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童年(12)

当然，我只是在粗略地描述一个孩子眼中的两个上帝的区别，我记得，正是这种区别曾在我的内心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我不喜欢外公的上帝，他让我惧怕，因为他没有爱，永远严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他关注的只有人性丑恶、堕落的一面。他不相信人类，时刻等待着人们向他忏悔，他以惩罚人类为乐。

在那些日子里，上帝成了我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他是我生活中唯一美好的东西。其他所有的记忆都只留给我残酷、污秽的印象，令我感到悲哀和厌恶。

上帝——外婆的上帝，是一切生灵的朋友，是我身边最美好、最光辉的事物。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公就看不见这个仁慈的上帝。

大人不准我到街上去玩，他们说街上太乱了。我每次出去就和喝醉了酒一样，打架，胡闹。

我没有朋友，邻居的孩子们都敌视我。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希林，他们知道这一点，就叫得越发起劲：“嘿，小气鬼卡希林的外孙来喽！快来看哟！”

“揍他！”

我就这样和他们打起来。

按照我的岁数，我算是长得壮的，打起架来力气也不小。我的对手也承认这点，所以他们从来不和我单挑。因此，每次栽在他们手上，我都被打得鼻青脸肿，衣衫破烂，狼狈地逃回家里。

我的样子每次都把外婆吓坏了，她会心疼地说：“怎么啦！小家伙，又打架啦？让我看看！这可如何是好呢？”

她给我洗脸，帮我处理伤口，一边说：“你为什么老要去打架呢？在家倒是老老实实的，怎么到了街上就那么不像话了！真不害臊！看来我要告诉你外公，不让你再出去了！”

外公看到我又青又肿的脸，从来都不生气，只是咕哝几句：“又挂彩啦！好你个勇敢的斗士，不许再上街了，听见没有？”

我对空无一人的大街是没有兴趣的，但只要一听到孩子们的嬉闹声，我就会把外公的警告抛到九霄云外，跑出院子去。我一点都不在乎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我无法忍受男孩子们残忍的恶作剧：他们让狗和公鸡打架，虐待猫，追打犹太人的山羊，戏弄喝醉的乞丐和虔诚的“死鬼装在兜里”的伊戈沙，等等。

伊戈沙高高瘦瘦，浑身脏兮兮的，瘦削的脸上胡子拉碴。他常驼着背在街上踱步，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身上的羊皮长大衣摇来摆去的，样子很奇特。

他铁灰色的脸上一双忧伤的小眼睛，令我肃然产生敬畏的感情。我总觉得这个人正在做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谁都不该去打扰他。

但是孩子们跟在他身后跑，朝他的驼背扔石子。他并不在意，似乎也不觉得疼，但他会突然站定，转过头来颤抖着拉拉破帽子，环顾四周，好像刚刚睡醒一样。

“伊戈沙，死鬼装在兜里！伊戈沙，你去哪儿啊？看看你兜里，有个死鬼呀！”孩子们叫喊着。

他抓住衣兜，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子或者土块，笨拙地挥动长长的手臂回击，嘴里骂骂咧咧的。他骂来骂去就那么几句，而孩子们还击他的语句则丰富多了。

有时候，他一瘸一拐地追上去，一不小心被长袍子绊倒，跪倒在地，两只干柴棒似的手臂撑着地面。

这时候，孩子们便朝他扔石头，胆大的甚至跑到他跟前，抓起泥土朝他头上撒过去，然后飞也似的闪开。

街上最让人痛心的要数看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傅了。

他全瞎了，沦落在街上以乞讨为生。他高大清秀，沉默不语，由一个矮小、不起眼的老太婆领着，挨家挨户地要饭。每到一户人家窗口，那个老太婆便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说：“可怜可怜这个瞎子吧，看在耶稣的分上……”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什么也不说。黑镜片后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别人家的墙壁、窗户，还有过往的行人，被染料浸透了的手轻轻拽着自己的大胡子，双唇则始终紧闭着。

我常见到他，可从来都没听到过他发出一点声音。这种沉默令我无比压抑。

我从没有走近过他——我做不到——相反，每次我见到他，都会跑回家去告诉外婆：“格里戈里来了！”

“啊！”外婆痛苦不安地惊叫一声，“拿着，快把这个送去给他！”我就是不肯去。于是，外婆亲自走到门外，她会在那里和格里戈里谈很久。我看到他带着笑，抖动着胡须，但话很少。

有时候，外婆会把他拉进厨房来吃东西。有一次他问起我。外婆叫我，但我跑开了，躲到了柴火堆后面。我无法面对他，在他面前我会觉得很惭愧，我知道外婆也很难堪。

我们很少谈论格里戈里，只有一次，外婆目送着他离开之后，慢慢地穿过院子走进屋里，低着头暗自啜泣。我走上前去，拉着她的手。

“你为什么老躲着他？”外婆轻轻问我，“他很喜欢你的，他是个好人……”

