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风土与盛唐之音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风土、环境乃至风气差异很大，这种差异虽是地理的、风俗的，也势必影响到艺术、文学。历史上多次南北政治、军事分裂的局面，客观上强化了这种差异；而紧随其后的分久必合的统一局面，又促成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对研究文学发展不仅具有知人论世的社会学意义，而且具有地域环境审美的研究价值。从这一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在隋唐统一之前有大约三百余年的分裂时期，而这种分裂恰恰是以南北为标志的。分裂是对差异的强化，统一则导致交流、融合。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客观上使本来就有差异的南北风格气韵各自独立发展，唐承隋制、一统寰宇，又使这两种迥异的风气得以融合，这就很自然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促成盛唐之音形成的另一种内在因素——南北风气的差异与融合。
由此着眼，构成盛唐之音的南北因素随处可见：首先，唐太宗君臣反对靡弱文风，即是北方征服者对南朝君臣文学观的扬弃与改造；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崇尚的、作为改造文风有力武器的“建安风骨”，明显是北方气质的花朵；初唐文坛健将四杰和陈子昂的籍贯多在北方，“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这些代表作所歌咏的都是北方山川环境；作为盛唐之音重要组成部分的边塞诗，更是地道的北方风土的产物。而盛唐之音兴象玲珑、技巧纯熟，又明显得益于南朝文学的积累与孕育，这些凌乱的艺术碎片究竟有何内在联系？南风北土的各自审美特点是什么？如同动听的音乐能够培养出“音乐的耳朵”一样，南北风物的差异是否也造就、培育出不同的“物色的眼睛”，即特定历史环境的审美趣味与艺术敏感？南北山川所积淀的艺术审美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些对盛唐之音的形成又究竟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本文试图予以解决的。
一 南北风土的差异与文学的审美价值
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刚性美与柔性美时用了两组形象——“铁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使抽象之美得以直观。这两个带有鲜明南北地域特色的比喻，无意中触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揭示出这两种美的形成与南风北土差异的密切关系，正是南北不同的地理、气候培育出阳刚、阴柔这两朵审美之花，北地得刚健之风，南方占阴柔之气，南北各自不同的地域条件孕育并促成了这两种迥异的风格气韵。
北方，即中华文化最早的发祥地——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也称关中地区，属大陆型风沙地貌。黄土高原由西北沙漠和戈壁地区吹来的尘土堆积而成，长年干燥，其北部为沙漠或半沙漠与草原的组合地区，只适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形成各种山地风沙地貌。由于地势错落、山川奇伟、加之遮碍较少，故视野开阔，映入眼帘之物体多为体积巨大，色彩凝重、单一，线条刚直、遒劲，天地浑然一体，默默暗示空间的无限与时间的凝固。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易于激发壮大辽阔的情思，而难于诱发缠绵婉转之格调。由于自然条件吝啬、生存环境艰难，先民们必须勤勉稼穑、艰苦劳作，于是孕育出注重实用，推崇质朴的民性和社会心理，有一种摒弃浮华、拒绝绮丽的本能。这种本能发源于生存需求，沉淀于生活习惯，同时也不无艺术哲学上的审美意义。
南方，即长江流域地区，属亚热带水网型地貌。气候潮湿、温暖多雨、草木繁茂、水网密布，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谷物一年多熟，较北方更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势。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开发利用，一改《史记·货殖传》中所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蓐”的落后状态。由于开发较晚，也较少受北方正统礼教的束缚，南方民族更多地保留了其先民的遗迹，信巫而好鬼，崇拜女性，多有男女之思，富于想象力，情致格调富于浪漫成分；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生活富足，故民多游乐之趣，以致情思婉转缠绵，多有“春风十里柔情”，与北方民性的坚忍刚毅形成鲜明对照。南方山水明媚，景色迷人又富于层次与变化，所谓“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清辉能娱人，游子耽忘归”，所以培养出一种精致细腻、重视细节的审美敏感，与粗犷、一览无余的北方风姿大异其趣；南国水乡，烟水迷离，渔歌唱晚，河流织网，水性柔婉，宜增柔情。试看“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这普通的南方生活场景，与北朝乐府民歌所写的“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显然不同，少年活泼、丰富的想象力，精神世界浪漫多姿，如烟水迷离般的情思婉转，精巧细腻的审美敏感，构成南方特有的民性与文化心理。
