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太谷学派的兴盛：张积中与黄崖教

一 张积中其人

张积中（1806～1866），仪征人，太谷学派“北宗”——黄崖教的开创者。张积中与张集馨同族。《时晴斋主人年谱》谓张集馨：“始祖讳直方，明代司李淮阴，已而迁仪（征），遂家焉。”张集馨记载，道光三年（1823）其家族四人同住北京扬州会馆参加会试，四人即张元裳、张寄琴、张槐卿和张集馨。张寄琴即张积中之兄张积功。积功亦是周太谷弟子。谢庭芝《书临清知州张君事》谓：“（张积功）晚遇异人，俾熟究魏伯阳《参同契》。暇辄静坐。”“荃孙谨按：君弟积中，师江西周太谷，以传教谋逆诛，所谓黄崖教匪也。大约君亦受其法，而忠遂异趣耳。”兄弟俩同为周太谷弟子，一殉于清，一为清所诛，人生遭际之不同到如许地步。张集馨在日记中屡述张积功事，于张积中则不置一言，盖故讳其人其事耳。

张积中“道光六年，以第四名入仪征县学”。汪宝树谓其为“扬州优贡生”。张系儒生出身无疑。《鹂砭轩质言》载：“张积中……初颇读书，屡试被绌。遇术者周太谷导以炼气辟谷、取精元牝诸术。积中惑之，尽弃其学而学焉。后太谷正法。积中益修师术，愚乡人，谓师尸解去。欲正道者有现身住世，不废饮食男女、与天同寿之乐。由是惑者寖矣。”该书把张积中描述成同其师周太谷一样的人物，术士味十足。《龙川夫子年谱》载：“张先生讳积中……道号子中，又号白石山人。……家丰于财。少任侠，好神仙，无书不读。洎闻至道，业亦中落。形貌丰美，蔼然可亲。年未艾，须发尽白。”则张积中洵然为好神仙、道教的心系方外的人物。张积中名其子曰绍陵字道生，“命名继述张道陵，识者固已鄙之矣”。从命名可见张积中对张道陵之崇拜。道光十一年（1831）张氏与表弟李光炘同拜周太谷为师。其师从周太谷的时间仅数月，却深得太谷学术的精髓。黄葆年谓：“其师太谷也，三月受书，百年继志，弟道古未闻也。”故张积中讲学并不全同于周太谷，而自出机杼者为多。

二 圆融三教

张积中有丰厚的儒、佛、道三教的修养。周太谷死后至张积中北上山东二十多年的时间，张氏即在家乡研习太谷遗说和儒佛道三家的学理。《归群宝笈》著录其著作19种，内有佛道著作8部之多。其谓：“佛老者，天之逸民也。老氏修身以立命，其学法乎天，……《阴符》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佛氏尽性以至命，其学法乎地，故曰：‘小千、中千、大千世界。' ……圣人则法乎人，……五霸假圣人之迹，佛老明圣人之心，去其迹而人类亡，去其心而天理灭，天故两存之。……诸儒泥其象而攻之，亦门户之见也，奚有当乎？”可见其于佛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之思想特点。张积中又谓：“圣功之所以大者，为从人事上修也。明知为火坑，而出入其中不烧一根毫毛，如此方是干干净净。二氏之学，则畏火坑而避之矣！”说明张积中不愿像佛道那样离却世间。儒家的现实关怀、人间的灾难疾苦时刻在牵动着他的神经，他要以出世的手段做入世的事业。

