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先后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更进一步要求：“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一讲话为我们今后从文化建设的视角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城市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中心，人类进入城市文明以来，几乎绝大多数的文化创新、扩散和变异最先都是从城市开始的。城市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最激烈碰撞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造成新的力量和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城市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舞台。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文化产物，从西方引入，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城市—乡村—城市的重心转变。尽管1927年，中国革命重心被迫由城市向农村完成战略转移，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但城市作为第二战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较量一直没有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城市成为党和国家各级组织运行的主要场所，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也展开了对传统城市的巨大改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深入影响中国的基层社会，新的政治、新的组织、新的经济、新的文化、新的风尚深入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传统城市的物质文化、组织规范体系文化和基层群众的精神面貌、文化心理。传统城市的发展变迁不仅完整地承载着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也积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

《辞海》解释：大众化“亦称‘群众化’”。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大众化”被解释为“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的是使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宣传普及和社会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内化为人民大众的观念形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自觉的行为指南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理论形态、实践形态以及大众形态三个部分。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本体，强调的是理论的宣传普及。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结合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实践，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和价值追求外化为社会实践。大众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结合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各种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态，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二者的统一。作为官方指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若不是被大众所掌握，而仅仅是为少数精英分子所把握，就只能是“虚幻的集体意识”。从价值主体来看，大众化服务于大众需要，代表大众利益，表达大众诉求，充分尊重广大民众意愿和主体创造性；就实践主体而言，大众化必须是与大众结合，由大众实践来实现。因此，大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的对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同时更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化、文化化的践行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与中国大众结合，必须处理好与文化的关系，要善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要通过大众所能够接受、喜欢接受、善于接受的形式，进入大众生活世界，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重要内容。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大众化与时代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实现条件，“大众化”伴随“中国化”的进程而展开，“中国化”依“大众化”的程度而深入。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就已经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可以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新的内容和新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大众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进。面对新时代、新实践、新大众、新语境，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也不能停留在旧有大众化的水平，而要勇于超越旧阶段、摆脱旧形式，创造一切条件让新时代的大众真正出场。关切大众利益、大众声音、大众要求，就要不断关注时代变化下大众的实际需要。

研究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本身的要求，也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必由之路。

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城市不仅仅是居住、工作、购物的地方，还是文化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场所。芒福德曾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

本书所说的传统城市的“传统”是相对于“近现代”而言的。中国的城市起源很早，距离今天已经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城址到商周的都邑，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临淄、咸阳、邯郸、大梁，到汉唐城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到宋、元、明、清时期城市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在1840年以前，中国城市有着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敞开了大门，上海、汉口、天津等开埠城市崛起，以它们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开始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原有的传统城市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经受洗礼或遭受洗劫，其中尤其是城市建筑、格局、风貌基本呈现西化，与它们相比，那些没有开埠的中国城市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其原本的传统文化资源往往更为丰厚，生命力更为强大，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小，其城市建筑、格局、民居等基本保留着传统的风貌。

这类中国传统城市，比如北京就“最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其实，这也是所有中国传统城市的共同点。这类传统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和今天的实践都是在城市文化母体上展开的，所以首先充分理解和认识这一城市“介质”和文化“母体”很有必要。

本书研究的扬州是中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汉代，扬州成为吴国、广陵国的都城；隋代，闻名天下的大运河开凿，扬州成为中国东南物资的集散地；唐代成为号称“扬一益二”的国际化大都市；宋代，中国形成以汴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政治、经济地位极其重要；元、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改道和开凿，扬州又成为联系北京和江南财富的重要节点，本身又是国家最大的盐税来源地和重要的文化中心。所以在中国古代传统城市中，扬州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正如钱穆所说，“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兴衰可以虬天下”。

以扬州为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城市文化丰富。今天我国大部分传统城市面貌定型于清至民国时期，相当多的传统城市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大片具备传统历史风貌的居民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展现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真实载体，展现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第二，传统城市受进步文化影响深远。进入近代后，相对于乡村，中国传统城市首先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陆续开始了近代转型。外来思想文化也较早影响了传统城市，推进民智开化。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由进步分子推进，在传统城市率先拉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序幕。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大批城市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城市的制度、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观念意识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传统城市的发展变迁不仅完整地承载着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也积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

研究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本身的要求。城市是现代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主要舞台。社会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越突出。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的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结合当前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的现实实践需要，进行理论探索，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城市建设实践，学习运用民族语言、大众语言，将马克思主义深奥的观点和抽象的概念转化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

