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汉人王朝时期

后梁时期，由于其大多时间所控制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以南，和辽国之间没有直接边界的接壤，所以涉及的内容较少。建立后周的郭威和继任者柴荣都是社会草根出身，都很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较之此前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统治者的沙陀族血统，他们作为传统的汉人出身的帝王，在对辽国的问题上，民族心理有显著区别。二人又都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帝王，在他们统治时期，对辽国及其附庸国北汉的举措，对北宋在此问题上的处理，都有很大影响。

一 后梁时期（907—923）

朱温称帝的前一年，即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与阿保机联络，这样做的目的，估计是为来年的称帝做外交方面的准备。唐天祐四年（907）一月，阿保机即汗位；四月，朱温废唐建梁，随即“遣使来告”，而阿保机知悉中原政权的这一重大变动后，马上遣使送来名马、女口和貂皮，卑辞厚礼向朱温请求封册，也即按唐朝的惯例，求封松漠都督、北平郡王，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汗位，以对付自己内部的反对派。朱温清楚，阿保机一定有求于他，尽管封册不需要多大代价，但他坚持要有交换条件，他回复阿保机说：“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仇雠，与尔便行封册”，后梁又遣使节到辽国，试探阿保机的实力到底如何，“遣使求辕轴材，太祖难之。（耶律）铎臻曰：‘梁名求材，实睹吾轻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穷谷，有神司之，须白鼻赤驴祷祠，然后可伐。’如此，则其语自塞矣”，阿保机虽然用耶律铎臻的妙计，婉言谢绝了后梁的要求，但后梁使节此行，应该对阿保机的实力，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故而向阿保机提出“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的封册条件，阿保机虽然对封册的要求很迫切，但认为后梁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封册一事，只好作罢。后梁开平三年（909），又派郎公远出使契丹；末帝贞明二年（916），郎公远又一次出使契丹，庆贺耶律倍被立为皇太子；贞明四年（918），又一次派遣使节出使契丹。朱温被弑后，阿保机遣人“使梁致祭”。

有梁一朝，十六年的时间，辽国四次派遣使节到汴京，不算频繁。在朱温与李克用逐鹿中原，双方实力难分伯仲的时期，实力尚弱的阿保机尽管还需要从中原汉人政权处求得支持，但也只好暂时采取骑墙的策略。

二 后周时期

（一）太祖郭威时期（951—954）

广顺元年（951）正月，太祖郭威鉴于邺都“镇抚河北，控制契丹”的重要性，以自己的心腹宁江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可见郭威对辽国问题的重视。除了对辽国保持警惕外，还必须对紧随自己称帝，以后汉继任者自居的北汉刘崇政权，保持足够的防备。二月刘崇就发起挑衅，北汉兵五道攻晋州，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刘承钧以为王胆怯惧战，命北汉兵蚁附登城，被王晏伏兵给予迎头痛击，北汉兵死伤千余人；刘承钧又遣副兵马使安元宝去焚烧晋州西城，孰料安元宝却主动向后周军队投降；刘承钧于是移军攻打隰州，隰州刺史许迁遣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俘虏其将程筠等，并将他们杀死。最终，北汉兵由于攻州城，“数日不克，死伤甚众，乃引去”。

北汉自立后，辽世宗派使节给刘崇儿子刘承钧带信，刘崇让刘承钧在回信中写道：“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辽世宗闻之大喜。四月，刘崇派郑珙带厚礼到辽国表示感谢，并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而且请行册礼。六月，辽世宗遣使“册命北汉主为大汉神武皇帝，妃为皇后”，辽国又一次在汉地，册封傀儡政权。七月，刘崇遣翰林学士卫融到辽国谢册礼，且请发兵联合攻打后周。

有了辽国作靠山，九月，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瑰将兵自团柏入寇，辽世宗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事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辽世宗强迫他们进兵，诸部酋长于是杀死辽世宗，随之辽穆宗继位。北汉主刘崇马上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到辽国，贺即位，“复以叔父事之，请兵以击晋州”。十月，辽穆宗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率领奚、契丹五万兵联合北汉兵一起攻打后周，北汉主刘崇领兵二万自阴地进攻晋州，军于城北，三面置寨，昼夜攻打，游兵至绛州，巡检使王万敢权知晋州，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指挥使何徽共拒之。北汉主刘崇攻晋州，久不克，“会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无所掠，军乏食。契丹思归”，听说后周援军王峻的部队到了蒙坑，于是烧营夜遁。次日，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阵使药元福、左厢排阵使陈思让、康延沼将骑兵追之，及于霍邑，纵兵奋击，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辽军回到晋阳，士马十丧三四，萧禹厥“耻无功，钉大酋长一人于市，旬余而斩之”，辽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