此外，南北风物的差异还在于其中所积淀的历史、社会内涵，即“人化的自然”这部分。由于地域环境特征和历史文化积累两方面的限定，我们民族在审美意识上形成一种特殊现象，为世界所不多见，姑称之为“南北地域性意象与心态”，具有鲜明的地域审美色彩，“铁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即其形象概括。其形成，首先与南北迥异的地理风貌有关，概括说来，北方景物显示出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久远，易于寄托博大壮烈的情怀。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景物特征恰有相宜的社会文化积累与之呼应配合：北方为中华民族崛起之地，为各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之所，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北方崛起的强悍民族一次次入主中原，都给原本雄大浑莽的北方山川增添了刚健之气。同理，南国水乡，气候温润，烟雨迷离，水网纵横，物性上已具阴柔之气；而且又多深山大泽，幽谷杳暝，景物神秘而富于变化，故培育出浪漫的情思和精细的审美敏感，易于抒发缠绵悱恻的柔情和男女之思。另一方面由于南方长江流域开发较晚，较长时间处于从属地位，北胜南的军政格局又使其成为偏安之所，易于触发哀婉的亡国之思，这些历史文化因素也给本来软媚的南国山水平添几多婉转的柔情。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这些差异又由于南北朝的分裂得到强化并各自独立发展。
二 南北分裂——刚柔差异的相对强化
李四光先生在《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呈周期性，这种周期常与南北对峙，北方征服南方相伴随。隋唐以前，总共有三百余年时间，是南北两大集团以长江为界的对峙局面。这不可能不对文学艺术产生影响。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强化了本来就存在的南北风气的差异，使其在各自相对封闭的气候中独立发展，而这种发展无处不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此语亦可借来形容南北风气的区别。
儿女情与风云气，实为南北两朝文学风气差异之要点。范大士曰：“三曹惟阿瞒最为雄杰，熟读其诗，自然增长气力。”（转引自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132页）。朱熹谓：“读齐梁间人诗，四肢皆懒散不可收拾”（同上，第258页），南北风气，于此判然可分。《颜氏家训·风操》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断，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如北朝乐府《折杨柳歌》: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上马下马，正写行客；一任愁杀，终不掉泪。其写豪侠，更能体现出北方的民性。《礼记·中庸》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郑注云：“强，勇者所好也，北方以刚猛为强。”北朝乐府《企喻歌》云：“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鹤子经天飞，群雀向两波。”鹞子飞起，群雀两边躲避，如波纹消散，不独情豪，构思、比喻亦奇，胡应麟《诗薮》云：“《企喻歌》，元魏行世风谣也。其词刚猛激烈，真《秦风·小戎》之遗，其后雄踞中华，几一宇内，即数歌词可证。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类，了无一语丈夫风骨，恶能抗衡北人？”以一小歌证南北风气刚柔强弱，虽有点小题大做，但深而思之，却也不无道理。南北朝的分裂、对立，造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本来就存在的南北刚柔差异在封闭中得到强化，各自独立发展，南北两方地域上的分裂与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最终导致文化精神上的分裂，使南柔北刚都走到了本身偏颇的极限，其状态正如刘勰所形容的：“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文心雕龙·风骨》）南方文风就像五彩缤纷的山鸡，肌丰肉腴，却飞不高；北方文风就像毛羽粗糙的鹰隼，猛厉冲天，却乏文采和骨力。犹如文学的两翼，南北封闭性的独立发展，利弊参半，其弊是，二者都只片面发展其中之一翼，难以振翅高翔；其利是，由于封闭独立发展，就使各自的艺术特色得到强化，发展比较充分，从而为二者的融合准备了条件，使融合之后的文学艺术，在风格气韵上更加丰富多彩。魏征曾总结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义，……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北史·文苑传序》）他将南北风气合流看作文学繁荣的关键，这是极有见地的。隋唐以前，南北坚冰已破，这种合流也悄然开始。