张积中之讲学，实则熔三教于一炉。《肥城县志》载：“积中寖馈于道藏、释典诸书，乃取以附会六经及诸子语录，以文其术，闻者惊为创论。”其实张积中并非“文其术”，而是大张旗鼓讲习佛道，并着实修炼道教丹法、佛教止观功夫，其《遗书》中载有大量的功法理论和修炼体会。张相文谓：“积中，……美丰仪，善谈论，遨游四方，以道自任。其讲学以论、孟、大学衍义、近思录为宗，别取参同契、仙灵宝录、云霄指掌诸道书以附入之。”实则张积中之讲学多主王学而薄宋学。其谓“程朱之学，本于正心诚意，而略于致知。逮乎王阳明，而致良知之说，始畅于天下。而当时儒者，复以攻佛之见而转攻阳明，嘻！昧亦甚矣！”王学的三教合一思想无疑对张积中有重要影响。卢前谓：“（张积中）风角占候旸雨，辄有奇验。”张氏之神异，或系其自神其说，或系其徒众宣扬以炫众。《山东军兴纪略》载有其讲学收徒奇闻：“虽居城市，罕与人通，慕者踵门，伏地稽颡流血，积中坚拒之，谓：‘无善根，非造福济世不可。’先令放生施食，作诸善事，而阴诇其隙，谓：‘某事惜力，某事吝财，不足证道，为太谷所弃。’其人大惧求录，跽请益诚，坚执不许。恐其人果去，阴令党徒恫吓怂恿之，伪辇金累千列庭中，谓：‘无道根。’却不纳。复盛装女奴，珠贝锦绣如天人，入室膜拜，引出之，谓：‘尘障未除，不能证道。’反令市丐褴褛秽恶妇人，与之美食，一室趺坐。或引虬髯伧父，键户促膝，俾崇信者勿有所疑。”张积中之行为已显为宗教家收徒之手段。

三 黄崖传教

咸丰七年（1857）张积中举家北徙，在山东黄崖山定居讲学。“积中以神自蓄，不轻睹人。其自远初来者，舍之文学房，令高弟吴某、赵伟堂、刘耀（曜）东等，转相授受，授读所刊《指南针》，五日一听讲，乡农不能诵习，任其去留。从教者袒右臂，比屋毋许相过，朝哺饔馈丰腆，知宾执礼甚恭，而终日语默。以二女甥素馨、蓉裳为高足女弟子，专屋列居，进谒者泥首九拜，如见积中，女高坐不答，虽吴某等莫敢抗礼。”张积中传道较其师周太谷更富神秘气氛，更富制度规划。其徒弟亦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其女弟子地位之高只在民间宗教中能够看到。“中国民间教派却是以赋予妇女平等地位甚至掌握教权为其特征的。有时，男子可携全家入教。……我们看到 ‘远近同挈妻子来者数百家’加入了1796至1802年四川的徐天德起义。”事实上来归黄崖山者亦多是以家庭的形式，“凡入山者，不得私其财，纳其半立籍，由积中左右之”。山寨采用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积中为祭祀堂以礼神，岁有常期，恒以深夜参拜，升降礼节繁缛。”盖脱胎于太谷教的新的民间宗教——黄崖教已形成，张积中此时已成为黄崖教主。詹石窗谓：“黄崖教是由学术团体——太谷学派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教派。教首张积中，……创立黄崖教。该教主张三教圆融，推崇阳明心学，注重礼仪，祭宗祀祖。”李佐贤《焚桃源》云：“有客结庐山之颠，自称学佛兼学仙。道统直接千秋传，三教源流都汇此。到此长生尽免死……”张积中欲在世间战争连绵、人民身处水火之时开拓出一个无忧无愁的、人人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式的宗教世界。

张积中在黄崖山创立了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的组织——黄崖山寨，开创了太谷学派北宗。山寨中设置有比较完备的管理机构和公共设施。如“村中设有公局”“山颠为公局”等，负责山寨日常事务，兼管外事以及接待来人、来访等。“益市弓弩兵仗，习战事”“凡入山避难者，山上设粥，山下设汤，来者皆得饮食。又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感其惠，归附益众”。于诸处“列肆贸易，千里间指挥使令，奉若神明”。张积中在黄崖，“人知有张七先生，而不知有地方官，其威望竟如此”。