广顺二年（952）九月，太祖“诏北面沿边州镇，自守疆场，不得入北界俘掠”，在周、辽关系的处理上，太祖郭威明显采取守势。是月，辽国军队进攻深州、冀州，被龙捷都指挥使刘诲、牙内都指挥使何继筠的军队击退。辽国武州刺史石越还于是月南投后周。十月，沧州地方官上奏，“自十月以前，蕃归汉户万九千八百户”，辽国连年饥馑，民众为生计所迫，不断越境来到后周境内，散居河北州县，共数十万口，对于这些因为辽国发生灾荒而归来的汉人，后周朝廷命令所在地方官，积极赈济他们。

广顺三年（953）二月，“内制国宝两座，诏中书令冯道书宝文”，其一文字为“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另一文字为“皇帝神宝”。案：传国玉玺始自秦始皇，其上文字为李斯篆刻，历代传授。后唐末帝自燔之际，“以宝随身，遂俱焚焉”。石敬瑭尽管是辽国册封的儿皇帝，却特制新的御玺，以显示正统；耶律德光占领汴京之后，少帝石重贵派其儿子石延煦，将此新御玺，送给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尽管认为这不是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缺乏正统感和权威感，但还是带到了辽国，此行为反映了契丹贵族也欲寻求王朝正统的民族心理。后汉二帝，也许由于在位时间太短，也许是由于其他因素，竟然没有再制作新的御玺，现在，以郭威为代表的后周汉人上层，以天经地义的汉人正统王朝心理自居，制作新的御玺，非常有必要。六月沧州地方官上奏，辽国幽州榷盐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张臧英“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孳畜七千头口归化”，张臧英回归后，世宗又向他询问对付辽国的策略，张臧英详述了地理形势、驻兵要害，并请募边民列置戍所，世宗一一采纳，又以张臧英为沿边巡检招收指挥使，数月间募兵千余人。

广顺三年（953）闰正月，定州上奏称辽国攻义丰军，于是驻防定州的后周军队“出劲兵夜斫蕃营，斩首六十级，契丹遁去”；同月，镇州又上奏，辽国寇境，遣兵追袭，至无极而还。四月后周又对辽国实行武器禁运，“禁沿边民鬻兵仗与蕃人”。同年，后周将石晋所树耶律德光《圣德神功碑》毁掉。案：《圣德神功碑》碑文为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命翰林学士和凝撰写，歌颂耶律德光的皇皇功绩，这样的碑文，在汉人上层看来，显见是对汉人的侮辱。

（二）世宗柴荣时期（955—959）

辽朝自世宗朝出现内乱，穆宗朝政局不稳从而中衰，直到景宗朝初期尚未完全恢复辽初的军事优势。而中原地区，却出现了振兴的景象。尤其是周世宗即位后，对内政治革新、健全法制、发展经济；对外积极准备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统一中国。南北双方的形势，互换位置，导致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显德元年（954）正月，太祖郭威去世。二月，北汉趁后周太祖新丧、周世宗刚刚即位之机，与辽国组成联军，举兵南下，北汉大将张晖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周世宗召群臣商议御驾亲征事宜，冯道等上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刘崇自上次兵败之后，势弱气夺，实力远未恢复，声言进兵，实际上是诱后周上当，且“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一战将率兵前去御寇，最为合适；冯道等人的分析，合乎当时后周的时局，五代十国时期，新皇帝继位后，也是大事非常频繁的时期，稳定国内局势，应该是第一位的选择。但是，周世宗反驳说：“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周世宗的反驳，则似徒有一腔热血的青年心理；冯道等因为周世宗决意亲征，再次坚决表示反对，周世宗说：“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冯道说道：“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周世宗又说道：“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冯道不客气地说道：“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周世宗听了此话，虽然很不高兴，但是御驾亲征一事，就此暂时结束。在此问题上，冯道的建议和反驳，还是很值得肯定的，显露出其久经世面的成熟政治家心态。

