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台阶·舞台——纪念《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
屈指数来，我与《文学评论》的联系头绪繁多，缘分匪浅。梳理起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习工作四十年，办公室的斜对面就是《文学评论》编辑部，常常在午饭之后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此是其一；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十一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近十二年，主持刊物发稿会数十次，此是其二；应编辑部之约，撰写纪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文学研究所五十年学术史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周年纪念的文章，加上其他研究性的长文、短论，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各民族文学、诸子学的论文，计有25篇，此是其三。我的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段是与《文学评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前进的台阶，我施展的舞台。
《文学评论》创刊已经六十年，我与它结缘就有四十年。长久的缘分中，包含着对前辈筚路蓝缕的感恩。《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季刊，于1957年3月创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份刊物是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创办的，办刊方针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在创刊号《编后记》上，就宣布：“将以较大的篇幅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的结果……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以“长期的”“专门的”来限定所刊载的“研究结果”，表达了对刊物质量的重视。这本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顶级学术性刊物，团结了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许多人的代表作、成名作都在此刊亮相，真是中外古今，目不暇接，佳作连篇如云，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好和信任。其中不少上乘之作，至今读来，犹觉新鲜、厚重，富有启发力。1959年初，《文学研究》改名为《文学评论》，其间虽然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停刊、复刊，名字和旗帜却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替。
还在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何其芳所长就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学风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进一步的解释是：“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体现了这种学风，以文学研究所这种国家队的学术定位，在所内聚集了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积学深功，秉持着积极的、科学的进取创新精神，以此团结和带动全国文学学术的深入研究。名刊风采，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这使我们后继者受益尤多。
说起我和《文学评论》的结缘，还可以前推到1970年代前期。那时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内部，重新销售一些古籍和旧版书刊。我在其中淘到了一套五册《文学研究集刊》，盖有“西谛藏书”印章，是郑振铎先生的家藏本。这令我浮想联翩，早在1955年7月，文学研究所（1953年2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编制上属北京大学，1956年改属中国科学院）出了三十二开本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刊登所内一部分研究论文，篇幅上几乎没有限制。该刊基本上半年出一册，接连出了五册，最后一册的出版时间为1957年5月，末一页的《停刊启事》署的时间是1957年1月20日。然后衔接上1957年3月开门办刊的《文学研究》季刊。珠联璧合，真可谓《文学评论》的前身试刊了。这一套五册盖有“西谛藏书”印章的《文学研究集刊》，我一直珍藏，还拿出来参与文学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的展览。《文学研究集刊》之名，1964年春文学研究所又决定恢复，专门成立了编辑部。同年7月第一册印行，刊有杨绛先生的《李渔论戏剧结构》和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25篇文章中，留下深刻记忆的有2003年第2期刊出的《解读文学所》。这是五万余字的长文，是我作为所长，为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五卷200万字所写的序言。我已经提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基建局筹到20万元的编纂出版经费，才使这五卷文选的出版有了着落，敢于着手编纂。令人感慨的是，研究所经历十年“文革”，人际关系颇不平顺，评议时谁谁的文字多了一些，谁谁的文字少了一些，都相当敏感。我作为后入所的新人，落笔写此文之初，对此浑无用心。幸而发表之前，召集了樊骏先生等几位前辈学者座谈，征求意见，他们在赞扬文稿的同时，帮我推敲语句，弥补了不少疏漏。文选以每位学者最佳的文章为入选标准，去世的学者由集体衡量，在世的学者由自己酌定。樊骏先生希望我选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于是我就选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一文。编选时我希望长辈学者尽量选早期的文章，但遴选的结果，前三十年仅占一卷，后二十年却占了四卷。可见许多优秀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后写出来的。每听人断言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不及1950年代的学术，就令人百思莫解，感到若不是缺乏深入的统计分析，或中了今不如昔的毒而产生了迷糊，就是他们揄扬前人，居心在于贬抑后人。因而我们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改革开放给中国学术输入的强大动力，带来的丰硕成果。有趣的是，我希望曹道衡先生选文在他的学生刘跃进之前，但曹先生掂量的结果竟然比刘跃进先生的文章晚了两三年，可见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文章不在五六十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编纂这五卷文选，对我的思想冲击极大，启示也极大，是对我的思想认识的一种磨炼。
至于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其他文章，1986年第5期刊出的《当今小说的风度和发展前景——与当代小说家一次冒昧的对话》，是改革开放十周年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与缺陷的学术检阅。其时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觉得改革开放十年，中国小说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时期。但我提出，这十年是短篇、中篇小说的十年，按照现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下一个十年将是长篇小说的十年，这十年的短板和缺陷将在新的十年中得到补偿。我将这些意见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作了讲演，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且其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证明所言不虚。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几篇作家论，包括张恨水、萧乾、路翎、刘以鬯。1992年第2期刊载的《萧乾的小说艺术》，收到萧乾先生的来信，称：对我文章的重视“超过了1979年给我的改正通知，您是真正的文学史家”。他还称我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是“一部旷世奇书”。1993年第3期发表的《刘以鬯小说艺术综论》，受到刘以鬯先生的高度重视，后收为他的选集的附录，被认为是香港文学研究的新收获。1995年第5期发表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被张恨水研究会推许为“研究张恨水最好的论文”，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年会。但我由于兴趣已经转向古典文学，并没有与会，这是非常抱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是我2003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时的讲演及其后在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讲演做基础上综合而成的。这篇文章打开了文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的窗户。其后出自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学术担当，我转治先秦诸子学，以期对中国学术智慧作出返本还原的一竿子到底的清理，于是2009年以后陆续发表了《庄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老子还原》等论文。2016年第2期发表的《〈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引起较多的注意，被认为是“《论语》研究中的新发现”。还有一篇《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刊发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算是我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提纲挈领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我在澳门大学写的，缘由是2009年12月20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横琴岛出席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奠基仪式，希望把新的澳门大学建成一所具有一流设施、一流师资、一流人才、一流成果的一流大学，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遵照胡锦涛主席的指示，批准和支持我加盟澳门大学讲座教授行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继我之后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建德先生、刘跃进先生，高度关注和赞赏我在经学、诸子学研究方面的点滴进展，这也成了鞭策我自己不可懈怠，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他们多次出席我的新著出版座谈会，发表了热情的充满真知灼见的讲话。国家图书馆的博士后学人为我的著述校勘引文，做出规范的注解，也对我的学术起了促进作用。平心而论，我的许多学术成果，都凝聚着北京—澳门的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这是令我永志不忘的动力源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