捻军和太平天国时期，即咸丰末年和同治时期（1856～1866）是“圩寨兴筑的高峰期”。“这些圩寨是极端封闭的社会，到处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圩寨不啻为独立王国，寨主操纵经济、司法诸事。在军事上，圩寨构成了对地方政府的严重挑战。”黄崖山寨更有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其发展便更引人注目了。

“在社会形势有利和出现灾劫的征兆时，地方宗教集团很容易转变为地方政治集团。”历史上不乏此类事例，利用宗教起事几成为黄巾起义以来中国农民起义的特点。黄崖教的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了，或者说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集团。“由于他们影响和控制着群众，也就掌握了大量政治权力。他们既可促使叛乱，也可阻止叛乱。”张积中对当时农民起义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其家园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其兄张积功殉难于太平天国的战刀之下。张氏与太平天国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由于张积中的宗教情结和个人性格，他没有走上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场，而是选择找到一个栖身地。张积中谓：“仆则山东传食而已, ……性嵇康之懒，贪希夷之睡，不能听鼓，只合看山。为儿子少陵图一县贰，保升知县，暂免渊明乞食。”张子少陵继嗣张积功，得清政府荫封。可见张积中对清廷不即不离的态度。“张、龚毒雾，喷及兖曹，归德为已破之垣，徐州为不守之户，贼马所踏，村郭为墟。”张氏对捻军起义可谓深恶痛绝了。

王树槐谓：“江苏人……有其弱点，即过于理智则少冲动，尚武的精神不够，事不如意则多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因之武功方面的人才不盛，忠义之士也较少，但亦无逆臣，贰臣者也较少，而隐逸者多，皆足以说明此种缺乏冒险的精神。”以张积中的出身和遭遇，其和清廷是接近的，他本人也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但是他没有投入清廷，而是选择了隐逸的道路，开辟了一个黄崖乐土。

但是现实能让这个世外桃源安然存在吗？

四 黄崖惨案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农民起义的北上发展，使山东地区如临大敌，已成草木皆兵之势，一有风吹草动，即牵动战争那根敏感的神经。1861年（咸丰十一年）正月山东巡抚在济南黄河沿岸地区设防，并勘查渡口，安设营寨，并加强省城济南城防。二月十四日，北上捻军已进至距济南仅百里之遥的长清、肥城交界处，省城济南为之震动，清政府命代理巡抚清盛派兵至长清防守，又令僧格林沁分兵堵截。三月山东巡抚谭廷襄在济南城厢筑圩，于当年建成了长达20余公里的圩城。1862年（同治元年）八月刘德培率众起义，占据淄川县城，自称“大汉德主”。1863年三月捻军李帛、张守义率部支援淄川刘德培起义军，省城济南为之惊恐。六月据守淄川的刘德培起义军失败。1865年（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督办山东、河南军务、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在菏泽高楼寨被捻军击毙，清廷急命山东巡抚阎敬铭加强省城济南城防，并将泺口一带黄河上的船只驶往下游，以防捻军北渡。至四月下旬，清政府又命原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山东、河南军务，阎敬铭被革职留任，严守济南。本年历城、长清等县黄河成灾，饥民骚动。1865年（同治四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阎敬铭组编骑兵部队，四月训练洋枪队，并添设舢板炮船，防堵捻军。就是在这种军情一夕数惊、全社会人心惶惶的情势下，阎敬铭一手制造了黄崖惨案。

就在清政府的军戎重地，黄崖山寨的力量在滋生、膨胀。山寨的发展规模，引起官府的警惕和疑虑。关键是在黄崖山寨的政治、军事力量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张积中的政治倾向不明确。清政府最怕山寨倒向捻军。事实上捻军与地方教派联合的例子不是没有。“捻军并未完全摆脱与民间教门的联系。那个充满活力的 ‘异端’教派白莲教的分支的确也曾与捻军联合。河南商丘金楼寨就是一个例子。”谁又能保证黄崖山寨不发生类似的事情呢？同治四年（1865），潍县民王小花徙居黄崖案，及次年的益都冀宗华谋反作乱案，都牵涉到张积中。山东布政使丁宝桢念张积中年迈又为世家子弟，给张机会辩白。山东巡抚阎敬铭令张子、候补知县张绍陵陪父到济南辩白此事，正如王树槐所说：“江苏民性虽较温和，但有一股不屈不挠的书生之气。”张积中称：“我无反据，若往，是实其言也。汝辈若惧，可自往。”张氏多次错过了避免惨剧的机会。“敬铭檄道员潘骏文诣黄崖，先驻孝里铺，再饬吴某招积中，再而三不出。越四日，宝桢轻骑诣长清，令吴某与知县林溥入山谕积中，至则不得入。”阎敬铭的结论是“逆迹大著”。