《北史·王褒传》载：“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苦寒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隋书·薛道衡传》记：“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此为北方对南方的影响。北人薛道衡作《昔昔盐》云：“垂柳覆金堤，靡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溪，采桑秦氏女，织绵窦家妻，……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哪能惜马蹄。”描写铺排，辞采绮丽，虽写北物，颇染南风。又北朝诗人卢思道，也有《美女篇》、《采莲曲》、《夜闻邻伎》等类似宫体的作品，这是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南北两朝，对峙中时有接触，为双方“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南北朝时，由南入北的重要人物有颜之推、庾信、王褒等，隋代，聚集在晋王杨广周围的文人如诸葛颖、虞世南、王胄等，也大多来自南方。这批人尤其是庾信，对融合南北风气，合流南北文化的贡献，学者论之甚详，此不复论。唯一想强调的是，凡是此期为人所称道有气象，有境界的作品，无不以其笔下出现了阔大苍凉的北方景物为基本标志。试看庾信《拟咏怀》: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秋，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王褒《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关城、黄河、秋风、寒水，这些质地、色调、光影，在美感上与南方迥异的意象进入文人笔下，秋风木叶，虽似洞庭，寒水城影，已非南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自建安风骨消歇之后，这是北方悲凉的景物第一次大批量进入诗歌。其重要意义在于，融合南北风气的关键是以南方文化为其肤，北方文化为其骨，南方绮丽华美的形式需要北方刚猛苍凉的气质去充实灌注，而后者也需前者修饰，二者交汇互补，但有一个以谁为骨干、以谁为肌肤的问题。以往学者多论唐代文坛上的南北文学融合，但在主次表里的关系上语焉不详，给人一种似乎二者的地位是平等、均衡的感觉。实际上，在构成盛唐之音的南北文化融合中，北方文化及北方的审美理想始终处于主导与支配的地位。
三 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机制：“南方其肤，北方其骨”
盛唐文学历来为学界关注热点，佳作屡出，精见迭现，研究得已很透彻。例如沈、宋对五言、七言格律诗成熟的贡献。盛唐之音以南方为其“肤”，即以南朝风气孕育成熟的文学形式技巧作为其表皮与华彩；而以北方为其“骨”，即以北方文学的思想、气质、境界、趣味作为其支撑骨骼。本文侧重论述后者。
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至589年灭陈，统一中国，结束近三百年分裂局面。南北经济、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沈德潜云：“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杨处道（素）清思健笔，词气苍然。”（《古诗源·例言》）风气将转的标志是其笔下出现了刚健苍然的北方边塞气象。但隋祚短促，各方面都不具备完成融合南北的条件。617年，李渊灭隋建唐。唐承隋制，并以隋为前车之鉴，政权稳固，文艺繁荣，能从容完成这一大文化事业，形成诗歌的盛唐之音，这是成功地融合了南北文化的结果。
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北方文化气质，北方审美理想始终处于主导、骨骼、支配的地位，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证实：
一、从李唐王朝君臣的籍贯、出身来看，李氏祖上为陇西狄道人，李渊袭封唐国公，先后任甘肃弘化郡留守，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和太原留守。其地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均为北方军事重镇。公元617年，李渊从次子李世民计策，从太原府起兵攻入长安，奠定唐朝基业。陇西、太原之地，胡汉共处，地多兵乱，血缘混杂，民风强悍，其俗以身高体健为美。初唐其他辅佐高祖、太宗立国的文武重臣均为北人，据《唐宰相世系表》，唐代共有宰相369人，属98个大家族，92%为北人，这种浓重的北方尚武气息必然要对其制定政策产生影响。唐初君臣之文学观，实为北方胜利的征服者对南方偏安、享乐的文学思想的改造，他们之考虑文学，是从如何避免亡国的政治高度出发的。姚思廉《陈后主传论》曰：“古人有言，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锋芒直指南朝淫丽文学。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希求延长国祚的心理，担心重蹈前朝因纵欲享乐而亡国的忧患意识，对南朝偏安者香软文风的蔑视，溢于言表，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北方征服者、胜利者的心态及其对文学的看法。
