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沙陀三王朝时期

后唐、后晋、后周三朝，均为沙陀族军人建立，但是其政权的民族属性，与汉族地主所建立的王朝并无明显区别。由于他们均为正处于汉化不同阶段的地主阶级，所以，在考察他们处理与契丹贵族关系时候的民族心理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等与朱温、柴荣等传统的汉人上层比起来，在处理同样问题时，民族心理上还是有显著差别的。

一 后唐时期（923—936）

（一）李克用时期

李克用时期，沙陀族的势力，开始达到质的飞跃阶段。

李克用在势力低落的时期，总是北逃寻求庇护。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唐朝招讨使李琢纠集幽州李可举、云州赫连铎的军队，联合夹击李克用的沙陀军，其叔父李友金，又以蔚、朔州降于李琢，四面楚歌中的李克用，只能以惨败收场，唐朝成功地恢复对山西北部地区的控制。惨败之后，李克用与其父李国昌，一起亡入达靼，但是，待了一段时间后，“郁郁不得志”，又害怕对方乘机彻底吞并自己残存的军队，极度焦虑，黄巢军队北渡长江之后，李克用才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唐天复元年（901），朱温军队与李克用军队，在太原附近大战，李克用军队失利，“太祖大恐，谋走云州”，李存信等劝李克用投奔辽国，李嗣昭则坚决反对这样做，刘太妃也同意李嗣昭的意见，在此情境下，李克用这才放弃了投奔辽国的打算，李克用当时就同意李存信等北投辽国的主张，显见他和契丹贵族之间，早就建立了联系，绝非危急时刻的贸然选择。天复二年（902），朱温军队乘胜攻破汾、慈、隰三州，又包围太原，李克用“大惧，谋出奔云州，又欲奔匈奴”，此处所说的匈奴，应该指的是辽国。由于后梁军队中发生瘟疫，军队后撤，李克用的北逃计划，才再度终止。

阿保机在向中原地区发展自己势力的过程中，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防守比较薄弱的唐河东道雁门军首先成为进攻的突破口。天复二年（902），阿保机率军进攻该地区，不过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掳掠人口和物资。天祐二年（905），阿保机应晋王李克用之邀，率部族三十万人来到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二人“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阿保机给李克用留下马千匹，牛羊万计，双方约定于该年冬初“大举渡河”，攻打朱温的军队。李克用勾结阿保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借辽国之力与朱温争夺天下，“这一联盟标志着沙陀突厥和契丹之间，紧密联系的开始，并且一直延续于整个五代时期，同时也使满洲南部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卷进中国的事物之中”。但是，阿保机很快败盟，又和朱温勾结，联合对付李克用，李克用听说后非常气愤，临死之前“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

（二）庄宗李存勖时期

李存勖继任晋王后，将进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李克用去世之前遗言中“三仇敌”之一的辽国，也即主要解决民族矛盾。

天祐十三年（916），趁后唐李存勖军队与后梁军队激烈争夺河朔地区的时机，耶律阿保机于是年八月攻占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俘虏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在此之前，李存勖已经得到了辽国军队入塞的消息，于是决定领兵亲征，但是军队到了代州（今山西代县）北部地区后，蔚州陷落的消息传来，李存勖于是决定班师。而当时李存勖的势力，“河朔悉为帝所有”，推测其班师的原因，一是代州距离蔚州路途遥远，等军队到了蔚州，估计辽国军队抢掠财物后，已经撤走；二是与李存勖对耶律阿保机的民族心理因素有关。第二年二月，卢文进杀新州（今河北涿鹿县）节度使李存矩，叛入辽国，随即带领辽国军队进攻新州，而李存勖也没有马上做出反击的决定，而是“以契丹主阿保机与武皇屡盟于云中，约为兄弟，急难相救”为由，派人送信给阿保机，责备其容纳叛将，违盟犯塞。尽管李克用死前，将辽国视为三仇敌之一，可李存勖却认为，李克用与阿保机达成的盟约，继续有效，李克用与阿保机的“兄弟深情”，还在影响着李存勖处理与辽国关系上的决策。

但是，等到辽国军队对新州发动猛烈进攻的时候，李存勖决定反攻，之所以做此决策，估计李存勖料到辽国军队进攻新州的目的，是对幽州实施包围，最终攻占幽州，作为以后南进的大本营，一旦辽国占领幽州，后果将非常严重。李存勖等汉人上层，对契丹贵族的南下扩张，还是有自己的心理底线，毕竟中原地区不是统一的王朝，全力对付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受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可以“允许”他们，适度的南下骚扰和掠夺财物、人畜，正如李严所说：“天生四夷，当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但是，如果辽国占领幽云一带汉人的传统生活区，传统的战略屏障区的话，必须予以反击。因此，不再顾及李克用与阿保机的情谊，他先是命周德威率兵三万筑营于新州城东，由于辽国加大进攻的兵力，周德威只好率军回到幽州，但沿路“师徒多丧”，辽国军队乘胜包围幽州，“是时言契丹者，或云五十万，或云百万，渔阳以北，山谷之间，毡车毳幕，羊马弥漫”，在辽国军队的猛攻之下，幽州一带的汉人，心理上非常恐惧，辽国军队五十万、一百万的说法，一来估计是阿保机打的心理战，夸耀自己的兵力来吓唬对方；二来估计也和汉人的自我恐惧心理有关。再加上卢文进招诱幽州亡命之人，“教辽国为攻城之具，飞梯、冲车之类，毕陈于城下。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间，机变百端”，卢文进等汉人上层的加盟，大大提高了辽国军队进攻城池的能力，导致幽州“城中随机以应之，仅得保全，军民困弊，上下恐惧”。周德威间道驰使报告战况，李存勖听到后“忧形于色”，于是召集诸将商讨对策，诸将都说：“敌势不能持久，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可也。”看来许多将领对阿保机军事意图的了解，还是停留在辽国军队惯常的抢掠为主的目的上。而李存审则请求急救燕、蓟，他说道：“我若犹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也说道：“愿假臣突骑五千，以破契丹”；阎宝则提出了具体的战术，“但当搜选锐兵，控制山险，强弓劲弩，设伏待之”，听了三员大将的话，李存勖方有了反攻的勇气，说道：“吾有三将，无复忧矣！”

四月，李存勖命李嗣源率师赴援幽州，次于涞水；又遣阎宝率师夜过祁沟，俘擒而还。而周德威又遣人将对晋军来说非常有利的军情，告诉了李嗣源，“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阿保机为此责备卢文进，深悔南下。辽兵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只好四处打猎，连阿保机帐前的卫兵，都不满万人。因此，应该夜出奇兵，趁其不备。李嗣源马上把该军情报告给了李存勖。辽国军队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长于野战和速决战，短于攻城和持久战，三个月的拉锯战，导致辽国军队的后勤供应紧张，直接引发了阿保机和卢文进之间的冲突，而且盛夏已到，辽国军队和马匹不适应气候的毛病马上显现出来。

七月，李存勖又派遣李存审领军与李嗣源汇军于易州，步骑达到七万人，于是“三将同谋，衔枚束甲，寻涧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骑为前锋，循大房岭而东，距幽州仅六十里。辽国军队急忙迎战，“万骑遽至”，李存审、李嗣源率军“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晋军乘胜追讨，俘斩辽军上万。晋军进入幽州，周德威“见诸将，握手流涕”，后唐军队，终于取得了幽州保卫战的胜利。当然，胜利的因素中，还应该加上辽国军队“以大暑霖潦，班师”的客观因素。

幽州保卫战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晋军将领的自信心。八月初一，李存勖在魏郊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宏大的阅兵式，展示了晋军的军威和实力，对于辽国来说，构成强大威慑之势。此后三年，辽国军队没有对幽州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天祐十六年（919）正月，李存勖命令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三月，鉴于幽州地位的重要性，李存勖亲自兼领幽州军府事，命近臣李绍宏提举府事。

天祐十八年（921）十一月，李存勖率军进攻镇州，王处直认为镇、定唇齿相依，一旦镇州失守，定州马上成为一座孤城。于是让其子王郁前去贿赂辽国，求其犯塞以救镇州之围。王郁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则皆为己物也。不然，则为晋主所有矣。”十二月，辽国军队绕过幽州，攻下涿州，又进攻定州。王都遣使告急，李存勖于是亲自率五千骑兵前去增援。天祐十九年（922）正月，李存勖军队抵达新城，辽国前锋三千骑则到了新乐。是时，后梁大将戴思远乘机进攻魏州，攻下成安，李存勖军队处于被南北夹击的局面。当时辽国军队已经渡过沙河，诸将闻之，相顾失色；又听说梁军内侵，邺城危急，皆请班师，只有李存勖认为不可，亲率骑兵到新城。辽国万余骑，遽与李存勖军相遇，仓皇而退。李存勖率军追击数十里，俘获阿保机的儿子，当时沙河虽然结冰，但是冰层很薄，辽军无法踩冰过河，桥梁又窄，辽兵争着过河，很多人都被淹死，阿保机当时在定州，听到前军战败，连忙退保望都（今河北省望都县），第二日，李存勖又率军追至望都，双方军队展开激战，李存勖“身先士伍，驰击数四，敌退而结阵，帝之徒兵亦阵于水次”，李嗣昭则“跃马奋击，敌众大溃，俘斩数千”，一直追到易州，“获毡裘、毳幕、羊马不可胜纪。时岁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敌乏刍粮，人马毙踣道路，累累不绝”，李存勖率军乘胜追袭至幽州。此次战役，面对中原宿敌后梁军队和辽国军队的同时进攻，李存勖没有选择后退，而是首先把辽国军队作为主要敌人，在民族矛盾和中原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同时成为威胁的时候，李存勖首先选择的是解决民族矛盾。

同光元年（923）三月，李存勖任命久经沙场的老将、横海军节度使、内外藩汉马步总管符存审为幽州节度使。后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正式称帝（史称后唐庄宗），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正式建国。鉴于与辽国交界地区的民众屡经战火之蹂躏，也为了稳定该地区汉民的民心，诏令“云、应、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后八军，秋夏税率量与蠲减”。十月，后唐灭梁，基业初成。

