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的记忆——《文学评论》：从复刊到20世纪80年代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其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所属的所有刊物几乎都被迫停刊，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即其一。《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创刊于1957年3月，是国内创刊最早的文学研究批评刊物之一，初为季刊，1959年2月改为现名。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文学评论》在停刊了将近12年之后，于1978年获得了重生。《文学评论》的复刊，在当时被看成是一件大事（至少在文学界和学术界是如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对当时和日后的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作为从筹备复刊之初就参加工作的这个刊物的一员，亲身参与了《文学评论》和文坛的许多重要活动，我想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公之于众，以为后人记载这一段历史提供一点资料。
一 复刊的前前后后
（一）筹备
《文学评论》的复刊号（即第1期）出版于1978年2月（由于印刷延误，实际见刊的时间已到了3月），但为复刊所做的准备工作却历时三年之久，这中间有过一段相当曲折的经历。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准备恢复一批“文革”中被迫停掉的刊物，同时创办一些新的刊物，以占领部分舆论阵地。这批刊物中首先便有中国科学院的几个刊物：《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以上恢复），以及《思想战线》（创办）。1975年9月18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签发了《文学评论》复刊的请示报告。
《文学评论》本来有一个近20人的编辑部，停刊时就解散了，人员被安置到文学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室）。如今准备复刊，首先得组建一个新的班子，于是就从各个研究组（室）抽调一些人上来，我就是从现代文学组抽调来的。记得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时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政治任务，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于1964年4月从上海复旦大学到文学研究所报到后，脚跟尚未站定，就被派到安徽寿县去搞“四清”。“四清”回来后没过多久就是“文革”，这中间几乎就没有干过什么专业工作。有这么一个我所渴望的搞专业工作的机会，而且又在第一线，我为什么不去，我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被抽调到《文学评论》做复刊筹备工作的有十来个人。有的是临时抽调来的，如许志英（后调到南京大学）、徐兆淮（后调到江苏省作协）、吕薇芬（工作结束后回到文学所原组室）；有的则一直待下去，我属于后一类人。筹备组的负责人我记得有何其芳、毛星、邓绍基、张炯、蔡葵几位，何其芳任组长，毛星和邓绍基任副组长。1977年7月何其芳去世以后，就由毛星和邓绍基主要负责。
为了给《文学评论》复刊开辟道路，当时曾组织几路人马外出搞调查研究，用的是文学研究所的名义，调研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征集对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复刊的意见。如彭韵倩和吕薇芬去了天津，徐兆淮去了东北。我和许志英则去了南方四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市（济南、合肥、宣城、芜湖、南京、扬州、杭州、上海），1975年10月6日出发，11月7日回京，历时33天。我们每到一地，都依靠当地的文化宣传部门或高等院校，组织召开座谈会，也个别走访了一些人。由于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形势错综复杂，出发前（10月4日）几位领导专门同我们谈了一次话。何其芳强调，这次出去以文学研究所的名义，说《文学评论》正在筹备，但不要说得太死；主要是听和记，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讲，但尽量少讲，不讲也可以；说我们过去是“三脱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脱离政治），现在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出来搞调查研究。根据领导的上述指示，我们每到一地，都一再强调我们是来学习取经的。但地方上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似乎总觉得你是上面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是负有某种使命的，而且知道你是邓小平线上的人。因此，他们对我们一般很热情，从生活到工作都考虑得很周到，使我们感到亲切、温暖。同时，他们也或委婉、或直率地对我们过去“三脱离”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反映出人民群众需要文艺、专业工作者应当重视人民群众这种需求的心声。
这是我在“文革”十年当中，一次真正地深入基层倾听民众的心声，当时一个深刻的感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对“四人帮”的不满，也通过文艺这个窗口倾泻出来了。比如在安徽，我们就听到大量对“四人帮”统治下的文艺和文艺评论不满的声音。有的说，现在有些作品“一号”人物写得干瘪，缺少血肉，很概念化，为了拔高人物，就用豪言壮语。有的说，以往报告文学是写真人真事，现在出现了另外两种报告文学：一是假人真事，一是假事真人。——这些都是针对“四人帮”的“三突出”等创作原则而提出的。对于文艺评论，有的说，过去的文艺评论主要是宣传革命样板戏，就文艺创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很少；评论文章看风向、看动向，你抄我抄，没有自己的特点；评论文章主要谈思想，不谈或少谈艺术，不是两个标准，而是一个标准；评论文章没有一分为二，一说好，大家就都说好，一边倒，一说不好，大家也说不好，没有具体分析。——这些都是针对“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的评论文风而发的。
回到文学所以后，我在一次汇报会（1975年11月21日）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是到了改变我们的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时候了！”但很可惜，随着整个局势的逆转，不要说改变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愿望没有实现，就连《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也流产了。
（二）流产
1975年年底就有消息传出，说中央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目标是针对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很快，在第二年年初，学部就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传达中央1976年第2号文件，动员大家“积极开展革命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说是“大辩论”，实际上是“大批判”——因为紧接着，各个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大批判组”。文学研究所也在2月16日召开大会，提出要“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掀起运动的新高潮”，以及“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八字方针。在批判会上，有的人把学部准备创办《思想战线》和恢复三个刊物也作为“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回潮的一种表现来批判，提出必须坚决打击回潮风。这样，《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就很自然地流产了。
《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流产以后，筹备复刊的一部分人员便被分到文学研究所的其他部门，大部分人仍然被留下来，作为一个待命的集体存在。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筹备复刊的事，而是投入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及诸如“学大寨”、“学点哲学”“学点鲁迅”、与工农兵相结合编著“学点鲁迅小丛书”的各项工作当中。直到“四人帮”倒台，这个集体还存在。