二、从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属的北方地域文化特征看，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是完成由初唐至盛唐文风转变的功臣，他们的籍贯和活动范围也多在北方。王勃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卢照邻为幽州范阳（今河北涿鹿）人，杨炯为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骆宾王虽为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但主要活动在北方，他是“四杰”中第一个从台阁走向边塞的诗人，开文人侧身戎幕和边塞纪实言志的新风气。清人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云：“咸亨元年，吐番入寇，罢安西四镇，以薛仁贵为逻婆大总管，适宾王以事见责，从军西域。会仁贵兵败大非川，宾王久戍未归。”明人许学夷评论说：“骆如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河流控积石，山路远控炯’‘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等句，语皆雄伟，唐人风骨气象，于此见矣。”陈子昂虽为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但其主要活动在北方。代表其诗风转变主要成就的《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北方风物。
三、从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改革文风所用的思想武器看，他们大力提倡具有鲜明北方文化审美特征的建安风骨。杨炯《王勃集序》云：“（勃）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以强调刚健之骨。陈子昂在那篇著名的声讨南朝文风的檄文《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文中明确将汉魏风骨作为复兴目标。殷璠《河岳英灵集序》: “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又云：“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河岳英灵集论》）将有无风骨作为风气转变的标志，众家所论之风骨，主要是建安风骨，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建安风骨都具有鲜明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这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建安之初，诗尚五言，七子之作，虽酬酢之章，然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隐义蓄含，余味曲包，而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南北文学不同论》）
四、从构成文风转变和盛唐之音的主要反映内容来看。从南北朝开始，南北文化交流已露端倪，整体文学风貌由于北方刚健苍凉气质的渗透已呈转化态势。在由南北朝至盛唐的文风转变过程中，有四组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一为南北朝时由南入北的文人，如庾信、王褒、宗禀等；二为隋代文、炀二帝周围的文人集团，如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杨素等；三为转变初唐文风的文人集团，如“四杰”及陈子昂、王绩等；四为构成盛唐之音主要旋律的边塞诗作者群。这四组人物在文风转变的过程中构成一种前后承续、层层递进的发展阶梯，最后终于形成盛唐之音的博大雄浑气象。无论从其创作实际，还是从诸多论家对其评价来看，这四组人物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们被人称作扭转风气的代表作均不同程度地染上北方色彩，人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他和王褒的创作高峰都在羁旅北地之后，而这种高峰的标志是北方苍凉的情思、博大的景物进入笔下，正如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说：“（其）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习为北鄙之声。”史称隋代君臣的创作有“风气交转之候”（沈德潜语），所指主要是隋炀帝、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的边塞诸作。试看“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杨素《出塞二首》）; “霜烽暗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虞世基《出塞》）。初唐“四杰”均有边塞之作，王绩被人称颂的《野望》中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之句，纯然北土风情。代表陈子昂转变诗风的力作《感遇诗》和《登幽州台歌》也多以北方风物作为情思寄托的对象；至于风骨兴象齐备的边塞诗，则更专写北部边塞。不赘。