且看后唐建国后，中原地区汉人上层对辽国国力的认识及其反映出的民族心理。

李严，本名李让坤，幽州人。“初仕燕，为刺史，涉猎书传，便弓马，有口辩”，作为出身幽州且在幽州一带做过官的李严，对辽国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后唐同光年间（923—925），李严以客省使的身份，奉使前蜀，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及当时的政情，宋光嗣问道：“似闻契丹部族，近日稍强，大国可无虑乎”？李严反问道：“子言契丹之强盛，孰若伪梁？”宋光嗣说：“比梁差劣也”，李严说道：“吾国视契丹如蚤虱耳，以其无害，不足爬搔。……但以天生四夷，当置度外。”张敬达，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任云州节度使，当时“契丹率族帐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没越泊，云借汉界水草，敬达每聚兵塞下，以遏其冲。契丹竟不敢南牧，边人赖之”。后唐时期，中原虽然仍处于动荡和割裂的时期，但是对于辽国，凭借自己的实力，汉人上层在民族心理上还是颇为强势。但是，“以其无害，不足爬搔”一语，则反映了汉人上层，对辽国势力的崛起，没有应该足以引起警惕的了解，甚至还有传统中原王朝，狂妄自大的民族心理。殊不知，契丹族在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到阿保机掌权后，已经开始了其发展的质的飞跃时期。庄宗去世，明宗继位后，姚坤受命前去辽国告哀，阿保机与姚坤纵论辽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表露出其在征服渤海国之后还要南下夺取幽州乃至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雄心。

尽管李克用在去世之前的遗言中，将辽国列为“三仇敌”之一，但晋王李存勖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希望把辽国作为不固定的盟友，“欲结援，以叔母事后（太祖后述律平）”。

在借辽国之力，争夺中原的角逐中，李克用父子的模仿者，委实不少，刘守文与刘守光兄弟两个多年争夺地盘，刘守文为了取胜，开平三年（909）五月，“以重贿招契丹”；刘守光也曾经于败亡前夕，派韩延徽去向辽国求援，“契丹以其无信，竟不救”。

庄宗虽然“于马上取天下，不懂政治”，但是凭借其统治时期比较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处理与辽国关系方面，还是显示出很强的民族自信心和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心理。

（三）明宗李嗣源时期

天成元年（926）四月，明宗继位；七月，辽国派遣使节前来朝贡。但是，是年八月，幽州上奏，辽国寇边，明宗下诏让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军队前去防御。案：阿保机于七月二十七日卒，故八月份辽国军队的行动规模应该非常小。十月，辽国遣使来告哀，尽管两国不断交兵，可明宗还是发布了冠冕堂皇的外交诏令，“朕近缵皇图，恭修帝道，务安夷夏，贵洽雍熙。契丹王世预欢盟，礼交聘问，遽闻凶讣，倍轸悲怀，可辍今月十九日朝参”。明宗尽管是沙陀族的后代，可俨然以中原王朝正统自居，在其心目中，辽国则是夷人建立的国家。

阿保机去世之后，辽国发生了卢文进率领的汉民大规模南逃事件。

卢文进，字国用，范阳人。天祐十四年（917）二月，因为不堪新州团练使李存矩的暴政，杀死李存矩后，叛入辽国。案：从《旧五代史·卢文进传》的记载来看，杀死李存矩的主导者并不是卢文进。当时李存勖与刘两军对垒于莘县，命令李存矩于山后召募劲兵，又命令山北居民“出战马器仗，每鬻牛十头易马一匹”，导致人心怨怒；李存矩与卢文进率军出新州到祁沟关后，军士们聚谋议论说：“我辈边人，弃父母妻子，为他血战，千里送死，固不能也”，生长于长城沿线的“边民”，渴望安定的生活，并不愿意参与中原地区的血腥争夺战争，于是拥卢文进回到新州，据城自守，并杀死了李存矩。而按《新五代史》的记载，“文进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为侧室，文进以其大将不敢拒，虽与，心常歉之也，因与乱军杀存矩反”，卢文进应该又参与了杀死李存矩的密谋。卢文进事后所说的“奴辈累我”“此辈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见王！”的话，及“环尸而泣”的行为，应该是一种掩饰。又据马令《南唐书》记载：“（卢）文进攻新州，不克，夜走坠堑，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郡之黑龙潭也，绝岸数丈，深不可测。又尝有大蛇，径至座间，引首及膝，文进取食饲之而去。由是自负。”五代乱世之中，一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常常会让一些有野心的汉人上层，萌发无尽的联想。卢文进夜里能够从深不可测的黑龙潭一跃而出，自然想到了“神助”，一直爬到他座位前且昂首到他膝上，然后饲之而去的大蛇，又让他联想到了龙，想到了龙椅，想到了天命所归，在这种心理导引下，美梦一个个呈现。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杀死李存矩后的卢文进军队，先是攻武州失败，在周德威军队的追讨下，只好亡命辽国，辽国命其为幽州兵马留后，“部分汉军，常别为营寨”。随后，卢文进“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师数至，驱掳数州士女，教其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辽国的强盛，和卢文进的北逃有很大关系，之后辽国又让他做幽州节度使、卢龙节度使，“同光之世，为患尤深……燕、赵诸州，荆榛满目”，尤其是后唐军队屯兵涿州，“每岁运粮，自瓦桥至幽州，劲兵猛将，援递粮车，然犹为寇所钞，奔命不暇，皆文进导之”，辽军随时骚扰、截断甚至断绝后唐军队的粮道，抢走军粮，对后唐在幽州一带的防守，形成致命威胁。

明宗即位后，估计是了解到了卢文进等汉人渴望回归的心理，派遣间谍前去说服卢文进，“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的理由，打消了卢文进害怕回归后秋后算账的顾虑。天成二年（927）十月，卢文进自平州率所部十余万众回归，到幽州之前，先遣使上表说：“顷以新州团练使李存矩，提衡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则毒甚于豺狼，聚赋敛则贪盈于沟壑，人不堪命，士各离心，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卢文进以李存矩的暴政为自己投奔辽国的理由，也有道理，史载李存矩“治民失政，御下无恩”。但是，到了辽国后，“几年雁塞，徒向日以倾心；一望家山，每销魂而断目”。听到明宗继位后，后唐国内，政治清明，一派繁荣景象后，于是决定杀死平州城内的契丹人，带领七八千车乘，十五万汉人兵民，回归后唐。卢文进选择这个时间回归，一是由于耶律阿保机去世，述律太后称制，朝政处于过渡期，矛盾尖锐，辽国境内的汉人上层们面临很危险的政治环境。二是后唐明宗即位后，废除了危害百姓的夏秋两税省耗，在位八年，“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而在平州卢龙生活了三代的郭氏家族，祖父郭海，平州两治使，父郭令奇，卢台军使，郭琼则“少以勇力闻，事契丹，为蕃汉都指挥使”，后唐天成年间，“挈其族来归”，应该也是随同卢文进的队伍一起回归。

对于卢文进等汉人上层主导的大规模回归事件，后唐朝廷，百僚称贺，接着给予妥善安置，“准诏卢文进所率归业户口，蠲放租税三年，仍每口给粮五斗”。十二月，卢文进及将吏四百人受到明宗皇帝的召见，赐予鞍马、玉带、衣被、器玩、钱帛等；卢文进则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滑州节度使。卢文进领导的大规模回归活动，对辽国是沉重的打击，对后唐则有莫大的好处，对北方汉人上层，也是莫大的欣慰。

天成二年（927）八月，辽国请求在边界地区互市。九月，又遣梅老没骨等来朝贡。十月，又遣使“持书求碑石，欲为其父表其葬所”。十一月，又遣梅老没骨来请求和好。十二月，明宗派飞顺指挥使安年德出使辽国，赐予耶律德光及其母礼物。十二月，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归阙，明宗特意询问与辽国交界地区的情况，周令武说道：“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雁门以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可见明宗对该地区的局势，还是保持高度的关注。

天成三年（928）一月，辽国军队攻陷平州，从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该月后唐历史的记载来看，后唐没有任何反应。幽州东北700里的榆关（今山海关，辽称榆关），下有渝水通渤海，自关沿海向东北，最狭处仅数尺，傍山依海，是辽西走廊的西南出口。唐朝以来在此布置重兵，防范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入关，这一咽喉要道的丢失，使幽州的防守失去了左臂支撑。后唐统治者对辽国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没有反应，说明较之唐朝的统治者，他们的政治、军事眼光过于短浅。当然，也和他们把过多精力放在中原地区的争夺中有很大关系。五月，契丹大将秃馁领二千骑兵绕道幽州西南，直趋定州，增援据守定州的王都。但是，是月二十一日，王都与秃馁联军数千人在曲阳，被王晏球率领的军队或杀死或被俘，剩下的数十骑狼狈逃入定州。六月，辽国数千余人，在幽州东面被赵德钧的军队杀死，估计应该是辽国后续增援定州的军队。七月十九日，辽国七千骑增援定州的军队，又被王晏球军队击败于唐河北，后唐军队一直追击辽军到满城（今河北省满城县），此战大大扭转了中原政权在和辽国军队作战中长期被动的局面，也有力地鼓舞了中原汉人的士气和民族自信心，此前“契丹自中国多故，强于北方，北方诸夷无大小皆畏伏，而中国之兵遭契丹者，未尝少得志”；该战胜利后，“明宗下诏责诮契丹。契丹后数遣使至中国，求归惕隐等，辞甚卑逊，辄斩其使以绝之。于是时，中国之威几于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在和辽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后唐明宗也表现得非常强硬。

八月，在幽州西边，又有辽国军队数千人被赵德钧的军队杀死，首领惕隐等五十余人被俘。而且，附近的汉人民众，也自发参加了这场战斗，“是时，官军袭杀契丹，属秋雨继降，泥泞莫进，人饥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梃殴杀之”，这是尤其需要关注的一则史料，它客观上是当时民族矛盾在社会底层的反应。

闰八月，赵德钧献辽国战俘于阙下，“其蕃将惕隐等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一次斩杀辽国战俘六百多人，充分显示了后唐政权对辽国的强硬态度。而辽国平州刺史张希崇，也于是月上表归顺，十月，张希崇等八十余人被明宗召见于元德殿，颁赐有差。张希崇等的回归，是继卢文进等回归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充分显示了辽地汉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

这两件事，再加上辽国该年进攻华北地区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对耶律德光夺取幽州的战略计划打击不小。耶律德光被迫放弃对幽州的正面进攻，转而把进攻的重点转向了西线，也就是幽州的右臂。

天成四年（929）二月，王晏球率军收复定州，获王都首级，生擒辽国秃馁等两千余人，百官称贺，有功人员受奖，王晏球改任郓州节度使、加兼侍中；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也加兼侍中；明宗则“御咸安楼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于楼前，礼毕，以王都首级献于太社。王都男四人、弟一人，秃馁父子二人，并磔于市”，再次斩杀辽国战俘。四月，辽国“捺括梅里等来朝贡，称取秃馁等骸骨，并斩于北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次连辽国的使节都被斩首。

长兴元年（930）四月，云州上奏：“掩袭契丹，获头口万计。”案：掩袭指突然袭击，该次战斗应该是后唐军队在云州边界地区，对辽国军队发动的主动进攻，且战果很不错。随后，明宗到文明殿受册徽号，册文特别提到“北讨而王都歼，破契丹而燕、赵无虞”的功勋。