（三）复刊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学部这块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仍然是人们瞩目的中心。1977年，有关方面提出了包括《文学评论》在内的学部几个刊物的恢复问题。学部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在1977年10月25日专门就《文学评论》复刊问题召见了邓绍基，并作重要指示。指示中既有原则意见，又有具体意见，比如说《文学评论》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等等，应该说胡乔木考虑得十分周密、十分细致，一些论点也说得很辩证。根据我的记录并参照了有关文件，胡乔木大概讲了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文学评论》要办成什么样的刊物。他说，要吸收《文艺报》的一些长处，但不能完全办成像《文艺报》那样，因为研究所毕竟不是文联和作协。《文艺报》登“时评”，《文学评论》也可以登时评，但时评也有一个写法问题。他举了莱辛的《汉堡戏剧论》（也译作《汉堡剧评》），提出时评也可以发表系统的意见。他说，今后的文艺作品会越来越多，《文学评论》可以发表评论，也可以不发表评论。作为欢迎和鼓励，应该发一点。但是《文学评论》的评论不应当只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情况：一时很受欢迎的作品，过一阵子也会证明它并不成熟。
第二，对“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批判问题。胡乔木说，《文艺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文艺黑线专政”的提法是错误的。如果说是“文艺黑线专政”，那么我们置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何地？“四人帮”说“黑线专政”，是为了制造“空白”论，“空白”论的前提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有人说“别、车、杜”（按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是左联的指导思想，这是没有常识的话。
第三，关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和“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胡乔木强调他们之间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鲁迅不是孤家寡人，他是有战友的。“四人帮”把鲁迅描绘得好像是没有战友的，这实际上是在否定鲁迅。
第四，关于具体选题。胡乔木提出，可以重新评论《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等作品。他说，过去批判柔石的《二月》，有一种意见说，经过了“大革命”，怎么还会有不受“大革命”洗礼的地方和人物？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他还提出，也可以评论一些当前出现的优秀的作品，但要有选择。
第五，胡乔木提出，不要只看到目前的困难，出刊后肯定会有大量作者来稿支持的。文学史也会有人来写的，可能还不会少。
我之所以较多地介绍胡乔木的讲话，是因为《文学评论》在复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受到胡乔木这些意见的很大影响的，或者说是根据他的这些意见去组稿的，包括发表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论述的文章，重评《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的文章，以及评论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话剧《丹心谱》、长篇小说《李自成》、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短篇小说《班主任》等，都是与胡乔木的讲话有关的。
由于当时意识形态上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清理和恢复被“四人帮”搞乱的东西，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有刊物差不多都被看成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因此《文学评论》也把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复刊第1期的《致读者》中就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
只要翻开复刊第一年的《文学评论》就可以看出，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仅以第1期来说，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就占了一多半，后来几期占的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不少于1/2。当然，这些时评式的文章，与外界报刊上的这类文章还是有区别的：《文学评论》的这类文章比较讲究说理，而且力求提高到学术理论层次，而不搞简单的“大批判”。到了第二年，这类文章就明显地减少了。我们特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论坛”，专供发表文风比较犀利的、针对某一问题的短论，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使《文学评论》刊载的文章能够更好地走近读者，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个栏目分担时评的任务，以减少大块头的时评式文章，进一步提高《文学评论》的学术分量。
关于《文学评论》的编制，在1978年4月11日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上，邓绍基宣布了研究所领导的议定：全部人员可达21人，分现当代、古代、理论和外国、编务四个组。后来，为了加强对现状的跟踪研究，现当代组又分家，变成了五个组，但人员一直没有达到21人。我就是在现当代分家的时候转到了当代文学组并受命负责这个组的工作的。
（四）影响
《文学评论》的复刊在当时文坛上和高等院校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样的刊物还很少，所以一些本不该由《文学评论》承担的任务也由《文学评论》承担起来了。如揭批“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刊登领导人（毛泽东等）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信件等，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由《文学评论》的地位所决定的，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一般都被看成是代表了这个领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在当时可看的刊物不多的情况下，自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它能够在文艺方面率先提出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记得，复刊第1期出版以后，在北京的几个邮局零售点很快就脱销了，于是又增加印数。此后，刊物的印数不断攀升，大概在1979～1980年，最高印数曾达到18万份，这是《文学评论》历史上的最高发行量，是至今任何一个理论批评刊物包括《文学评论》自身所难以企及的。
以1978年出刊的六期来说，据我的记忆，比较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有如下一些文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回忆周恩来同志》（何其芳，以上第1期），《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茅盾）、《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严家炎，以上第2期），《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周柯）、《评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唐沅）、《从生活出发——评话剧〈丹心谱〉》（朱寨，以上第3期），《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周忠厚）、《关于〈李自成〉的书简》（姚雪垠）、《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朱光潜，以上第4期），《读毛主席诗词三首》（周振甫）、《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吴黎平，以上第5期），《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周柯）、《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辛宇，以上第6期）等。仅以第3期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一文来说，它是代表编辑部的一篇署名文章（由我和邓绍基执笔），发表以后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至少有十多家省级以上的报纸转载或摘转了这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摘要播出了这篇文章。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其后一段时间，“周柯”就成了我的一个笔名。