北方气象如此集中地出现在这四组人物笔下，并被公认为是转变文风的关键，其中必有原因。本文试图从四方面探讨作为盛唐之音主体骨骼的北方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
一曰其观大。从视觉角度看，北方风土景观辽阔、巨大，易于寄托雄浑博大的情思。视觉是心物沟通的主要渠道，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条件反射，是生命有机体对外界或内部刺激的规律性反应；但是，并非任何刺激都能引起反应和感觉，其产生的前提是刺激物必须达到物理上一定的量。巨大之物对人刺激强烈，会引起壮阔博大之思；微细之物对人刺激微弱，易引发细腻微妙感受。诗人在创作中虽有极大的主动性，但也必受此种心理活动规律的制约。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杜诗为例，说明境界有大小，并不以此分优劣。他所举诗例恰恰分别为南北景物：一为《后出塞》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极写大军出征边塞的威严整肃；一为《水栏遣心》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曲尽南国水村景物的细腻微妙。王氏在此无意中为南北景物的不同心理容量提供了绝妙的形象写照。庄子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逍遥游》）水深，方能载大舟；风厚，方能负大翼；景大，才能装载、容纳高远博大之情。司空图《诗品》所列二十四品，大约可分刚柔两族，属于阳刚的雄浑、劲健、悲慨、豪放等，有一共同特征，即所用意象体积的巨大和时空上的无限。类如，“横绝太空，寥寥长风”; “行神如空，走云连风”;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等。
以上均揭示了描写和寄托对象的巨大为诱发阳刚之美感的必要条件。“巨大”的感觉主要通过视觉产生，北方风土山川特有的辽阔为这种视觉感受提供了地理条件。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属大陆型风沙地区。这里干燥少雨，植被覆盖较少，形成视野开阔，体积巨大，色彩凝重单一，线条刚直遒劲，天地浑然一体粗犷雄浑的风貌，暗示着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凝固，易于寄托博大的阳刚之美。受审美活动中移情作用的影响，诗人在面对北方雄伟景物时，会无意识地泯化物我界限，将审美对象的特质移入内心，这对有博大胸襟、豪放气质的人尤其如此。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历来为人所称有吞吐天下的豪壮气象，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壮志，正是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典型的北国风光中寄托抒发的。一般来说，南方风物迂回细巧，是装载不下如此情怀的，北方雄伟之物的巨大为抒发阳刚情怀提供了载体，处在由南北朝至盛唐之间代表变革文风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它。如杨炯，在唐代最早唱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激昂之音，其舍身报国的豪情借北地风物“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从军行》）予以抒发；又如王勃，唱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绝调，其所依托的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典型的关中山川。北方山河粗犷、坦荡、一望无际，易于引起宏观的、悠远的人生感触和宇宙之思。试看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所得到的感悟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充满哲理意味，陈子昂在登古幽州台，独立苍茫、举目空旷、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际，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充满高邈的宇宙之思，其最为著名的几首《感遇诗》，均以北地风物寄托起兴。要之，激发或承载阳刚之美的客观景物要有一定的强度和体积，倘若外界刺激物达不到一定的量，则劲健或雄浑之美就无从产生并失去依托；每当诗风靡弱之际，极需真力弥漫的雄健之气的冲击与灌注。于是担负着转变诗风重任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趋向能“载得动”这许多情思的北地景物，借此抒发刚健之情思，乃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