三月，面对刘崇与辽国联军的步步紧逼，周世宗先诏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领兵自磁州固镇赴援潞州，又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领兵取晋州向东，夹击敌军。又命宣徽使向训、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滑州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等，领兵先赴泽州。十一日，御驾亲征。十九日，后周军队前锋与敌军相遇，周世宗令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李重进、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将左，居阵之西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居阵之东厢；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以精骑为中锋；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以禁兵卫跸。两军交锋未久，樊爱能、何徽望贼而遁，先是东厢骑军乱成一团，接着步军解甲投降，在此危急时刻，周世宗亲上前线，临阵督战。见此情景，战士皆奋勇争先，联军大败，北汉大将张晖及枢密使王延嗣被杀死，后周军队“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此次胜利，北汉刘崇大受打击。汾州、辽州北汉守将先后归顺，忻州监军李杀死刺史赵皋及辽国所遣大将杨耨姑，以州城归顺，世宗诏授李为忻州刺史。随后，后周军队又乘胜向太原进军，刘崇逃回晋阳，“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杨兗则率领残余的辽国军队，北屯代州，刘崇又遣王得中礼送杨兗回国，并让其代己向辽国求救，辽穆宗耶律答应发兵相助。十月，后周攻打北汉，耶律挞烈总领辽西南道军援助北汉，当时后周已攻下太原数城，北汉军队已经不敢再战。及闻耶律挞烈兵至，后周大将郭从义、尚钧等率精骑拒辽兵于忻口，被耶律挞烈击败，大将史彦超被俘，“周军遁归”，联军“复所陷城邑”，北汉主到耶律挞烈军营，感谢辽军的大力援助。

由于阴雨连绵，士卒久历战阵，疲惫不堪，周世宗下令班师。但是，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 “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要做一统天下英主的心态，开始显露。

打败北汉之后，周世宗开始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在和辽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周世宗也越来越强硬。显德二年（955）正月，又实行积极鼓励被掠夺到辽国的汉人民众回归的政策，“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三月，以李晏口为静安军，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夹胡卢河为垒。此前辽国军队经常涉河而南，“驰突往来，动无阻碍，北鄙之地，民不安居”，然堡垒修成后，“颇扼要害，自是敌骑虽至，不敢涉河，边民稍得耕牧焉”；后又为北伐疏浚了许多河道，从经济上说，有利于航运和灌溉，从军事上说，有利于运输军队和粮草。这样，后周便从左右翼遏制了辽国的进攻。

四月，周世宗诏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各撰《平边策》一首”，周世宗则亲自阅读，此种举动，一来希望听听谋臣们对一统天下宏伟大业的建议，二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远大志向，因为当时“群臣多守常偷安”，而统一则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事业，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努力，更需要有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的心理和足够的智慧，而且必须打造一支以自己为首的、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团队。但是，二十多封奏策中，有价值的太少，只有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的奏策，较有意义，而王朴的奏策，基本上也就是后来北宋太祖、太宗二帝的“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

周世宗没有接受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的奏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先难后易”的统一策略。放到五代后期及北宋建国后收复幽云十六州失败的历史纵横坐标中，可以深窥周世宗的心理。

与王朴及宋太祖、宋太宗等人不同，周世宗在战略上，将辽国视为后周的首要敌国，也是阻挠统一的最主要障碍。而当时的辽国，自辽太宗死后，内讧不断，继位的辽世宗，“中才之主也……既乏持重，宜乖周防”；随后继位的辽穆宗，“在位十八年……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 “辽朝在这样一位无能的君主统治之下，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而在对外关系方面，“辽似乎采取了纯粹消极的防御策略”，而这些信息，周世宗是非常清楚的。历史的机遇常常是稍纵即逝，此时即是中国统一的最好时机，等到辽国从中衰中恢复过来，再去收复幽云十六州，难度不知加大多少，也许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遇。

反观辽朝的敌国后周，则呈现截然相反的局面。从太祖到世宗，特别是世宗时期，后周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经济方面：兴修水利工程，治理黄河，疏通漕路；奖励耕织，招抚流亡，平均赋税，减免苛敛；限制寺院，崇本抑末；扩建大梁，积极发展工商业，整顿钱币。政治方面：改革朝政，振饬纲纪，调整机构，惩治贪污，剪除跋扈之臣，澄清吏治；整顿司法，制定《刑统》，加强对基层的控制。文化方面：刊印经籍，提倡文治。

后周建国不到十年，“厉行改革，成绩斐然”，这为后周发动统一的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北宋“统一和改革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周世宗，其眼界、气度及对时局的认识，既非此前五代诸帝所能比，也非其后的宋太祖、太宗兄弟能望其项背。继位之后，即有“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图大略；“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按照已定的先南后北的策略，从显德元年（955）到显德五年（958），周世宗三次御驾亲征，攻打南唐，迫使南唐割地求和，去帝号，并警告了南唐长期以来勾搭辽国的行为，“尔主自谓唐室苗裔，宜知礼义，异于他国。与朕止隔一水，未尝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舍华事夷，礼义安在？……亟来见朕，再拜谢过，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劳军，汝君臣得无悔乎！”“舍华事夷”，这是此前沙陀族出身的统治者从未说过的话，显见周世宗的正统心理；制服南唐，解除了南方后顾之忧，周世宗转而开始筹备北伐。

