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谷学派的创成：周太谷与太谷教

周太谷（1762? ～1832），名榖，字太谷，一字星垣，号崆峒子，安徽石埭人，太谷学派的创始人或曰太谷教的创教人。周太谷道光十二年（1832）逝于扬州，遗体安葬于仪征青山。他的著作分别由弟子张积中、李光炘编为10卷，分称南北本《周氏遗书》，又称《太谷经》，学派中人称之为“圣经”。周太谷经历了一番生前平凡、死后被奉为“神圣”的历程。

一 漫游天下，归儒开宗

关于周太谷的经历后世所知较略，“相传为池州府属庠生，或以其膂力过人，疑为武庠生”。“少好神仙，喜游历，蚤孤。母太夫人尽以家财付之，恣其所之。待腊月方归。每遇试，灯节后太夫人必为之治装，促使出门去。拜别时，请何向。太夫人曰：‘男儿志在四方，岂有定所。’于是足迹遍天下。乃得福州韩先生子俞、洪州陈先生少华师焉”。韩子俞奉道教，陈少华宗佛教。周太谷从此二人处获得良好的佛道修养。嘉庆丙辰（1796）周太谷到庐山，看到周敦颐“志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语，遂究心儒学。两年后，终于“熟观沉思，豁有所得”。夏敬观《窈窕释迦室随笔》记其悟道传闻云：有一僧一道带其“至庐山洞中，使之（周太谷）瞑向石壁，枯坐数十日”而豁然得道。周氏之恍然开悟得道的过程实是一种神秘体验。这种神秘体验在许多开宗立派的大宗师身上都可见到，如王阳明的龙场驿悟道、王艮的异梦悟道、颜钧的静坐七昼夜开悟等。伊藤公雄对这种神秘体验的发生可能进行了分析：“许多这样的报告：在严寒、酷暑、高空等极限环境中发生的饥饿、失眠、疲劳等，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神秘幻觉的体验。”威廉·詹姆斯认为：“各大宗教的创始人最初无一不是通过个人与神性的交往而获得力量的，各宗派的创建人也是如此。”“以詹姆斯为代表的主流派把神秘体验作为宗教体验的一环。实际上神秘体验常常被理解为与 ‘神’、‘绝对者’、‘超越性存在’、‘终极性存在’等接触、融合、一体化的体验，因此有些人甚至认为神秘体验正是宗教化的 ‘起源’，同时也是宗教的 ‘终极’。”庐山悟道使周太谷开始了从一个出入三教的学者向一个宗教家的转变过程。周氏从此开始传道收徒，庐山因之成为学派景仰的圣山。周太谷最初收下的两个弟子竟是他的两个老师：韩子俞和陈少华。三人组合形象地昭示了太谷学派儒、佛、道三教融会的特点。

二 传道维扬，生徒渐众

周太谷何时从一个学者完成向宗教家的转变，已难以找到时间标志。周氏在安徽家乡的传道亦未见记载。其可述的传道活动是其晚年在扬州一带开展的。他大约于道光初年（1821年前后）来到扬州。陈辽谓：“周太谷传道因人而异，对读书人讲儒学，对官僚既讲儒学，又授‘房中术’。若贩夫走卒，下层民众，则以通俗的语言传授他们的儒家学说，并以佛道的某些典故和名词充实他的传道，同时，又以 ‘气功’等健身法以眩惑徒众。再加上他又运用了宗教迷信的某些方法，于是徒众也就神化了周太谷。”可见周太谷之传道明显不类学者，而像宗教家之所为。陈辽先生用“眩惑”一词似不妥。民众不管你眩惑不眩惑，迷信不迷信，只要你能让他信服你的神奇能力，能让他相信你能使他们获得精神的或物质的利益，不管你是什么派、什么教，他们都是甘愿拜师的。周太谷传道走的正是获取民众的下层路线。学派后人记周太谷：“晚年遨游邗上，无识之者。清晨入茶社，高谈阔论，人多不能领略。或以周大话目之，则瞿然改容，逊谢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吾何敢当此哉！’时又有讥之者曰：‘周某之言，皆天话胡话也。’于是又自解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为此说者，其知我乎？'”王畿谓：“狂者之意，只是要做圣人。”观周太谷之言行，其狂态毕现矣。惟其有做圣人的自期、自许才不忌张扬入世、狂态溢现。