当然，读者对这些文章还是有所不满的，不时有来稿来信提出批评。仅以代表编辑部的一篇署名周柯的文章《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1978年第6期）为例，这篇文章总的来说在当时是站在潮头上的，提出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受到“凡是派”理论的限制，思想还不够开放，不时还给自己设置了一些框框。一位远在云南的读者杨德春就来信很直率地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见《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比如关于“放”的问题，周柯文章虽然也提倡“放”，但却强调要“在不违背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对人民内部而言”。这位读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放”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如果定了“前提”，“那不是事先给群众划好框框吗？在划好框框内，根本不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相互争论”。又如关于“非无产阶级作品”问题，周柯文章提出：“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作品，也不忙去禁止。对于当前和今后我们要引进的一些外国进步文艺作品，更要从大处着眼，而不要看到一点副作用，就匆忙禁止”。这位读者也认为有问题。他认为：对文艺作品贴阶级标签是最不科学的，不应该贴什么“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标签，而应该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细致分析，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另外，应该将“不忙禁止”改为“不应禁止”，因为“不忙禁止”等于现在不禁止，将来还可以禁止，而“不应禁止”就不一样了。
现在看来，读者的这些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我们之所以给自己划框框，定调调，是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反映了我们的思想确实还有保守的、不够开放的一面。这只有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禁令，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从而才迎来了《文学评论》的真正辉煌期。
二 在20世纪80年代
（一）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凡是”派的落马，思想禁锢开始松动。1980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更使文艺工作者突破了唯政治是从的旧的思维框架，开始广阔地思考文艺自身规律的诸问题，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很大的突破。尽管此后还有回潮，甚至还有禁锢，但总的来说，文艺生产力还是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真正开始了文艺思想活跃、文艺百花竞放的前所未有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批评的真正的辉煌期。这时期，文艺批评摆脱了对社会政治的依附，从而造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格局。就文艺批评的种类来说，就有诸如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不同的形态，尽管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批评学派，但至少已经造成了相对多元的批评格局。文艺批评工作者的主体创造精神得到了很大的张扬，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批评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局面。用“辉煌”一词来形容80年代文艺批评的盛况，是并不为过的。那个时候，有多少文艺批评期刊啊！除了现在依然存在的《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这些刊物之外，还有现在已经不存在但在当年却是办得很不错且影响很大的刊物，如《当代文艺思潮》（甘肃）、《当代文艺探索》（福建）、《批评家》（山西）、《上海文论》（上海）、《文艺新世纪》（广东，后改名《当代文坛报》）、《青年评论家》（河北，后改名《文论月刊》《文论报》）、《百家》（安徽）等。《文学评论》作为一家兼具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职能的，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学术期刊，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时，老所长何其芳已经去世，《文学评论》的实际工作先是由毛星、邓绍基负责。陈荒煤和许觉民（洁泯）相继调来以后，就由陈荒煤和许觉民实际负责。其时，先前从各个研究室调来的邓绍基、蔡葵和张炯等相继回到了有关研究室。《文学评论》先前没有主编的设置，所长何其芳自称是编委会召集人，实际上行使了主编的职能。何其芳去世以后，《文学评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设置，编委会也没有来得及组建，就由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副所长陈荒煤行使主编的职能。后来沙汀和陈荒煤先后调离，许觉民任副所长和所长后，就接替沙汀、陈荒煤行使主编的职能。编委的职能则由各个研究室主任行使。到了刘再复当所长（1985年）之后，即从1985年第4期开始，正式在刊物上刊登了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成员的名单，主编是刘再复，副主编是何西来，一直到1988年。1989年改由刘再复、何西来联名主编，王信副主编。复刊以后的编辑部主任先后有：许觉民（兼）、解驭珍、王信和我。我是从1989年才正式担任编辑部主任的，此前是副主任。
（二）前沿
20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可以说始终是处于文学学术前沿地带的，这在《文学评论》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也是那个特殊年代所赋予《文学评论》的一种特殊品性。这个时期，《文学评论》除了坚持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四大板块以外，还不间断地推出不少新的栏目，就一些文学发展的前沿性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例如，前半期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发展和活跃文学评论”的讨论，“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讨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讨论等，后半期的“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发展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讨论，“当代文艺理论新建设”的讨论，以及“我的文学观”及“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栏目的推出，等等，都在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些文章未必篇篇都好，可能还包含着某些错误，但它提出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研究、讨论和争论，从而将这些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例如，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的讨论以及“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就是如此。
