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
这几年，文学研究所相继迎来三个“六十年”纪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为此，我们主持编辑五部纪念文集：一是访谈录《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在所庆五十周年纪念集《岁月熔金》基础上形成的《岁月熔金二编》。在《岁月熔金二编》序言中，我试图梳理文学研究所的传统，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文学研究所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其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遵循“双创”原则，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来做。
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我们又编辑了两部著作：一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二是《<文学遗产>六十年纪事初编》。在《<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序言中，我着重阐发了《文学遗产》创刊以来在三个方面的重要推进：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文学研究的大视野；三是强化综合比较研究，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
2017年，我们又迎来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我们一如既往，组织编选三部纪念文集：一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从已刊发的六千多篇文章中，选录一百余篇，按照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五大板块编排，虽不免挂一漏万，但总体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六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风貌。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历史原貌，除个别地方略作技术调整外，文字表述一仍其旧；二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汇》，收录七十多位作者的回忆性文章，记录作者与《文学评论》的渊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风云际会；三是《<文学评论>六十年总目及编后记》，虽为资料汇编，存而不论，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对这些信息多有解读。为此，我们征得作者同意，这次一并列入纪念文丛，希望为学术界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
在组织编辑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收获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荦荦大端者而言，我认为，《文学评论》至少有三个重要特色值得关注。
六十年来，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创刊号《编后记》中强调，《文学研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文学研究》非常注重专业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队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对象，是“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三是研究途径，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临近，1958年《文学研究》第4期《编后记》中指出：“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为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翌年将《文学研究》更名为《文学评论》，用大部分篇幅刊载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学研究，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以及古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依然坚持面向当代的办刊方针。在《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工作，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讨论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刊登系列评论文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鸣锣开道，专辟“新书新作评价”“中篇小说笔谈”“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谈”等栏目。此后，又专辟“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学人园地”“世界华文文学”等栏目，拓展研究空间。还围绕着“两个崛起”“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网络文学”“莫言研究”等话题，组织专题文章，展开深入讨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总结中国文学经验。
六十年来，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1957年创刊号的《编后记》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类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创刊之初，《文学评论》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围绕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历史剧创作与理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及诗歌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1961年，《文学评论》第3期刊发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把关注的重点全面引向当代文学创作领域。这场讨论，不仅仅限于研究者之间，创作者也参与其中，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2005年，刘纳发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又引发新一轮争论。可惜作者早已离世，不能亲自作答。在纪念柳青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以及最近召开的“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话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可见，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创业史》本身，实际上牵涉创作者与研究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柳青坚持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意义。此后，由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逐渐引申到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山水诗和自然美的问题；又由历史剧创作引发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第1期刊发毛泽东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同一期，还刊发王朝闻的《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引发学术界关于艺术规律、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文学评论》持续关注，相继刊发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等论文，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已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文学评论》为此专辟“外国文艺理论评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笔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等专栏，积极开展学术讨论。早在1962年，钱锺书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人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这些理论的探讨，成为后来文学研究的理论先声。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借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林兴宅《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较早地从方法论角度论述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的变革过程，认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傅修延《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演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别开生面。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便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蒋孔阳《说丑》(《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设专栏，精心择选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引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讨论。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面对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文学研究所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学评论》也积极跟进，组织“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文学史史学笔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等栏目，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思想的价值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回答人们关切的问题。从这些学术活动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今天学术界热衷讨论的生态美学、比较文化等论题，已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六十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学者的处女作，就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我对该书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统计：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这五代人，是目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前期培养起来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大学生。而今，这些作者大多年过耳顺，陆陆续续退居二线。在纪念文章作者队伍中，“70后”虽然仅占很小比例，但他们正奋战在科研一线，已经成为《文学评论》的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未来。当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很多刊物都面临着潜伏的危机。《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学者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可能无足轻重，而在共和国的学术发展史上，文学所的六十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的六十年却在其中占据着独特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在感念前辈学者艰辛创业的同时，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鼓励下，勇于面对现实，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
2017年8月8日写于京城爱吾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