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先贤之思 窥改革之路——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
——（意）克罗奇《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
这句话，被吴晓波引用在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最前边，其中的道理和中国文化里的谈古论今、以史为鉴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更通俗地指出了我们研究历史的所在之一，兴趣。无论是古代繁盛的中国，还是现在日益昌盛的中国都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从清朝末年开始的经济衰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和发展？尤其是身处这场伟大变革历程中的我们，是否感受到了每个重要历史事件的潮起潮落？在读过科斯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后，我对作者所言“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内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的观念有了浓厚的兴趣，科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并非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运行，又似乎未全部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的安排发展，那是怎么样的一股力量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吴晓波所著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经济变革为脉络，从管仲变法开始，选取了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十二个典型的历史时刻，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著名历史时刻进行分析，剥丝抽茧，让我站在新角度去看待悠远中国历史中那些富有代表性的经济变革事件。我惊讶地发现，在高度集权体制的古代中国，聪明的祖先已经使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发展方式。吴晓波先生在书中为了强调研究这些古代经济历史事件对现代经济的意义，也富有新意地凝练了每个历史事件的特点，例如：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这种古代政治经济事件与现代思想的碰撞，更加深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这也是我向其他人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在进一步谈论这本书内容之前，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总结西方对于中国经济学分析观点，他们要么持否认态度悲观主义，要么热烈追捧高呼伟大。对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最难解释的不是一家或者几家超级公司的形成，而是中国超级经济体的形成过程。其实，简单来看，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懂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中国的国情。记得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聊天，恰逢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他问我，你们会用“淘宝”吗？我说当然。我问他，你知道“支付宝”吗？他摇摇头，我点开手机给他看了一下“支付宝”，介绍了一下功能。他说，哦，我手机上也有银行的app，然后点开了美国大通银行的app。我只好告诉他，你那个只能查个账户余额，查个账单，“支付宝”可以与生活紧密联系，有超强的客户黏性，还可以投资赚钱。他显然对这款神器惊呆了，甚至有点羡慕我能够免费使用支付宝里面的服务。实际上，中国模式已经逐步从简单的模仿、山寨，走到了世界的制造、创造的道路上去。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东西方社会的融合也会越来越深入，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认识的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作者在书中提及了约瑟夫·熊彼特（奥裔美国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讨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是这本书作者研究的起点。读罢全书，三对关系萦绕在心中，亟须细细理清。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管仲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吴晓波看来，管仲与商鞅，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对于中国而言，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也许曾经是一道选择题，但我们最终选择的路，被实践证明可以也是应当走的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适合国情的经济制度引导下，中国已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举手投足间大国风范尽显。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衡点，对于“钟摆”而言，摆至最左或最右，靠的都是惯性，但若想让钟摆停留在平衡点，却需要靠多年实践经验累积和精准的时机，其中艰辛，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科斯的《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都已有详细描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必须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结合，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将计划与市场的平衡理念更全面彻底地贯彻。
二、民营与国有
公元前八十一年，大汉的朝堂上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大汉第一经济学家桑弘羊及官员，另一方是全国顶尖的贤能多学之士，辩题是国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贤士们首先发难，指出国家办企业有三大缺陷：第一，与民争利，国家垄断了盐铁，实际上没有对GDP做很大贡献，只是变相的争夺了人民的利益；第二，国企生产的东西，质量差，成本高，而且存在强买强卖的现象；第三，最致命的问题，权贵经济，广大官员们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必然会做很多有利于自己的决定，生产一些或者巨大的灰色收入，长此以往，贫富差距必然拉大，国家阶级分化必然严重。面对咄咄逼问，桑弘羊先生经典三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广大贤士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也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一些激进人士甚至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使全民参与享受国有经济之利。尤其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批评之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全部私营化能解答桑弘羊的三问吗？若将全部国企私营化，经济增长的支柱不在，由此带来的就业、教育、人口等一系列社会矛盾都将爆发，尤其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后果不可想象。因此，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经济，我们应当考虑的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得到的利益最大化。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让市场在国企中充分发挥作用。
三、法制与法治
读经济变革史的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寻找中国两千多年经济演变发展过程中法治的痕迹，比如交易规则的意思自治、平等贸易关系等。而纵览全书，其所能体现的一些法治的精神，也最多是关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规则的。比如，在齐国管仲变法时，对于农业税，管仲不像一般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而是采取了机动税率，首先确定征收农业税的频次为两年一次，然后衡量当年的经济环境和农业丰收情况，如遇大丰收则每年征15％，中等之年则每年10％，如遇饥荒则采取5％的税率。无论怎样，这种规则意识貌似能让人寻到些法治的踪迹，再多，却是没有的了。我想，除了因为本书是围绕掌权者发起的变革展开，可能更多关注顶层设计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封建社会乃至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中种种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本，就是没有法治意识。
市场经济是与法治最近的经济。但即使是这样，吴敬琏先生也曾在多个场合宣称，市场经济也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好坏的区别就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是否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法治，并非法制，就是说市场经济的需求并不仅仅满足于建章立制，更在于运用法治的精神来治理和引导经济发展。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表明了经济与社会的现实呼唤。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成绩斐然，但问题仍不可忽视。正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进程迟缓，这几年否定改革的声音才逐渐形成了力量。他们利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改革不彻底引发的问题做文章，从而达到否定改革或停下脚步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建设进度具有相当的政治与历史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历史性地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国家权力运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各个维度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不难看到，市场经济所呼唤的平等、自由、人权等要素，即将在中华大地处处开花。
无论是对古代中国的变革，还是对近现代中国经济改革，吴晓波均有肯定与批判，但更多的是放弃批判，回归历史现实，希望探索古今。总结他的观点，他对罗纳德·科斯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大崛起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演进，同时他批判地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密不可分，从古而来的“结构上的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的结果”，民族的特性和历史的惯性也容易让改革不会那么的顺畅，甚至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再好的著作和文字，一旦涉及对历史的评判，也难免存在一定的狭隘和主观臆断，但吴晓波的文字似乎给我打开了很多的思路，去看眼前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我们所有对历史的兴趣都是源自我们对未来的困顿，所有我们从苦难中学到的东西都不会没有价值。所有的牺牲、失败，对于未来而言都是值得的。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过数十次经济变革，从历史中走来，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很多获得，也看到了很多失误，所有这些在今天都已经变成了财富，都是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财富。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当前改革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