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到浦东中学求学
1908年，范文澜毕业于山阴县立高等小学堂。1909年，年仅十六岁的范文澜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堂，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为纪念范文澜被命名为“文澜楼”。浦东中学创建于1907年，由杨斯盛捐产创办。杨斯盛又名锦春，乳名阿木，川沙县青墩人。幼年父母双亡，家贫无力读书，13岁即流落上海学泥水匠。后来，独立经营包工建筑，承包建造外滩江海关大楼。晚年因感自己年幼失学，加上民族危机深重，决心兴教救国。杨斯盛在浦东六里桥购地六十亩，嘱咐同盟会员黄炎培设计草图，由杨斯盛亲自督工建造校舍。学校布置错落有致，中间为宏伟坚实的大礼堂，可容纳千人以上。东西各建“匡”字形的两层楼，楼上、下各有几十个教室，包括实验室、宿舍、办公室。两个“匡”字形向大礼堂合抱，一边是小学，容量较小，另一边是中学，容量较大。后边乃两座饭堂，再后面是两座风雨操场。礼堂前面则是很大的运动场，有设备齐全的各种运动器具。校舍以北乃杨斯盛宅邸，花木满庭，下临白莲泾，清幽绝俗。1907年1月，浦东中学正式开学，由黄炎培任监督（校长），杨斯盛亲自制定“勤”、“朴”两字作为校训。校歌云：“齐努力，齐奋斗，少年莫虚度。克己勤朴互助，灿烂校风树。宏哉，我浦校，声誉四远播。你看那浦江滚滚，原草绿如波。落霞飞，夕阳红，环境美如何！壮哉少年，努力奋斗，前程万里路。”
浦东中学乃上海首屈一指的中学，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1907年的浦东中学堂
浦东中学拥有优良师资，教学质量也较高。学校对师资的选任十分严格，杨斯盛聘请黄炎培为校长。各科教师，均由校长选任。由于山阴县立高等小学堂的课程高于一般高等小学堂，所以，范文澜插班进入浦东中学二年级。范文澜回忆：“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 ‘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 ‘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浦东中学的课程设置也较为合理，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必修课以高中必须具备的知能为标准；选修课则根据学生的天赋和爱好，进行较为深入的探求，以发展学生个性特长。而且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习范围，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受年级固定课程的限制，如果学生学习某学科成绩确实优越，即可升习高一年级的学科。学校设置了众多选修科目，学生依据个人兴趣爱好，有较为充分的选择余地，为学生提供了探求知识的广阔领域，也为培养和发挥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良好条件。范文澜已在小学打下扎实的基础，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在浦东中学如鱼得水。
然而，范文澜对浦东强制性的体育锻炼却极不适应。浦东中学重视体育教学，倡导以“养成好学深思，体格健全之公民，清新之头脑”为目的。体育不仅仅增进学生体质，还作为进行德育、智育、群育教育的重要方面，凡体育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毕业体育成绩在丙等以下者，不得享受升学补助费。范文澜贪玩，但喜欢自由随意地玩，对浦东中学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很不习惯。“学校奖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在一定时间内，强迫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那时候我应该畅玩了，可是我过不惯集体生活，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去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浦东中学的体育设施比较完备，有晴雨操场、足球场、篮球场、垒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跑冰场以及乒乓房、弹子房、游泳池，还设有单双杠、沙坑、掷铅球区域、秋千架、轩轾天平板，其体育设施规模在上海极为少见。诸如田径、球类器械等各项运动较为普及，尤以球类中的网球为师生所爱好。体育课正课每周两小时，设有柔软操、器械操、游戏、球类、田径等项目，并重视球类活动训练，以养成学生“克己互助”精神。早操每两周换一教程，以增进学生兴趣，如果学生无故缺席，则严厉惩戒。范文澜对浦东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毫无兴趣，但对游山玩水却乐此不疲。1909年出版的上海《浦东中学校杂志》，刊有范文澜写的一篇游记。
上海浦东中学的“文澜楼”
山水名胜宜有志乘说（己酉上学期）
癖于游者，世多有之，而名胜之山水，每历久而不发见，曷故哉？亦视其记载有无而已。盖山水之变迁无定，今日林木葱茏，碧流如带，游客接踵，极一时之盛者，一旦时移势异，景物全非，唯有夕阳衰尊，樵吟竖唱，几家渔火，数椽茅舍，为山水增其感慨而已。即欲考其书迹而不得，舍田夫野老外，有莫能举其名者矣。若夫载诸志乘之胜地，虽历千百年而其名依旧，且踵事增华，愈久愈著，五湖泛棹，思少伯之幽情；砚山磨碑，为羊么而坠泪；山水之灵，宁不感戴乎昔贤之游踪，骚人之笔墨耶，且盘山虽擅胜景，而名不闻，得拙公之志，居然与五岳抗颜行矣。曹娥区区浙江一江耳，而竟与西湖、莫愁诸湖并美者，亦志使之然也。嗟夫！沧海桑田，顷刻千变，愿山川之无志乘者，并为之记述，庶几后世探奇之士，犹可想见当时之胜也。
浦东中学创建于国难深重、政局动荡、风暴迭起之际，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范文澜也受到影响，产生反叛行为，采取“光头”行动。1903年，校长黄炎培即因在南汇镇新场发表演说，“毁谤西太后、皇上”而被捕，两江总督魏光焘电令“就地正法”。杨斯盛请外国牧师保释，黄炎培幸免于难，被迫亡命日本。1905年，黄炎培由蔡元培介绍，在上海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黄炎培协助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又有人密报两江总督端方，以前在新场镇演说革命的黄炎培，已潜回上海，每天对浦东中学学生演讲“排满革命”。端方责令江苏提学使毛庆蕃查办。杨斯盛以身家性命担保，使黄炎培再次免遭劫难。范文澜在绍兴就受到光复会反满革命影响，对清政府深恶痛绝。范文澜回忆：“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象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哪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 ‘大逆不道’的意义。”范文澜对校长黄炎培极为敬重，终生执弟子礼。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等五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范文澜也到黄炎培下榻的招待所拜访。范文澜向黄炎培深深鞠躬，并自我介绍是36年前浦东中学第一班学生，聆听过黄炎培的亲自教诲。黄炎培立即想起了这位当年的高才生。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多年大学老教授范文澜，忽对我深致敬礼，我亲自教过的，他是绍兴人。”黄炎培的教诲，让范文澜终生难忘。卞孝萱晚年谈到黄炎培对范文澜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影响：
范老还深受黄炎培进步思想的影响。范老十六岁时曾在上海浦东中学堂读过书，当时浦东中学堂的校长是黄炎培。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席。他原是南洋大学的学生，蔡元培是他的老师，对他非常赏识。黄炎培对范文澜青少年时期思想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蔡元培、黄炎培的思想都很激进。一般说来，中学生与校长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但黄炎培与范文澜则不然，这其中的契机是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曾和重庆的参议员们去延安参观、访问，回来后写了《延安归来》。在延安，接待黄炎培的人中间就有范老，这是他们师生第二次相聚。解放后，黄炎培任国务院副总理，还时常与范老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珍贵报纸、刊物就是黄炎培捐献的。黄在上海曾办过人文图书馆。黄炎培的全部日记也捐赠给近代史研究所。当然，解放后范老在思想上比黄炎培更进步，一个是民主人士，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清末范老在浦东中学堂读书时，黄炎培的革命思想对范老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