二曰其性凉。从触觉角度分析，北地景物多具凉的属性，易于同较为深厚高远的情思融合。南方与北方的区别，首先是一种气候、温度上的区别。在北方，当“二月山城未见花”之时，南方诗人已在歌吟“二月春风似剪刀”了；在北方，“胡天八月即飞雪”，而南方却是“奇花异草四时同”。温度上的差异通过作用于生理机制，而对审美心理也有不同影响。寒冷使人汗毛孔收缩，生理上对外部环境产生一种抗拒反应，易于引发征服、坚强之类的意志和豪情。“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曹操《苦寒行》）此诗作于建安十一年（206），北征途中，山地险恶，行军艰难，北风呼啸，气候寒冷，这一切未能阻挡曹操统率大军北上的决心，悲凉慷慨的气韵流贯全篇。世人论建安风骨，常说其“悲凉”，这里有很强的地域成分。同时，上文提到的四组作者群不约而同地趋向北方景物，以寄托深厚高远之情。读其诗，常常能感觉到北地逼人的寒气。如庾信《拟咏怀》: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秋，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北方寒流挟着一股凛凛英雄气扑面而来。又骆宾王《于易水送人》: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总之，“寒”、“冷”、“凉”的例子俯拾皆是，大量存在于“四杰”与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
易于引发人生感悟和忧患意识，是寒冷对审美心理的另一种影响。在审美活动中，生理感受上的凉和心理体验上的悲，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气寒天凉，则草木摇落而变衰，意味着一种旧的循环结束，由物及人，自然有一种生命意识的联想和人生苦短的忧患，这种情感与南方温暖气候容易引起的欢愉、相思、缠绵等相比，自有一种深度和厚度。李陵《答苏武书》云：“胡地玄冰，边土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秋凉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这种倾向在建安诗人笔下表现得特别明显。庾信和“四杰”，多以北地风物入诗，也继承了这种倾向，他们笔下的寒、冷、凉，多与悲、哀、愁等情绪相联系。如庾信《拟咏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王勃《夜月送别》: “寂寂离亭晚，江山此夜寒”等等，举不胜举。当然，在盛唐诗人笔下，北地边塞之寒也常作为一种被征服的对象出现，寄托作者的昂扬壮伟的气魄。如“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岑参）,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族”（祖咏），则是审美情感的另一种表现了。
三曰其景异。异者，新异、奇异之谓也。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审美心理分析，向往异质之美乃是人的天性，异质审美因素产生的刺激较强，吸引力较大。对此，朱光潜先生曾说过：“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虽然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惊讶它们的奇景。”（《朱光潜美学文集》）南北文学面貌的不同，创作风气在对峙中也存在着互相吸引，这吸引的动力就是异地审美特征在起作用。《北史·王褒传》记：塞北寒冷，异于江南温柔富贵之乡，故南国君臣竞相为异地之声。《魏书·乐志》载：“昔孝武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这又表现出北人对南音的浓厚兴趣。由此联想到一个问题：北朝何以无边塞诗？北朝统治中国北方约三百年，地理上占尽北部边塞之地，具备产生边塞诗的物质条件：北朝，尤其是北魏，不仅与南朝作战，与其北部的柔然、敕勒也常有战事，又具备产生边塞诗的日常生活感受和精神条件。有人归咎于北朝文化落后，缺乏南朝那样出色的文人，也不准确。北朝本身，再加上由南入北的文人，如郦道元、魏收、颜之推、庾信、王褒、温子升等，其文采风流足以写出边塞诗，可以说具备产生边塞诗的文化条件，但其所缺乏的主要是审美距离条件。
具体来说，因为审美距离没有拉开，缺乏异质审美因素的刺激。北朝世居北土，由于距离太近，北部边塞始终难以成为审美对象，这正如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一样，由于太熟悉反而失去了陌生与新奇感。因此，北朝统治北方约三百年而无边塞诗，这是其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距离拉得越远越好，距离太远，接触不到具体的审美对象，心物不能沟通、交流，美感也无从产生。王褒和梁元帝君臣身处南方温暖之乡，根本没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毕竟隔着一层，非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缺乏真实感受，自然写不出如同盛唐诗人的边塞佳作。
