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古邑与客家文化建构

罗勇

一 问题的提出

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东江中上游，东靠梅州，南接惠州，西连韶关，北临江西赣州。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河源地级市，辖河源城区和龙川县、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紫金县等1区5县。全市区域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340多万人。

河源历史悠久，是岭南古邑。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南下统一岭南时，就在现在的龙川设县而治，历史上的南越王赵佗就是古龙川的首任县令，至今已有2224年的历史。河源又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这里保留着许多古朴的客家民情风俗和客家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客家学开山鼻祖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划定的“纯客住地”。河源生态环境优良，是绿色之都。拥有华南地区两个最大的人工湖万绿湖和枫树坝水库，总库容量达159亿立方米，东江、新丰江贯穿全境，江河湖水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Ⅰ、Ⅱ类标准；拥有九连山、桂山等原始森林带和次生阔叶林带，全市林地面积达160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0.3%；全市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一级标准。河源是广东省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是“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最佳范例”城市；河源市区被誉为“青山绿湖碧水城”。正是因缘于此，河源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客家古邑，万绿河源”的城市形象定位。窃以为，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和具有战略眼光的。然而近年来，与其他客家地区相比，河源的客家研究却相对滞后，以至于关于河源客家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河源客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到底如何？赵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吗？河源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又在哪里呢？目前似乎还没有从学术层面作出深入的探讨和有说服力的解说。也就是说，一个符合河源发展实际的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地方知识体系尚未真正建构起来。这就使得河源在打“客家”这张牌时可能陷于被动，而不像打“绿色和生态”这张牌时显得底气十足，运作自如，成果斐然。有鉴于此，本人愿意就“河源古邑与客家文化建构”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因为学习和调查不够，对河源客家文化把握不准，偏颇和错误之处，敬祈见谅！

二 河源古邑的历史与内涵

河源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南朝时代的南齐。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源县》云：“齐置河源县，以县东北三百里有三河之源，故名也，属南海郡。”然河源古邑，更古在龙川。清修《广东通志·沿革表》云“秦置龙川县，属南海郡”。“秦败，尉佗王此，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抄者注）开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龙川辖境：今惠州府永安（今紫金——抄者注）、海丰、陆丰、龙川、连平、河源、和平，嘉应州兴宁、长乐（今五华——抄者注）诸州县地。”可见，早在秦汉时期，今河源地域就在古龙川的管辖之内。因此也可以说，古龙川是今河源的前身。

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龙川或县或州郡，一直是今河源地域甚至包括粤东、粤中、粤北部分地区的行政辖区治所。1949年后，河源先后属东江行政委员会、东江行政专员公署、粤东行政专员公署、惠阳地区专员公署。1988年1月，撤销惠阳地区专员公署，分设惠州、河源、东莞、汕尾4个地级市，河源作为现代政区名始闻名于世。

作为古邑的河源，承载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内涵，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文化遗产。如：佗城古城址、越王井、越王庙、唐代正相塔、龙川学宫、东源仙塘柳溪古书院、明代考棚等古遗址和古建筑。同时，河源古邑又蕴涵着丰富的客家文化，如被学术界视为“客家宣言”的《丰湖杂记》的作者就是清代进士、河源和平县人氏；还有宋元以来的众多客家姓氏族谱、百家祠、和平林寨四角楼、紫金柱山石楼、连平州建城、苏家围明代古村、南园古村、太平风情街等客家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水源音客家方言、客家歌舞、紫金花朝戏、忠信花灯、龙川杂技、河源客家美食、传统民间信仰习俗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传承着古邑河源的历史记忆，积淀着历代河源人民的精神品格，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财富，弥足珍贵。

总之，河源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丰厚的客家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源古邑即是客家古邑。

三 如何认识和建构河源客家文化

河源客家文化的建构，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现实诉求问题。如何找准历史与现实诉求之间的平衡点，这是河源客家文化建构的关键。在此，本人愿意奉献以下几点浅见，以供参考。

（一）把河源客家文化的建构置于客家文化形成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客家文化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其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研究，如果从1808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算起，亦有202年的历史了。70多年以前，客家研究的集大成者罗香林在对史志资料、谱牒资料认真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借鉴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起了客家文化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在论及客家源流问题时，罗香林认为客家民系的源头是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造成的中原移民运动开始的。其文云：“（五胡乱华）而并、司、豫诸州的流人，则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是为南徙汉族第二支派。”

罗氏还考证了刘氏、廖氏、张氏、温氏、卓氏、赖氏、钟氏、罗氏等客家姓氏族谱中关于这一时期祖先南迁的资料，得出结论说：

“此种记载，虽说零碎不全，然亦足借以推知客家先民的南徙，实以东晋南渡为始机。又客家各姓谱乘，并往往谓其祖先原尝居河间（即晋代司豫二州交界地），及安徽东南，江西西北等地。而此等地域，即东晋第二支南徙汉人的居地；据此推考，则客家先民的南徙，是属第二支派。”“要之西晋永嘉以后，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中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颍、淮、汝三水之间。寝至隋唐，休养生息，劳困渐苏，慢慢的乃得度其比较安适的生活。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

罗氏认为客家先民第二期大规模南迁则是由唐末黄巢造反带来的，这次迁移，直至五代之季：“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其后宋太祖统一中国，结束了五季分争割据的局面，而陆续南下的汉族，始得稍为安适。”

