者。从这两本记述海南地方的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治史精神上，唐胄在很大程度上都吸取了《琼台外记》的精神。也由此，陈虹给我们论述了唐胄对王佐的肯定和欣赏。王佐与唐胄，是海南历史上可书可赞之文人、诗人。唐胄对王佐不仅倍加尊重，还身体力行，亲自参与整理、编辑王佐的诗文遗稿，充分表达了唐胄对自己恩师的感恩与纪念之情，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可歌的师生情谊佳话。

李勃的两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唐胄的一生，尤其是对唐胄族谱、年谱的整理，可以说在唐胄文献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壮举。李勃认为，唐胄的精神和美德为后来著名的清官海瑞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前，研究和宣传唐胄很有必要，有利于弘扬海南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宣传海南的古代文明，有利于对海南的大中小学生进行立志和思想品德教育，有利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等。同时，李勃还根据唐胄的人物生平概括出了唐胄的九个性格特点，其全面性就目前来看可谓无人出其右。

上述三位学者对唐胄的生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给还处于上升期的唐胄研究提供了众多的宝贵资料，为将来的唐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唐胄的影像志录研究

就针对唐胄研究的影像志录来讲，目前在国内都比较少见，这也是唐胄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唐胄作为海南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需要我们今人对其高洁的道德操守进行传承和弘扬，而这就离不开我们现如今的新手段。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应该学会利用新媒体手段对古代历史文化进行再创造，为传播我们的文化提供新思路、新途径。

就唐胄研究来说，目前国内仅有当代著名作家杜光辉为此编创的电视文献片《岭南之冠——唐胄》的拍摄脚本。就杜光辉这篇拍摄脚本来看，他已经很详尽地概括了唐胄的一生。对海南唐氏家族的起源，杜先生采信了“兴安唐震”说，认为唐胄的祖上是从唐震那一代从广西地区迁至海南的，这也是目前海南唐氏来源的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

就对唐胄一生的叙述中，需要提及的是唐胄在家乡海南生活的二十年里，他对整个海南甚至说是对现如今中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首先，他积极支持在当地办学堂，建藏书楼。唐氏一族到了唐胄那一代，已办成当时颇有名望和影响的“养优书院”，后来改名为“西洲书院”。西洲书院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名师荟萃，教养有方，为海南全岛乃至为当时的大明王朝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物。在贪腐成风的明朝中后期，从海南走向各级权力中心的官员，无一贪腐，他们用自己单薄的手臂，构成了一座清廉的孤岛，成为明王朝及海南历史文化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现象与唐氏家族不无关系。

唐胄做的另外一件伟大的事，是他编纂完成了正德《琼台志》。在留存至今关于海南岛的志书中，它是内容最全面、最完整，也是最早的一部。而这还不算其最大的贡献，其最大贡献就是在编修《琼台志》时，将汉末至隋朝这几百年里海南岛的主权归属至中华王朝。这是其与王佐不同的地方，而就是这一处不同，其发挥的历史价值或许是唐胄本人也无法想象到的。目前，我国外交部就南海问题依旧大量引用唐胄的《琼台志》。

由此可以看出，唐胄不管对于海南本岛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贡献都是巨大的。处于当下的我们，更应该对唐胄身上的美好品格进行传承与弘扬。目前，唐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做好唐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完善历史研究，更有利于弘扬优秀民族精神。

四 丘浚研究综述

丘浚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与海瑞合称为“海南双壁”。丘浚一生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大学衍义补》是丘浚经济治国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丘浚在诗文方面也颇有造诣，对后世的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著书立传，讨论评论其生平事迹的学者不绝如缕，梳理丘浚研究的历史，有助于丘浚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丘浚的思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史学等多个方面，其著述甚丰，如《大学衍义补》《五指参天》《世史正纲》《朱子学的》等，这些著作是学者们探讨丘浚的依据，在当下大力倡导廉政建设和推进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丘浚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热点。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于历史人物是必要的，对我们当下社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陈永正的《从〈大学衍义补〉试析丘浚思想》对丘浚思想的产生背景、渊源，以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和军事诸方面主张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析，陈文从丘浚思想的总汇《大学衍义补》入手分析丘浚的思想，指出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丘浚思想存在的糟粕。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文对丘浚的研究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比较立体的丘浚。

郑朝波就丘浚的政治思想发表了《论丘浚的政治思想》一文，专门探讨了丘浚的政治思想，将丘浚的政治思想分为三个方面。从丘浚主张的君臣“彼此相推，内外相制”的政治体制，“取人之善，用人之能”的用人态度，“三考之终，然后黜将”的考核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丘浚对明朝制度的设计是进行了认真思考的，对丘浚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体认，并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王京、符国华合著的《丘浚及其经济观点》则是专门探讨丘浚经济观点的文章，它在叙述丘浚的生平、著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经济观点，将丘浚的经济观点分为了七个大的方面，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并对这七个方面的经济观点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是我们研究丘浚经济观点的一个切入点。

