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学评论》古典组三代人的交往
2017年，《文学评论》迎来了六十周年大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人还是物，一个甲子都是值得好好纪念和庆贺的日子，更何况《文学评论》这样一个在文学研究界具有标杆性的刊物。今天，谨以对往事的点滴回忆来纪念这个学界的盛典。
一
余生也晚，没有和《文学评论》最初的十年有过瓜葛，当年执掌《文学评论》的老一辈的风采更未能有幸一睹，只是从刊物排出的主编、副主编、编委和作者的名单上，知道那是文学研究界最为强大而令人仰望的阵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一串传奇式的故事。说实在的，当时除了抱着敬畏之情拜读上面的大作，或是偶尔和同学交流阅读体会，从未想过自己会和这个“高大上”刊物发生近距离接触，更未想过有一天要在上面发表文章。
在结束了“文革”十年浩劫以后，学界终于迎来了一个久盼的真正意义上的春天。这是一个百废待兴、思潮涌动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是在这股骤然而至的春风的吹拂下，被迫在1966年停刊的《文学评论》也于1978年复刊。复刊以后的《文学评论》继承了它原有的学术传统，在文学研究界重又树起了一杆有学术公信力的旗帜。一时间，沉默了多年的老一辈学者纷纷把他们潜心研究的旧作和新作在复刊后的《文学评论》上发表，而一些在“文革”前就已崭露头角却又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中青年新锐也先后登上了学术舞台。记得在1985年《文学评论》第1期上，公布了一份《文学评论》复刊后至1984年6月以前发表的中青年作者的优秀论文获奖篇目，其中钱中文、陈伯海、乐黛云等年届半百的学者都赫然在列。今天，把这些大名鼎鼎的著名学者冠以“中青年作者”未免有点滑稽，但想想他们确实也是从“中青年”走来。透过这份获奖的名单，我们一方面感慨时间的悄然流逝，同时更叹服《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界新老交替进程中所发挥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当时学术氛围的熏陶和带动下，我也萌发了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念头。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全国性的古典文学研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文学评论》的陈祖美老师：不高的个儿，朴素的穿着，和气的笑脸，实诚的言谈，从里到外透出女性特有的亲和力，让初次见面的我不仅不感到陌生和拘束，而且油然而生一种亲近感。当时自己还只是个讲师，初出茅庐，虽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从未和《文学评论》有过近距离接触。这次见面，不仅给自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鼓起了向《文学评论》投稿的勇气。会议结束以后，我就将自己平时在教学和研究中积累的体悟，打磨成一篇题为《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的文章，试着投寄给了陈祖美老师。印象中没有等太长的时间，也没有作太多的修改，文章就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上发表了。当看到寄来的刊物中有自己署名的文章，内心那股子高兴和激动劲，至今犹难以忘怀。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当时《文学评论》非常重视发现新作者。就在刊登我的文章的同一期上，我还发现有我“文革”中毕业的学生张民权的一篇文章《试论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编者的话》还特别推介了这篇文章。同样的情况，这之前不久，《文学评论》还发表了我当时在读的本科学生杨文虎的一篇文章《论艺术真实》。他们都是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辈，当时就已经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篇论文，由此可见《文学评论》在培养和发现新人方面所做的一以贯之和难能可贵的努力。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加之当时《文学评论》确实重视中青年作者的投稿，受其鼓舞，我又试着写了第二篇文章。这也是自己平时读书时的积累，题目是《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三言”“二拍”和〈十日谈〉》。这是一篇较早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东西方文学名著的论文，当时比较文学研究还不像后来这么流行，自己其实也并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但因为在阅读《十日谈》时所积累起的强烈感受，觉得它和我所熟悉的“三言”“二拍”实在有着太多的相似。于是通过对文本的反复细读，找出了其中大量有着惊人相似的例证，并联系时代背景，加以归纳提炼，写成了一篇一万六千多字的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上。虽然文章还难免肤浅之弊，但尝试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可见《文学评论》对一个刚出道的中青年教师实在比较宽容。
