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记录了我文艺理论研究成长的轨迹
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1981年底我留校工作以后，开始了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生涯。《文学评论》由于在国内文艺理论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地位，成为我仰慕和向往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但是，说起来也有趣，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我与《文学评论》最初的结缘居然是因为一篇批评当时的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刘再复先生的文章。大约在1984年或1985年，刘再复先生发表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关于人物性格“两重组合原理”的长文，我拜读后，觉得虽然很有新意，但是还存在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问题，于是，我也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提出商榷意见，强调人物性格不限于两重组合，其复杂性和典型性更多体现在“多重组合”中。然而，《文学评论》当时没有录用拙作，而是摘录了拙作中一千余字，放在“来稿撷英”栏目下。记得当时我的心态有点不平，觉得《文学评论》气度不够大，对小人物的批评不太重视。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复旦学报》建校90周年特刊上。一年后，我另外一篇文章《论艺术真实的动态模型》则顺利地在《文学评论》上刊发了。这下我意识到是我错怪了《文学评论》和再复先生。这是我与《文学评论》结缘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文论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从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理论反思入手，对“艺术真实”这个虽然老而又老却始终未讲清楚的问题，尝试运用新的观念、视角和方法做出新的系统的探讨，《论艺术真实的动态模型》就是其中的尝试之一。我对“艺术真实”的系列探讨在1989年以“真的感悟”为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二是对当时国内还了解不多的接受美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和介绍。记得1986年去美国访学一年，我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研究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尧斯等人的著作和论文，1987年回国后写了一系列关于接受美学的论文，1989年我的《接受美学》一书作为“新学科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系统研究接受美学的专著。它使我对于文学、文学史的基本性质、特征等文学重大理论问题有了探讨的新视角和新认识。1988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接受美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是我与同学兼同事杨明先生合写的。他是专业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这篇合作的文章使我对接受美学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从读者接受的新视角研究中外文学史的合理性、可能性有了比较切实的体会。由此可见，我那个时期学术上的主要关注点和研究重心的成果，都在《文学评论》上反映出来了。
1990年代中期，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文学、美学的本体论问题。我发现文学、美学界较多存在着对“本体论”（ontology，亦译“存在论”）和“本体”概念的误解、误用的情况，不利于对文学、美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深入研讨，于是写了《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一文，寄给当时《文学评论》负责人钱中文先生，他看了以后颇为重视，认为此文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文章很快（1996年）发表了出来。不过，不久之后，中文先生告诉我，文学所新进一位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年轻学者，对拙文有不同看法，写了一篇文章与我商榷。我说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我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作者就是后来《文学评论》的负责人之一、我的好友高建平先生。初读此文的印象是批评挺尖锐，但是有理有据，虽然并没有能说服我改变基本观点，但是，有两点我觉得很受教益，印象极深：一是我对ontology的理解不够全面，本体论与本质论、本原论等是有密切关系的，西方学界也多有如此理解和使用；二是我对几位国学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不甚妥当。我仔细思考，反复推敲，觉得建平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对一些大学问家的批评确实失之轻率，自己对他们的学术整体实际上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尽管当时我并不认识建平，心里却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而且，我决定不撰文与他商榷，要是按我过去的性情，肯定要写文章反批评了；相反，建平的批评促使我潜下心来，继续对有关ontology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学习、研究，努力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正、完善。我后来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主张，最初应该就来源于我与建平在《文学评论》上的这次未见面的对话。
1990年代末，学界纷纷对各学科近百年的曲折演进加以历史的总结和反思，对21世纪未来发展和建设的道路进行思考和设计，《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2000年第3期）和《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2006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便是我个人围绕这个重大主题，结合当时文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所做的比较系统的新思考，集中表达了我在那个时期所形成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对我以后学术发展影响较大的新观点：比如，认为现今呈现在我们当代人面前的中国文化、文论传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学界公认的19世纪前的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一个是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我们现在直接身处于其中的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并非一个已完成、定型的东西，而是一个古代文论不断进行现代转换和中西融通的错综、曲折的动态过程，至今尚未完成。进而提出面向新世纪，中国文论应该走自己的路，即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汇通，大胆创新，综合创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性的文论新体系。再比如，21世纪初部分学者受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通过推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质疑文艺学学科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提出文艺学“文化研究转向”的主张。我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一是以大量事实性材料回顾、总结、肯定了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认为当代文艺学学科并没有出现全局性危机，只是存在局部性问题和危机，主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对信息时代急速发展的大众传媒文艺、网络文学等新形态、新体制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是结合西方文化研究步入衰退的现实趋势，从学理上指出“文化研究转向”论的失误。
此后，我更加注重对我国文艺学学科生成和演进的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我和博士生栗永清合作写了《试论现代“文学学科”之生成》和《新中国60年文艺学演进轨迹》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2009年第6期。前者偏重于对晚清、民国时期历史资料的钩沉、考量和实证，后者则主要勾勒和叙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学学科几起几伏、曲折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样一种历史的思考，坚定了我上述关于存在着两个文论传统的观点，特别是确认了自晚清民初起，我国现当代文论始终处于剧烈变化和动态生成之中，经过内外诸种因素（包括现代大学体制和学科建制的建立和曲折发展）的交织作用和不断的变革、创新，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古代文论传统的具有新质的传统。
这样一种动态生成的文论史观，使我对新中国文论之所以走过如此曲折的历程深有体会，特别是对“文革”前后文学观念的根本变化更是感同身受。其中，尤其是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主张以及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存在本质性关系的观念，被视为修正主义观点长期遭受批判，直到新时期才得到“正名”。我发表于2012年的《对“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再认识——对刘为钦先生观点的若干补充和商榷》一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新思考。文章对刘为钦先生文章的补充主要是，新时期初期“文学是人学”命题并非一帆风顺地被重新肯定，而是仍然经历了曲折。我用大量材料揭示出造成这一曲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这个命题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合理内涵和本质性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开掘和学理上的辩护。文章发表后，有朋友说，这虽然是文艺学上的老问题，但是你还是说出了新意。当然，这是对我的鼓励。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算多，但也约略勾勒出我三十多年来文艺理论思想观念成长、演进的脉络和线索。三十多年，可不算短啊，就我而言，经历了从中青年到老年的漫长人生。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可能有点锐气和虎气，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熟，21世纪以来趋于平和，这就是成长的过程。但有一点前后一致，即始终关注现实问题，始终有商榷和对话。我在2000年出的一本文艺理论的论文集就取名为“理解与对话”。我深信，论争与对话，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在碰撞中闪出理论创新的火花。
在《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之际，写下以上文字聊作纪念，同时，对《文学评论》之助我学术成长深表感谢。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