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概况

1．国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题研究成果较为鲜见，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中，相当多的成果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些成果分别来自美、英等西方国家以及苏联和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50年代开端、60年代和70年代的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80年代中期邓小平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及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和2002年前后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心的新世纪中国研究等阶段。这些研究重心“以人物研究切换时代变奏主题”，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主要对象，以革命、建设、改革为历史纵向，结合时代热点，依次深入递进展开。由于受西方长期以来的各种思潮、认识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批判性色彩比较浓厚，揭示问题多于理论辩护。

西方诸多学者对于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大众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也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自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创立“意识形态”范畴以来，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展开持续性研究。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新领域，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对后来各学派的研究影响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视角来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詹明信和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使大众文化研究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主，转向对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关注，为在实践层面研究文化提供了新视角，从多个视角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理论借鉴。

2．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状况

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先后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课题，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不断出现。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那国内的研究就远早于2007年。目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有50多部，在CNKI检索，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主题的文献多达7540篇，博士、硕士论文达1330篇。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进行搜索，文献达6163篇。其中，博士、硕士论文达2252篇。关于这一研究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如下六个方面。

（1）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基本经验、基本原则和运行规律等方面的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总体角度的研究也有诸多成果。

（2）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果和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道路研究，其中对五四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是成果较为集中的。

（3）以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的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对中共早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展现出新的研究趋向。

（4）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传播手段和组织保障的研究，如从大众认知状况、解决民生问题途径、建立对话平台、传播学视角等角度都有深入的研究。

（5）针对社会具体领域和特定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如关于高校以及结合地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研究等较为集中。

（6）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哲学等大众化的研究0也提供了新视野。

总体上研究呈现多领域、多视角、多学科、多层面的态势，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实现“理论—认同—实践”的有效转化的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关键是实现路径。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化什么”、“谁来化与化谁”、“怎样化”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化什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大众化，更是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这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

首先，坚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们普遍强调要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学术界普遍强调，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及时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注意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在实践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再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多维度、创造性地承接和拓展民族文化路径，既包括价值观念维度、思想形式维度、思维方式维度、社会规范维度，也包括语言文字维度等，构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合理文化内核和文化支持系统。

复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李梅丽、刘华和乔中国提出，理论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论研究的选题要从宏大转向具体，从研究宏观的问题转向具体的、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上来。推动实践创新，解决现实问题，以理论实效来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亲和力。

最后，不断推进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学术界一致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话语体系建构。一方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借鉴话语形式。另一方面，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吸收时代新语言，适度借助俚语、网络语言、口语等大众语言，实现话语体系的草根化，以符合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习惯并满足其心理需求，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话语范式要由以往宏大叙事转向现实人文关怀，转向“细小叙事”、个体本位的方式转换，从社会个体的生活世界、成长历程等微观层面入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能够深入人的心灵深处，对个体的生活和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谁来化与化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与客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行动者，而客体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转化和改造的对象。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存在分歧，有大众主体论、大众主客体统一论、大众客体论、双主体论、多元主体论等五种主要认识。

（1）大众主体论，这是学术界最为普遍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非少数的所谓精英群体。在差异性社会状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范式必须由以往权威主体转向人民大众主体。任平指出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应当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大众化就是将理论的主体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阐述方式还原于大众，将理论创新的动力还原于大众。

（2）大众主客体统一论。方世南指出，大众既是受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他们融主体与客体于一身，具有互为主客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得到传播、推广、吸纳的过程，又是大众作为主体，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

（3）大众客体论。何红连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专职理论宣传队伍，也包括兼职理论宣传者，还包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理论宣传与教育的人。而客体则是大众。华雷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工作者的“教化”，二是实际工作者（领导干部）的“助化”。

（4）双主体论。薛瑞汉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和受教者都是大众化的主体，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系统工程构筑的主导力量，大众是系统工程构筑的主体力量。文木、郑兴刚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包括党的各级组织、教育机构和宣传传播机构，党的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者等）与接受者（人民群众）都看成主体，二者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平等主体在对话、理解和共享中达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共识并取得行动一致的交往实践活动。