丘浚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民本观念，在当今的社会建设与发展中，这些问题依然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对丘浚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丁君、秋波合作的《浅论丘浚的养民思想》，论述了丘浚养民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进步意义，丘浚提出的立政养民的主张，特别是关于“节用”“人有所养”的主张，对当代的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曹迪、陈应琴的《丘浚“便民为本”立法思想的刑法观照》，从丘浚的刑法思想去考察丘浚的民本观念，无论是刑法的表述、刑法的颁布还是刑法的宣传，丘浚都力主“便民为本”，在当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尊重民意、顺应民意的立法原则同样是必须坚持的，丘浚的民本主义立法思维值得当今立法借鉴。周小华的《丘浚“三农”思想的现代启示》，以丘浚所著的《大学衍义补》为依据，分析了丘浚的“三农”思想，指出虽然今天所讲的“三农”问题与丘浚所说的“三农”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但“丘浚对于中国历史上‘三农’问题的阐述是一种思想材料，可供我们借鉴”。王卫平的《丘浚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也是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考察丘浚的社会保障思想，指出丘浚所提出的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民本主义基础上的。李璧的《为国以足民为本——试论丘浚的养民、富民思想》一文，将丘浚整个经济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他的养民、富民思想，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永正《丘浚土地思想及其评述》，对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的“配丁田法”和“屯田、营田”等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思想对于解决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上这些文章都是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丘浚的民本思想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李龙潜的《试评丘浚经济思想中的几个问题》，李文主要从理财和商品货币这两个方面来探讨研究丘浚的经济思想，认为丘浚“提出的各种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措施，间接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而且初步提出了货币本位制的观点”。对这些经济观点，李龙潜对丘浚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其经济思想中包含的多方面的问题。这种中肯的、客观的评价是研究历史人物应该持有的态度。

另有一些学者也关注丘浚的文化教育思想，郑朝波的《论丘浚的文化教育思想》和王琼琚的《丘浚的教育思想初探》是两篇专门探讨丘浚文化教育思想的文章。郑朝波文将丘浚的教育思想分为五个方面，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丘浚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教育家，很多主张在当今教育的发展中依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郑朝波也指出了其教育思想中存在的不足。王琼琚文将丘浚的教育思想分为了学校教育思想和社会教育思想两个方面，较之于郑朝波文而言，对丘浚的教育思想存在的问题，王琼琚的评价更为恰当且深入。李璧有《丘浚的人才论》一文，专门探讨丘浚的人才观，从丘浚的人才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李璧文在肯定丘浚的人才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其人才思想中存在封建性和落后性。这三篇比较典型的分析丘浚文化教育思想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丘浚的文化教育思想，对丘浚的教育思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都注意到了其具有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丘浚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著作，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李勃的《明代丘浚的史学思想述评》，郑朝波的《论丘浚的史学思想》，以及杨志光的《坚守与求新——简述丘浚的史学思想与经济思想》，都对丘浚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李勃文较之于郑朝波文和杨志光文，对丘浚的史学思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郑朝波文更注重在丘浚现有的史学著述中发掘、整理其史学思想，以期展现丘浚史学思想的全貌；杨志光文对丘浚的史学思想的探讨主要关注其浓厚的正统观。从现存的研究来看，丘浚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重视，有待更进一步的发掘。

丘浚一生，“诗文满天下”，其诗在明朝深受推崇，同时他在散文和辞赋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但笔者发现，关于丘浚的诗学研究极其缺少，几乎不被学者研究，只是在云昌瑛的《丘浚的才 海瑞的胆》及李焯然的《丘浚著述考》中稍有提及。丘浚的生平事迹的考究也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丘浚的研究仍在继续，也仍需继续。以上对丘浚研究所做的综述，希望能发掘关于丘浚的更多的研究方面。

五 结语

海南文化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迥异于大陆文化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孕育出海南士大夫“有怀如海”、狂狷而仕的精神。明代，伴随着海南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于当时甚至于当今都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诸如海瑞、唐胄、丘浚、白玉蟾、王弘诲、张子翼、王佐等，他们是海南的翘楚，更是引领当今我们建设与发展的精神路标。研究海南士大夫的思想、精神对于读书人及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扬海瑞、唐胄等海南士大夫的优秀精神，使之深入人心，可以震慑贪官污吏和不正之风，将有助于廉政建设，同时，给当今读书人的安身立命带来某些思考。

本文集中于对海瑞、唐胄、丘浚的研究做了一简单的梳理，深知这样的梳理没有做到全面细致，只是把笔者认为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做了大致的梳理，尤其集中于对海南学者的研究做了简单的评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见，希望能为海南的历史人物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