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残士气，必驱成一邪媚世界

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反复探询的问题，就是士与知识分子强烈的参政和议政意识。《左传》“子产不毁乡校”有所谓“议执政之善否”的记载，孔子对此大为赞赏。也许正是从孔子开始，这种“格君心之是非”的价值取向几为代代相承。逮至近代，那些最早接受西方学术规范、试图专注于学问的知识分子，也常常为难以摆脱这一传统而懊恼。如决心舍弃政治，为思想界尽些微力的梁任公；二十年不问政治的胡适之，最终也坠入其中，在政治旋流中苦不堪言。这里自然有诸多的不得已，然而，这种不得已究竟是什么，给他们自身，对历史的演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谢国桢先生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对明清之际士人参政和议政的考察，为吾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中国士与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参政和议政的热情与勇气，这固然可以从其传承的“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解释；但他们作为一致力于文化的继承、创造、阐释和传播的专业共同体，那些最为卓越的精英，以及成员的普遍参与政治，并非在每一时代、每一时期都会发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只是在现实政治最为腐恶的时期，“一般秉公正的人，都要去弹劾政府的，而一般读书的人，也要借机会来谈论国是了”。于是就有了士与知识分子的挺身而出和悲壮参与。

晚明一代一直挣扎在皇帝昏庸无能、内阁谄上骄下、官僚钩心斗角、勋戚醉生梦死这种极为深刻的“王朝末日病”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直言被贬谪乡里的顾宪成与士人高攀龙等在宋代杨龟山讲学的东林书院聚集讲学。堂中巍然书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展示了这些在野士人的治学宗旨。在讲习之余，他们“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乐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所以，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呼应，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批判力量，史称“东林党人”。

针对明末的苛政，东林人士集中批评了皇亲贵族宦官集团兼并土地、征派租银和横霸乡里。他们曾愤怒地指责皇室官绅“凭借宠昵，索讨无厌”，肆无忌惮地利用政治权势攫夺土地，以致“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这里列举几位勇于直言之人——魏大中，“入工科，博击无所避，权贵敛手”；高攀龙疏劾郑皇亲；周嘉谟劾勋臣占田；余懋衡痛劾宦官占田；等等。此外，他们还强烈要求废止政府的横征暴敛，清除贪污腐化，甚至包括了神宗朱翊钧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监税使等诸多敲骨吸髓之举。他们指出，矿税监所到之处，“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而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再有东林人士曹时聘疏劾税监的强夺豪取，并对苏州民众的反抗斗争明确予以同情；苏州织工领袖病逝后，文展孟为他书写碑文；顾宪成对税监擅杀商民十分愤怒，想方设法为其呼冤除害；东林首要李三才词锋更是凌厉，他直指皇帝本人，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腐恶政治的腐恶之处，在于东林人士代表民意，旗帜鲜明地抗争，使之与权贵利益集团处在一个冰炭不能相容的尖锐对立之中，时任首辅的王锡爵就曾愤愤责问顾宪成，说近来有一怪事，即“内阁所是，外论必以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顾亦反唇相讥，说他近来也闻一怪事，即“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不过，这蕴含着历史的险局：一个错误必然接着另一个错误，直接导致“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一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

二 君子尽去，小人独存

士人普遍参政和议政之所以是“最不幸”之事，是因为接下来就会对一个时代的政治风气从外显和内隐两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就外显而言，这一腐恶政治对任何异议，哪怕这些异议原本只是补天改良，都不择手段地残酷压制，致使士人的参政、议政犹如舍生成仁、杀身成仁的悲剧。天启三年（1623），宦官魏忠贤兼管东厂，权势日益显赫。天启四年，东林党人的首辅叶向立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遭罢黜。阉党顾秉谦控制了整个内阁，政治更加黑暗。也就在这一年，杨琏上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下旨痛责。朝中魏大中等七十多个官员冒死上疏，杨涟等遂被罢黜。天启五年，把持朝政的魏忠贤罗织大狱，东林党人遭到大肆罢黜和逮捕，乃至“出现了士大夫不经法律手续，由太监随便杀戮的怪事”。不过，这没有摧毁东林诸君的“高尚的人格，不怕恶势力的精神”。被记入历史的事例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遭受酷刑而宁死不屈；周顺昌被缇骑逮捕北上时，苏州士人冒死营救；家住在南北来往必经之路的张果中为被难诸君提供聚会的场所；为了赎救被捕义士，士人百姓广泛捐助——捐助百金的定兴县官王永吉就说，金不用于此处，便为天地间无益之物；“王拱极是一个清贫的秀才，他把妻子首饰当了十金，也助了捐”。