十一月，青州上奏，“得登州状，契丹阿保机男东丹王突欲越海来归国”，东丹王叛辽逃唐的行为，其内在原因自然很明显，“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需要分析的是在其叛逃过程中，是否有后唐主动介入的因素。从《辽史·义宗倍传》来看，后唐确有主动介入，“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一书也持这一观点。研究者认为此观点较为可靠，即使耶律倍因为皇位继承问题经受了极大的磨难，心理上倍感痛苦，在不了解敌对国家后唐朝廷的态度时，是不会贸然叛逃的。而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航线，五代以前早已开通，后来宋、金密谈联合灭辽的使节，也是走的这一航路。

估计后唐间谍（专职或者兼职），在了解了耶律德光继位后，对耶律倍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导致耶律倍非常苦恼、甚至非常愤怒，于是把这一情报汇报给了后唐朝廷，明宗于是决定主动反击辽国，从内部对其最高层进行瓦解。能够做出这种决策，可以看出后唐朝廷的智慧和民族自信心。

长兴二年（931）正月，耶律倍等人到阙，明宗“慰劳久之，锡赉加等，是日，百僚称贺”，此前一直是汉人上层北逃辽国，现在则是辽国差点做了皇帝的东丹王耶律倍叛辽逃唐，这对辽朝朝廷将是何等大的打击，对后唐朝野又是何等的鼓舞，所以，后唐朝廷很高调地处理此问题。

三月，耶律倍被赐姓东丹，名慕华，授检校太保、安东都护，充怀华军节度使、瑞镇等州观察使。赐姓东丹，估计是出于耶律倍的请求，因为当时并没有东丹这个汉姓，而这个姓氏，也说明耶律倍牢记自己的王爵，并不打算完全隔断和辽国的联系。慕华二字，估计应该是后唐汉人士大夫的选择，显示汉文化的优越，也显示耶律倍的汉文化修养，《辽史》记载“（耶律）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而耶律倍则“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后）皆入宋秘府”。追随耶律倍叛辽归唐的人，也各授怀化、归德将军中郎将等官衔。而先前于定州被擒获的蕃将，惕隐赐姓狄，名怀惠；则骨赐姓列，名知恩，并授检校右散骑常侍。舍利则剌赐姓原，名知感；骨赐姓服，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迄赐姓乙，名怀宥，三人并授检校太子宾客。这些战俘也不再被杀掉，如此做法，是希望更多的辽朝官员，向耶律倍学习。九月，耶律倍又被赐姓李，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再次改姓，而且改姓李，应该是后唐朝廷和耶律倍协商的结果，耶律倍也明白改赐国姓的重要性和意义，于是欣然接受。后唐从耶律倍的叛逃中，也得到了直接的好处，长兴三年（932）二月，耶律倍“进契丹地图”。

辽国不断派遣使节前来会谈，求归则剌、惕隐等战俘，赵德钧奏请不允许。明宗问侍臣意见，亦以为不可。但是，明宗从缓和两国关系的愿望出发，欲归还战俘，正好冀州刺史杨檀于四月至阙，明宗问他的意见，他上奏说：“此辈来援王都，谋危社稷，陛下宽慈，贷其生命。苟若归之，必复向南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杨檀的意见，应该也就是赵德钧的观点。明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从长远愿望出发，明宗还是让则骨舍利一人，随辽使归国。

三月，明宗让耶律倍做怀华军节度使，范延光等上奏，以为不可。明宗解释道：“吾（疑漏掉先人二字——笔者注）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倘后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听了明宗的解释，范延光等不再反对。从明宗的这句话来看，他认为李克用和阿保机之间的兄弟盟约，即使到了他这一代，仍然有影响；五月，明宗又授以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

由于辽国当时一直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幽州的右翼，明宗君臣考虑到应该派有威望的大臣前去镇守该地区，于是，以河阳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岂料，就此埋下祸根。

纵观后唐一朝，尤其是庄宗和明宗时期，汉人上层在对辽国的民族心理上，基本上一直处于强势，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当和幽云十六州主要地区还在后唐手中有关。

二 后晋时期

由于后晋王朝的建立者石敬瑭，是在辽国一手扶植下，以割占幽云十六州的巨额回报作为代价称帝的，所以，从后晋开始到北宋结束，幽云十六州的丢失，成为中原汉人二百多年难以释怀的耻辱，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成为几代英主的梦想。本节主要分析石敬瑭等人的屈辱心理，以及赵德钧、杜威等人的丑陋心理及其根源和影响。

明宗去世后，后唐局势开始动荡，先是明宗养子秦王从荣趁明宗病危之机密谋抢班夺权，未遂，伏诛。明宗死后，其第五子宋王从厚即位，是为愍帝。不过数月，又被明宗养子潞王从珂推翻。这时，流亡在洛阳的耶律倍，向辽国密报后唐宫廷内乱的情报，建议讨伐李从珂，实际上是借讨伐之名，趁后唐内乱之机向南扩张。辽国于是在后唐北部边境，发动试探性进攻，而后唐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和河东节度使兼北面都总管石敬瑭，都是寡廉鲜耻的野心家，都想趁后唐内乱之机，勾结辽国，谋取帝位。

（一）石敬瑭割地称儿坐龙椅

1．无耻的密谋

后唐天福元年（936）三月，石敬瑭把他在洛阳及诸道多年经营的财货，全部送到晋阳，托词说是助军费，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是心怀异志。石敬瑭还不断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马重绩是当时有名的星象家，石敬瑭被后唐军队包围后，形势非常危急，命马重绩占筮，遇《同人》卦，马重绩解释道：“天火之象，乾健而离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战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见乎离。’离，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战而胜，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马重绩的“御用”占卜活动，很明显是串通后的阴谋，“其同我者自北而南”，显然指的是北方的辽国，这种颇含神秘性的舆论宣传，在当时能够起到很大的蛊惑作用。

面对危机，李从珂夜间同近臣商讨对策，他说：“石郎于朕至亲，无可疑者，但流言不释，万一失欢，何以解之？”由于李从珂当时对石敬瑭的野心并没有彻底的了解，更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近臣都不回答。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和同僚吕琦，都认为石敬瑭必定与辽国勾结，以谋异志，因此，他俩主张以毒攻毒，后唐朝廷抢在石敬瑭之前和辽国再度结盟，述律太后因为耶律倍在中国，屡次要求和亲，只是由于后唐还扣押着辽国被俘的将领不放，因此和议未能成功。如果现在放归辽国战俘，每年再送“礼币”十几万缗，和议一定能够达成。

后唐朝廷为了对付自己内部的敌对势力，也谋划勾结辽国，李从珂听后觉得有理，愉快地答应，并命二人起草遗辽国书以待命。但是，第二天，有大臣提出相反意见后，李从珂又转而反对，而且非常愤怒。于是，再无人敢提与辽国结盟一事。后唐朝廷和辽国结盟，目的是对付自己内部的割据势力，而其所允诺的条件，和后来石敬瑭等允诺的条件比较起来，代价要小得多，可见在此问题上，李从珂的不明智。但是，辽国是否会以如此低廉的条件，答应和后唐结盟，这不是后唐朝廷所能决定的。李崧和吕琦的主张，也是主观的臆测。

李从珂与石敬瑭，终于关系破裂，李从珂于是宣布讨伐石敬瑭，石敬瑭马上派使节向辽国求援，并令桑维翰草表向耶律德光称臣，还表示要向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契丹族首领以“父礼事之”，并许诺事成之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耶律德光一见石敬瑭的草表，对其母亲述律太后说：“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此梦说明石敬瑭和辽国勾结已久，绝非石敬瑭所说的是被后唐皇帝逼反。石敬瑭实施此计划的过程中，桑维翰充当了最重要的帮凶的角色。

由于赵德钧也妄图借辽国之力称帝，毕竟幽州紧邻辽国，从各方面来说，对辽国都更有吸引力。石敬瑭害怕耶律德光因此而改变援助自己的计划，赶忙命桑维翰到辽国，“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双方的盟约才得以确定。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对该事情的始末记载得更为详细，赵德钧先以金帛贿赂耶律德光，并许诺，“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而耶律德光考虑到如果深入河东援助石敬瑭，由于当时晋安寨尚未攻下，赵德钧兵力又比较强大，范延光在他的东面，也有比较多的军队，再加上与自己敌对的山北诸州的军队，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趁机截断自己的归路，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又准备转而答应赵德钧的请求。石敬瑭听到后非常害怕，急忙派桑维翰去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说道：“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毫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在历数了赵德钧父子的劣迹后，又厚颜无耻地用厚利来诱惑耶律德光，如果辽国能够帮助石敬瑭夺得帝位，“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但耶律德光还是不放心，说道：“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桑维翰回答道：“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耶律德光又说道：“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桑维翰回答道：“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耶律德光还是没有答应，桑维翰见状，“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桑维翰的真情与无耻，终于打动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其实，打动耶律德光的关键因素，还是石敬瑭许诺的非常优厚的条件。

桑维翰此行中表现出来的无耻，较之石敬瑭，于伯仲之间。王夫之评价桑维翰时说道：“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桑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使之也”，王夫之把罪过大多加到桑维翰头上，显欠公允，毕竟主导者是石敬瑭，急着做皇帝的也是石敬瑭。

石敬瑭此举，就连他的同谋刘知远也认为太过分，“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刘知远所希望答应的条件，和后唐朝廷原先准备允诺给辽国的条件差不多。他尤其反对割地，恐怕日后为中原之害，他的眼光还是比较远的。所以，王夫之如此评价刘知远，“刘知远之智，过于石敬瑭也远甚”。当然，刘知远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劝晋高祖举义，赞成密计，经纶之始，中外赖之”。然而石敬瑭不接受刘知远提出的与耶律德光结盟的条件，一意孤行。石敬瑭的无耻行为，连他的从父弟石敬威都坚决反对，石敬瑭密谋靠卖国以换取帝位之时，石敬威在洛阳，他知道石敬瑭的如此做法，是历史的罪人，最终将大祸难逃，于是对亲朋们说：“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图大举，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时。”随后自杀于私邸，人们听说后，都很佩服他的壮举，石敬威还是很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

耶律德光看了石敬瑭派人送来的正式上表后，非常高兴，因为石敬瑭提出的条件极具诱惑力，这些条件，是中原地区以往任何一个割据者，都未曾提出过的。而辽国一旦得到幽云十六州，对辽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耶律德光认为是进军中原的绝佳良机，于是会书石敬瑭，约定秋后起兵赴援。

2．儿皇帝登基

清泰三年（936）九月，秋高马肥时节，耶律德光率领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自扬武谷（今山西省原平市境内）一路南下，直抵晋阳城外，没用几天时间，就将后唐军队主力消灭干净。