北朝人距边塞太近，南朝人距边塞太远，都不具备适当的审美距离。唐统一全国，打破南北地域限制，不仅使两种异质美得以沟通、交流，而且创造了异质审美因素刺激的条件，使以前无条件接触北方风土的南方文人一睹边塞风采。边塞诗取材于长城沿线以及西北侧的辐射地带，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南北分界线。相对于当时的突厥、契丹来说，汉民族是南方民族，汉人多是南人，汉族知识分子在边塞所见到的，是迥异于中原、江左的北国风光，是一种在光色、体积、线条、声音上都闪烁着异质审美特征的陌生景象。这就必然给他们以新鲜独特的审美刺激。试看祖咏《望蓟门》: “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这里的惊，是惊奇、惊喜、惊讶、惊异，还带着一点惊恐。心灵在经历了“瞬间的抗拒和震撼”之后，物我界限不觉泯化，外物的巨大雄伟不觉转化为诗人胸中的巍峨浩荡，形成边塞诗的共同的审美特征。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火山云歌送别》: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这些边塞名作，诗人笔下形象之新奇、怪异，抒发的惊讶、欣悦之情，在中国诗歌中，几乎是第一次出现的情趣与意象。其他唐代边塞诗也多类此例。究其原因，异地、异物、异俗等新鲜审美刺激恐怕起一定作用。从这一角度说，唐代边塞诗是南北文风长期隔绝、封闭之后又得以交汇、融和的产物，它只能发生在长期分裂之后又统一的社会环境中。封闭、隔绝使南柔北刚差异的强化，造成一种陌生化的距离；而统一、融合，又使这两种迥异的风气、气质发生碰撞，从而产生强烈的审美刺激和吸引力。长期隔绝使北方景物，对中原、江南的汉族人来说，别有一番异样美的意味。学者论盛唐边塞诗，多从时代精神、社会氛围立论分析，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与南北地域差异有关的审美心理入手，即求有异于他人，又冀就正于方家。
四曰其积厚。从风土山川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内涵来看，北方景物具有更多的征服者，胜利者的英雄色彩，更多一层豪侠气质。历史故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于是特定地区景物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人化的自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人事江山密不可分，文化风土融为一体，北方是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是华夏政权重心所在，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陈亮），这种正宗、正统的性质本身使其山川有一种雄视天下、吞吐八荒的宏大气魄，易于同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博大胸襟发生联系。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故绝然舍去（百氏之书），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态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所观之壮大，都在北方。此外，北方又是一个个强悍的民族崛起之所，如前所分析，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普力、速度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北方民族气质剽悍，弓马娴熟，在冷兵器作战时代占有绝对优势，于是造成一次次北方征服南方的军政格局，使北方山河也染上一层征服者、胜利者的色彩。另外，由于地处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杂错地区，由于杀伐争战的惨烈，北方民族为争取生存多有豪侠之风，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出在北方，所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韩愈），《史记·刺客列传》所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豪侠之气已深深渗透进风土之中。这种刚猛之气对文学不无影响，许多大家都北上吸纳阳刚之气，人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综合以上诸点，都使北方的所谓“人化的自然”中积淀了深厚的刚性美的内涵，诗人登临此地，就不免要受审美移情作用的支配，景物的雄浑往往化作笔下的博大，俯仰吟哦中多有慷慨激越的黄钟大吕之声。“四杰”作品中多出现吟咏帝都之篇，如王勃《临高台》: “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店相玲珑。东弥长乐观，西指未央宫。”骆宾王《帝京篇》: “山河千里国，城胭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肴函谷，鹑野龙山候甸服。五纬连彩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卢照邻《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以上诗中尽管抒发情思不同，但都弥漫着一种开阔壮大的气概，无论感悟人生，神驰宇宙，思接古今，都与博大昂扬的帝京气象相匹配。