淤泥的肥田价值

无论是中国北部还是中国南部，农业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冲积平原、河谷、旧河床、旧湖床的农田；这里能起到肥田作用的灌溉，与黄土草原并不相同，但是，即使不能说同样重要，也可以相提并论。在这里，灌溉主要依靠洪水泛滥完成。甚至今天，在中国北部地区也经常看到，夏季暴雨过后，洪水携带着泥沙从山上冲下来。于是，农民修建沟渠——如果工程较大则由政府承担——拦截携带泥沙的洪水，将其引入农田，实现灌溉、增肥和防洪的三重目的。

中国北部的大河，如泾水和渭水（陕西）、汾水（山西）、洛水（河南）和黄河，一路上都有携带泥沙的洪水汇入。因此，这几条河流几乎都携带着大量泥沙，然后通过沟渠系统将这种泥沙引入农田。黄河的泥沙含量平均为11%。中国古代的作家，按照前汉（前206—25年）时期张戎的估计，认为黄河的水和泥沙之比为10∶6。明朝官员潘季驯（1521—1595年），因治水成就和一部水利经典著作而名垂青史，他认为到了秋季，黄河的泥沙含量会由60%增加到80%。显然，绝不能把这些说法当作科学估计，它们只是为了强调而进行的书面夸张而已。然而，它们的确表明，黄河的大量泥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中国当政者的注意。

有权威记载表明，在前汉时期，中国农民就知道了淤泥的肥田价值。公元前95年前后，白渠建成。白渠将含有泥沙的泾水引入今陕西省中部的大片农业区。当时，这一地区的农民为白渠大唱赞歌。有段歌词说：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唐朝太宗（627—649年）和高宗（650—683年）时期，名臣长孙无忌曾经这样评价说：“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明朝潘季驯曾经提到，黄河决堤的一个原因是有些农民为了淤灌农田偷偷挖掘堤岸。

关于河南省的颍水，1660年出版的《临颍县志》中有一段文字很有启发性。它是这样说的：

其源深而委小，夏秋淫雨，辄泛涨弥漫，溃决难防。然浊流一奔，所过即为沃野，西南之民多利之；正东、东北则受其害。或数年不决，地即硗，民伺其水弥，乃盗决，用肥其地。颍民谓是河有损益云。

近几年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河南。1932年7月，由于洛水泛滥，出现了八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洪水破坏了很多村庄，但在1933年小麦却大获丰收。再如，陕西同州的几百亩农田，在1932年也遭到洪灾，但庄稼同样获得了当地多年未见的好收成。

李协是一位重要的治水专家，也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委员长。他清晰地认识到了上述事实，建议修建沟渠灌溉系统；沉积在沟渠底部的淤泥，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挖掘，以保持沟渠深度，而挖出的淤泥则用来肥田。

出版于1887年的《山西通志》记载了两个有趣的例子，证明了淤泥在山西省的肥田价值。其中一个例子是大同县玉河的水通过沟渠灌溉农田，《山西通志》这样描述：“沙砾平滩，一二年间，淤成膏腴。”

1729年，清朝官员韩光基向皇帝呈送的奏折中提到了涑水，涑水发源于绛县，途经闻喜县、夏县、安邑县和猗氏县，最后注入黄河。在流经的五个县中，农民都利用河水进行灌溉。奏折中说：“涑水深浊。每当冻河开河之际，田亩一经灌溉，肥饶倍长。故愚民混行，私决堤堰，横筑土坝……”这几个例子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灌溉的双重作用。

在河北省，人们普遍认识到，永定河频发洪水带来的破坏，通常因为淤泥的肥田效果而得到补偿。在一次针对治水问题的著名讨论中，清朝的陈仪（1670—1742年）提到了永定河的“填淤肥美”，明确地说“秋禾所失，夏麦倍偿”。在一次针对永定河的讨论中，陈宏谋（1696—1771年）也提到，每次永定河水淹没农田，小麦的收成就会特别好。