以上是我20世纪80年代和《文学评论》古典组的交往，现在回想起来，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当年除了偶尔在学术会上见面，很少有其他往来。但就如同咀嚼一枚橄榄，时间越长，越感到一缕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会想起自己那段青涩的岁月，想起祖美老师那和气的笑颜和充满亲和力的眼神。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相信祖美老师依然拥有那一份只属于她的清淡恬和。
二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很快祖美老师到了退休的年龄，以后接触较多的《文学评论》古典组老师换成了胡明和张国星二位。虽然我比他俩痴长了几岁，但年龄比较接近，因而和他俩交往的时间比较长。其间，我从“中青年”慢慢变成了“中老年”，而胡明，则是看着他从一般编辑升为副主编，再到名字后面用括号加了“常务”二字，国星则一度荣任《文学评论》杂志社副主任。他俩是这段时期《文学评论》办刊的中坚力量。
胡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革”后较早招收的一批研究生，这批学生因为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知识积累，其学术之成熟，远非后来的研究生所能望其项背。胡明由于个人的努力，不仅有着这一代人共同的求学经历，而且具有学识渊博、见解宏通的治学特点，他和那种学术兴趣只专注于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都有较深切的了解和体悟，涉猎面既广，又极具眼光，因而成就了他成为一名学者型编辑，成为一个著名杂志的“管家”。
国星也是“文革”后入学的“老三届”大学生。知识面广、能力强是他们这代人共同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他在《文学评论》编辑生涯中如鱼得水，他本人也在这个平台上把其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和胡明既具有“老三届”共同的优点，又有着明显的个人秉性的差异，依我不成熟的观察，如果说胡明身上多“书生意气”，那么国星身上则多“豪侠义气”，这二“气”互为补充，构成了《文学评论》编辑队伍的多元色彩。
这时期我个人独立的投稿主要集中在《红楼梦》研究上，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我有段时间反复阅读《红楼梦》，对其中的人生况味有了更深切的体悟，于是挥笔写就了《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上。十多年以后，我又写了《〈红楼梦〉的文化精神》一文，发表在2006年第6期上。这两篇红学论文，前者提出了《红楼梦》主题分别由文学审美、政治历史和哲学等三个层次构成，这三个层次的主题又都埋伏在作者精心结撰的前五回里，即分别为第五回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第四回“护官府”上的俗谚口碑，和第一回的《好了歌》与《好了歌注》，构成了作者自我阐释的完备体系；后者提出了《红楼梦》的“情本思想”，并具体论述了“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学界有专门的《红楼梦学刊》，《文学评论》一般不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所以这两篇文章能在《文学评论》发表实属幸运。
为了学科的拓展，我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为学校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市文化的研究平台，于是我也把学术兴趣转移到了对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研究上。我先为一位博士生确定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的学位论文选题，并由此开始此后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让五位博士生分别就“长安与洛阳”“汴京与临安”“扬州与苏州”“北京与南京”“上海与广州”展开各自的研究。作为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时间较早的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2004年第4期，和学生合作）、《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2007年第3期），以及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2004年第6期，和学生合作）、《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2007年第7期，和学生合作）等，这些论文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推动文学与城市关系的研究具有某种引领作用。这一切都得感谢《文学评论》的上述两位和王保生同志，是他们较早支持了这一文学新视域研究的尝试。