同治五年（1866）十月上旬，黄崖山寨陷于血海腥风之中。张积中、张绍陵父子与亲戚、家属、从人200多人在大堂自焚。《黄崖诬反案》谓：“居民死可万余，所得逸者，出西门之千余人。”

戴逸先生谓：“张积中是个博学多才的学者。黄崖山人民是善良而刚强的人民。他们最初在黄崖山创业，不过是为了躲逃战争灾难和统治者的压迫，他们虽和山东起义人民有联系，但并不想和清朝统治者对抗，他们只想有一片安身立业的小园地，与人无争，这是他们的天真幼稚之处。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人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 ‘桃花源’，统治阶级不允许有这种超尘世的 ‘桃花源’存在。”张积中是个名副其实的学者，著有儒、佛、道著作多种。叶恭绰《全清词钞》曾收录张积中所作词《谒金门》《南歌子》《望湘人》三首，一派清新俊逸之气。张积中弟子中亦不乏才士、学人。《全清词钞》收录张积中女弟子李素心《点绛唇》一首，抒发其女性的浓愁离绪。但是张积中更是一个宗教家，是信仰把齐鲁江淮万千人家连接在黄崖山这一平凡小地。人们怀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安居乐业的渴望和对灾难、战争的愤懑选择了这一方乐土。但是最后的现实给了他们什么呢？霎时间，成千上万条生命化为轻烟飞扬。有谁该对这些生命负责？答：一曰清廷及阎敬铭，二曰张积中。

阎敬铭系晚清名臣，多有令名。“求如阎敬铭之理财，近世盖罕见矣。敬铭为户部尚书时，每晨起入署，日晡而散。司员上堂取诺，穷诘再三，必尽其底蕴乃已。随身自备一册，视文牍要语，伏案手自抄之。腹饥，市烧饼二枚，且啖且抄。勤劬耐劳苦，虽乡村老学究不逮。今阅数十年，部中尚守其成法。综核之精，自王庆云外，鲜有及者。”阎氏还是著名的清官：“朝邑阎文介公（敬铭）卸巡抚任归，贫甚，非授徒不能具饔飧。尝曰：‘必廉乃能勤，必俭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就是这样的一代名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黄崖惨案。

《清史稿》载阎敬铭屠黄崖事：“有张积中者，结寨肥城黄崖，集众自保，以不受抚，夷之。六年，（阎敬铭）移疾归。”世人对阎氏屠黄崖事多有非议。“同治十一年王（闿运）记：稽伯澜言：‘阎丹初为山东巡抚，清节冠一时，而误杀张七，骈戮避难官民数百家，实为过举。张七……颇有妖言。'”阎敬铭“课吏职，稽亏蚀，严缉捕，锄邪教，……然敬铭嫉恶严，所用多酷吏，张积中之役，或议其果于杀戮云。居二年，求去愈力，且荐藩司丁宝桢为代，始得请去”。阎敬铭“惟抚东时，黄崖山事果于杀戮，不无可议。……韩叔屺《黄崖谣》云：‘黄崖何高高，中有妖人巢。妖人但敛钱，那解藏弓刀。中丞奏天子，妖人尽磔死。人死无一降，黄崖竟若此’。”对阎敬铭之剿黄崖，多不直其所为。

