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主要内容

一 研究意义

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校园盛行一时的“耶鲁学派”中的重要一员，哈特曼在美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他的批评思想的研究既有着批评史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更具有批评探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批评史意义：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研究作家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以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的崛起为标志；第二次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以三四十年代的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论为开端，以六七十年代的解释学和接受理论的出现完成转移，而到了解构主义文论则达到顶峰。哈特曼的文学批评思想演变轨迹恰好体现了这两次重大转移。他早期受新批评思想和方法的浸润，在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对新批评的那套细读和文本分析方法掌握得十分娴熟，对文本的阐释丝毫不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后受现象学和德里达思想等欧陆哲学思想的影响，哈特曼将批评的重心从文本本身转向了阅读和批评本身。除此以外，在文化研究热潮中，哈特曼又以其特定的文化视角，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文学批评的困境指出了一条有效途径。因此，哈特曼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揭示他对美国传统文学批评所发挥的承接和逆转作用，以及其为推进当代美国文学批评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展示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发展的大致轨迹，从而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批评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上观照，哈特曼关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本质的探讨并形成的一套相关话语，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当代文学研究，尤其为形式主义、批评、阐释、阅读等重要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质，从而使它们在新的语境下衍生出新的概念意义，形成一道独特亮丽的理论风景。从实践层面上观照，哈特曼在阐发自己思想的同时，更致力于将思想与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他通过文本解读形成的独到见解，无疑丰富了文本意义阐释的策略和方法，从而为读者进行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有力的理论工具，对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

哈特曼研究对于国内的“耶鲁学派”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耶鲁学派”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所在。200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包括德曼的《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米勒的《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布鲁姆的《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让读者可以比较系统地接近“耶鲁学派”本身的立场和思想，比较深入地研究该学派的主张。为进一步深化这一宗旨，同年，由朱立元教授主持的“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旨在通过对“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思想的研究，达成对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的整体认识，不再做表面上浮泛的理解和运用。2008年，王宁重申了这一学术立场，认为“针对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存在的浮躁现象、‘自说自话’盛行而缺乏理论交锋和国际交流的现象”，让人们“重新读一读几位耶鲁批评家写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述仍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他们的批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乃至整个英语文学批评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批评倾向，也即所谓的‘解构’倾向。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兴起于九十年代的中国后现代批评”。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并非喧声造势之举，它们体现了“耶鲁学派”的思想在激活本土理论话语中仍然占有一席之位。中国的文学批评应合理地内化这种异域理论，使之成为更有效的本土理论资源。毋庸置疑，这样做的第一步便是对该学派的理论主张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尽管该派其他成员之间的理论话语异大于同，但是，这些话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是不争事实，研究其中的任一成员也就涵盖了在学理意义上对其他成员相关层面的探究，因而在学术上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体而达至整体研究的意义。

从哈特曼自身的批评实践来考察，其文学实践对国内学者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身为一个流亡学者，哈特曼背负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无影无形，但却无所不在地渗透在其学术思想和理论主张中。他试图调和英美批评和欧陆批评、圣经阐释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和文学、神圣性和世俗性、形式和意识、历史记忆与生命现实等，而在这种绝非简单的调和中，他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独到的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通过形式超越形式，通过传统超越传统，通过历史超越历史，从而实现对传统意义上的批评的超越。这对于研究西学以构建自身理论话语的国内学者的批评实践，极具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 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以线性的方式，考察杰弗里·哈特曼在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约半个世纪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批评概念进行考察，旨在探寻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批评”这一关键词在语义、功能、与文学及理论的关系等方面的演变轨迹，并探究这种演变对于文学批评的特定意义，为厘清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一外部的、较为全面的背景性考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的消失，使得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批评与文学的关系，在经历了阿诺德、王尔德、艾略特、乔治·布莱（George Proulet）以及弗莱等对批评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后，“批评就是文学”这一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最后，在后现代语境中批评获得文学性的同时，自身也披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伴随着批评的独立和学科化，20世纪不仅是一个如韦勒克所称的批评的世纪，更是一个理论的世纪，批评因有了理论而显得具有学科的性质。因此，批评的学科化和科学化成为20世纪文论界的一大特色，将批评理论化又成为这一努力的一个重要筹码，批评和理论因而成为使文学去神秘化的一种努力。那么，当批评集文学性和理论色彩为一身的时候，就恰恰为哈特曼极力主张欧陆哲学与英美批评相调和的论点提供了极大支持。