需要大书一笔的是，这期间的《文学评论》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培养新作者。就像当年一样，这时期的《文学评论》先后发表了我好几位学生的文章，他们之中有潘建国、宋莉华、赵红娟、施晔、宋丽娟、张灵等，他们或以文献发现和考订见长、或以跨文化和跨文本研究取胜，都不同程度地亲炙过胡明和张国星等人的教诲，有的现已卓然成长为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的中青年代表。在他们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最不应忘记的就是发现和培养他们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的编辑们。
三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渐渐老去，包括编辑在内的学术界也加快了新陈代谢的步伐。很快，张国星、胡明也先后退休，《文学评论》古典组的接力棒又传到了李超手上。
其实和李超较早就有学术联系，她还做过我部分文章的责编，只是她年龄比胡明、张国星小很多，是个“小字辈”，所以我把她作为《文学评论》古典组第三代人。
最初看到李超，应是20世纪90年代末，她还是一副刚毕业的学生模样，扎着一个马尾辫，红润的脸上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显得阳光而清纯。她善解人意，善于倾听和交流，很有亲和力。也许就是因为她有这样的好性格，所以被领导和群众看中，在《文学评论》编务之外，又委以文学所科研处处长的重任。两份工作一人干，本已经超负荷，更何况又是科研处处长这样的岗位！从此以后，每次见到她，总是一副缺少睡眠、疲惫不堪的样子，脸上的红润也渐渐褪去，慢慢泛出憔悴来。
但她身不由己，每天的脚步已停不下来，《文学评论》古典组小说戏曲这一块的审稿看稿任务依然由她承担。正因为此，我和《文学评论》的学术联系便变成主要和她之间的联系。
这一时期，我的研究重点已移至东亚汉文小说。2015年，是我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一次通电话，我问她能否组织两篇历史上有关中朝两国抗倭小说的文章？她听后立即表示赞同。于是我重点准备古代朝鲜有关“倭乱小说”的文章，约请浙江工业大学的万晴川教授撰写我国明清时期“抗倭小说”的文章。因为平时有思考和积累，文章很快写好并打磨后，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微妙变化。正当我们担心文章能否如期发表时，李超电话告知我们，编辑部已经通过，决定刊发。这就是发表在《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上的我的《朝鲜“倭乱”小说的历史蕴涵与当代价值》和万晴川的《明清“抗倭小说”形态的多样呈现及其小说史意义》。这两篇文章以史为鉴，通过翔实的资料和对版本的详细梳理，对历史上发生在东亚大地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后来我的那篇于2016年11月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间李超的组稿、力荐和刊物领导的拍板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期间，我因参与中央文史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上海卷》的编撰，对上海地方文学和文化予以了一定关注，其中尤其对松江民间才子郭友松创作的吴语讽刺小说《玄空经》产生了兴趣。先是指导一位硕士生写了学位论文，后自己也写了两篇分别探讨郭友松生平著述及其所创作的吴语讽刺小说《玄空经》的文章，一篇题为《〈玄空经〉作者郭友松生平交游及著述考论》，一篇题为《从〈何典〉到〈玄空经〉——我国吴语讽刺小说的重要一脉》，前者投给了《文学遗产》，后者投给了《文学评论》。承蒙两家编辑部厚爱，两篇文章先后刊登了出来。不用说，《文学评论》的一篇从审稿到修改、再到最后发稿，李超花费了很多的心力。总算没有辜负两家编辑部，以《文学遗产》一篇为主报、《文学评论》一篇作为辅助材料的评奖申报，也于2016年获得了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优秀成果奖（该奖获奖条件中有“对地方文化研究作出贡献”一条）。我一个人同时获得两个奖项，于本人纯属运气，其中《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两家的品牌效应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今天，《文学评论》迎来了一甲子大庆，我和《文学评论》古典组的交往也已持续了半个甲子之久。这三十多年，我先是作为一个“中青年”，和祖美老师交往，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前辈学者的谦和和对后辈的提携；接着是和胡明、张国星这样的同辈人交往，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同龄人的意气风发，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然后是和李超这样的“小字辈”交往，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年轻人的踏实而不辞辛劳，低调而不事张扬。三十年来，我从“中青年”变成了“老一辈”，而和我交往的《文学评论》编辑却从“老一辈”变成了“中青年”，这证明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一个高端学术刊物的生命无限，因为它不时有后来者跟上，有新鲜的血液输入。可以说，正是《文学评论》编辑部一代又一代人的新老交替，成就了《文学评论》一个甲子的传奇，以及今后更多的辉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