“外公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我反问。

“你外公？”

她停下脚步，把我搂在怀里，凑在我耳边说：“记住我的话：上帝一定会狠狠地惩罚我们的！一定会惩罚！”

外婆没有说错。十年以后，那时外婆早已长眠地下了，外公疯了，在城里的街道上游荡，凑到人家窗口讨东西吃：“好心人哪，给点吃的吧，就一点点……咳，什么人！”

从前的他全不见了踪影，只剩下这么一句苦涩而令人心碎的话：“咳，什么人……”

除了伊戈沙和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另一个让我避而远之的是一个叫沃罗尼哈的浪荡女人。

每到礼拜天她便出现在街头，她身材高大，头发散乱，老是喝得醉醺醺的，尖声唱着下流的小曲。她走起路来很特别，脚不沾地，好像是一朵乌云在往前飘。街上的人都躲着她。

她从街上走过，就好像把街道清扫了一遍。她的脸肿得像个皮球，脸色铁青，瞪着一双骇人的灰色眼睛。有时候，她又哭又叫：“我的孩子们哪，你们在哪儿啊？”

我问外婆，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你不该知道！”起先外婆是这样回答我的，可后来她还是简要地向我解释了一下：

这个女人曾经有个丈夫，叫沃罗诺夫，是个当官的。为了升官，他把自己的妻子送给了自己的上司，那个上司便把她带走了。两年后，当她再回来的时候，她的孩子——一男一女——都死了，丈夫则因为赌博，输光了公款，进了大牢。

她伤心极了，开始酗酒，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现在每到礼拜天，警察就会把她抓走。

毫无疑问，家里还是比街上要好。特别是午后的一段时间。外公去雅科夫舅舅的染坊了，外婆就坐在窗边给我讲故事，讲我父亲的事儿。

那只从猫嘴里救下来的八哥，在外婆的治疗下已经恢复，外婆剪掉了它折断的翅膀，它受伤的腿则被巧妙地用一截木棍固定住。外婆已经在开始教它讲话了。

鸟笼子挂在窗台前，外婆常常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想教会八哥的话：“喂，快说：八哥儿要吃饭！”

八哥眨巴着圆圆的眼睛，睨着她，忽而用那条木腿敲敲笼底，伸伸脖子发出黄莺的叫声，它还会模仿松鸦、布谷鸟，甚至小猫小狗的叫声，可它好像就是学不会人话。

“别淘气了！”外婆会很严肃地和它说，“试试看，说：八哥儿要吃饭！”

这只长着羽毛的小猴子要是突然大叫一声，叫声像极了外婆要教她的这句话，外婆便会高兴得哈哈大笑，用手指给它喂一点燕麦粥。

“我就知道你会说，调皮鬼！只要你想学，什么话都能学会！”

外婆真的教会了八哥说话。一段时间以后，它能很清楚地要饭吃；老远看见外婆，还会扯着嗓子喊：“你好！”

原先，鸟儿挂在外公屋子里，可不多久，外公就把它赶到阁楼上来了，因为它开始学外公说话。外公的祷告词念得清清楚楚，八哥会从笼缝里伸着它黄蜡的嘴巴模仿外公的祷告。

外公觉得鸟儿在戏弄他，有一天，终于一跺脚，发了火：“把这个小魔王给我拿走，不然我杀了它！”

家里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但我时常被一种强烈的渴望包围，近乎窒息。这种感觉就像有一个巨大的包袱压迫着我，好像我一直生活在漆黑的坑底，看不见，听不到，没有知觉——我像个瞎子、活死人。

八

出人意料的是，外公竟把房子卖给了酒馆老板，然后又在缆绳街上新添了一处住宅。这条街道一直通向田野，虽然没铺石子，遍地是草，但是既干净又安静，街道两侧分布着一幢幢五颜六色的小房子。

新房子比原来那所更漂亮可爱。房子的正前方涂的是暖洋洋的深红颜色，在三扇天蓝色的窗扉和阁楼上那扇带栅栏的百叶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左边的屋顶被榆树和椴树的浓荫形影不离地覆盖着。院子和花园里有多处绝妙的藏身角落，像是特意用来捉迷藏的。

花园不大，却其乐无穷。连那儿的灌木丛也长得枝繁叶茂，惹人喜爱。园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间清清爽爽的小浴室，像座玩具房子。另一个角落里是一个荒草丛生的大大的深水坑，依稀可辨从前浴室失火后残余的木炭痕迹。

园子的左边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马厩的围墙，右边是贝特连家的房子，花园深处连着的是卖牛奶的彼得罗夫娜家的屋子。这个胖乎乎的红脸女人，长着一副喋喋不休的大钟似的嗓门，让人受不了。她家的小屋破旧阴暗，爬满了青苔，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陷入土里，两扇窗户像眼睛似的，一眨不眨望着田野。田野里整天有士兵在那儿操练，明晃晃的刺刀在秋日的斜晖里更觉得耀眼。