“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和人性”是80年代人们（不独是文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文学评论》在1981年第1期发表了俞建章的《论当代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潮流》（下称俞文），对自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年间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作了梳理，肯定了这些作品在暴露和鞭挞“文革”反人道的社会现实，通过反映这些现实，揭示人的异化现象，思考和认识由此出现的人的价值问题，以及在暴露、揭示、思考中对人性美的追求、对理想人物的塑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新问题，但显然也存在着一些疏漏和偏颇。于是，就有了《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陈传才、杜元明的《也论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问题》（下称陈文）的出现。陈文在肯定了俞文的“理论探索是重要而有益的”的前提下，对俞文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冲破了人性、人道主义的种种禁区后，究竟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科学地揭示和表现我们时代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陈文也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没有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表现出学术讨论争鸣中的良好作风。
“文学主体性”问题也是80年代的一个前沿性问题，是刘再复继“文艺批评方法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之后提出的另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他试图以此对长期盘踞于文艺理论中的唯意志论和机械反映论为主要特点的“左”倾观点进行纠正。在提出这些命题的时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存在着一些矫枉过正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弊病。于是，《文学评论》在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连载了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之后，紧接着又在1986年第3期以《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为题，发表了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讨论《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全部发言，其中有赞成的，或部分赞成的，也有不完全赞成甚至持批判立场的，体现了学术讨论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和风尚。
由于《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讨论的问题具有前沿性的特点，自然也就引来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和兴趣，《文学评论》的影响也就不断扩大。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获取新知，《文学评论》曾经在1985年3月，举办过一届为期一个月的“《文学评论》进修班”，开展了“一次密集知识和拓展思维的进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王信（时任编辑部主任）的《春寒时节的爱智山庄》一文予以披露，我就不再赘述了。以下我想主要就《文学评论》与文学界、学术界的交往和互动方面，以我切身的经历，介绍两次由《文学评论》参与策划和筹办的全国性文学学术会议，由此也可以约略窥见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当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当年自由、活跃的会风和学风。
三 1985年·厦门·方法论的突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具体说就是1985年和1986年，曾被称为所谓“方法年”，也就是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方法革新的年份。厦门会议和其后召开的扬州会议（由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参与策划）和广州会议，都是以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为主题的，都成为“方法年”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当年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批中坚分子变革文艺批评现实的迫切愿望。下面我想主要谈谈厦门会议的一些情况。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文学评论》的代表，参加了厦门会议的筹备工作。筹备组成员一共有五个人，其他四人分别是《上海文学》周介人（上海）、《文学自由谈》滕云（天津），《当代文艺探索》魏世英（即魏拔，福州）、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林兴宅（厦门），由我担任召集人。
这个会议是在80年代初中期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中召开的，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刘再复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和对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刘再复当时刚刚上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是准备参加会议的，后因事未能成行，曾约我谈了一个晚上，中心话题就是他对厦门会议的一些想法，要我在会上做个主题发言。这对我来说，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因为我当时对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还只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水平。但我还是根据刘再复的想法和他近一两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观点，整理出了一篇稿子，权充这次会议的主题发言。现在看来，这篇发言虽然框架很大，但显然有些大而无当，缺乏一些更具体的切实的分析。