“客家先民最先移居广东东部北部的，虽说有远在五代以前者，然那时人数无多，比之其他先居其地诸系外人群，众寡悬殊，不能保持个己特殊的属性，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民系；就是宋朝初年，称住那些地方的客民，也还是数目无多；南宋以后，客民向南迁移的，始一天多似一天。这种迁移运动，直至明朝中叶，始稍休歇。”

上引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论述至少告诉我们四点：1．客家民系的源头是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造成的中原移民运动开始的。2．直至唐末以前，客家先民还大多滞留于河南的西南部、安徽南部西部和江西中部北部，迁入赣闽边区的总的说来是零散的，且“人数无多”，不能形成“酝酿成系”的势力。3. “五胡乱华”至五代以前迁入客家地区的汉民称为“客家先民”，宋初以后住在上述地区的汉民称为“客民”，亦即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宋初。4．客民大批向南迁移进入广东东部北部的，主要是在南宋以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反思，并有了许多发展和突破。根据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主导的观点是：客家民系（或曰族群）是历史上北方南迁汉民与赣闽粤毗邻区土著和畲瑶等少数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其初步形成的年代不会迟于南宋；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迁入客家基本住地的汉人称为“客家先民”；对客家民系形成造成重大影响的是唐中后期由“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带来的移民运动及其以后的多次移民浪潮；从历史上的移民运动和客家姓氏的族谱资料分析，客家先民的迁入经过了一个由赣南、闽西再到粤东粤北的路径过程。上述成果和观点，既是对罗香林客家研究建树的继承和发展，又在不少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人们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因而学术研究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客家研究自然亦是如此。但是，当我们总结罗香林以来至今的成果，就会发现，在关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背景、发展的时序等基本问题上，观点基本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意味着罗香林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发展的背景的论述是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恐怕也就是罗香林被学者们尊为客家学研究开山鼻祖的重要原因。

河源作为客家基本住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应包含在客家文化的系统和整体之内，也就是说，其客家文化的建构应置于客家文化形成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才能顺理成章，浑然一体。

（二）秦置龙川至唐代的历史发展为河源客家文化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河源在历史上曾经是越人居住区，又在很长的时期里隶属南海郡，越文化的影响深远，以致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后来也自称“蛮夷大长”，接受了越文化。因此，秦置龙川至唐代的历史过程并不直接催生客家文化，但其文化积淀却成为后来河源客家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也为河源客家文化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河源留下了不少唐宋以前的文化遗迹。如出土了一批秦汉时期的陶纺轮、陶碗等陶器及墓砖；又如唐宋时期的正相塔、苏堤；还有对越王历史记载及对赵佗的信仰文化，等等。龙川设治以后，河源地区的行政建制基本延续下来，为南越族及其后裔与中原文化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唐初粤东俚人首领杨世略被封循州总管后，土著对中原文化的接纳速度大大加快。所有这些，都为以后客家文化的融入带来了前提，也是“客家古邑”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

（三）宋元明时期客家姓氏的大批迁入是河源客家文化建构的关键

虽然秦至唐代以来河源的历史文化是“客家古邑”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但是否能说这段历史就是客家的历史，甚或将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推前至秦代呢？窃以为不妥。

文献资料显示，经过唐中后期“安史之乱”等动荡后，粤东地区人口下降迅速，循州（唐代河源属循州）在天宝元年有9520户（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但到元和年间，已经下降到2089户（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唐代邑进士韦昌明所撰《越井记》云：“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据县客联会1995年调查，龙川现有姓氏122个，已找不到秦汉时随赵佗50万秦军南迁中县四家（姓）之民后裔了，这百余姓氏之民，均为秦以后，特别是在宋元以后陆续从北部省份南迁至佗的。

为便于分析问题，我们从河源有关县志及其姓氏资料中梳理出了98个姓氏的迁徙资料，制成下表。

据表中资料分析和统计，这些姓氏主要是由赣南、闽西和梅州等地迁入的，其中北宋迁入的3姓，宋末元初或元末明初迁入20姓，明代迁入64姓，清代迁入11姓。可见，现今河源的姓氏主要是宋以后迁入的客家姓氏。

清代河源和平县进士徐旭曾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他在被称为客家人宣言的《丰湖书院杂记》中指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这说明，徐旭曾把河源客家的源头定位在了宋元时期。罗香林在撰写《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时，把河源定为纯客地区，可见他对河源客家的历史和现实也是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和慎重考虑的。

实际上，由于战乱、饥荒、疾疫等原因，中国古代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是常有的事。宋代以后客家姓氏大量迁入河源地区，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唐宋时期河源地区人口的锐减。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宋以后大量客家移民的迁入，重构了河源的地域社会，亦由此开启了河源客家文化建构的旅程。

（四）河源客家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为客家民系的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元明时期正是客家民系向赣南纵深、闽西纵深和粤东粤北发展的时期，客家地域范围迅速扩大，客家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加深，客家文化的整体格局开始建构起来。河源作为客家地域的一部分，其客家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逐渐建构和完善起来的。而河源地域客家社会和客家文化的建构，无疑为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大大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容，完善了客家文化的体系！

所以，今天我们从学术层面来梳理和建构河源客家的历史和文化时，也应回到历史场景中去，把河源置于“大客家”这一整体和系统中去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河源客家和凸显河源客家文化的亮点。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