平心而论，阎敬铭本心亦不愿铸此滔天大狱，其事前为平息黄崖悬疑亦作了应尽的努力。高阳曾谓：“阎敬铭的责任极重，对于任何可能发生的变乱、招致捻军反扑的迹象，都寄以高度的警觉，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黄崖案的责任亦不能全归诸阎敬铭，张积中实有自取其咎。”小说家言亦蕴含一定的道理。形势的逼迫、将领的邀功、黄崖山寨的异动、主将的夸张想象终使屠山惨剧发生。事后，阎敬铭亦颇有悔意。“文介意亦不自安”，尝责手下将领之贪功冒进。《纪黄崖狱》载：“公悔，乞病去。”

黄崖惨案的另一主角张积中扮演了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张积中可谓一个出众的学者、非凡的宗教家，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从其作为看，张积中是一个卡利斯玛式的宗教领袖人物。“卡利斯玛式的领袖是一个被他的或她的追随者看成这样的一个人：（1）具有特别的超越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有的就是把这个领袖看成神。（2）能掌握特别的知识或启示。（3）能引导他的或她的追随者走上新的革命的道路。（4）能同他或她的追随者建立特殊的关系—— ‘召唤他们达到一种他们从来不知道的信任、爱和服从的境地。'”张积中成功地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战争，以及这一切战争所产生的痛苦，以及人口过多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困境，都是鼓动百姓到这些结社来寻求慰藉的原因。”天灾和人祸驱使老百姓到宗教结社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张积中于战争环境中开辟了一方净土，并用他的号召力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黄崖山一时成为人们心中的乐土、圣地。“宗教信仰及其实践所带来的是群体的或社会的统一性。没有教会的宗教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虽然巫术也有众多信仰者，但并不能像宗教信仰那样把众人凝聚起来，形成一个生活群体和道德团体。”黄崖山寨就是这种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生活群体和道德团体”，张积中以教主的神秘身份拥有万千徒众，获得了无上的权威。

梁启超谓：“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张积中是学问家，更是一个宗教家。其在黄崖山经营达十年之久，山中事业有条不紊，且有蒸蒸日上之势，可谓不乏治事之才。但当黄崖山寨的政治面目成为决定山寨存亡的关键因素之时，张积中的政治头脑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这除了人格的因素外，也许只能从其对信仰的执着来解释。张荣明谓：“民间宗教……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自治机构，这种组织体系独立于国家行政组织之外。这种民间组织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政治造成潜在的威胁，在某种条件诱发下会演变成政治上的异端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本质上不是政治组织，但天然会向政治组织演变（当然也有例外，如近代的在理教从有明确的政治宗旨蜕化为正心修身的民间宗教而远离政治）。“整个人类历史证明，真正的宗教经验与暴力使用是融汇一体的，……事实上，只是在近代西方才可能明确地区分 ‘宗教’、‘军事’和 ‘政治’这些范畴，并确定每一个范畴不同的领域和动机种类。”宗教事件每每意味着政治事件、暴力事件。当黄崖山寨成为真正的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活统一体时，其政治的因素一下子跃居决定山寨生死存亡的关键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军事形势极端紧张的局面下，黄崖山寨亟须阐明自身的立场：或者是跟清政府合作，或者是跟农民起义军合作（或作它的同盟者），断没有第三条道路供其选择。张积中恰恰选择了与两方都不合作的第三条道路。由于家仇，张积中显然不会和太平军、捻军合作。张氏为什么不选择和清政府合作呢？张积中所归属的太谷学派属于非主流群体，其师周太谷甚至被清廷迫害致死。张氏还有什么可能为这个飘摇的朝廷贡献自己的心力呢？