就内隐而言，腐恶政治在士人参政和议政活动中钤上自己的特有印记，表现为东林党人对不同意见的排斥，相互间的倾轧，居然与他们所要坚决反对的腐恶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史载，“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谢先生由此写道：“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斥为异党。”东林刚得势，礼部尚书孙鑨就追论红丸三案，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又持之过甚，将对立派一网打尽，自己又以省为界限分成了许多小团体，以致魏忠贤这样一个无赖攫取了权力，而与东林不合的人依附魏忠贤。作为宦官，魏忠贤的统治是缄天下之口，大肆杀戮持不同政见者，以致熊廷弼也被戴上东林党的罪名而遭诛。朝中官员但凡敢为受害的党人，如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说两句公道话，就立刻被抓捕而被残酷处死。当然，魏忠贤的能力有限，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些趋炎附势、使腐恶政治得以维持的无耻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还有，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求治的目的在于“济物利人”，并注意到当时的意气之争。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写道：“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乃不肖从旁静观，大都起于识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偏激，他希望“在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而后可以尽己之性；在局外者，设身局内，以公心居之，而后可以尽人之性。何言乎虚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从人分上求也，各各独知独见处争慊，不就苦见处争胜，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为模棱也；是而知其是，非而知其非，不为偏执也；如是又何所容其歧与激耶！”然而，究其原因，到了此时的意气之争已绝非仅仅由个人道德高下所致，实为腐恶政治所致。这也就是说，当政府大权独揽，“用高压的手段，权威都归到内阁，言官等于木偶，来取媚于内阁”。吾人再将之还原为具体的历史过程，在张居正之后出现的内阁首辅，如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想尽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衣钵相传，支持了十几年。庸愚的万历皇帝，他只知道儿女之情，那知道国家的大计，尽著内阁和言官在那里暗斗。所以到了沈一贯当国的时候，党势已成”。

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急趋腐恶时，士的参政和议政与八股科举制度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此很容易成为原本为利益分割不均，或者希图在腐恶政治吃人筵席中分一杯羹的利禄之徒步入仕途、捞取政治资本最为便捷的路径。时人指出，这是从“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的残酷蜕变，犹如万历末年的复社，当“在朝的要人，也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士子，只要进了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因此复社本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反变成势利的场所”。这样一来，旨在铲除腐恶政治、维护正义的参政与议政运动，就不可避免地为一些小事闹得天翻地覆。在崇祯至永历年间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东林持论之高，于筹边制寇，率无实着”，即指他们于危及社稷的内乱和外祸束手无策，毕竟，“当辽阳陷没，汹汹惶惶，举朝失措……每朝会，束手相叹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明季北略》“国运盛衰”条就评论得相当公允，作者痛斥了在明朝处于土崩瓦解之时，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尤其可恨的是，流寇之患愈迫，朋党之攻愈苛，在这种情况下，论争的双方尽管“虽持论各有短长，大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则未必真君子也”。

三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

的确，黄宗羲说过，“东林多败类”。尽管在腐恶政治下参政和议政的士人们有很多可供指责之处，但其症结则在于专制统治本身。欧阳修的《朋党论》中告诫抚有天下的君主，朋党自古有之，然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治乱与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难道晚明统治者们就对“人臣之罪，莫大于专权；国家之祸，莫烈于朋党”这一统治至要就无所知、无所感吗？

晚明几代帝王，最为聪明干练、勤奋努力的非崇祯帝朱由检莫属。面临内忧外患，他极为清楚地意识到党争的危害，即位之后即以敏捷的手段清除了魏忠贤的势力。这本可以使危及明之存亡的党争告一段落，可是由于“没有兼容并包的态度，有察人之明，而没有用人的手段。他只养成了一种刚愎自用，猜忌无常的性格；他天天怕大臣植党，而党反在他猜忌下养成了。一般骨鲠的老臣，自然是多得罪而去；一般无耻的下流，即可以趁着毅宗猜忌的脾气，装成谨愿自守，庸懦无能的样子，来取媚于崇祯，而背着人的时候，却贿赂公行，无所不为，因此时局大坏，一败而不可收拾”。这一点黄宗羲在《汰存录记辨》中则说得更为凄苦和痛切，同时也更发人深省。他说：“毅宗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甘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