仔细分析晋阳之战的经过，就会发觉，该战实际上是辽国势力介入中原争夺的分水岭，从此之后，辽国势力大盛。

后唐军队包围晋阳城后，任太原四面招讨副使的杨光远对前来犒军的端明殿学士吕琦说：“愿附奏陛下，幸宽宵旰。贼若无援，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杨光远夸下的海口，李从珂听后竟然非常高兴。但是，到了九月，后唐军队很快被包围于晋安寨，石敬瑭军队和辽国军队构筑的包围圈“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多设铃索吠犬，人跬步不能过”，石敬瑭和耶律德光的联军，给后唐军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陡然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感，剩余的五万人马竟然不知所措。

十一月，前坊州刺史刘景岩对准备去援助被围后唐军队的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手下数千将士说：“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人听后，更加恐惧，杀杨汉章，以刘景岩为留后。还未见辽国军队的面，几句恐吓性的话，就吓破了胆。当后唐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洛阳后，“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对辽国军队的极度恐惧心理，像传染病一样在全国传播，包括李从珂本人，也患上了严重的“恐辽症”。

其实，当时的辽国军队，并非无懈可击，耶律德光虽然驻军柳林，但是，“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后唐末帝李从珂命幽州守将赵德钧出兵讨伐石敬瑭，而赵德钧却另有自己的阴谋，他并未把即将灭亡的后唐政权放在眼中，反欲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进一步霸占整个河北地区。为此，他也不愿再与辽国对抗，反而与其暗中勾结，妄图让辽国立自己为帝，只是因为石敬瑭的缘故，赵德钧称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述律太后对赵德钧父子的训话，更反映了汉人上层个人的野心和他们与辽国之间的勾结与争夺，在石敬瑭称帝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可耻作用，史载，赵德钧投降后见述律太后，太后说：“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榆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极度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赵德钧低着头，无法回答。以往史学界多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行为大加鞭笞，其实，在此问题上，赵德钧等的行为一样可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幽州的丢失，完全是中原军阀彼此钩心斗角的结果”。

重围之中，后唐军队“始则削木筛粪，以饲其马，日望朝廷救军，及渐羸死，则与将士分食之，马尽食殚。副将杨光远、次将安审琦知不济，劝（张）敬达宜早降以求自安。敬达曰：‘吾受恩于明宗，位历方镇，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军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诸公何相迫耶。待势穷，则请杀吾，携首以降，亦未为晚’，光远、审琦知敬达意未决，恐坐成鱼肉，遂斩敬达以降”。杨光远、安审琦之流已经被联军尤其是辽国军队吓破了胆，投降只是迟早之事。

晋安寨战役结束后，耶律德光旋即以五千骑兵护送石敬瑭进入洛阳城，后唐清泰帝李从珂赴火而死，后唐统治结束。

后晋天福元年（937）十一月，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

辽国主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并亲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

后晋割让幽州管内及新、武、云、应、朔州之地给辽国，每岁许输帛三十万匹，加上此前被辽国占有的幽州等十一州，北方与辽国接壤的十六州尽入辽国，此举“加深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因素”。

割弃幽云十六州，自毁长城，直接导致了后来宋、辽对峙中北宋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也间接导致金朝能轻而易举地灭亡北宋，从而形成宋、金之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两宋三百余年的外患局面，和石敬瑭此举种下的恶果有很大关系。石敬瑭个人之无耻，自不待言，王夫之痛斥说：“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石敬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绝对是千古罪人，不能因为现在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就否定这一点，或忽略这一点，该问题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当时，中原与辽国分明是敌国，石敬瑭为了做皇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由于他的无耻举动，中原社会经济在数百年间，蒙受巨大的损失，历史发展因此增加了许多负面的变数，石敬瑭对此难辞其咎。“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936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的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做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黄仁宇此言，也绝非为石敬瑭开脱历史罪责，只是在陈述历史的真实存在。范恩实则对石敬瑭所列的条件进行具体评价，“称儿源于胡族习俗，纳币源于长期的历史传统，割地是割让尚处于政敌之手并已半属契丹且有强大独立倾向的燕云地区……都不构成难题”，割让处于政敌之手的地盘，自然不会心疼，而幽云十六州对于中原政权的重要性，石敬瑭之流是不会去考虑的，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如何坐龙椅，至于手段如何无耻、如何下流，他们根本不顾忌。专制体制下的汉人上层，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会这样做，割据混战的时期，这种心理更会膨胀和蔓延。

吕思勉先生从种族背景分析了“称臣”“称儿”问题，“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这一分析角度，有助于学术界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由‘契丹主’册立为帝，透露出源自沙陀人的石敬瑭，面对契丹的心理弱势”; “幽云地区的割出，不仅伤害了中原人民的民族感情，亦且直接影响到此后数百年的民族关系的走势及政局起伏”; “中原政权首次承认外族王朝的宗主权”，这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是一个巨大的痛苦的挑战。

但是，称臣一事首先还是取决于政治形势。石敬瑭为做皇帝，却以牺牲疆域为代价，落下千古骂名。“称臣”“称儿”这种父子关系绝非仅存在于寻常百姓之间，“而是在两个君主之间缔结的，它一经确立，就意味着后晋王朝统治下的中原百姓直至百官公卿，同时都沦为辽国统治者的奴仆”。

当然，辽国占领幽云十六州地区，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固然会引起部分汉人上层领导汉人进行反抗，但是，总的来讲，该地区当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民族冲突所导致的动荡。与以后的金、元二朝相比，由少数民族入主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的幅度，要小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辽国在占领该地区后，能够因地制宜，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政策、制度、生产方式并未因此有多大变更，这是减轻汉族人民的对抗心理的重要原因”。此外，“和平转让”的领土变更方式，也减少了汉人对占领者的抗拒心理，辽国贵族自然也就不必采取过分强硬的手段，来改变此前汉人久已习惯的制度。

但是，并不是没有汉人上层对石敬瑭割地称臣无耻行为的鄙视和反击。郭崇，应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父祖俱代北酋长。崇弱冠以勇力应募为卒。后唐清泰中。为应州骑军都校。晋祖割云应地入为契丹，崇耻事之，奋身南归”；耶律德光北归途中路过云州，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对城中的汉人民众说：“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于是，众人推吴峦领州事，闭城不接受辽国的诏令，辽国军队攻城，却落得不克而逃。今容城县所辖区域（今河北省容城县）被割让给辽国后，汉人民众不愿在异族统治下生活，大多跑到拒马河南，北宋建国后，为此专门设置了容城县，隶属于雄州。

3．痛苦的儿皇帝

做儿皇帝，从汉人的传统观念来看，毕竟不是光彩之事，石敬瑭开始还为自己的无耻行为辩护，“前世与虏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今吾以天下臣之，尔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西汉、唐朝等朝代的皇帝在处理和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关系时，所实行的和亲政策的确是为天下计；石敬瑭也拿出这个理由来说服安重荣，而他所谓的“天下”，本质上是野心家加阴谋家的个人图谋。

石敬瑭做了儿皇帝后，“事契丹甚谨……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每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不绝于路，上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下至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但是，后晋政权如果“小不如意，（辽国就）辄来责让”，如此耻辱的处境，石敬瑭“常卑辞谢之”。后晋使者到辽国，“契丹骄倨，多不逊语”，王夫之评价石敬瑭“名为天子，贱同仆隶”。

会同元年（938），辽国改幽州为南京，以后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当时赵思温子赵延照在后晋任祁州刺史，赵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石敬瑭不允许。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王威，避王都之难，逃往辽国，天福四年（939）七月，义武节度使位置空缺，耶律德光遣使来后晋，要求让王威世袭其父义武节度使一职，石敬瑭辞以中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才能到节度使的理由，请求王威到后晋后，渐加进用，然后升迁，耶律德光闻之大怒，又遣使来，责备石敬瑭说：“尔自节度使为天子，亦有阶级耶！”耶律德光把石敬瑭的老底彻底揭穿。但是，石敬瑭害怕一旦答应此事，类似的事情将接踵而至，于是厚赂辽国，且请以王处直兄长的孙子彰德节度使王廷胤为义武节度使，借此来满足辽国的要求，耶律德光的怒意才稍微缓解。安重荣虽然屡屡发起和辽国的冲突，但是暗中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勾结，辽国“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辽国统治者为了牢牢控制石敬瑭，也希望后晋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内讧，这也是辽国贵族对五代诸中原政权的持续性民族心理和政策。天福五年（940）二月，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石敬瑭对他说：“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不已，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安彦威回答说：“陛下以苍生之故，犹卑辞厚币以事之，臣何屈节之有！”石敬瑭听后，非常高兴，他希望后晋的所有官员和百姓，都能像自己一样，悉心执行卑辱的对辽外交政策。

石敬瑭割雁门以北给辽国后，原来生活在这一带的吐谷浑部皆归属辽国，吐谷浑部“苦其贪虐，思归中国；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复诱之，于是吐谷浑率部落千余帐自五台来奔。契丹大怒，遣使让帝以招纳叛人”，主子大怒，奴才受惊，于是马上执行主子的指示，天福六年（941）正月，石敬瑭派遣供奉官张澄率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还故土”。对于安重荣在北部边界地区的主动“生事”行为，石敬瑭屡敕其“承奉契丹，勿自起衅端”。八月，石敬瑭因为安重荣杀辽国使者，害怕辽国以此为由犯塞，于是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辽国，杨彦询到辽国后，耶律德光责问辽国使者死事，杨彦询说：“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耶律德光听后，愤怒的心情，稍微减轻，但是扣留了杨彦询，直到安重荣被杀后，方被放回。天福七年（942）四月，辽国以后晋招纳吐谷浑，遣使问责，石敬瑭“忧悒不知为计”，五月开始发病，六月就去世，时年五十一岁。石敬瑭的死因，应该主要是心理因素导致，长期生活在恐惧、屈辱、压抑、忧悒等多种有害心理交织的环境中，健康状况肯定每况愈下。而病的起因和加重，又和后晋如何妥善处理和辽国的外交关系相关。靠辽国的“援助”起家，所以石敬瑭必须带头不折不扣地执行主子的所有指示；但是在后唐境内，像安重荣这样和国家外交政策对着干的藩镇官员，在当时的背景下，石敬瑭又无法完全使其和自己保持一致，内外交攻，没有几天舒心的日子。而儿皇帝的角色，时间一长，也让他从心理上日益感觉不快。

石敬瑭即位后六年，虽然后晋和辽国之间“彼此通欢，亭障无事”，但对于儿皇帝这一角色，心理上逐渐感到不舒服，“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再加上辽国和南唐及吴国的勾结，进一步加剧了石敬瑭的这种心理。石敬瑭为此对辽国也有所防备，耶律德光得到赵延寿后，“情甚狎密，使秉政”，由于赵延寿非常熟悉中原地区的山川险要、风土人情，一旦其为辽国大用的话，危害匪浅，石敬瑭于是偷偷给耶律德光上表，倍言赵延寿父子的劣迹，“于上党拥重兵窥玩神器，清泰亡国，不忠不孝，天下共知”，孰料被无耻的赵延寿识破，赵延寿又向耶律德光力表忠心，耶律德光表示“誓不疑汝”；赵德钧死后，耶律德光以赵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后改幽州为南京，赵延寿迁留守，总山南事。天福三年（938）十一月，石敬瑭“虑契丹为后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刘继勋将澶州治所由顿丘县（今河南省南乐县）迁往跨黄河的德胜津（今河南省濮阳市境内）。史学界以往大多忽略此条史料，没有注意到石敬瑭在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后，为了对付辽国的南下扩张，所采取的一些补救举措。他的这种软反抗心理，又对在晋、辽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臣僚，如安重荣等，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鼓励作用。天福六年（941）四月，南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请求“假道以通契丹”，石敬瑭坚决拒绝。