周世宗率大军攻打南唐的时候，对北方的辽国，也保持足够的警惕。显德五年（958）四月，辽国乘虚入寇，周世宗命镇宁节度使张永德将兵备御北边，成德节度使郭崇则给予入侵的辽国军队以坚决回击，辽国万骑掠边境，“（郭）崇帅师破之于束鹿，斩首数百级，俘人口牛羊三万余”，后又攻下辽国束城，“以报其入寇”，显示出足够的自信。

做好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后，显德六年（959）四月，周世宗取道沧州，御驾亲征幽、云地区。至乾宁军，辽国宁州（今河北省青县）刺史王洪以城降。至益津关，辽国守将佟廷晖投降。但是自此以西，水路渐隘，舟师难进，于是舍舟登陆，宿营于荒郊野外，由于周世宗率领的军队先期而至，大军未集，“随驾之士不及一旅”，可见周世宗的胆魄和自信心。随后，辽瓦桥关守将姚内斌和州（今河北省任丘）刺史刘楚信先后投降。五月，辽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刺史高彦晖以本城归顺。关南平定，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后周军队进展神速，个中缘由自然应该包括辽国汉人上层心向中原，对后周政权的认同远在对辽国的认同之上的因素。但是，周世宗与诸将商议攻打幽州事宜时，诸将皆以为不可，周世宗却坚定地坚持自己既定的北伐计划。将领们都不同意继续进攻幽州，应该是考虑到幽州在辽国的重要地位，以及攻打幽州的军事实力不具备等因素。是夜，周世宗突然病重，作战计划被迫停止。

当时，正是进攻幽州的大好时机，面对后周军队的凌厉进攻，幽州留守萧思温急忙上奏军情，但是辽穆宗却欲等到秋天再出师，刘景劝谏说：“河北三关已陷于敌，今复侵燕，安可坐视！”辽穆宗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和契丹贵族比较起来，刘景等辽国汉人上层，更关心幽州的得失，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都在幽州。要不是周世宗突然病重，后周本可有攻克幽州的希望。

在是否继续攻打幽州的问题上，后周的将领们与世宗柴荣，却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自五代以来，中原政权一再更替，战争连年不断，从心理上说，军阀们对战争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作战全为功利。此次后周对辽作战，自出兵以来一帆风顺，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艰苦的战斗，便攻下许多州县，这对后周将领来说，已是莫大的功绩，完全可以回朝请赏。如若再攻打幽州，便要冒很大风险。辽南京留守萧思温虽然无能，但城池坚固，驻兵众多，远非关南州县可比，一旦辽国援军到来，难免有一场大的厮杀，若不能攻克幽州，岂不是前功尽弃？于是，他们纷纷对周世宗说：“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柴荣的想法与将领们自然不同。他的目的是要尽复幽、燕故地，雪汉人割地之耻，完成统一整个中国的大业。对于众臣的反对意见，他未采纳，决定继续深入，直捣幽州。他先令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发兵据固安，又至军前亲自指挥筑桥，准备渡拒马河。正在这关键时刻，他突然病发，无可奈何，只好班师南归。当辽穆宗率兵抵达幽州时，周军已自行退去，幽州面对的巨大危机，才得以解除。

同月，定州节度使孙行友攻下易州，后周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是日，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破辽国数百骑于瓦桥关北，攻下固安县。随之，征发“滨、棣二州丁夫城霸州”，巩固已经到手的胜利成果。

周世宗还军至澶渊，却没有急着回东京，迟留不行，即使宰辅近臣问疾者也不见，中外惧。当时张永徳为澶州节度使，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因为有此特殊身份，得以陪伴在周世宗身边，群臣通过张永徳对世宗说：“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周世宗了解到这是群臣的意见后，看了半天张永德的脸，感叹地说：“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周世宗突然病重，于是回师，回到澶州后，病情有所减轻，他甚至估计自己的病会很快好转，毕竟他才三十九岁。于是逗留在此，考虑是否再次掉头攻打辽国，因为，世宗到瓦桥关的时候，据情报获悉，由于后周军队的大举进攻，辽国震惊，“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周世宗为此“甚喜，以为大勋必集，因登髙阜，以观六师。顷之，有父老百余辈持牛酒以献”。但是，群臣并不了解世宗的心理，连最亲近的张永德也是如此，周世宗不由得大发感叹，感叹知音难得，壮志未酬，一代英主的孤独心理，完全表露出来。

周世宗的未竟之业，只好等到北宋建立之后，宋太祖、太宗兄弟二人在其基础上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