第二，对哈特曼早期华兹华斯诗歌理论进行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理论界掀起了一股浪漫主义研究的浪潮。在此种浪漫主义研究的背景下，杰弗里·哈特曼亦以华兹华斯诗歌研究成名，成为学界浪漫主义诗歌阐释中少数几位领军人物之一。通过华兹华斯，哈特曼意欲在浪漫主义哲学与诗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浪漫哲主义学家们将哲学与艺术统一于一体这一抱负。哈特曼对新批评的诟病与其浪漫主义旨趣构成他研究华兹华斯诗歌的前提条件，而对胡塞尔现象学、黑格尔现象学中意识的关注又成为他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因此，他本着自身的浪漫主义旨趣，以与新批评对立的立场，以现象学为理论框架，把浪漫主义诗人和诗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并将之纳入欧陆哲学的阐释框架，从而使自己的纠偏取得一石数鸟之效：既为浪漫主义诗歌拨乱正名，又使德国浪漫哲学传统得以传承；既为自己的研究开启新的疆域，又拓宽了英美文学批评视野。

第三，对哈特曼关于形式主义的思想进行研究。除了对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终其一生的情有独钟外，哈特曼对阐释问题也格外关注。出于对文学阐释现状的不满，他转向犹太圣经阐释传统，从密德拉什的独特阐释模式中，发现走出当代形式主义之争的有效途径。在他看来，当代阐释者因囿于文本的藩篱而使得文本想象力极度贫乏，由此产生阐释这一观念本身的衰退。所以，哈特曼一方面保持着对大陆批评方式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强烈感受到形式本身的强大力量。基于这种双重立场，哈特曼提出了一种通过回到形式主义而超越形式主义的途径，即一种形式主义的否定之路，使阐释既能在文本之中又能在文本之外。阐释脱离不了字词的调节，想象是基于文本的想象，而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天马行空和自由驰骋。这样，从字词到字词后面的想象，从文本到阐释，从形式到形式的超越，从文学到作为文学防御者的文学史，哈特曼赋予了艺术和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调节者角色。

第四，对哈特曼批评即文学这一思想进行考察。与德曼从批评的修辞性、米勒从批评的寄主性和布鲁姆从批评的误读背景来说明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同，哈特曼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言说取自更深远的理论背景和批评背景。他立足于大陆哲学与英美批评相结合的立场，吸纳了德国浪漫派的诗化哲学思想，抵制20世纪文学批评的科学化趋势，努力修正从阿诺德以降至艾略特关于批评次于文学的理论话语。而如何去理解哈特曼所积极倡导的那种既是理性的、哲性的又是文学的批评呢？他又如何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来弥补哲学批评与实用批评之间存在的鸿沟呢？这主要取决于哈特曼对于批评文体这一问题的立场。对于哈特曼而言，文体的问题就是方法的问题，因为批评的语言是在批评者所采纳的文体中处理的，如何寻求一种负责任的文体，即可以进行理性传达的文体，成为哈特曼在哲学批评和实用批评之间进行调解的一种方法和努力。对纯净问题的排斥使哈特曼不承认文体之间的确切界限，认为确立一种文体的确切界限是不必要的。在对德里达《丧钟》的文体推崇备至后，他将目光转向了随笔这一断片式的形式，认为它能够与评价性或历史性批评赋予其主体的严格性调和，将英美的批评传统与大陆哲学批评进行调和，成为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更具对话性和应答性的批评文体。由此，批评成为一门艺术，得以名正言顺地跨入文学史的大门。

第五，对哈特曼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文化思想进行研究。哈特曼在其后期的研究生涯中发生了一种非学术转向，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转向。80年代之前，哈特曼以杰出的浪漫主义研究者、充满解构哲学意味的多元阐释的提倡者以及创造性批评的大力阐发者身份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而浪漫主义、阐释、批评无不属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典型命题。80年代之后，哈特曼似乎显示出更多的非学术研究者的特质。然则，这与其说是哈特曼研究的转向，毋宁说是他在接纳打开经典思想之后对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一方面，哈特曼从其持续一生的对文体和不同形态言语的关注出发，将证人的证词乃至于整个电视录像视为一种叙事文本甚或一种移动的叙事文本，对它的研究并没有脱离文学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对世界大战表现出来的文化问题和现代媒体文化，哈特曼一直从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特殊视角加以审视，并从中洞察到当代文化生活中存在的危险倾向，警醒世人这种危险倾向曾经给人类带来的恶果以及正在或将要导致的不良结果，并进一步阐明，对于文化带来的这种恶果，文学及文学批评，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艺术本身，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显而易见，哈特曼的努力拓展了文学的疆界和文学研究领域。他通过自己对文学与文化的独特思考和洞察，并付诸行动，凸显了一个文学批评者应该担负的责任。

最后，对哈特曼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归纳，得出结论，即哈特曼一直站在一种中间立场上，以一个调节者的批评家身份，践行着一种调和式的批评。但这种调节和调和不是将两种极端的事物或观点进行简单的混合，而是在它们之间的空白处寻求一种新的生长物，因而具有超越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