南方古都如金陵、杭州是很难激发这种情绪的。由于其特定历史条件的积淀，易引起哀痛、惆怅和缠绵徘侧之情。试看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其美的气质类型，自属阴柔。陈子昂著名的《登幽州台歌》所抒发的情怀，无疑与幽州台这一特定地点有关，由于历史的积淀，登此台不仅有登高的意义，幽州台，一名蓟北楼、蓟丘楼，为燕国旧地，古属河北道。远如燕昭王、邹衍、郭隈，近如刘琨，无数悲壮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无数古人的亡灵在此安眠。子昂到此，独立苍茫，四顾空旷，自有不尽感慨，无穷联想。陈氏《蓟丘览酉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是此诗的最好注解，其序云：“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这七首诗分别咏轩辕台、燕昭王、乐毅、燕太子丹、田光、邹衍、郭隈，即作者所称“古人”，燕国霸业，群贤风流，俯仰之间，已成遗迹，今昔对比，既仰羡而又怆然。其诗云：“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隈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里又是胡汉杂错交接之地，故作者“怆然”情绪中又有许身报国、抗击外侮的昂扬成分。其他如《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荣入都》、《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都表现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在其著名的《感遇诗》中表现得最充分——“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嵩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这些，都可作为《登幽州台歌》最好的注解。
以上分别从其观大、其候凉、其景异、其积厚等四方面剖析了“北方其骨”在盛唐之音形成中的特殊意义。
下面再对“南方其肤”略加分析。“南方其肤”，即南朝五代所孕育出的艺术本位精神，以追求阴柔之美及其纯熟的形式技巧作为盛唐之音的皮肤与华彩。《文心雕龙·情采》: “夫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华粤振，文附质也。”《原道》又云：“傍及万物，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南朝文学向阴柔一途发展，在形式、技巧、文采方面有丰厚的积累，为盛唐之音的“质待文”准备了充分条件；其与北方骨骼、气质相结合，最终孕育出一种兴象玲珑、音情顿挫、意境圆融、通体刚健的美。所谓“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论》），这在“四杰”的长言歌行中已露端倪。关于南北诗文审美风范的融合过程，学者的论述已很透彻，这里仅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略加剖析。它是由初唐到盛唐唯一的以南方景物为描写对象的一首杰作，似乎是个例外。但若细究，也逃不脱“北方其骨、南方其肤”的规律，其骨子里的昂扬壮大本质上属于北方的气质和精神。《旧唐书·贺知章传》: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若虚，兖州兵曹。”可知张若虚活动在南北交融的一种大的文化氛围中。天下一统，南北士人有条件接触交流，张氏又曾在北方为官，虽为南人，而多染北习，他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感悟和时代精神本质上与“四杰”、陈子昂无异。但从审美追求来看，又同中有异。对此，罗宗强先生分析得很透彻：“他与陈子昂完全不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同样在一个辽阔的世界中表现他的宇宙意识，不过那是一个苍凉浑茫的辽阔世界，是壮伟；而张若虚的这个辽阔世界却是宁静纯美，纯然是两种审美理想，两种类型的美的追求，反映的时代精神相同，而美的追求不同，这正是创作从狭窄单一的审美情趣中摆脱出来，追求丰富多样的美的证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与陈子昂比较，骨子里的昂扬壮大相同，但审美追求各异，这正是南柔北刚两种风气的延伸。陈之风格，直抒胸臆，纯然北派之刚劲硬朗；张之风格，瑰丽多姿，色彩斑斓，通体透明，曲折委婉，欲说还休。从外部表现力来说要丰富美丽多了，是一种典型的“南方其肤”。有了这层华采，才能避免“鹜集翰林”，达到盛唐之音那“风清骨峻，遍体光华”的理想境地。
自魏征以来，构成盛唐之音的南北风气融合问题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但研究中有三个明显缺陷：一是，只罗列现象，不深究原因；二是，偶有深究者往往多从社会、时代找原因，而忽略了南北审美风气有明显的地域审美特点在内；三是，即使注意到了地域审美研究在此的重要性，但在论述中也往往流于空泛，未明确指出“北方其骨，南方其肤”为其基本内在关系。笔者试图予以解决，但因水平所限，深感力不从心，失误在所难免，深望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