到会者有120多人（其中有厦门大学中文系其时正在举办的“文学评论方法论讲习班”的学员和厦门大学师生四五十人），当年和日后成为批评界中坚力量的许多中青年朋友都到会了。会议开得很热烈，从大的方向上说，大家都赞成方法论的变革，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彻底从“左”的阴影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但各人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大歧异，并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争论。当年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南帆，他的发言在倡导文学研究和评论开放体系的同时，又特别指出新方法运用中的生搬硬套等不成熟现象，并强调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审美的特点，要用审美的眼光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审视。当年已经颇有名气的孙绍振，在会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独到眼光和雄辩风度，他说他非常支持思想方法上的一场革命，也很同意刘再复和林兴宅关于要让人的心灵得到自由发展的思想，但他不认为应该跟着刘再复和林兴宅跑。新的方法必然带来新的局限，这种局限还必须依靠老方法来补充。他也不同意我在发言中关于旧的研究方法存在着线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的观点，认为用这样的说法来概括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是不准确的。陈思和、王光明、许子东等当年都还只是小试锋芒的年轻人，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陈思和认为批评方法无所谓新旧，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是否适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表示质疑。王光明直言社会历史批评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么面目可憎，他认为，最伟大的批评应该是对内容的批评。许子东则将其意见简化为：文学刚刚从政治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不要让它过早地让位给另一个主人。周介人的看法比较辩证也比较全面，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这样三句话：多层次地理解方法问题，批评方法应该多样化，运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无迹可求。这“无迹可求”讲得非常之好。
林兴宅的发言成了会上争论最热烈、最有趣的话题。林作为东道主和会议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对这次会议贡献很大，而且他对方法论问题确实很有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的中心观点是文艺科学可以“数学化”。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任何一门科学只有运用数学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意见，认为从整个人类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数学和诗最终是要统一起来的，成为数学的诗，诗的数学，这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他进而系统地阐述了方法论变革的三个层面：借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批评方法；引进自然科学的概念、知识和方法；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他强调，方法论的变革绝不只是具体方法的改善，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方法的变革必然带来文艺观念的变革。
对林兴宅的独到见解，多数人表示质疑。鲁枢元从他所研究的文艺心理学角度断言，文艺心理学很难数学化、科学化，很难成为一门严格的、客观的、规范化的科学，也不要把一切都搞成科学。我个人对林兴宅的说法也感到疑虑和困惑，会间在回答《文艺新世纪》记者陈志红的提问时，曾表述过如下的看法：自然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文学也有自己的规律，二者不好混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具体地说，如定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能否完全移植到文学研究中来，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试验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新发现，特别是它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一定会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有所冲击、有所影响，引发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取代对文学的审美研究，科学分析不能代替审美感受，审美感受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消亡。
参加这次会议的前辈学者除了时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和《文学评论》主编的许觉民（洁泯）以外，还有厦门大学的著名教授郑朝宗。郑先生在大会上的简短祝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引用福建先辈林则徐说过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献给大会的祝词，他说，文学理论工作者只有胸襟广阔，博采众长，才能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当然，百川之中有长江、黄河，也有涓涓细流，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的是最新的科学文艺理论，除此之外，还必须听取不同的意见，进行多角度的探索。
尽管会议上有些不同意见，但整个会风是友好、热烈的，在文坛上的影响也很大，很多报刊都作了报道。厦门会议结束以后，我曾经向刘再复谈了会议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刘再复表现得很大度，他认为大家能够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这说明会议并没有开成“一言堂”，而是“群言堂”，体现了学术民主和自由，这是好事。当时他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上，随后便发表了影响更大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文，没有就“方法论”问题发表更新的意见。
四 1986年·北京·凝聚力
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是我在80年代经历的与文艺批评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当年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先是由《文学评论》倡议，得到了研究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并成立了一个以《文学评论》为核心的会议筹备组，由我负责筹备组的全面工作。
筹备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先是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预备通知和50个学术选题，反馈十分强烈，要求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之多，以至从原议的80人，一再突破，到发正式通知的时候，到了160人。外加列席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幕式那天的到会人数有将近300人，宽敞的国谊宾馆会议厅座无虚席。会议从9月7日开幕到12日闭幕，会风既热烈活跃，又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会中和会后报刊上都有不少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据闭幕不久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共有20多家报刊社、新闻社、电台和电视台向国内外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或刊登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章。不仅文学圈内的人关心它，文学圈外的人也关心它。
过了这么多年后，我依然认为，这确确实实是新时期文学界老中青三代文坛精英荟萃的一次盛会！会议既有像钱锺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许觉民、朱寨这样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和文艺家，也有像王蒙、唐达成、李泽厚、刘再复、谢冕、何西来、张炯、阎纲、刘锡诚、陈丹晨、徐俊西、范伯群、李子云、周介人、刘思谦、於可训、王愚、鲁枢元、张韧、杨义、杨匡汉和刘心武、李陀等这样一些中年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还有像陈思和、王晓明、吴亮、许子东、潘凯雄、周政保、王光明、李劼、宋耀良等这样一些年轻的文坛新秀。一个学术讨论会，能够集聚这么多当代文坛的名家，实属难得，只能认为，这个学术会议具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流向”，但谈论的话题却远为开阔。80年代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以及对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倡导，十分有利于人们对文艺方面的广泛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自由交锋，从而取得了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成果。
