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文学评论》编委
旧友与良师——贺《文学评论》六十年
一眨眼就是一个甲子，《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了。记得《文学评论》当时的刊名好像是《文学研究》，后来何其芳先生主政，不知何因改了今名。我总觉得原先文学研究的名字好，从宽泛的意义讲，“文学研究”当然涵盖了“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的意义，有更强的概括性，而且更显端庄凝重。现在的名字当然也有好处，它突出了文学研究的现时感和及时性，但总觉得研究的意蕴（或格局）小了。时过境迁，这的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六十年来，经过历届主编和编辑的坚持与拓展，《文学评论》已形成自己稳定的风格，整个文学界对它的地位和影响已有定评——它当之无愧是国内文评学刊之首。
《文学评论》创刊之时，我还是文科的一名在校学生。当时我观“文评”，如望高天。每次新的一期到来，看到那些散发着墨香的文章，总油然升起一种肃穆的神圣感。我觉得这刊物对于我，有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说是仰望还不够，简直就是敬畏！这种感受，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深知这并非是一般的文科大学生的幼稚，而是我的确被当年《文学评论》的作者队伍和文章的质量所“威慑”了。在我的心目中，这刊物就是一座庄严巍峨的文学殿堂。从中，我不仅学到为文之法，而且学到治学之道。《文学评论》对我的启蒙是具体而深远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妄，即使是一个注释、一个判断，都要言必有据，都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都要弃轻薄敷衍、取凝重专注。我把受益于《文学评论》的这些心得，化为了随后指导学生的学术规约。
经由阅读而思考的漫长过程，我受到的是来自《文学评论》的启示而溶解于内心的领悟，我自己也从学习前辈学者的为文治学精神，由幼稚而逐渐成熟。六十年不离不弃的追随，我终于由《文学评论》忠实的读者而转化为认真的作者（有一段时间还荣幸地受聘为编委）。从这样的经历看来，《文学评论》于我岂止是“旧友”（陆建德主编约稿函用语），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助我成长的良师！大学毕业之后的相当时间我羞于向它投稿，即使有了得意之作，也还是心怀忐忑不敢轻易发出，刊物的权威性让我望而却步。事情可能是在我获得教授职称之后的某年某月，也许是《文学评论》殷切约稿，也许是我壮胆投稿，我终于幸运地成为了它的一名作者。数十年中，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寥寥可数，因为敬畏，也因为矜持，我始终是一名胆怯的投稿者。
说到我和《文学评论》的友谊，我成为它的作者可能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始兴的年月。约稿也好，投稿也好，我总是慎之又慎，深恐我文字的浅陋让主编和编辑为难，而且我反复提醒自己投稿仅限于自己从事的学科范围之内，我坚持不在自己不知或少知的领域发言。回想数十年间我与《文学评论》的交往，真的是乏善可陈。也许可以勉强提及的是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最初的那篇长文——《文学的纪念1949～1999》。这篇文章倾注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也涵容了我对它的艰难过程的全部批判性的反思，我的有点粗粝的文字受到《文学评论》编者宽容的肯定，他们的开放心态和包容精神体现了它的锐气，给我以另一种全新的感受。
最难忘的是我的另一篇论文《论中国新诗》。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第3期。《文学评论》的编者在有限篇幅的《编后记》中为此写了一段不短的文字：
谢冕先生《论中国新诗》，其逻辑起点是中国旧诗。中国古典诗歌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极度辉煌，确立了新诗审美的不可超越的规范。然而，这个规范确立之时便正是危机发生之日，五四前后的新诗正是对这个危机的排除。新诗为寻求适应时代潮流的而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其中包括对传统的继承。谢冕先生说，新诗的成立使它成为现代中国人无可替代的传达情感的方式。谢冕先生是研究当代诗歌的权威学者，他将目光与兴趣回溯到新诗出世之初和成立之前，或许觉得最近十几年的中国新诗暂时无话想说。90年代以来，或许是海子自杀以后，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劝人阅读新诗，有点像劝人大胆消费一样，效果总觉不大。但愿我们已有了传达情感的另外方式。
我不知这文字出自哪位主编之手，我很珍惜这段文字。因为这不仅表明编者对这篇论文的看重，而且表现出一个编者对一个作者的深知，是建立于理解基础上的内心的交流。这段《编后记》让我感到温暖，这种温暖一直保持到现在。学问做久了会有自己的体验，我有时想，最值得看重的不一定是那些厚厚的专著，而极可能是一篇貌不惊人的、普通的论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文学评论》的编者中找到了知音。我坦陈，为了写这篇《论中国新诗》，我投入了毕生的学术积累，并融入了伴随我漫长岁月的辨析与认知。这点隐秘的初心，被非常专业的《文学评论》编辑捕捉到了。
其实说到底，作者和刊物编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精神层面的，而绝对不是世俗层面的。《论中国新诗》从投稿到发表，从发表到最后的被推荐以及推荐后的获奖，这一切都是在默默之中进行的，我和编辑之间几乎没有一句话的交流，而这一切却是如此持久的感动和难忘。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