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社会阶层生成渠道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始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围绕中产阶层的生成渠道问题，有研究从技术中轴、服务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弹性生产、新产业空间与后福特主义，跨界生产、新国际分工与全球生产网络，内城更新、住房阶级与中产阶层化，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和两极化的世界五个方面对全球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而李强将中产阶层的生成渠道概括为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以及市场渠道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通过高等教育渠道和专业技术渠道实现阶层上升的作用有限，市场渠道是实现阶层上升的主要渠道。此外，也有研究从市场化与市场能力的角度对中产阶层的生成渠道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所在区域的市场化水平越高，个人就越容易成为中产阶层；从所在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上看，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在垄断或半垄断行业工作的人更容易成为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在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问题上，陈建辉和林泽炎认为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主要有四种情况：体制内人员下海、农民劳动力的成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以及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业。本书认为，新社会阶层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其成长和壮大得益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红利”。具体来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制度改革、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转变、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发展进步所不断催生的新兴业态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持续完善等都是新社会阶层成长的重要基础。而对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上进行理解和认识，从宏观层面上看，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等是新社会阶层形成的宏观因素；而从微观层面上看，个人较强的市场能力则是新社会阶层形成的微观因素。

（一）市场化改革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渐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更好地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相关政策的完善使得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为新社会阶层的快速成长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为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指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2016年11月4日通过的《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要以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这一规定对于增强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信心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必将会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推动新社会阶层总体规模的进一步壮大。

（二）中介/社会组织发展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属于典型的全能政府，政府计划一切、管理一切，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等现象较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必然会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积极推动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进行转变，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为了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我国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以及2013年陆续进行了七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具体来看，政府职能转变大致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将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交由市场中介组织来负责；第二是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来负责，通过相关政策的完善来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中。通过政企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方式，政府将部分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了市场中介组织。而且，随着政府职能逐渐向市场中介组织转移，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房产中介等相关市场中介组织有了快速的发展，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社会阶层总体规模的不断壮大。

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来积极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以发挥其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作用。2013年通过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同年，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而2014年通过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将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界定为，“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划入公益二类或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相关政策的完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还体现在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逐渐完善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而这同样会推进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显然有助于新社会阶层规模的壮大。

（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

从经济和产业结构来看，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如果说，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经济时代，那么20世纪的知识和信息革命促进了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这种转型升级也会促进新社会阶层的成长，不同产业部门对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不同，因而吸纳的就业类型也就会有所差异。托夫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会逐渐向知识转移。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不同的阶段，并且对后工业社会的相关特征进行了描述，在后工业社会，经济会逐渐从产品生产向服务转变，专业和技术人员阶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和地位就会越来越突出。古德纳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人文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社会阶层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现代社会，企业的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以至于在工商企业中出现了所谓的“管理的革命”。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规模也因此迅速扩大。由此来看，社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迁也会推动企业管理技术人才规模的扩大。

就我国来看，近年来，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这必然会不断派生对于更高素质从业人员的需求，进而出现更多的新社会阶层。与此同时，我国还正在推进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于2015年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提出“加强制造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组织实施制造业人才培养计划，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一过程同样会促进一大批管理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举措进行了规定。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新社会阶层的成长还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新兴业态的不断涌现。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一些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兴业态相继出现，同时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业态。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发展趋势，2015年正式提出了“国家互联网+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必然会推动相关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而这又会为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互联网的普及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新型职业的出现，例如，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快速成长就是得益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人，普及率达到53.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人，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网络大V和网络意见领袖才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

（四）经济全球化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

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不仅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而且资本、人力等多种生产要素也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我国开始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了WTO。自此以后，外资的引进力度加大，外资企业也逐渐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的市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分别为48.12万户、2.67万亿美元和4.54万亿美元，较“十一五”末分别高出3.59万户、1.09万亿美元和1.83万亿美元。“十二五”期间，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总量呈现增长的趋势。从年均增速来看，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分别为1.6%、11.1%和10.9%。随着外企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外企吸纳的就业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从投资结构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增长点。至2015年底，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实有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为16.76万户和1.5万亿美元，分别占到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总量和注册资本总额的34.8%和57.1%。而新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类别就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从这个意义来看，外资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社会阶层规模的不断壮大。

（五）市场能力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

从微观层面看，新社会阶层的形成还由于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市场能力是由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个人能够提供的参与市场交换的稀缺资源的价值量。在类型上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对于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于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以及对于体力劳动力的占有。从前面几个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社会阶层具有较强的管理技术能力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体制外的创新创业人员只有具备很强的市场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体制外部门也主要依据个人市场能力的高低来选择从业人员，个人市场能力的高低是市场部门录用人员的主要标准。这就要求新社会阶层具备较强的市场能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此外，新社会阶层中还有一部分人具有较强的市场经营能力。较强的市场能力使得新社会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具有较高的社会阶层位置，成为“体制外”的中间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