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是会上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尽管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甚至还有“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言说，但总体来看，大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美学家身份参加会议的李泽厚甚至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继五四之后新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唐达成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的讲话中也认为，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复苏到兴盛的空前发展，今天已迅速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繁荣活跃的新时期，他特别强调，这个新时期应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与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的是张光年和朱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也许并非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十年，但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是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又一个开放的时代。
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次会上，许多人提出对它可以且应该多角度地进行描述，突破以往单一的规范。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以小说家的身份在会上谈到了对新时期文学多角度概括的可能性，例如从政治生活的变化，从艺术本身的发展，从文化思潮，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从中国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等方面来对它进行概括，多种概括的本身，就说明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变化，像生活一样，是一个丰富的整体。刘再复在《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长篇发言中，从反思这一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了这样概括的描述：政治性反思—文化性反思—自审性反思。
会上，对刘再复主题发言中的两个问题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也是这次会议上讨论得最热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第二个是自审意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刘再复反复谈论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他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他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对于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很多人认同刘再复的观点，认为从这个角度概括新时期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针对性，而且为创作和理论设立了战略性的框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人道主义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今天面临20世纪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这个武器是不是显得滞后了？我们现在对人道主义的解释还没有超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体现不出当今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识。对自审或忏悔意识问题，有赞成的，认为自责和自审，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包含着自爱和自强之道，不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但也有人担心不适当地强调与民族共忏悔，会导致类似宗教式的“原罪”感情，把十年动乱的责任让大家承担，这很不公平。
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会上差不多都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文学所的前辈学者朱寨在会议的小结发言中特别指出：这是一切开得比较成功的学术会议的常态，正因为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每一个与会者才显示出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才体现出真正的学术民主和言论自由。
钱锺书的到会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一桩新鲜事。钱锺书当年被胡乔木说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开会前数日，我偕同刘再复、何西来、张炯几位前去他家中拜望，邀请他光临讨论会的开幕式。事前，我们估计，要请动他是很难的，不要说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即便是中南海的国宴，他也是难得出山的，这倒并非外界议论的他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几十年来他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不趋同，不凑热闹！这一次我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他出席一下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坐一坐。没有想到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从他家出来以后我们还在议论：会不会到开会那天又托辞变卦呢？很有可能，反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但开会那天钱锺书不但按时到会，而且没有中途退场，直到开幕式结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不仅让作为会议东道主的我们受到鼓舞，与会代表也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在会内外传扬，多少年以后，当人们谈到“十年会”的时候，也都要提到这桩新鲜事。
笔者附言：
此文脱胎于笔者下列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1、《〈文学评论〉复刊的前前后后》（载《岁月熔金》一编，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2、《〈文学评论〉在获得新生之后》（载《岁月熔金》二编，文学研究所6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3、《〈文学评论〉：从复刊到20世纪80年代》（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文学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此次除个别史实有所校正外，文字方面也作了若干校改或增删。
2017年2月18日于北京耄耋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