1871年版的《畿辅通志》，从该通志较早的版本中，引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样评价永定河：“永定浊泥，善肥禾稼，所淤处，变瘠为沃，其收数倍。”在一封讨论浑河（桑干河支流）防洪问题的信中，方苞（1668—1749年）和顾用方表明，浑河流经固安县和霸州县时，河堤消失了，水面蔓延，达一两百里宽。十天左右，河水消退，田野布满淤泥，被农民称为“金铺地”。漳河的古代灌溉工程和肥田功能同样闻名遐迩，清朝声名显赫的官员孙嘉淦（1682—1752年）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一奏折也被收入《畿辅通志》中。

治水问题，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控制水量与增肥土壤两方面的问题。在南方，不是排洪沟渠携带淤泥增肥农田的问题，而是排除多余积水、利用排干水的沼泽湖床耕种（主要种植水稻）的问题。

中国南方的大地主和富农，侵占湖泊河流，扩大耕地面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争夺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尚未被任何人霸占的土地；第二是因为在湖床或者河床新开垦的土地暂时不用缴纳地租。

这种趋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这一问题自从南宋（1127—1279年）以来就一直特别明显。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十分肥沃，因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免地租的公共土地，也是为了争夺肥沃的土地。关于福建省长乐县的滨闾湖，在1829年前后刊行的一篇文章中，明朝知县蒋以忠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湖区的肥沃土地。他说：“顾湖堳多沃壤，可稼穑，岁收其入，较恒田足三倍，官且不税。豪奸睨其旁者，群攘而艺之。”这些开垦的肥沃“湖川田”，通常都用墙一样的堤坝围起来挡住外面的水。在长江流域下游（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人们把这种农田称为“围田”或“圩田”；在大湖区，特别是湖南，人们称之为“垸”。它们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农业区中最高产的土地的一部分。

对淤泥在中国农业中的地位，很多西方的杰出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并给予认可。罗德民教授曾测量过源自陕西省的山丘或者高原上的洪水泥沙含量。洪峰过后，他从三种不同的洪水中，选取了六种各为1000立方厘米的洪水样本，过滤后将淤泥用100℃的温度烘干，然后进行称量，结果发现泥沙含量为14%—22%。这位科学家的下列说法值得关注。他说：“这个数量令人惊讶。它说明每个季节，洪水都会从山上带下来数千吨的肥沃土壤。”

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土壤侵蚀过程，造成了中国山西省和其他省份的多石和贫瘠山脉以及山区的荒野。控制土壤侵蚀、保护灌溉水源的重要意义，下面的引文说得非常清楚。这段引文来自明朝学者阎绳芳于18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文说：

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于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徒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祈以此丰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

然而，在强调控制土壤侵蚀的同时，要尽量把侵蚀掉的泥沙保留下来，通过建造和维护良好的沟渠和灌溉系统，将它们加以利用，变废为宝。马罗利（Walter Mallory）先生对中国北方防洪具有诸多实践经验，他的观察特别值得注意。他说：

洪水冲刷掉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补偿，因为洪水带来的泥沙沉积下来，会使土壤更加肥沃。灌溉可以起到这种改良作用，而不会造成相应的损失，因此灌溉的好处可以说是双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A．沃尔凡杰（Louis A. Wolfanger）博士在评价中国的土壤状况时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关于中国所谓的“持久农业”问题。他这样写道：

（中国）人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利用他们的山地熟土，……而是拥挤地生活在江河地区。洪水暴发会造成悲剧，但是这里的土壤年轻、新鲜、适合耕种，而且周期性地得以更新。由于大量使用肥料，天然高产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那些洪泛平原之外的人居住在丘陵和低矮山野上，这里的山坡经过努力已经建成层层梯田。这里的土壤也会周期性地变成生土。通过侵蚀，土壤总是在自然状态中不断更新；如果人类使用土壤，导致其肥力降低，那么普遍使用肥料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补偿。……中国人过去曾经拥有——而且显然现在仍然拥有——年轻、多产、未淋洗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