抛开安重荣的个人野心不说，仔细分析安重荣对辽国的心理，颇有代表性。天福年间，“朝廷姑息契丹，务安边塞，重荣每见蕃使，必以箕踞谩骂。会有梅里数十骑由其境内，交言不逊，因尽杀之”，耶律德光闻之大怒，斥责石敬瑭。而石敬瑭当时对安重荣等武将的反辽国行为，隐忍以就，未即加罪。石敬瑭的此种做法，在客观上助长了安重荣的此种行为，“密与吐浑深相结，至是纳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且言吐浑之请。……晋祖览表，犹豫未决”。

安重荣在上表中谈到讨伐辽国的两个有利条件，第一，熟吐浑节度使白承福、赫连公德等，“各领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地界奔归王化。续准生吐浑并浑葜两突厥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慕化归奔，俱至五台及当府地界已来安泊。累据告劳，具说被契丹残害，平取生口，率略羊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后来，须令点检强壮，置办人马衣甲，告报上秋向南行营，诸蕃部等实恐上天不祐，杀败后随例不存家族，所以预先归顺，兼随府族，各量点检强壮人马约十万众。又准沿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部落等首领，并差人各将契丹所授官告、职牒、旗号来送纳，例皆号泣告劳，称被契丹凌虐，愤惋不已，情愿点集甲马，会合杀戮”，后晋和辽国交界处的吐浑等部族，不满辽国的压迫和凌辱，积极请求归附后晋，而且愿意和后晋一起反抗辽国的压迫。第二，朔州节度副使赵崇与本城将校杀伪节度使刘山，“寻已安抚军城，乞归朝廷”，割让给辽国的朔州的汉人上层，也有要求回归的愿望，甚至不惜采取武装暴动的行为回归。这两件事背后，估计都有安重荣的策动，而且安重荣陆续将这两件事情的仔细经过上报了朝廷，但是后晋朝廷给他的指示是“凡有往复契丹，更须承奉，当候彼生头角，不欲自起衅端，贵守初终，不愆信誓”，石敬瑭托以反抗辽国的机遇还没有来到，要求安重荣不要主动生事。而安重荣则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窃以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而自归，盖系人情，尽由天意。更念诸陷蕃节度使等，本自勋劳，早居富贵，没身边塞，遭酷虐以异常，企足朝廷，冀倾输而不已，如闻传檄，尽愿倒戈”，安重荣的上表，估计语言非常激烈，“指斥高祖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王夫之如此评价安重荣，“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安重荣还把此表以其他形式，“遗诸朝贵及藩镇诸侯”，力图通过宣传，在后晋朝野寻找自己的同盟者。

石敬瑭对安重荣讨伐辽国的上表“犹豫未决”，说明他在心理上也有和辽国断绝这种屈辱关系的想法。犹豫心理，表露出其矛盾的意图，从王朝利益和长期的屈辱心理出发，该反；从国家实力出发，又不敢反。

但是桑维翰的密奏，又使他断绝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桑维翰首先谈到屈辱关系背后的利益，“虽卑辞降节，屈万乘之尊，而庇国息民，实数世之利”，然后从七个方面分析后晋不可与辽国关系破裂的原因。

第一，契丹最近几年势力最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救援河东，功成师克。山后之名藩大郡，尽入封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即今土地广而人民众，戎器备而战马多”。第二，契丹自告捷之后，“锋锐气雄；南军因败衄已来，心沮胆怯。况今秋夏虽稔，而帑廪无余；黎庶虽安，而贫敝益甚；戈甲虽备，而锻砺未精；士马虽多，而训练未至”，国家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两个方面，后晋与辽国的实力不成正比。第三，辽国与后晋，“恩义非轻，信誓甚笃，虽多求取，未至侵凌，岂可先发衅端，自为戎首。纵使因兹大克，则后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机，则追悔何及”，辽国每年从后晋勒索的财富不少，但后晋还不至于承受不起。若主动攻击辽国，后晋并没有必胜的把握。第四，“王者用兵，观衅而动。是以汉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单于之争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颉利之不道。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战伐之机，部族辑睦，蕃国畏伏，土地无灾，孳畜繁庶，蕃汉杂用，国无衅隙”，汉、唐二朝能够击败匈奴和突厥，皆因为对方内部出了问题，有机可乘，目前辽国内部则没有这种迹象。第五，“引弓之民，迁徙鸟举，行逐水草，军无馈运，居无灶幕，住无营栅，便苦涩，任劳役，不畏风霜，不顾饥渴，皆华人之所不能”，辽国军队和中原政权军队的作战方式、将士耐力等比较起来，中原政权军队明显处于劣势。第六，“戎人皆骑士，利在坦途；中国用徒兵，喜于隘险。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步骑之便，较然可知。国家若与契丹相持，则必屯兵边上。少则惧强敌之众，固须坚壁以自全；多则患飞之劳，必须逐寇而速返。我归而彼至，我出而彼回，则禁卫之骁雄，疲于奔命，镇、定之封境，略无遗民”，幽云十六州丢掉之后，双方大战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华北大平原，这种地理态势，非常不利于中原政权以步兵为主的军队的作战态势。第七，“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微臣所见，则曰不然。且以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此谓达于权变，善于屈伸，所损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构，遂成衅隙，自此则岁岁征发，日日转输，困天下之生灵，空国家之府藏，此谓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外刚内柔，上陵下僭，此为屈辱，又非多乎！”汉、唐盛世，也曾有受屈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因此，要根据双方实力的变化做出外交上的调整，有屈有伸。双方一旦开战，后晋物质上的损失，绝对不可与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数量相比。而且战争一起，武将趁机生事，攘外未见胜果，安内已成为首要事宜，后果不堪设想。最后一点，才是最能打动石敬瑭的地方，来之不易的龙椅，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桑维翰希望石敬瑭“思社稷之大计，采将相之善谋，勿听樊哙之空言，宜纳娄敬之逆耳。然后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以俟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便可以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此计之上者也”，桑维翰所言，也即卧薪尝胆之策。左拾遗张谊也上书石敬瑭，“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谨边备，不可自逸，以启戎心”。

桑维翰的密奏，“留中不出”，随后石敬瑭召使人于内寝，传密旨于桑维翰，“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桑维翰的密奏，应该说许多方面很有道理，石敬瑭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他的建议。石敬瑭唯恐安重荣惹出大乱，“遂幸邺都，以诏谕之，凡有十焉”，石敬瑭对安重荣的说服工作做得很艰难，诏书达到十道，显见安重荣的坚决和固执，也可能支持安重荣的臣僚，不在少数。石敬瑭在给安重荣的诏书中已经没有羞耻二字，“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

但是，安重荣最后还是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而其反叛很快失败，石敬瑭则“御楼阅其俘馘，宣露布讫，遣漆其头颅，函送契丹”，送安重荣的头颅给辽国，进一步暴露了石敬瑭之流的无耻。

《旧五代史》站在封建史观的立场评价石敬瑭，可谓中肯，“图事之初，召戎为援，猃狁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旧五代史》对桑维翰的评价也算公允，“维翰之辅晋室也，罄弼谐之志，参缔抅之功，观其效忠，亦可谓社稷臣矣。况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及国之亡也，彼以灭口为谋，此掇殁身之祸，则画策之难也，岂期如是哉！是以韩非慨慷而著《说难》者，当为此也，悲夫！”充分肯定了其作为谋臣的智慧和功劳。

欧阳修《新五代史》将桑维翰与景延广放在一起评价，“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欧阳氏之评价，不是将二人放在当时特定之历史环境进行评价的，一味强调夷夏之分，其评价自然不客观。

（二）石重贵败盟惹祸端

1．对辽外交急转弯

天福七年（942）六月，出帝石重贵即位后，后晋大臣讨论是否应该奉表称臣告哀于辽国的问题，出现了三种观点，景延广等主张致书称孙而不称臣，力图改变后晋与辽国之间称呼上不平等的屈辱的外交局面；李崧则认为：“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该派主张继续执行石敬瑭时期对辽国的屈辱外交政策，两派观点截然对立，冯道等则依违于两派之间，石重贵接受了景延广一派的观点。耶律德光闻之大怒，派遣使节乔荣来问罪，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景延广让乔荣转告耶律德光说：“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且言：“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又像杨光远一样夸下海口。此时，辽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趁机取代后晋称帝中国，屡次劝说耶律德光讨伐后晋，赵延寿的野心与辽国最高统治者的贪婪心理不谋而合，耶律德光答应择机讨伐。后晋当时的实力，诚如刘知远所说：“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

后晋朝廷对辽国外交政策的急转弯，主要是桑维翰、景延广、刘继勋、冯道等几个大臣的主张，“晋开运初，桑维翰辅政，欲图大举以制北戎”，他们认为卧薪尝胆的历史已经过去，力图摆脱辽国的控制。而石重贵作为皇帝之所以敢与辽国对抗，是因为后晋也还有一定的实力。其实，他们对后晋军事实力的估计过高。这从对乔荣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出，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辽，辽帝以为回国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凡辽国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辽国不可负，乃释荣，慰赐而遣之”。景延广想杀掉所有在后晋的辽国商人，抢夺他们的财物，这样做势必导致两国关系完全破裂，所以绝大多数后晋大臣不同意，晋出帝也没有接受景延广这一鲁莽加愚蠢的建议。见此情景，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延广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兴捷、武节等十余军以备契丹”。是年，后晋境内灾祸连绵，“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硙，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内难方殷，还要主动挑起外战。杨光远趁机密告辽国，“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

2．辽军南下灭后晋

第一阶段：

耶律德光集山后及卢龙兵共五万人，由赵延寿率领，讨伐后晋，许诺说“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着赵延寿对在辽国的后晋人说：“此汝主也”，赵延寿信以为真，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很明显，耶律德光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

对于辽国的讨伐计划，后晋朝廷也全部获悉，于是，在军事上也做出了防御的对策。天福八年（943）十二月，石重贵派遣部下前去加固南乐及德清军的城池，并且征集近道百姓充军以加强防御的力量。