研究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是体现人民主体性的必然选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主体力量，是现实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当然也是任何理论和思想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和实践者。城市是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也承载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笔者在城市建设工作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关注“生活世界”中人的实践活动与生存状况。在“生活世界”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唤醒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增强其主人翁精神、公民意识、平等观念。

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首先，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推动城市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推进城市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生活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展现，是城市生活的灵魂。文化不仅具有整合城市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具有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从而增强人的归属感、凝聚力等重要功能和作用。文化建设对城市社会的文明进步、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应在城市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工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城市文化建设，为城市文化健康发展提供动力，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城市是人民群众集中居住生活的区域，汇集了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利益的大部分问题和矛盾。应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城市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社会基层和民众生活，针对民生实际问题，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不断探寻群众利益的反映机制、表达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推进城市全面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城市和谐进步。

其次，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媒体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直接起作用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文化影响和传播涉及很大的领域，其中的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广泛而多样，相互渗透并具有系统性强化的特征。文化联系着社会成员日常生活和实际需要，因而具有民众参与程度深、人际互动频率高、实用性、持续性、覆盖广、手段多样等特点。城市文化内容丰富、形象生动、表现形式和文化载体灵活多样，普通民众是文化的参与者和行为主体，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遵从文化发展规律，顺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与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环境，使民众通过生活体验和常识判断，感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受到影响和熏陶。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大众的文化场域，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性覆盖和全面推进，通过多渠道系统强化，深化社会成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

再次，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是大众，主体是大众。城市社区恰恰是社会成员最为集中，以大众实际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单位。结合社区特有文化土壤，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用先进文化引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强教育，形成民主参与、交流合作、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增进社会成员互信互敬互爱、融洽和谐的关系，营造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在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共建共享中，发挥人们自我教育、自我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群众的主体发展欲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最后，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人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文化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具有客观力量的模具和生存环境，规定着社会成员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情绪、社会活动、人格特征以及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知和理解程度，决定着这一理论被广大群众认同的程度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和贯彻程度。人们的思想、心理过程极为复杂，向民众传播一定的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体系，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很难对社会行为发挥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可以濡化民众文化心理和价值观，规范社会成员个体行为方式，协调社会成员相互关系，并内化为民族文化血液的一部分。恩格斯曾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先进的意识形态，要影响中国人民大众，要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路径，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转化的有效途径。城市传统文化街区汇聚着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应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城市传统文化遗迹，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传统文化风俗，坚守优秀传统价值观念，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亲和力与渗透力，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撑力。

本书以琼花观社区作为传统城市扬州重要的研究样本，有其充分的依据。琼花观社区是一个具有通史性价值的传统城市街区，它的地域范围内有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东关街和东圈门历史街区，以及琼花观、东关古渡、东门遗址、汪氏小苑、三祝庵、朱自清故居、青溪旧屋等，55处人文古迹遍布其间，它是承载了扬州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代表性。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性的文化变迁承载体，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样本。近代这里走出了大批革命家和文化学者，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扬州城市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扬州的早期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城市社区基层组织——最早的琼花居民委员会，贯彻、执行、落实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琼花观社区的发展变迁清晰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工作思路，反映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城市的影响轨迹。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城市区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有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琼花居委会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发展居办经济，以此为开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扬州乃至全国发展居办经济最为成功的典范，被称为扬州“第一居”。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里是扬州率先开展社区建设的试点区域。进入21世纪，该社区在社区治理创新、社区服务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先后获得“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江苏省文明社区”、“江苏省优秀基层党组织”等光荣称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于社会各方面工作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现实化、具体化是其必然的选择。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视域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城市基层建设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城市具体开展提供了全面而生动的实践范例。

目前国内各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中，关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相关论文偏于总体化、宏观化、泛化。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理论机构、主流媒体、知识分子阶层等实践领域。

本书以传统城市为视角，以一个城市区域的历史实践、现实实践为城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样本，着眼于城市建设的具体历程。1949年前，是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的孕育、发展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确立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78年至1999年，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特色，“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是这一阶段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心；2000年至今，随着社区建设的全面展开，以民生、服务为指针，马克思主义更加融入大众生活世界。

本书通过城市建设的具体历程，研究城市建设史、变迁史，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本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城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规律，不仅有助于改变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偏于总体化、宏观化、泛化，缺乏深度和实践依据不足的现状，也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新视角，推动学界对这一课题予以进一步关注和探究，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提供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