周太谷还与童子相戏，其周旋下层的本领、风采概可想见。以至“官、商、市侩、僧尼、道俗络绎于门，太谷乃一一见之”。周太谷之狂者胸次在宗教家中亦为常见。三一教主林兆恩与道士卓晚春“相友善，纵饮行歌，人遂称为卓狂林颠云。教主尝有诗以自解曰：‘飘飘云外一闲人，释服道鞋又儒巾。沿街呼我为颠子，颠字原来两个真’”。与周太谷之解说“大而化之”“胡天胡帝”何其相似。周太谷在扬声名渐起。“钱江留心经世之学，旁及风角天遁，靡所不通。……久之往游扬州，……其名望与石埭周太谷埒。顾太谷创大成教，欲以宗教之力，改革天下，景从者多。”则周太谷在扬州已成一风云人物而广受关注。

三 后世神化，终成教宗

笔者认为周太谷已自觉地进行了创教活动。太谷在讲授形式、内容、入学的规矩上都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太谷择于观音寺将传道。……忽陈列灯帛彝品，如将祀然。中设一座，命张先生敷座于上，立而语之。他日，命师（李光炘）席地坐，屈伸其足，己乃高座而授心法焉。”非一般讲学家所为而别具神秘色彩。其平时讲学口耳相授，虽父母兄弟，非入学者不得外传；所有著作只能在门内传阅，秘不示人，“其教中五经四子书，皆别有注疏，而语秘，世莫得闻”。则其所传必非主流的官方儒学。

周太谷还经常举行俎豆礼，祭祀先圣、天尊和诸神。太谷亦自居于先知先觉之列。“太谷疾，门弟子请曰：‘夫子之病革矣，何如？’子曰：‘已矣！夫麟不游于野，予亦已矣。夫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壬辰、癸巳大劫之周也。予将祷于名山，而天弗我予。噫，天若予焉，知弗至乎！……予旬有五日，而天道弗济，予其已矣。……予天民之先觉者也，百姓有罪，在予一人。予其以身代矣。……予荐诸子于天。”“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系朱子语，但颇契合太谷口味而拿来为其所用。周氏自称“天民之先觉者”，可与天相交通，其宗教气味是明显的。

世传太谷之神话甚多。《窈窕释迦室随笔》载：“其教附会孔孟、历代圣贤，飞升坐化，多引《大学》、《中庸》。……其教中人言，入教者虽盛暑死，三五日而尸不腐，亦不僵硬，故信从者众。每年有大祭一二次。将祭则服药，使大泄泻，言涤脏腑，乃可礼神云。”《龙川夫子年谱》载有关周太谷的神迹多种，如汪大竹得乩仙判语“今有至人在此，宜至心求访”始得拜师周太谷，太谷能以细苇刺木扉，太谷邵伯湖祝大鼋，目莲向太谷乞文，吕祖见太谷等不一而足。太谷许多神迹，来自学派内部的年谱记录，说明学派后人有故意神化他的现象。“太谷至诚如神，邗上老人犹能述其灵异，故多以术士目之。”“理学家以异端目之。”可知周太谷之传道活动并未得主流社会认可。周太谷所传强诚之学很明显是融合三教的神秘主义的学问。“少谷从太谷习南宫法。” “海山得华山经习之。”“南宫法”“华山经”是道教术数类的东西。周太谷之学已不是儒学所能包容，其出入三教的民间宗教家的形象日益突出。周太谷素以“术士”知名，可知确有其实。