整座房子住满了人，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前边住着的是个鞑靼军人，他有个长得像小肉球似的妻子，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弹她那把装饰考究的吉他，她常常引吭高歌的便是下面这首：

去爱一个你不爱的人？哦，不！如果你是聪明人，就该另觅佳人。找个意中人，她有多动人，倾国又倾城！

她的丈夫，胖得也像个肉球，这会儿正坐在窗边，鼓着发青的腮帮子，一个劲儿地抽着烟斗。一对快活的棕色小眼睛滴溜溜地转，咳嗽起来声音怪得像狗叫：“汪呜——汪——呜呜——”

搭在仓库和马厩上方的一间暖和的简易棚屋里，住着两个马车夫和一个高高的鞑靼人。鞑靼人叫瓦列伊，是个勤务兵，一脸的愁苦相。那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儿车夫，人们都管他叫彼得大叔，另外一个是他的聋哑侄子斯捷潘，长得魁梧结实，面若铜盘。所有这些陌生人都让我捉摸不透。

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一个外号叫“好极了”的搭伙房客，他住在后屋厨房边上一间狭长的屋子里，两扇窗户一扇朝花园，另一扇朝院子。

此人是个驼背高个，两撇分开的小黑胡子把他的脸色衬得更加苍白，戴着眼镜，目光和善。总的来说，他言语不多，为人谨慎。当人家告诉他茶饭已备好时，他总是说：“好极了！”于是，外婆就在人前背后都这么叫他。

“阿列克赛，去叫‘好极了’喝茶。‘好极了’，多吃点，你怎么不吃呀？”

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木头箱子和一些我看不懂的书，到处散落着装有各色液体的瓶子，还有一些铜丝、铁块和铅条。

他老是穿那件棕色的皮上衣和灰条子的裤子，浑身沾满颜料，散发出阵阵刺鼻的味道。

他从早到晚就站在那儿忙着熔化铅条、焊接铜丝什么的，或在小天平上称东西，也不知道嘴里在咕哝什么，有时烧伤了手指就吹几下，跌跌撞撞地走向挂在墙上的图表，擦擦眼镜，凑近了细看，那粉笔似的白灰鼻子都快要撞到墙了。有时候，他会突然在屋子中间或窗户边上停住脚，闭上眼，抬起头，不声不响，像座雕像。

我穿过院子爬到他的屋顶上，从开着的窗子里观察他。

我看到桌上的酒精灯闪着蓝色的火焰，他躬着黑乎乎的身影在一个破本子上记东西，镜片像清冷的冰块，冽着寒光。

也不知道这人变的什么戏法，我好奇得不得了，常常趴在屋顶上一连几个小时都不愿离去。

有时候，他会呆立在窗户中间，双手搭在背后，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屋顶，但好像从来没有发现过我，这让我很恼火。忽然，他又会急匆匆地回到桌子边上，使劲地弯下腰，把桌上的东西乱翻一通。

我想，如果他是个有钱人，穿戴得体，我或许会怕他。可他是个穷光蛋，又脏又皱的衬衫领子从外衣领口上露了出来，裤子打过补丁还满是污迹，光脚穿着双很破的鞋子。我从外婆的同情和外公的鄙夷中得知，在穷人身上没有丝毫危险或可怕的东西。

整座房子的人都不喜欢“好极了”，大伙都嘲讽他。快乐的军人妻子笑他是“粉笔鼻”，彼得大叔说他是药师和巫师，而外公认为他是法师、共济会分子。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问外婆，可被她厉声喝道：“没你的事。不该问的就别问，知道吗？”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来到他的窗边。

“你在干什么？”我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吃了一惊，在镜片后打量我很久，然后才伸出那只满是烫伤疤痕的手，对我说：“来，爬进来吧。”

他居然让我爬窗进去而不是走正门，这让我觉得他好了不起。他自己坐在一个箱子上，让我坐在他前面，一会儿把我挪到这边，一会儿又把我挪到那边，最后问我：“你从哪儿来呀？”

这话问得多奇怪！要知道，我每天四次在厨房里吃饭喝茶，回回都是挨着他坐的。

“这儿是我外公家。”

“哦，是的。”他说，随后就盯着自己的手指不出声了。

但我觉得有必要让他明白：“不过，我不姓卡希林，我姓彼什科夫。”

“彼什科夫？”他用错误的音调重复了一遍，“好极了！”

他把我推开，起身来到桌子边上，“好了，坐下，别吭声。”

我一坐就是很久，看他用钳子把一根根铜丝锉成碎屑，锉够了，就把这些金黄色的碎末儿掸到一块，倒进一个大杯里，再从一个罐头瓶里倒出盐一样的白色粉末，加到铜屑里，最后又倒入黑色液体。杯中的混合物开始扑哧扑哧地冒烟，发出刺鼻的怪味，呛得我拼命咳嗽。

“不好闻吧？”这个怪物竟然得意地问我。

“难闻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