晚明政局正如后人所看到的，以小人制君子最终造成的则是君子尽去、小人独存的又一腐恶政治，于是崇祯皇帝更相信以特务统治和秘密警察来维持其行政的可靠性。在他当政时期，有数百名政治犯锒铛入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先后入阁为相的五十位大臣，其中有四人被处死。令人可悲可叹的是，任职期限最长的竟为阿谀奉承、因循苛且的温体仁。他的生存之术在《明史·温体仁传》中有详细的记载：“体仁荷帝殊宠，益枝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温体仁得势后，首先即排斥东林党人。对于崇祯问兵事，“他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年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在诋其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自然，崇祯帝的昏聩绝无仅有，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抵达北京郊外的昌平时，他懵然无知。这位一向以为自己“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的末代之君，在李自成农民军四月二十五日进入北京时，见无一人上朝，才稍有所清醒。他愤然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于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可在吾人今天看来，正是专制统治长期以来对士大夫的镇压，使政治的黑暗到了极点，所谓“士气摧残，已驱成邪媚世界矣！”

固然，吾人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崇祯个人的秉性。专制主义的实质正如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所言：“王朝的繁荣和昌盛完全靠唯一一个人的脾性，这就是专制王朝的命运。”明朝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专制皇权的巅峰，曾成功地构造了这么一个制度——在朱元璋得天下之后，鉴于前代帝王大权的旁落，废丞相，设六部，改元代的中书省为内阁，置学士不过五品。黄宗羲认为，有明一代之所以无善政，是因为太祖罢丞相始也。不过，朱元璋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开国皇帝，深悉统治的权术和民间的疾苦，还能防止其弊端；到了后世，尤其是仁宗、宣宗之后，大学士地位日益膨胀，帝王与宰辅之权互为消长，以致宦官弄权。这里的政治逻辑是：宦官弄权，则在于朝无重臣；朝无重臣，皇帝才能无所顾忌。尽管统治者们竭力阻止士人们的参政议政，尽可能地防止党争的出现，但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云：“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争为危言激沾，以自标异”，党争也就在所难免。除此之外，党争或许还是其相互牵制、相互倾轧、维持皇权的一最为重要的途径。

为这一腐恶政治付出最为惨烈代价的还是专制统治者本身。就亡明之天下的边事而言，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崛起，颁布“告天七大恨”，推明之大厦于将倾。在与满洲女真殊死的战斗中，明的统帅，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皆为盖世之才，边将也多以身委国，能够效死不屈。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明政府授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经略辽东，却不为处于险境之中的熊廷弼筹济必要的兵员和粮饷；正当熊廷弼以其胆识和勇气力挽危局之时，熹宗朱由检继位，围绕皇位继嗣问题的“红丸”“移宫”两案，满朝权贵几乎都卷入这场权势之争。宦官魏忠贤乘机擅专，结成一个庞大的阉党集团。由于耿介的熊廷弼不趋附于魏忠贤，言官中又多附谄宦党，交章参劾熊廷弼。泰昌元年（1620）十月熊氏被革职，不久被传首九边，然明之边事遂愈不可救。接着又有袁崇焕诏磔西市、孙承宗满门殉国，这都清楚地表明专制政府的内斗、内讧只是不可救药地尽快自毁。

毋庸讳言，腐恶政治之下的明末士人们的参政、议政最终未能改善现实政治，反使“君子尽去，小人独存”，形势更为险恶。或许这其中的正面意义在于：士与知识分子的参政和议政原本就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然命运，更多的是体现了顶天立地、大写之人，其虽败犹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才能说“明代的政治，败坏于万历、天启两朝之手，群小当政，暗无天日，幸亏有杨、左诸君子的光芒，才可为士大夫的气节上增一点光彩”。否则，那段历史将多么沉闷、乏味、平庸和浅陋。进而言之，晚明士人参政和议政所蒙受的苦难、捍卫的精神和坚持的价值，揭示出正义的实现注定要经过漫长而沉重的历史时代。正如伏尔泰在其《哲学通讯》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把正义归还人类需要若干世纪，要经受这一播种巨大、收获微小的可怕性也需要若干世纪。鉴于此，后人还能再漫不经心地看待他们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

原载《读书》199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