开运元年（944），辽国大军三路南下，讨伐后晋。西路自雁门关进攻河东，被刘知远的军队击败于秀容；中路军由赵延寿、赵延照率领，共五万兵马，是进攻的主力，进逼贝州（治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东路进逼沧州。贝州位于水陆要冲，后晋“多聚刍粟，为大军数年之储，以备契丹”，贝州军校邵珂，由于永清节度使王令温罢了他的官，于是密遣人逃入辽国，说“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邵珂引辽国军队自南门攻入贝州，杀上万人。石重贵连忙遣使者孟守忠致书于辽国，求修旧好。耶律德光回书说：“已成之势，不可改也。”博州（治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市东北）刺史周儒投降辽国，又与杨光远一起引辽军自马家口渡河，一旦渡河成功，后晋必定失败。但是，在戚城及马家口，辽国军队被后晋军队先后击败。耶律德光还为此改变对后晋占领区的政策，“初，契丹主得贝州、博州，皆抚慰其人，或拜官赐服章”，至此则变为“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焚炙之。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耶律德光此举，必然导致中原汉人全民族的抵抗，辽国与后晋之间的战争也转为旷日持久的战争。开运元年（944）的澶州之战，尤其是开运二年的阳城（今河北省顺平县东南）之战，更以辽国军队的惨败而宣告结束，史载耶律德光“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

接近两年的战争，可谓两败俱伤，“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对耶律德光说：“使汉人为胡主，可乎？”对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对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述律太后又对其群下说：“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桑维翰也屡次劝石重贵复请和于辽国，以纾国患；石重贵派张晖奉表称臣于辽国，卑辞谢过。耶律德光说：“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仍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后晋朝廷看耶律德光怒意未解，且又提出割地的要求，认为其没有谈和的诚意，谈和一事，就此搁置。

该次讨伐战，说明辽国军队也没强大到使后晋军队一败涂地的程度，而其经不起长期战争拖延的弊病，更彻底显露，也验证了此前桑维翰“七不可”分析的偏颇之处。后晋军队如果能团结一致，战术得当的话，同样可以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取得胜利。

石重贵经过阳城之捷，以为“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无数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荒淫无道的石重贵的“幸福时光”。见此情景，桑维翰劝谏说：“向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忠言逆耳，石重贵听不进去。

石重贵甚至拿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妄图主动夹击辽国，“初，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颇强大，因胡僧袜啰言于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为契丹所虏，请与朝廷共击取之。'”石敬瑭当时正实行对辽国小心供奉的政策，对此自然不予理睬。现在石重贵与耶律德光关系破裂，袜啰于是旧事重提。石重贵“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派郭仁遇出使其国，谕旨使击辽国。郭仁遇到了高丽，“见其兵极弱，向者袜啰之言，特建为夸诞耳”，高丽根本不敢与辽国为敌，妄图依靠弱小的高丽来以夷制夷，只能是旋生旋灭的幻想。

第二阶段：

开运三年（946）七月，有汉人自幽州来归，说赵延寿有意归国。后晋枢密使李崧、冯玉信以为真，命天雄军节度使杜威致书于赵延寿，“具述朝旨，啖以厚利”，州军将赵行实曾经在赵延寿手下供职，石重贵派其携信前往幽州，劝其回归。赵延寿复书写道：“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赵延寿辞旨恳切，后晋朝廷欣喜万分，又遣赵行实偷偷面见赵延寿，约定“回归”的具体计划。九月，辽国使用诈降计策，让瀛州刺史刘延祚送信给后晋乐寿监军王峦，请求举城内附。信中写道：“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乞朝廷发轻兵袭之，己为内应。又，今秋多雨，自瓦桥以北，积水无际，契丹主已归牙帐，虽闻关南有变，地远阻水，不能救也。”王峦与天雄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奏朝廷，认为瀛、莫可乘此夺取，深州刺史慕容迁又献上《瀛莫图》，冯玉、李崧信以为真，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刘延祚“回归”。

十月，石重贵在冯玉、李崧、杜威、李守贞等的鼓动下，决定北征。以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李守贞为兵马都监，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大军出发之前，仍下敕榜，其中写道：“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石重贵竟然首先担当起了收复幽、云的历史重任。由于这一带战区自六月开始阴雨连绵，到十月也未停止，军队的行军及后勤供应都极为艰苦。

杜威、李守贞会兵于广晋后继续北行，杜威又屡使公主入奏，请求增兵，说道：“今深入虏境，必资众力。”因此禁军皆在其麾下，而皇帝身边的宿卫之士已近空虚。十一月，石重贵以李守贞权知幽州行府事。杜威等率军至瀛州，只见城门洞开，寂若无人，杜威恐有埋伏，不敢进去。后闻辽国大将高谟翰已经引兵潜出，杜威遣梁汉璋领二千骑兵追击，在南阳务附近，梁汉璋战死。杜威等闻之，连忙领兵南撤。当时束城等数县请降，杜威等焚其庐舍，掠其妇女而还。

了解了后晋军队的虚实后，耶律德光率军大举入寇，自易州、定州直取恒州。杜威领军到武强，听说耶律德光亲自领军南下，赶忙决定自冀州、贝州南逃，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当时领军在恒州，引兵与杜威军会师，“言契丹可破之状”，杜威等又决定去恒州，以张彦泽军队为前锋，杜威领军至中度桥，辽国军队已占据该桥。张彦泽率骑争之，辽国军队焚桥而退，后晋军队与辽国军队夹滹沱河对峙。开初，辽国军队见后晋军队大至，又争桥不胜，恐晋军急渡滹沱河，与恒州兵合力攻击他们，准备引兵北撤。后看到后晋军修筑营垒准备持久对峙，于是决定北撤。

杜威作为军中主帅，“性懦怯。偏裨皆节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乐，罕议军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对杜威及李守贞说：“今大军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将士斫虏营而入，表里合势，虏必遁逃。”诸将皆认为可行，独杜威认为不可。反而派李谷到怀州、孟州去督运军粮，实际上是排斥他。

辽国军队表面上以大兵与后晋军队对峙，暗中派萧翰和通事刘重进率百余骑兵及一些老弱士卒，从西山出晋军之后，准备切断后晋军队的粮道及退路。山上的砍柴人，“尽为所掠；有逸归者，皆称虏众之盛，军中惧”，萧翰等到栾城，城中戍兵只千余人，不觉其至，狼狈投降。辽国军队抓住后晋老百姓，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杀”，纵之南走。运粮车夫在道遇见，皆弃车惊溃。辽国军队的此种做法，大大打击了后晋军队及民众的士气。

十二月李谷自书密奏，遣军将关勋骑马送往开封。奏中写到大军危急之势，请皇帝御驾亲征到滑州，由高行舟、符彦卿扈从，又请发兵守澶州、河阳，以备辽国军队之奔冲。石重贵知道后晋军队屯驻中度后，诏发守宫禁者数百人前去援助，可见后晋后方空虚到何种程度。又诏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刍粮五十万石到军前，“督迫严急，所在鼎沸”；杜威又遣张祚等来告急，张祚回军时候，被辽国军队抓获，从此朝廷与杜威军队之间的联络中断。当时宿卫兵皆在行营，“人心懔懔，莫知为计”，开封尹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求见石重贵，石重贵方在苑中调鹰，辞不见。桑维翰又求见执政，执政不以为然。桑维翰回家后对亲旧说：“晋氏不血食矣！”

心血来潮的石重贵，旋又欲自将北征，李彦韬劝谏后，才终止了这一天真的想法。于是下诏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符彦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广戍守河阳，防守黄河上的两处要地。耶律德光南下讨伐石重贵，景延广贪生怕死，不敢出击，被后晋臣僚羞辱，“昔与契丹绝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气何惫也”，景延广后因为和桑维翰合不来，少帝石重贵也感到难以驾驭他，于是罢其兵权，出为洛都留守、兼侍中。景延广“由是郁郁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国家不济，身将危矣，但纵长夜饮，无复以夹辅为意”，景延广这时候才知道，实力才是硬道理。

绝境中的后晋军队，一筹莫展，杜威更是无计可施。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对杜威说：“今大军去恒州五里，守此何为！营孤食尽，势将自溃。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杜威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遣王清与宋彦筠俱进。王清军队“战甚锐，契丹不能支，势小却”，见此有利形势，诸将请以大军继之，杜威却不允许。宋彦筠军队为辽国所败，他本人“浮水抵岸得免”；王清独率麾下于河北力战辽国军队，他屡次向杜威求救，杜威竟不遣一卒相助，王清对手下说：“上将握兵，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吾辈当以死报国耳！”王清及手下将士全部战死，“由是诸军皆夺气”。

被辽国军队彻底包围的后晋军队，“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等密谋投降。杜威暗中遣心腹到耶律德光牙帐，邀求重赏。耶律德光说道：“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杜威听后，非常高兴，遂定降计，实际上是耶律德光又在玩弄杜威。看来杜威的投降计划已有一段时间，而且其背后还有肮脏的动机。杜威于是“伏甲召诸将，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诸将骇愕，莫敢言者，但唯唯听命”，杜威遣閤门使高勋赍表到辽军军营，耶律德光赐诏慰纳之。是日，杜威“悉命军士出阵于外，军士皆踊跃，以为且战”，孰料杜威说道：“今食尽途穷，当与汝曹共求生计”，命令大家放下武器。“军士皆恸哭，声振原野”，杜威、李守贞为了把投降的责任推给石重贵，扬言道：“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于己”；耶律德光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抚慰士卒，说：“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赭袍给杜威穿上，以给后晋军将们看，“其实皆戏之耳”。又宣布以杜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在杜威等的示范效应下，恒州、代州、易州守将也先后投降。

耶律德光随后领军由邢州、相州南下，以张彦泽领两千骑兵为先锋，进攻开封，张彦泽军队很快攻入开封，后晋亡国。

（三）耶律德光激化民族矛盾

辽军占领开封后，以耶律德光为代表的契丹贵族，被胜利冲昏头脑，野蛮本性暴露无遗，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占领区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1．残酷的杀戮

耶律德光占领开封后，如何处理以杜威为首的数量颇大的汉人降军问题，成为耶律德光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此多的汉人组成的军队，又处在他们非常熟悉的中原地区，一旦发生变故，辽军将很难对付，“契丹主以晋兵之众，恐其为变，欲悉以胡骑拥而纳之河流。或谏曰：‘晋兵在它所者尚多，彼闻降者尽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抚之，徐思其策。'”耶律德光害怕大量杀降引起其他地区汉人军队的反抗，于是让杜威的军队驻扎在陈桥。但是，耶律德光随之又萌生了屠杀的打算，赵延寿对耶律德光说：“皇帝亲冒矢石以取晋国，欲自有之乎，将为他人取之乎？”耶律德光生气地说道：“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仅能得之，岂为他人乎！”赵延寿问道：“晋国南有唐，西有蜀，常为仇敌，皇帝亦知之乎？”耶律德光说道：“知之。”赵延寿又说道：“晋国东自沂、密，西及秦、凤，延袤数千里，边于吴、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车驾北归，以晋国如此之大，无兵守之，吴、蜀必相与乘虚入寇，如此，岂非为他人取之乎？”耶律德光恍然大悟，问道：“我不知也。然则奈何？”赵延寿说道：“陈桥降卒，可分以戍南边，则吴、蜀不能为患矣。”耶律德光说道：“吾昔在上党，失于断割，悉以唐兵授晋。既而返为寇仇，北向与吾战，辛勤累年，仅能胜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时悉除之，岂可复留以为后患乎？”赵延寿说道：“向留晋兵于河南，不质其妻子，故有此忧。今若悉徙其家于恒、定、云、朔之间，每岁分番使戍南边，何忧其为变哉！此上策也。”耶律德光听了赵延寿的“上策”，说道：“善！惟大王所以处之。”要不是赵延寿的“上策”，十几万后晋降军，势将不免长平之战中降军的命运。