关于周太谷之死，《山东军兴纪略》载：“太谷门徒寖盛，两江总督百龄恶而收之，毙于狱。”但百龄死于嘉庆二十年（1815），周太谷死的时间应晚于此时。《山东军兴纪略》对黄崖教的记载除根据当时案卷公牍外，还大量采录戴连芬《鹂砭轩质言》，戴书写定于光绪五年（1879），于太谷死事，只写“太谷正法”，而未写由何人捕系。晚出的《山东军兴纪略》（该书有张曜光绪十一年（1885）跋语）谓为两江总督百龄收系而毙之于狱，但不知该书何据。刘蕙孙先生认为，“太谷被祸，‘时间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逮捕周太谷的是两江总督陶澍而非百龄”。此认为太谷被祸而死有一定道理，惟被祸时间则不一定如此。《龙川夫子年谱》载：“（道光）十二年壬辰……夏四月朔，太谷终，师奉葬于仪征县之青山。”按《年谱》记载则太谷逝于1832年。笔者认为，周太谷之“毙于狱”之说不为无因。以周太谷之张扬、之耸动视听，引起官府的注意是很自然的。清政府对“异端”的惩治也是很残酷的。“尔部大揭榜示，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即地方官，在外着督抚按道有司等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年谱》载周太谷道光十二年寿终并录有遗命，不排除学派后人在为后继者的继承寻求合法性和正当性。宗教史和政治史上不乏此类事例。《年谱》由谢逢源编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撰成时间晚于上述二书。其撰者是在周太谷“瘐毙”说出现后首次发布周太谷“寿终正寝”之说。盖该说于学派的继承与发展有重大的关涉。学派内部皆讳言周太谷之瘐死，而言周氏系寿终正寝。故撰者把此成说写进《年谱》。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语亦未必尽然。周太谷作为儒者，其生前无著述，死后有其弟子辑其遗书一部。其儒学宗周敦颐，兼有自圣自狂之语，除模仿《易纬》《太极图说》构建宇宙生成论之外，并无太多理论建树。其于佛道多采其通于术数、内丹、房中、气功者。其学术甚至不能与林兆恩、刘沅相比。“林兆恩一生著述颇富，洋洋洒洒，百万余言。……在他生前出版或再版的各种集子就不下一、二十种。”“止唐先生（刘沅）则为川中近三百余年来特立独行、博通三家之大儒。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密钥，融道入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矱。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著作之内容性质而言，则称之为道化儒家可，称之为儒化道家亦可。”“刘沅讲学传道，笔耕不辍，数十年间，洋洋洒洒，著述不下一百七八十卷。”周太谷则只有薄薄的十卷遗书。这当然有一重要原因，太谷学派重口耳相传，不重著述。即便有著述，亦秘不示人。此说明太谷学派的秘密程度、异端色彩较之林兆恩的三一教、刘沅的刘门教更为浓厚。从周太谷的作为看，是典型的教派领袖。“最有特色的教派领袖是些世俗人士，他们来自由地村松称之为 ‘第三层次或中间层次的本无权势的知识分子：和尚、道士、无业的生员等等，还包括算命先生、巫师之类的伪知识分子’”。周太谷即为“无业的生员”转变成的职业的宗教家。黄育楩谓：“邪教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太谷学派不是邪教，周太谷传徒的方式却与之没有二样。

“一种宗教若要成立，要把教徒凝聚起来建设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必须有一个理想中的神圣人物。这个神圣人物具有非同寻常、人所不及的聪明睿智和献身精神，他是神灵的化身。”在学派后人所著的《龙川夫子年谱》里，周太谷就是这样的一个被神化的人物。这无疑服务于创制、建设宗教的需要。正是由于后世的这种神化和圣化，周太谷才成为一个弥漫着神秘色彩的高大人物，甚或直接就是“神圣”，可谓“人能弘道，道亦能弘人”。

在中国社会结构里，代表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与代表庶民大众的民间文化是同时存在而且相互交流、互动的。如就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而言，道德性的人文化教化是其主体系，灵验性的宗教活动只是依附于主体系的副体系。但就社会大众而言，神明赐福的宗教信仰是其生活中的主体系，道德活动反而是其副体系。作为精英文化或士大夫文化的儒学要开启平民化的进程，势必要与民间盛行的宗教文化磨合、融会。事实上，明末最具平民化色彩的儒家学派——泰州学派已不自觉地具有某种宗教色彩，这无非是儒学走上平民化道路的必然结果。自觉开启宗教化进程的太谷学派其成为三教融会的民间宗教自有其必然之势。儒学要宗教化首先要运作儒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宗教因素。如各期儒学中的神秘主义内容，特别是西汉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中的神秘主义，很容易被后世拿来作为建构新宗教的元素。儒学要民间化势必与当时民间流行的佛、道、民间宗教交合、混溶，要保持醇正的儒学是不可能的。民间社会就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世界。太谷学派以儒学为根基，不断融入佛、道的内容。加之学派的创教人物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都是出入三教的人物，终于出现了这一三教融会的民间宗教。

关于周太谷所创教之名，学派中人自认为“圣功”“崆峒”。外界所予之名较多，“大成教”似较为广泛。笔者认为，既然以“太谷学派”概称这一群体，则教名用“太谷教”，二称更易对照、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