清政府能容忍第三条道路的存在吗？黄崖山寨已成为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其政治倾向不明，并至少表现出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单单这样，不用造反，就触动了清廷容忍的底线。道光地方官黄育楩《破邪详辨》谓：“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经。”要根诛谋逆，首先要根诛聚众；要根诛聚众，首先要根诛邪经、邪教。这里的“邪经”“邪教”并无今天的反社会、反人类之蕴义，只要不是正统的儒、佛、道三教，都被官方摈入“邪教”之列。黄崖教无疑是这样的“邪教”，黄崖山聚众已成事实。清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了。事实上，聚众的政治意味是明显的。“集体行动含有组织之意，但这与以血缘、地域、阶级、朋友、职业以及其他类似联系也许是不同的。”“最近出现的冲突理论强调 ‘动员’的重要性，……集体生存策略是动员农民，并因此有可能发动农村叛乱的重要手段。”“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的压力下，一定的生存策略会导致反政府行为。”在当时的政治危机下，黄崖教的聚众已有反政府行为的迹象。反政府虽然没有成为黄崖教的政治目标，但零星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这与教众人员的来源复杂有关。一个群体“人多了自然就意味着有了更多不同的背景。新成员不会恰恰享有原来核心成员的那些相同经历，有些人会带有非常不同的个人目的，并希望这个群体能实现他的目的”。黄崖山寨中流品纷杂，兼有盐枭、匪类羼入确系事实。此类零星反政府事件更为山寨之谋逆之说找到了口实。

退一步说，黄崖教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刺激清政府敏感的神经，是否就能获得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在清政府看来，任何一个新兴的教派都是作为异己组织而存在的。“教派面对的是一个自称代表天意故而拥有政治、宗教等等一切权威的政府。这个专制政府企图实施对于社会生活和思想一切方面的完全中央集权。它不能容忍有其他对立的权威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说，所有独立的、自愿的集会，从儒家的书院到庙会，在它的心目中都是居心叵测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官府默许或疏忽时，私立的民间教派才能存在。任何想在宗教方面获得更多的独立的公开企图，都会招致政府的反击。”1812年修订的清律即谓：“叙次简明告示，通行晓谕，使乡曲小民群知三纲五常之外，别无所谓教；天理王法之外，别无可求福。”严禁民众信奉“邪教”。黄崖教能存在十年之久，与政府相安无事，无疑与当时特定的政治、军事、社会环境有关。一旦有风吹草动，该教就危在旦夕了。所以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管黄崖教是否有反政府行为，是否有谋逆情事，一旦其宗教与政治结合，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黄崖惨案已成历史，但人们对黄崖人民的从容就死印象深刻。“积中、绍陵戚属男女均焚诛，合砦死斗，无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等男女二百余，有一室为灰烬者，其坚顽如此。存妇女幼稚四百余，妇有形色洒然，笑语如平常者。获弟子韩美堂等数辈，皆愿从师死，讯无他词。吁！可异已！”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黄崖教事件有其突发性。至少在近期内张积中没有起事动机和谋划。从惨案前张氏给阎敬铭之传话人吴载勋之回书可见其心态：“来东十载，何曾敢一事妄为？……若使兄果有心谋逆，何以仍令绍陵一官，听鼓搏微禄以养身家耶？……及大兵临境，兄欲出而剖白，无如伊等汹汹不断，不肯束手待毙，遂至有所杀伤，与兄平日本衷实大相纰缪。祸已至此，无可言说，本欲引剑自决，无如及门在外者甚多，闻余冤死，定不甘心。一旦逞彼凶顽，则各处生灵俱遭涂炭。兄抚衷自问，何以为心。”张积中本无心谋逆，但身不由己。此说应不为无因。在宗教团体从政治层面走向前台的情况下，前期的宗教领袖是否能够掌控政治大权，这是一个答案不确定的问题，应依教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格局和领导人的个人条件而定。如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的政治影响力一度远不如杨秀清，其内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一点也不亚于敌我相斗的战场。即便如此，洪秀全的宗教领袖的地位仍是不可撼动的，最终还是击败了自己的内部对手，并给对方以灭顶之灾。张积中可能同样面临内部复杂的斗争局面，但其宗教领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遗憾的是，他没能充分发挥其宗教领袖的政治作用做斗争策略的指导，以至整个黄崖山寨滑向覆灭的深渊，太谷学派北宗遭到沦灭之灾。