辽军对占领区民众的屠杀则非常血腥。四月，辽军攻占相州后，“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阅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人。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瘗之，凡得十余万”。

契丹族将领麻，“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炙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麻的行为，俨然魔鬼。

耶律德光占领汴京后，还没忘记惩办“战犯”，重要战犯就是景延广，“如延广奔吴走蜀，便当追而致之”，景延广被抓住后，遭到百般羞辱，“将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陈桥民家草舍，延广惧焚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则引手自扼其吭，寻卒焉。虽事已穷顿，人亦壮之”。景延广最后的表现，博得了后晋汉人的同情。《旧五代史》对他的评价，也可谓中肯，“功扶二帝，任掌六师，亦可谓晋之勋臣矣。然而昧经国之远图，肆狂言于强敌，卒使邦家荡覆，宇县丘墟，《书》所谓‘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谓欤！”

2．疯狂掠夺财物

耶律德光率军占领汴京后，对后晋判三司刘说： “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当时府库空竭，刘不知所出，只好请求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民不聊生”，其实括借来的钱物，“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汴京城内“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涂炭”；右谏议大夫赵熙在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镇宁节度使耶律郎五，“性残虐，澶州人苦之”。“皆思逐之”，说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

赵延寿请求供给辽军粮草，耶律德光说：“‘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赵延寿的请求，是中原王朝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军需供应体制，而北方游牧民族的“打草谷”式的军需供应体制，也有悠久的历史，耶律德光说“吾国无此法”，断然拒绝了赵延寿的请求。括钱和“打草谷”，导致“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以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给所在地区汉族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耶律德光甚至强迫在中原地区，用辽国的年号。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一书记载杨凝式所撰《年谱》《家谱》《传》《赞》等，其中三首诗的写作年代的记载颇耐人寻味，“开运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并七月，有寄惠才大师左郎中诗三首，称会同丁未岁。会同，即辽国入晋改元之号也”。案：耶律德光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初一，改国号为大辽，年号为大同，看来此年号曾经在该年二月到七月间，在辽国控制的中原地区强制实行，上引史料中的会同应为大同之误。

众多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原地区广大汉人民众，在刘知远等汉人上层领导下，为了生存和保卫自己的文化，奋起驱逐驻扎在中原的辽国军队。

三月，耶律德光离开汴京，“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所留乐器仪仗而已”。

耶律德光离开汴京北上之后，留萧翰镇守河南，当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已建号于太原，萧翰很害怕，也准备赶快北归，但是考虑到京师无主，必定陷于混乱局面，“乃遣蕃骑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许王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到后，萧翰率蕃将拜于殿上。第二日，萧翰带着掠夺的宝物北归，“汉人以许王既立，不复为乱，果中其狡计”，开封局势由乱到安定的过程，立汉人李从益为帝，成为一个转折点，可见其时汉人的民族意识。

李从益即位后，百官谒见淑妃，淑妃哭着说道：“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萧翰留燕兵千人守卫宫城诸门，为李从益的宿卫，实际上是监管他。萧翰走后，李从益遣使节召高行周于宋州，武行德于河阳，均不至，淑妃很害怕，与大臣们商议说：“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有人说道：“今集诸营，不减五千，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答道：“吾母子亡国之余，安敢与人争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见察，当知我无所负。今更为计画，则祸及他人，阖城涂炭，终何益乎！”众人还想拒守，时任三司使的幽州人刘审交说道：“余燕人，岂不为燕兵计！顾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乱之余，公私穷竭，遗民无几，若复受围一月，无噍类矣。愿诸公勿复言，一从太妃处分。”刘审交虽然是幽州汉人，但是他的主张，却最能代表当时广大汉人上层的利益。朝廷于是遣使奉表称臣去迎接刘知远，请其早赴京师，安定中原。

（四）败类竞相比无耻

后唐时期，尽管也有赵德钧欲借契丹贵族之“援助”，在中原称帝的打算，但是，整个五代时期，汉人上层中的竞相比无耻的行为，却以后晋最多，这种现象应该还是和石敬瑭的“成功”有关联，“石敬瑭起而为天子，于是人皆可为，而人思为之”，王夫之此处所说的人，应该是特指的人，即妄图以契丹贵族为靠山称帝的汉人上层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后晋灭亡过程中，张彦泽、赵延寿、杜威等汉人上层，为了达到通过取悦契丹贵族而在中原称帝或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开展了一场竞相攀比谁更无耻的活动，其乱中取利的心理彻底暴露。

后晋灭亡时期的汉人上层人物中最无耻的人非张彦泽莫属。张彦泽，其先出于突厥，后为太原人。开运三年（946）冬，辽国南下攻打后晋，张彦泽为辽国所引诱，“通款于戎王，请为前导，因促骑说重威，引军沿滹沱西援常山，既而与重威通谋。及王师降于中渡，契丹主遣彦泽统二千骑趋京师，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抚之意”，张彦泽率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丘门攻入开封。翌日，迁晋少帝于开封府舍。张彦泽自认为有功于辽国，“昼夜以酒乐自娱。当在京巡检之时，出入骑从常数百人，旗帜之上题曰‘赤心为主’，观者无不窃笑”。张彦泽旗帜上的“主”，当然指耶律德光，这种厚颜无耻之徒，当然为汉人所窃笑。

赵德钧与石敬瑭竞相借力辽国称帝，赵的阴谋失败之后，其子赵延寿继续乃父之志，仍希图借辽国之力称帝中原。耶律德光决定讨伐后晋，“委延寿以图南之事，许以中原帝之。延寿乃导诱蕃戎，蚕食河朔。晋军既降于中渡，戎王命延寿就寨安抚诸军，仍赐龙凤赭袍，使衣之而往。谓之曰：‘汉儿兵士，皆尔有之，尔宜亲自慰抚。'”许以称帝，又赐以龙凤赭袍，所有的汉军又归其统领，赵延寿自以为美梦即将成真。孰料称帝的许诺仅仅是耶律德光的权宜之计，仅仅是利用赵延寿的一种手段。

前边已经谈及杜威作为后晋军队的主帅，在和辽军作战中的无耻行径，下边看看他的结局，耶律德光南行，命杜威部晋军跟随，既至东京，晋军驻于陈桥，“士伍饥冻，不胜其苦。重威（即杜威）每出入衢路，为市民所诟，俯首而已”，可见当时东京城内，人心之去就以及汉人民众对杜威等叛君卖国行为的痛恨。后汉高祖刘知远去世后，后汉朝廷按照他临终时的遗愿处死了杜威父子，杜威被处死后，“陈尸于通衢，都人聚观者诟骂蹴击，军吏不能禁，尸首狼藉，斯须而尽”。投靠辽国、做皇帝美梦的杜威之流，落此下场，实属必然，也可谓罪有应得。

后晋一朝，石敬瑭靠契丹贵族的支持，靠出卖幽云地区起家，过着痛苦的皇帝时光，最终抑郁而死。石重贵继位后，以他为代表的汉人上层，在实力不济的背景下，狂妄心理支配的对辽外交，反复无常，终致身死国灭，也给后晋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

三 后汉时期

后汉立国时间比较短，是五代中最短命的王朝，所以，本目主要探讨刘知远在后晋灭亡时期的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在其称帝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妄图一统天下，但是辽国军队的滥杀和疯狂掠夺，导致辽军占领区广大汉人民众的强烈反抗，耶律德光见势不妙，准备北撤。在此背景之下，刘知远高举光复大旗，卒成帝业。

（一）观望

石重贵贸然与辽国结怨，刘知远委实知道这种外交决策的危险后果，但是却听之任之；作为臣子、作为石敬瑭的亲密战友，他听任石重贵走向深渊而不劝谏，用心可想而知。辽国军队屡屡进入后晋地盘，刘知远一开始就没有“邀遮、入援之志”，借契丹人之手干掉愚蠢的石重贵，然后浑水摸鱼，这就是他当时的心理。等到耶律德光占领开封，刘知远马上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防止辽国势力染指。同时遣客将王峻奉三表去拜会耶律德光，“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打通后，才可入贡，刘知远的这三点做法是非常高明的，反映了其成熟的政治家心理。第一，必须向耶律德光示好，现在还不是和他翻脸的时候；第二，刘知远不能离开河东去汴京拜见耶律德光，一旦离开，河东就乱了，所说理由很充足；第三，耶律德光必须召回威胁河东的辽国军队，否则刘知远不会和耶律德光走的太近，讨价还价的价码恰到好处。耶律德光也知道不能得罪当时华北地区汉人上层中地方实力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刘知远，于是赐诏褒美刘知远，“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 ”，耶律德光也从感情上拉拢刘知远。刘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向耶律德光贡献奇缯、名马。耶律德光看到刘知远观望不至，等白文珂回河东的时候，捎话给刘知远说：“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耶律德光应该看出来刘知远另有他图。

郭威对刘知远说：“虏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刘知远和他的密友们，都已经看出了耶律德光妄图吞并河东的打算，也看出来耶律德光占领汴京后的所作所为必然导致的严重后果，于是有人劝刘知远开始采取行动，但是，聪明的刘知远知道最合适的起兵时机还没有到来，于是，他耐心地解释说用兵有缓有急，应该因时制宜，现在辽国有新降晋军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且冰雪已消，由于气候的因素，辽军势难久留，等到他们走后，然后动手，方可万全。耶律德光刚刚占领开封，势头正劲，等到他们掠夺的中原财富差不多了，天气也转暖了，他们就该离开了，那时候才是自己起兵的时候。刘知远的决策，把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都考虑进来，心态非常平静。

首先劝刘知远称帝的是荆南节度使高从诲。当然，当时也有潜在的称帝对手，南唐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南唐皇帝，认为此时是恢复祖业的大好时机，“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当时南唐精兵都在江西、福建一带，未暇北顾，把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丢掉，南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其实，南唐当时无论是领导者的智慧和能力，还是国家的实力，都不具备恢复帝业的条件，韩熙载的想法和南唐人的怨恨，以及南唐主的后悔，都是受虚幻的理想主义心态支配的产物。