（5）多元主体论。贾绘泽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是一个由多种主体组成的体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主体，还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及工会、社团等组织与各级干部，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农村基层组织、城市社区以及个人等。或者，按照基本要素及所承担的责任可分为：作为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及作为宣传主体的理论工作者。洪建设、赵麟斌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呈圈层状，从理论到实践，最核心的是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极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而独到见解的思想家，核心圈层是大众化的强势场域，由此以中继站方式向外依次辐射、逐步递进。

学术界的分歧主要是因为视角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启和进行阶段，大众无疑是处于客体、受众地位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实质、真正意义和价值上看，就必须承认大众的主体地位，并始终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则加以坚持。对于必须重视对大众的研究这一点学术界是没有分歧的。

第三，“怎样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的目标与实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对方法论的探求，即“怎么化”。陈金龙认为需要运用多种方式、借助多样载体、汇集各方力量，通过理论创立者、中共领导集体的理论诠释，基于政党架构、组织架构所进行的各层面传达讨论，媒体的多方位传播，进行实践运用与实践贯彻。刘妍和王滨指出，在信息化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内容维度、表达维度和接受维度三个维度来理解，分别对应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话语转换和传播方式。王国敏、薛一飞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遵循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等方法论，通过内容时代化、风格民族化、语言通俗化、人才专业化、手段现代化、机制一体化等途径来实现。

其一，把灌输作为大众化的根本原则之一。张永光提出，灌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方法和主要途径。理论内容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仍然是大众心理转化和社会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和环节。必须创新灌输方法，增强灌输效果，从统一灌输形式向多层灌输形式转变，要有科学性、时代性、多样性和综合性。通过社会教育组织和宣传媒介对社会公众进行直接的意义传递和解释，加强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在社会上营造一定的舆论声势和有利的心理环境，并且通过各种恰当的形式，用科学权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塑造、引导、整合大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其二，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武东生、孙晓华提出，一方面，要努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以避免犯右的错误；另一方面，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而不应再企图回到过去的模式，去全面占领社会意识形态阵地，否则就会犯“左”的错误。

其三，加强理论传播者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素质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普及的理论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为实现基层宣传、普及的多样化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指导、咨询和人才保障。丁彬还提出了要发掘群众人才，不断壮大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理论队伍。还有学者更为突出地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其说是将重点放在“化”大众上，还不如说是“化”干部，抓好党员干部工作远比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赵勇提出，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做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行”的示范。杨骅骁提出，加强媒体建设，应着力提高传媒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从青少年抓起，不断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以强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为核心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四，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媒介与载体推进理论的宣传教育。学者们普遍强调必须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由单向型、灌输型向循环型、参与型转变，由列宁的“灌输论”路径转向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杨谦、杨文圣提出，拓宽原有的宣传教育阵地，大胆借鉴文学传播、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影视传播等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实现传播方式多样化，构建多层次、多样化和多渠道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理论传播体系。文木和郑兴刚结合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应逐步向多样化、小型化、分散化方向发展。应充分考虑到受众的个性特征来增强针对性，基层部门按照自身特点和各自实际开展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在时间安排方面，则应灵活多样，充分利用群众业余时间，采取丰富多彩的方式，寓教于乐，由过去的集中封闭式向现代的分散开放式转换。学术界普遍关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作用。应广泛利用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传媒，同时还要发挥报纸、讲坛、报告、会议等传统媒介的作用，在宣传普及网络上做到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相结合、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语言与形象相结合三个结合。

其五，重视运用大众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黄长义指出，要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之上，成为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要实现理论内容生活化、理论形式商品化、传播手段电子化、大众文化本土化。

其六，回归生活世界，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向大众生活渗透，通过大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宣传教育。站在大众的角度，与大众的话语接轨，与大众的舆论传播机制接轨，与大众的风云人物接轨，与大众的劳动方式、娱乐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接轨，真正与大众生活方式接轨。

其七，需要通过政治手段继之以社会实现方式来实现。积极创新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关注执政党形象的示范效应，完善各项监督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公信度。通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正式规范化，将所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制度安排和设置的灵魂，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度构建的灵魂和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化的头脑”，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良好的公共政策，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逐渐由总体性、综合性研究转向理论分支、历史分期、基层实践领域的研究，由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和路径机制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性取向。在目前研究成果中，对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持续不断推进，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实践，总结具体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规律，研究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和运行机制，为新时期社会全面发展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