黄崖教众的舍身抗击有其宗教因素。黄崖事件是一次无准备的被动的反政府起事，其惨烈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有准备的其他宗教起事或农民造反。黄崖教众的舍身赴死与它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杨宽指出，封建官僚也为教派领袖们不惧不悔、视死如归感到惊讶。‘例如李文成在被围困时，曾多次冲杀，最后至死不屈，举火自焚，部下数十人都冲入烈火，拥抱着它而死。’他们称死为 ‘收元’，可以直上天宫。”同样对黄崖教众的视死如归，阎敬铭曾谓：“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惑人如是之深。”实则教众对生命的珍视已让位于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乃至不惜以生命作为奉献。

勒庞认为：“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传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约翰斯通指出：“他们指望，为了他们信仰的事业而死，就会达到不朽。”张积中在黄崖山的传教无疑是成功的，他亦因之成为无上的精神权威，他是信徒心目中的神。信徒愿意从师赴死只能来自信仰的召唤。“在勒庞看来，一个人只崇拜某个神，这还称不上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他就进入了虔诚信仰的状态。”但是所有的信徒都有如此虔诚的信仰吗？恐未必。阎敬铭即认为：“所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但这不妨碍他们共同舍身就死。“异端的信仰、神秘的流言，伴随着人们的失常心态而传播开来。一旦有了合适的社会气候，宗教幻想所诱导的群体力量，就会发出大面积的狂热行动。”这完全可以解释黄崖教众一个个视死如归的心理因素，即信仰的力量膨胀将会遮蔽生命的价值，死只意味着某种宗教使命的完成。另外，“大部分的发现指出，投入宗教往往使一个人不再采取改变其在世处境的行动”。宗教成为他（她）生命的重心，尘世的危险比起宗教虚幻的安慰来变得不足道了，面对死亡的威胁也能坦然地接受。此外，这种群体的就义行为，从心理因素上看还受到各种因素，尤其是由宗教信仰所激发而产生的集体心理意识的束缚。在这种集体就义气氛的笼罩下，如果有一个人想起生命的价值而有乞生的表现，他要承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他今后一定会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这个时刻选择死一定比选择生轻松得多。

我们看到后世对黄崖教众舍生就死的惨烈也有不少赞语，甚至附会以革命的色彩。如胡蕴玉素抱反满主义，著《张积中传》以发掘其革命精神。于右任亦曾在《民吁报》刊登张积中之事迹，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江地先生更认为“黄崖事变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农民大起义的尾声，是以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为首的抗清运动的最后一战”。其时海外亦有关黄崖起义之一说：“利用三教为外衣来进行起义的，从极端残缺的文档当中，可以找到两个例子。一次在万历十六年（1588），起义地点就在莆田，时三教教主林兆恩尚在，年七十二岁。……三教另一次被利用来作为农民起义的宣传组织工具的是在林兆恩死后二百五十余年以后的清咸丰、同治年间，这就是统治阶级所污为叛逆的山东黄崖教匪案。”但这些只能是附会。上文已论，张积中无革命或起义的动机，黄崖山寨无起义的准备。但是黄崖山寨的政治发展没能纳入政府合法的轨道，而是自行其是，自成系统，有自己的权威和信仰，这就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了。终在特定的政治环境条件下，出现了黄崖惨案。再者，太谷学派内部，从没有认定黄崖事件是革命或起义，也没有看到有所谓“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后继者。相反，他们认为是冤案，还以各种方式谋求清政府能为其平反昭雪。黄崖惨案当然是冤案，即便是非大白于后世，那鲜活的万千条生命也永远化作黄崖山上的青烟了。张积中全家及其徒众霎时间化为灰烬，随风飞去，能不给活着的太谷传人以警醒吗？太谷学派怎么了？为什么遭此惨祸？今后的道路怎么走？张积中的同学李光炘及其传人在寻找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