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传统行政权力的尊师问道

至少在十九世纪末戊戌维新发动之时，科举制就已被主张变革的学者视为近代科学和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的确，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政者意识到近代中国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开始选拔科甲人士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等来自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之时，就曾遭到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当时被人传诵一时的是理学大师倭仁的上书：“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戊戌之时，梁启超联合百余举人，联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再达总理衙门，又不代奏，遂有“会试举人集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所以，到了一九〇五年，面临更深的国内外危机，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原因之一就是“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

科举制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统治者以功名利禄笼络读书人，读书人除了八股文之外，全不知域外还有粲然可观之政教学术，这早已是近代以来一个主导性的看法。就此，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人传统上把做官看得重要，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吾人一套修身治平的大道理；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鼓励吾人“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不过，最基本的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王亚南所说的长期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更直观的读本，是人们批评科举制时广泛引用的《儒林外史》，其所描述的两个穷儒生周进、范进平日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凌辱，一旦中了举，“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他们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的读书人正是因此有了聚敛财富的种种便利。

问题在于，就实际历史来看，科举并非那个时代最便捷的致富途径。首先，在制度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对读书人来说，穷而不遇，自不待言，就是通过府、州、县（尉）学考试，具有“生员”身份，其经济上的好处不过是食廪和免其丁粮。食廪者只是少数岁科考成绩优异者，作为“廪生”享受官府每年约四两银子（按时价大约购米四石）的津贴；多数岁科考成绩平平者，则只享受免缴杂税或徭役的优待。士子“寒素居多，每岁砚田，所入为数甚微，仰事俯畜之余，岂有盈余之可积？”有了举人身份，按理说可以步入仕途，但太平天国之后，“异途”（通过捐纳和保举成为官员的候补者）挤压“正途”的现象日益严重。举人日积日众，需次多年，不得一官半职。即使万里挑一，金榜题名，有进士身份，一般先被点为翰林。作为京官，虽名号高贵，但位卑薪薄，早在康熙之朝就有贫至“衣服乘骑，皆不能备者”。

再次，道德约束在那个时代还具有一定效用。如儒家伦理就强调修身养性、砥砺廉隅，典型的例子有乾嘉考据大师王念孙之父王安国，雍正二年（1724）会试，以一甲第二人赐及第，授编修，官至户部尚书，每早登朝，家为举火，偕幼长同舆入内进餐，惟市饼数枚，令其子坐舆中食之。某亲王与之特善，欲倾力助之，王安国辞之不受。按照章学诚的说法，至少在和珅当权以前，清苦自守、杜绝馈遗者，官员千万人之所同。嘉道年间，一般的观察还是“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萎靡者多”。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初，清官场的腐败已无法遏止，但仍可套用塔西佗描述古罗马贵族元老院的腐败时所说的一句话——“内心的矜持和傲慢”，道德还不至于沦丧到连一点崇高的典范都见不到；那些“正途”出身者在金钱面前多少还有尊严，保持着读书人的本色。当时的舆论批评：“一般捐纳出身的知县，得着缺，只想赚钱。”所以，谈到科举对读书人有多大经济利益时，或许如张仲礼先生所言：“绅士的地位不一定来自财富，也不一定带来财富。”