天福十二年（947）正月，后晋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辽国使者，以秦、成、阶三州归降后蜀政权。二月，何重建请后蜀出兵与阶、成兵共同扼守散关以攻取凤州，后蜀皇帝孟昶于是发山南兵三千七百人前去赴援。刘知远听到何重建归降后蜀的消息后，感叹地说：“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令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刘知远把自己称作方伯，在中原无主、辽国内侵的背景下，其含义自不待言。又有将佐劝刘知远称帝，以号令四方，观诸侯去就，刘知远不答应，他知道还需要耐心等待。等耶律德光押送石重贵等北还，刘知远声言准备出兵井陉，迎石重贵等到晋阳，要尊王攘夷，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要救助落难中的天子，这样的旗号，最有感召力。刘知远命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集手下诸军于球场，告以出师之期。军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执天子，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将士们争呼万岁不已，刘知远赶忙制止，他说道：“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当且建功业。士卒何知！”耶律德光的势力还比较强大，自己也还没有攒够足以威令四方的资本，还需要耐心等待。

仅隔一天，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三上笺劝进，刘知远仍迟疑未决，郭威与都押牙杨邠对刘知远说：“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际取之，谦让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则反受其咎矣。”刘知远听后，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件皆已具备，于是决定称帝。

担任保义节度副使的辽国人刘愿的暴虐政策遭到了所在地区汉人民众的普遍仇视，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决定联合民众一起起来反抗，王晏说道：“今胡虏乱华，乃吾属奋发之秋。河东刘公，威德远著，吾辈若杀愿，举陕城归之，为天下唱，取富贵如反掌耳。”王晏与壮士数人，夜逾牙城跳入府内，拿出武器发给众人，斩刘愿首并杀死辽军监军，以赵晖为留后。可见，刘知远的影响已经扩展到陕西地区。

（二）称帝

二月，刘知远即皇帝位。但是，他还想利用后晋的旗帜，以号召更多的汉人民众参与反契丹族统治的斗争；但又厌恶开运年号，乃改称天福十二年，随即发布第一道诏令：“诸道为契丹括率钱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余契丹，所在诛之。”公开举起反辽国占领的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汉人上层及民众。刘知远且亲自率军出河东，准备半路从辽军手中解救石重贵及太后，到寿阳后，听说他们已经过了恒州数日，于是留兵戍守承天军。其实，刘知远的这种行为只是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

耶律德光听说刘知远称帝后，以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控扼进出河东的要害地区。

此时，辽国占领区汉人上层和普通民众为了生存自发起来反抗契丹人的括钱和打草谷的斗争也风起云涌。梁晖趁高唐英还未到相州上任，城内储存许多兵器却没有多少士兵守备的良机，遣壮士逾城而入，打开城门，“杀契丹数百，其守将突围走”，梁晖据州自称留后，很快将此战果报告刘知远；刘知远遣使者张晏洪等到晋州，告以自己即位之事，孰料竟被建雄节度副使骆从朗囚禁，大将药可俦等杀掉骆从朗，推张晏洪权留后，遣使以闻。晋州民众先是杀掉主管括钱的赵熙，又在赵晖领导下杀死辽国使者，遣支使赵矩到晋阳奉表。耶律德光遣其将高模翰进攻晋州，但被击败。刘知远见到赵矩，非常高兴，说道：“子挈咽喉之地以归我，天下不足定也！”赵矩趁机劝刘知远“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在昭义军，高防与王守恩、李万超等杀辽国使者，举镇来降。三月，延州录事参军高允权、彰武节度使周密也先后来投奔；丹州都指挥使高彦杀辽国所署刺史，自领州事，也来投奔刘知远。

四月，耶律德光准备用船数十艘将掠夺到的后晋的铠仗，自汴溯河运回辽国，命宁国都虞侯武行德率将士千余人护送。到河阴后，武行德对将士们说：“今为虏所制，将远去乡里。人生会有死，安能为异域之鬼乎！虏势不能久留中国，不若共逐其党，坚守河阳，以俟天命之所归者而臣之，岂非长策乎！”众人都同意他的建议，于是，杀辽国监军使，乘虚入据河阳，众推武行德为河阳都部署。武行德遣弟武行友奉蜡表间道诣晋阳，刘知远遂以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冀州人杀辽国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挥使张廷翰知州事。

不为“异域之鬼”、“虏势不能久留中国”，已成为中原汉人上层的共识，也说明当时汉人和契丹人矛盾的尖锐，而刘知远则成为驱虏的旗帜，投奔和支持他的汉人上层越来越多，如水之就下，刘知远的势力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态势甚至对在辽国生活的汉人上层也产生了连锁反应。董遵诲，涿州范阳人，父董宗本，当时隶属于赵延寿，后汉初期，“举族南奔”，刘知远擢拜董宗本为随州刺史，董遵诲署随州牙校。世代生活于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的折氏家族，幽云十六州割让后，“由是以郡北属”，刘知远称帝后，在折从阮的领导下，“引兵南下”，归附后汉。

（三）心理阴影的消除

耶律德光占领汴京，后晋灭亡，“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刘知远称帝，高举反辽国占领的大旗，曾经委身于契丹贵族的官员，不能不产生心理阴影，不能不考虑刘知远会如何处置他们。尤其是和耶律德光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汉人上层，比如杜威，“自以附契丹，负中国，内常疑惧”；再如赵延寿子赵匡赞，自认为自己作过辽国委任的官，父亲又在辽国，害怕被追究，于是决定逃往后蜀；安叔千，“自以常私附契丹，颇怀愧惧”。一旦对这些官员全部秋后算账，势必把他们逼到自己的对立面，他们要么北逃辽国，要么南逃，要么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利于刘知远势力的发展，也不利于局势的迅速稳定。

针对这种情况，天福十二年（947）二月，刘知远即位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令中，明确指出：“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六月，刘知远到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诏谕东京“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六月，刘知远又下诏大赦，“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这些诏令的颁布，打消了有污点的汉人上层内心的疑虑，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这些汉人上层的既得利益，也避免了大换血所导致的社会大动荡。

而对赵匡赞，则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天福十二年（947）五月，刘知远到霍邑，遣使谕河中节度使赵匡赞，“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寿告之”；七月，或传赵延寿已死，郭威对刘知远说：“赵匡赞，契丹所署，今犹在河中，宜遣使吊祭，因起复移镇。彼既家国无归，必感恩承命。”刘知远接受了郭威的建议。但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恐怕终不为朝廷所容，十月，遣使降后蜀，而且请后蜀自终南山路出兵应援。乾祐元年（948）正月，晋昌节度判官李恕，曾经长期在赵延寿幕下做幕僚，赵延寿使他辅佐赵匡赞，听说赵匡赞准备入蜀，李恕劝谏说：“燕王入朝，岂所愿哉！今汉家新得天下，方务招怀，若谢罪归朝，必保富贵。入蜀非全计也。”赵匡赞听了李恕的劝谏，乃遣李恕奉表入朝。刘知远问李恕赵匡赞为何归附后蜀，李恕回答说：“匡赞自以身受虏官，父在虏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刘知远听后说道：“匡赞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虏。今延寿方坠槛阱，吾何忍更害匡赞乎！”答应让他们赶快入朝。“匡赞父子，本吾人也”，这句话很有代表性，也很有人情味，代表了一种同族认同，一种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因此，也很有感染力。

即使对罪恶深重的杜威，刘知远也是仁至义尽，杜威投降后，刘知远以之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对他的处理，司马光认为过于宽大，“罪大而赦之，非刑也”。

对在后晋和辽国之间反复无常的孙方简的处理，对于稳固后汉的北部边防，意义重大。耶律德光北归，至定州，以义武节度副使耶律忠为节度使，徙故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孙方简愤怒，“且惧入朝为契丹所留，迁延不受命，帅其党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几，孙方简遣使请降，刘知远复其旧官，让他率军防御辽国。辽军撤退后，孙方简占据定州，又奏以其弟孙行友为易州刺史，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颇畏之。于是晋末州县陷契丹者，皆复为汉有矣”。

此外，刘知远即位后，“禁造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禁止制造带有契丹族印记的物品，显见是为了消除契丹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高举汉人的旗帜、汉文化的旗帜。

后汉建国后，汉、辽边境形势一度趋向缓和，因为耶律德光死后，继位的辽世宗兀欲，“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但刘知远称帝后，席不暇暖，一年之后去世，隐帝刘承祐继位，年方十八岁，大权逐渐落入郭威手中。

后汉虽然历史短暂，但在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沙陀族建立的政权中，却最具有汉人和汉文化色彩。刘知远在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事乱纷纷的时刻，显示出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心理，高举光复汉人政权的大旗，妥善处理曾经归附耶律德光的后晋汉人臣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终得以顺利地成就帝业。

本章结语：

五代为安史之乱之后，分裂割据局势的继续。辽国的迅速崛起，实际上从晚唐即已经开始。中原地区持续的分裂割据，也非常有利于辽国势力的南侵，但是，辽国要想向南有大的发展，与中原汉人政权分享天下，必须控制幽云十六州地区，这是几代辽国汗（皇帝）梦寐以求的愿望。后梁时期，由于后梁和辽国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土接壤，所以双方之间的来往较少，以朱温为首的汉人上层，在此问题上的民族心理，没有多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从李克用开始，由于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几个王朝的统治者，均有沙陀族血统，尽管大多学者把他们归为汉人政权，实际上他们身上，都还有程度不同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印记，这种印记深刻影响他们处理与辽国关系时候的民族心理，尤其见之于石敬瑭身上，因此，他们在处理和契丹贵族关系时，其民族心理的变化，和传统的汉人上层，如后周的郭威和柴荣相比，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后唐一朝，尤其是庄宗和明宗时期，汉人上层在对辽国的民族心理上基本上一直处于强势，这和幽云十六州主要地区在后唐掌控之中也有关联。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公然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为筹码，换取契丹贵族对他的支持，石敬瑭开了一个很坏的例子，所以，在后晋时期，妄图依靠辽国“支援”，当皇帝或者谋取私利的，比之前的后梁和后唐，比之后的后汉和后周，都要多得多，汉人上层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乱世取利的心理，在此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作为“儿皇帝”石敬瑭，其心中的苦楚，也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后汉的建立者刘知远，在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事乱纷纷的时刻，显示出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心理，他高举光复汉人政权的大旗，使他的势力迅速壮大，最终得以顺利地建立帝业。后周世宗皇帝，作为汉人出身的帝王，在经过继位后的短期历练后，政治家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很快具备，也具备了成就一番伟业的综合素质，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内，打北汉、攻南唐，在做了充分准备后，又发起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战争，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大病，后周真有收回幽云地区、一雪汉人割地称臣之耻的希望。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神秘性、偶然性，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旦因为偶然因素丧失，其发展的方向即充满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