这样推算下来，科举制之所以能吸引如此众多读书人，恐怕就是地方官的以礼相待。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还有养士制度。以清代为例，早在顺治年间，清廷规定选取生员，目的在于“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士人一旦进学，在饰物、顶戴、服装上异于平民，可以穿戴即使十分富有的大商人也不得使用的貂皮、猞猁皮、织锦缎、精工刺绣、金镶边等贵重质料；还可自由见官，拜会官员时，不必行平民百姓必须行的下跪礼；甚至，他们犯有过失和触犯刑例，也不会受到责骂和体罚。当然，也有地方官鲁莽行事，对生员非法动刑，结局大多是受到纠参而丢官离去。一九〇五年九月，扬州府甘泉县张姓举人与人诉讼，在大堂衙门和班役出现了争执，张举人大声训斥，不料惊动县官，被判擅闹公堂，戒尺击掌十下。翌日，学界之人群集明伦堂，向藩臬控告，这位县官终以署事期满撤省，并记大过一次。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对读书人来说，得之则荣，失之则辱。明儒顾炎武就此说得最为清楚：“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慕其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养士气而责其成，国家和社会的尊礼使读书人自尊、自重和自爱。到清代乾嘉时期，几代学人以实事求是为的鹄，肆意稽古，不复视治学为经世之具。用梁启超的话说，此时治学已经开始“饶有科学的精神”。与之相应，虽说不是读书人个个自尊自爱，但整个士风士习不耻恶衣恶食。显达者，如其时考据大师王鸣盛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丁艰后即不再复出，卜居苏州阊门外，不与当事通谒，也不和朝贵通音问，生活俭朴，宴坐一室，左右图书，咿唔如寒士；蹇滞者，如稍后在嘉庆年间撰写《锡金识小录》的无锡儒生黄卬，“惟俭，无他嗜好，布衣粝食，读书谈道，愉愉如也。所居老屋三楹，寝室庖滔，咸在纺车织具针管刀尺，纵横错置，子女啼笑满前，君但危坐，持一编，雒诵不少休”。重要的是，当“一衿亦关名器”时，文化在这个社会中岂能再被视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吗？康熙之时，鸿博开科，将文辞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举荐送部，每月发给俸廪；还有宣召内阁翰林等官，宴于乾清宫，各赐卮酒，特赦笑语无禁。此外，在他五十寿辰之时，诸臣进献鞍马物，不受，曰：“朕素嗜文学，诸臣有以诗文献者，朕当留览焉。”孟森先生说，君臣师友，讨论从容，“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到了此后的雍、乾两朝，天子不自讲学，惟以从祀示好尚。史料载，雍正二年，雍正帝亲下谕旨，称：“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奠伊迩，朕将亲诣行礼，以后奏章记注称‘幸’非宜，应改为‘诣’字。”不久（雍正四年八月），雍正帝亲行视学释奠礼，先期大内致斋，至文庙后，降舆而入，太常寺卿置仪注。他虽奏称献帛进酒皆不跪，雍正帝却跪以将敬，并命记入档案。接着，由儒臣进讲经书，诸生环桥观听，官方的记载说：“雍雍济济，典至盛也。”

实际上，就是到了戊戌之后，科举制尽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传统的惯性使各级行政权力对读书人仍有尊礼。一九〇三年秋，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同治进士、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欲聘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屡被谢绝。一天清早，张身着大礼服，朝珠补褂，至吴宅门外长跪不起（一说站在门外等候相见），从而得到吴之首肯。一九〇五年科举最终废止，清廷积弱积贫至极，但对大学生还相当优待。他们入学非但不缴学费，且两人一间自修室，免费供应伙食，标准是每餐八人一桌，六菜一汤，冬天则改为四菜一火锅，鸡鸭鱼肉都有，甚至自辛亥推翻清统治之后，旧秩序的崩溃虽使社会道德严重失范，但这种传统仍一线残存。据说，军阀赳赳武夫，幼年时或多或少读过四书五经，见学生称之为“先生”，遇到学潮不敢随意动粗、过分非礼。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笔者供职的单位原为前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据老先生说，当年政府的部长要员到校巡视，一律校门外下车，慢步恭行而入。这大概延续了传统时代官员路经孔庙或诣太学，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传统，否则，会被人参为“非圣无法”。当年（1892）吴稚晖赴北京会试未中，心中颇有怨气，回到家乡后见知县路过孔庙未下轿，以石击之，被拘入县署，但即乘轿舆伴随音乐被送归。

当然，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时至今日，各种车辆在校园长驱直入，穿梭疾行，昔日的那些戒律在今天事事必求便捷的社会里已无恢复之必要。然而，正是从对科举制的另一面解读中，吾人看到了传统政治体制在文化设定上对读书人竟有如此多的敬重和推崇。按照王德昭先生的研究，中国因西潮迫来与新时势的需要而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学校与科举制度之时，西方则以法国与英国为首，受科举影响而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自一九〇五年科举在中国废除以后，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始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考试，“也可谓科举制度的重演”。由此推之，一种制度的正面，抑或负面效应，并不仅仅在其自身，或许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那个结构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在今天知识经济的时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早已耳熟能详，科技、教育业已提高到“兴国”的高度，在现实层面上又确有很多具体措施在逐步贯彻和落实，如“长江学者计划”“政府津贴”以及国家对一些高校的重点资助。实际上，士果有志于学，岂待劝哉？就如明儒王夫之所言：升俊有常典，养士有常法，人主尊师问道以倡之，士自劝矣；相反，“若旦命而夕饬之，赏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劝学之名，而士日以偷”。所以，提高学者的待遇，就不只是厚给廪饩，优予奖叙；而首先应注意尊师问道以倡之，尔后，待之以宾，则有币聘之隆；尊之以礼，则有束脩之丰——若何？

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